自已好或者不好，我們都見不得別人比自己好，這是中華文化的人格心理特征之一。即使是親朋好友，聽到他們的喜事，國人在語言上當然不乏祝賀之詞，但臉上的笑容則常常略顯僵硬，由衷為之高興者其實不多。這無疑是一種較為惡毒的心理傾向。
在日常口語中，中文、包括各種方言有著世上最豐富的罵人話，而罵人話中又具有最惡毒的詛咒與侮辱語，比如“斷子絕孫”、“天打雷劈”、“操你八輩祖宗”及“生孩子不長屁眼”等等。如果說言為心聲，那麽這些豐富、惡毒的語言正說明我們內心真是不夠善良。
從行為方面來看，國人的素質差、行為惡毒簡直駭人聽聞。近年在新冠病毒期間，竟然有攜帶病毒者故意到公共場合或人多的地方大肆傳播病毒，還有老婦沿途往門把上逐一吐唾沫。許多人為了發泄私憤而隨意傷害無辜民衆，自己碰到災難忍不住拉別人墊背。此類行徑清楚地表明，國人的素質可以差到罪惡的地步。
【此类闪文均已收入于拙著《憂華集》（太平洋诗歌出版社 ,2022. 链接：https://www.amazon.com/dp/B09348KQG5】
自古我們常自稱“上國”，總覺得中華文化博大精深、高人一等，殊不知我們的文化其實盛産殘忍之人、野蠻之事。
在飲食方面，國人向來對活物情有獨鍾，比如我們愛活吃泥鳅籴豆腐、生吞活猴腦髄、活飲鹿茸血、鮮炒脆鵝腸、文火炖活甲魚、炭烤活羊、糖醋活魚，還有饅頭沾活人血，甚至有人肉包子等等。
中醫講究吃新鮮胎盤，還有人把鮮活的生命器官當藥引子，甚至用童男童女的鮮血五髒“以形補型”。
就刑法而言，古代有烹刑、五馬分屍；近代有淩遲；現代有活埋、砍頭。世上也許只有我們的文化才會設計出、並實行如此慘無人道、驚世駭俗的律法。
在商品生産及銷售方面，為了一己能夠減少一個銅板的成本，增多一毫銀子的利潤國人可以岡顧天下人的生命安全和建康，比如連藥品都可以做假、食物裏面都可添毒。
很顯然，國人的殘忍程度遠遠超過茹毛飲血的蠻族部落。
【此类闪文均已收入于拙著《憂華集》（太平洋诗歌出版社 ,2022. 链接：https://www.amazon.com/dp/B09348KQG5】
在傳統的中華社會中，優秀的精英人士常常淪為宵小惡人的手下敗將，甚至最終遭至肉體的傷害或毀滅，各朝各代都不乏顯例，宋之岳飛、明之袁崇煥可能是最有名的曆史佐證。
我們的社會為什麽會有這種“正不壓邪”的普遍現象？最具決定性的因素就是極權專制。在這種社會體制內，權力是一切人生的中心，人人都是權力的奴隸，事事都與政治有關，整個社會不可避免地演化成一個全域黑社會或鬥技㘯。在“適者生存”的法則作用下，每個徒手的角鬥士都無所不用其極，即毫無底線可言。為了消滅敵手，在技能相同情況下，作弊或私藏武器者勝。換言之，在關鍵時刻，總是無底線的小人勝過有修養的君子。
由于長期的專制壓迫，國人早已習慣于較為容易但更加有効的“中國式”競爭：不是通過比對手更加努力而將其戰勝之，而是用手段、智謀或“詭道”讓對方退出競爭。
“麻木不仁”四字是對國人精神狀態的精准描述，在魯迅的小說中有生動的藝術再現，在羅素的哲學裏也有深刻的闡釋。當遇到不好的人事時，國人不但缺乏應有的同情心，即孟子所強調的恻隱之心，而且有意無意地進行人我相比、並在對比中更傾向于幸災樂禍，在隔岸觀火中自娛、慶幸自己的好运，甚至感到某種權力欲的滿足。
直接原因或許是多方面的，比如一是習慣使然。天災人禍不斷發生，惡人壞事到處都有，我們習空見慣不以為怪；二是無能為力。除非是豪傑俠士，普通人即使有心也力不足；三是後果難料。如果急公好義、見義勇為犧牲了自已但不一定得到社會的認可，還可能因為上當受騙承擔嚴重的被“碰瓷”的責任或嚴重後果。
但最深層的原因必然與長期的極權專制有關。兩千多年來，我們人人都是權力的“奴才”，而奴才無一不象鬥技㘯中的角鬥士，只要自己能生存下去，一切手段皆可隨意所用，一切血腥都可視而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