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的皇/極權統治下，普通國人或許有過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自由，但從無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至于本質為思想自由的言論自由，莫說普通人，即使是仕子、言官也因有“犯上之禁”和“文字獄”都被剝奪殆盡。
當今大陸的中華社會早期因嚴格實行雙軌戶籍制度，城鄉人口不能自由流動，個人的人身自由無不受到很大的地域限制。至于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憲法中雖然有所表述，但在實際生活中很少嚴格執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因為面子、人情、全民政治等傳統文化因素的禁锢，國人很少能按自己的意願自由地生活。
由此可見，無論就政治法律體制而言，還是從日常生活方面來看，國人不但是權力的奴隸，同時也是人情、金錢及傳統觀念的奴隸，真可謂當今世界最缺乏自由的族群！
近代西方雖早有“天賦人權”的提法，但作為當今全世界最重要的普世價值之一，“人權”之說尚興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後。
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中，曆史上我們從無“人權”的概念，“天賦人權”的說法更加只是書本中的舶來品。如果有人堅持說，“民為上”的思想裏不無人權意識的種子，那也只是本質上為統治階級服務、內涵模糊且遊離不定的“仁治”理念。即使國人有什麽個人權力，也無不來自上級長官乃至皇帝的授予。世人所講的基本人權，包括免遭迫害、享受公平公正審判及言論自由的權利，在我們的社會裏往往不過是當權者的施舍，甚至在法律上都缺乏明確的表述。因無自已的《人權宣言》，更沒有真正的法治，盡管人權本是“天賦”，至今仍然是國人的一種奢侈品。
當然，現今的台灣、新加坡及港、澳等地的華人還是有一定的人權保障的。
國人常常情不自禁地仰天長歎：幹點事兒真難！
理論上說，無論大小、公私之事能不能辦成都有自身的定律，即只要資源齊備、到位而且調配、使用得當，應該不難完成，大自立法興國、中如築路造艦，小至修車開店，莫不如此。
問題出在實踐中。因為我們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族群，任何事務、任何資源都籠罩在盤根錯節的人際關系網中，所以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具有將一切事務人情化的強烈傾向。一個管蓋章的人可能存心報複而故意刁難，另一個負責接待的人也可能有所不爽而拒絕引見。當這種將一切人情化的習性與將一切權利化的傳統相結合，必然導致事理不章，辦事太難。
無怪乎，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國人雖多有“成人之美”的說法，卻少有＂成事之美＂的實踐。
在某種意義上說，除了當今的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華人社會自古從來就沒有實行真正的法治。
基于農耕文明，我們自古就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族群，所以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很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情社會”。
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第一教育大家孔子既授業解惑、也精心傳道。在幾十年教育實踐中，他雖注重、但絕不止于知識和技藝的傳承，更強調的是對其弟子加以性情的感化或教誨。在當代，我們也曾大聲疾呼過要“教書育人”。
無需贅言，《孫子兵法》不但代表我國古代兵學的頂峯，也是當今世界奉為至寶的軍事著作之一。如從十三篇精論中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軍事觀點，老猿認為或許就是“不戰而勝”四個字，也可按孫子本意簡稱之為“詭道”。
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國人自古就特別推崇智謀的運用，在曆代統兵打仗的名將中，項羽、呂布式的人物或許令人欽佩膽寒，但絕不能與張良、諸葛亮、劉伯溫之類的軍師同日而語，我們對後者不但敬愛有加，更是推崇備至、奉若神明。正是我們曆來重智謀即“上兵伐謀”的傳統導致我們忽略了武器的改進與創新，火藥用了一千多年也未能射出一粒槍彈。
與我大不相同的是，西人的軍事觀似可用“戰無不勝”四字來概括。為了確保戰爭的勝利，他們不單注重官兵的素質訓練，更是不遺余力地不斷改進武器裝備、提高軍事技術水平。其結果是，他們不但發明並最先使用了全世界最先進、最具殺傷力的武器裝備系統。
曆史演進到今天，我們面對“戰無不勝”的西方能“不戰而勝”否？
书名：三部曲小说《向》（Towards）
出版社：加拿大新西敏市银箭出版社 （Silver Bow Publishing ）
出版/上线日期： 2026年2月25日
链接：https://www.silverbowpublishing.com/towards.html
https://www.amazon.ca/dp/B0GQ6FLCZ3/ref=sr_1_3?dib=eyJ2IjoiMSJ9.sHkqe_DW7e8sSIielZQv4MMpbLDM1keMZDTzdsbilyuUyummSzk8PP2nEjAil2ZUIcqJExPr8hV63OV0p7ZdxDRs90w3A6uHQ1x9obgz_7SVt-LJ59JABaYV9BspHi9Ev2IOZ4UUszUGq5vf1R9eBHCun0gEQ1Tl_NIqLe9PXy996c7I0QSu25QQZDJ70AomXpyQiixcBVSbVGJ5SDCybltRYIbuQ2bjmMy1o1j9-ns.4KiDnncMtiFLtpVNjrpNG8LPgtUaXZrmDo8Z79rQR9A&dib_tag=se&qid=1772115307&refinements=p_27%3Ayuan+changming&s=books&sr=1-3PP：每一部传世之作都有其非凡的起源。请问《向》这部三部曲是如何诞生的？
YC： 与许多心怀鸿鹄之志的作家一样，我自少年时代起便梦想写就一部“传世之作”，尽管其主题或内容困扰我了数十年。这粒种子萌发于2000年——当时我给初恋写了一封长达17万字的日记体长信，详述了自1980年初夏分手后，20年间我们各自的人生轨迹。然而，由于2002年一位老友的苛刻评价，心灰意冷之际，我彻底放弃了这个文学梦。
直到2019年10月，与“初爱”的意外重逢才重新点燃了这团火。疫情期间，我为她创作了近200首情诗。但我很快意识到，诗歌虽浓烈，却难以承载我那喷薄而出的思念之重。于是，在2021年的圣诞节期间，我转而求诸散文。短短三个月内，《向》的初稿便告完成。简而言之：若无这位“灵感女神”的感召，我绝无可能成功跨越界限，将破纪录的情诗创作与宏大的哲学散文融为一体。
PP：从2022年完成初稿到如今由 银箭出版社 （Silver Bow Publishing ）正式出版，这部稿件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YC： 我的文学之路并非坦途。2023年初修改完稿后，我遭遇了一系列国际出版社的“软拒绝”。由于其中第二部采用了第二人称视角， 加上不可避免的双语元素，编辑们无不感到“棘手”。但我拒绝平庸，不愿牺牲作品的完整性，毅然收回了版权。我重新整合了全书的叙事视角，加入了大量直接对话。正所谓“功不唐捐”，我最终遇到了赏识这部作品的伯乐——出版人坎蒂丝·詹姆斯（Candice James）。这正印证了那句老话：天道酬勤。
PP：您曾多次提到《向》是您最具野心的文学项目。它究竟有何独到之处？
YC： 这是一部激进的“跨界”巨作。在叙事中，我融合了几乎所有的文学体裁：诗歌、戏剧、小说、游记、回忆录、随笔、日记，甚至包括现代电讯记录。
更重要的是，通过主人公“明”的个人史，我探索了人类生存的全景：它既涵盖地缘政治、哲学等“宏观”议题，也直面婚外情、精神修行等“微观”现实。从双语文化的视角出发，我力求呈现横跨两大洲的当代生活百科全书。通过对两个时代、两种文化的碰撞与对比，我希望激励读者以更开放、更包容的心态去审视不同的文化疆域。
PP：在“明”的人生历程中，您最想向读者传达的核心信息是什么？
YC： 全书的灵魂拷问在于：当一个人实现了所谓的“加拿大梦”之后，生活将走向何方？我希望读者能借此思考：幸福究竟意味着世俗的成功，还是灵魂的自我实现？
在我看来，“物质梦”仅是幸福的经济基石，而爱、意义与精神成长才构成了幸福的“上层建筑”。为了达到更高的幸福境界，主人公必须经历一段特殊的轨迹：他必须从物质的“红尘”中脱离（Detach）以求精神成长，从世俗关系中脱轨（Derail）以体验真爱，最终在扬子江畔的绕行（Detour）中回归自然。幸福或许是大多数人的眼前目标，但灵魂的圆满才是人生的终极意义。
PP：除了您的灵感女神，还有哪些文学巨匠对这部三部曲产生过影响？
YC： 这是一个好问题。我认为这部作品是在与世界文学进行一场跨时空的对话与挑战。如果说第一卷《脱离》是在效法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那么第二卷《脱轨》则可看作是奥尔罕·帕慕克《纯真博物馆》的平行篇章；而第三卷《绕行》，则是我对渡边淳一《失乐园》发起的直接挑战。
PP：您的目标读者是谁？您认为这类复杂的文学作品面临怎样的市场机遇？
YC： 我写作是为了赋予生命意义，而非为了市场。但我相信，那些正处于“银发盛年”（65-75岁）、关心情感与精神修行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定能在书中找到共鸣。虽然双语实验作品存在市场风险，但也蕴含着独特机遇：这个“黄昏恋”故事具有极高的影视改编潜力，也非常适合翻译回中文世界。毕竟，关于生命“上层建筑”的探索是超越国界的。
PP：这部三部曲是一项巨大的成就。您目前还有其他正在进行的计划吗？
YC： 过去的六年是我创作生涯的“文艺复兴”。我刚刚完成了第17部诗集《纯爱博物馆》，内含215首情诗，这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打破了传统情诗集的纪录。除此之外，我还创作了大量短篇小说、游记及一部文化哲学小说。这一切的高产，皆源于我与缪斯的重逢。我当下的创作，旨在不断打破纪录，挑战中英双语文学的“内在”极限。
對國人而言，“經濟”這一從日語借來的詞彙與“貿易”、“商業”甚至“生意”都大同小異，其語義幾乎完全重合，而後三者又可以用兩個字來替換：賺錢。
概因一切經濟活動的主要、或唯一的目的就是賺錢，所以國人在商品及服務産品的生産、運輸、銷售過程中理所當然地唯利是圖。只要能多賺一毫銀子，國人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結果是假、劣、毒、害的黒心商品泛濫成災；坑、蒙、拐、騙的奸商行為到處可見。什麽道德、良知似乎皆與經濟活動無關，原始積累的殘酷與罪惡仿佛和金錢來往永遠沆瀣一氣。
在西方曆史悠久的商業文化中，經濟活動都裹負著社會責任，從業者大多與自己的良心有所“契約”，但在我們的社會中，人們普遍堅信“在商言商”（即搞經濟只為錢）才是天經地義的事。
注：此文曾于2020年9月发布在本人在《万维读者》博客栏】
书名：《归根集》/ RETURN TO ROOTS (live sketches of southern Hubei)
作者：袁昌明 / yuan changming
出版者：出版社 / Alien Buddha Press (Phoenix City)
出版/上线日期：2026年2 月22日
链接: https://alienbuddhapress.wordpress.com/2026/02/22/spotlight-return-to-roots-live-sketches-of-southern-hubei-by-yuan-changming/
作者注：本集收录了2023年年底从荆州探亲返加后用英文所写的16篇散记以及一年前所写的4篇。 20篇都不是虚构的， 但也不是纯粹的写实， 而是英文中称为 ‘Creative Nonfiction' (CNF), 即“创作性非虚构类”文品是也， 内容皆属白描，都是我叶落归根时的所见所闻。其中多达18个已经在网上或纸质刊物上陆续分别发表过，而“楼上的哭声，” ”会见梵高“曽多次发表， 而“重返马峪河”是专为纪念下乡50周年大庆而写的，有关活动曾获得当地松滋市电视台报道。
完全是巧合， 自2023年新冠疫情结束每年深秋回荆探母， 返加后连续两年每年写出16篇短篇都能结集出版，前年16篇已于去年2月结集为《调音哨》出版；去年回到温哥华后又写了16篇游记， 但愿明年也能结集面世。 虽然为出版社和自己挣不来几个镚子， 但俺不顾老妻数落依然乐此不疲。 可惜的是，‘鸡宴’篇中的主角、我一生中最长久的朋友康健已于去年10月15日因肺癌归西，此记为念！
與西人不同，國人心中的“政治”並非古典意義上真正有關一切城邦的事務， 也非完全有關權力資源的分配及決策機制，更非現代意義上管治的科學或“妥協的藝術”。對古今從政的國人而言，所謂政治，其最最根本的意義在于個人的權力。
無論是古代的皇帝及其所有官僚，還是當今的領導人或各級官員，其口中念念有詞說得都是只為社稷、為國、為民， 但心中的政治無一例外都是為了自己一人的權位。換句話說，他們表面上似乎一切為公，但私底下一切為己，只要能上位、升官，只要能固權、擴權都可以不擇手段，什麽良心、羞恥都可以不顧，阿谀奉承、說謊行賄、獻妻殺人都不在話下。至于在其職權內有時雖有所建樹、甚至不乏政績，那也往往是當權的副産品，或者說是“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結果。
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裏，政治的核心內容無非是（個人的）“當權”二字。
注：此文曾于2020年9月发布在本人在《万维读者》博客栏】
由古至今，國人長于內鬥，短于外交。
當自身遠比陸鄰強大時，我們外交的主要目的是炫耀。具體操作起來就是大撒銀子，或隱或暗地到處“邀寵“，表面上看似乎是屈尊施舍，實際上是討要“面子”。這一傳統早在漢唐已見端倪，明初清中得到發揚光大，當代今朝更加明顯。
當我們面臨強權外敵時，國人的外交總是忍辱負重、委屈求全，把外交的重點聚焦在維持國內的統治秩序上。只要當權者能保持自己的“皇位”，哪怕是耗盡一切外交資源，甚至對外跪拜有加、奉獻無限也在所不惜。南宋的“靖康之恥”和清末的割地賠款便是曆史上最好的實證。
這樣看來，國人外交一不是為了平等交友，二不是為國民謀取利益，而是內部最高統治者個人的（權力）需求。就這個意義上講，我們的外交完完全全是內政的延續。
【注：此文曾于2020年9月发布在本人在《万维读者》博客栏】
象許多其它族群一樣，我們自古就外患不斷，近、當代尤其嚴重。概括地說，中外的沖突有兩個基本類型。
一是地緣沖突。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不同程度的邊患，有些早已經演變成今天的領土、領海之爭。與我國接壤共有十四國之多，這一現狀堪稱世界之最。其中有的與我比較友好，有的與我暫時和平相處，而印度、越南還有“一衣帶水”的日本則時時准備與我開打。只要有機會，他們便會象餓狼一樣撲過來。由于人性的原因，這種為擴展生存空間占據更多資源的地緣性沖突永遠存在且無法回避，唯有靠智慧和武力方可不斷維持動態平衡。
二是文明沖突。所謂“文明”，其主要構件包括種族、語言、曆史傳統、宗教信仰、意識形態、社會體制、生活方式、科學技術、上層建築、經濟基礎及物質成就等等。總體而言，其中最基本、最難改變者莫如種族與語言兩項。由于中華（儒家）文明與近當代位于世界主導地位的西方（基督）文明相比屬于異質文明，根據亨廷頓的說法，不可避免地會象伊斯蘭文明一樣成為與西方沖突的最主要的對象之一。這種處在不斷競爭中的沖突很一般只有通過戰爭才可達到新的調和。
由此可見，中外沖突永遠存在、且會因特定的條件不斷變幻莫測，這是全體國人的曆史宿命。
【注：此文曾于2020年9月发布在本人在《万维读者》博客栏】中西沖突表面上好似意識形態之爭，政治體制之爭、經貿利益之爭，借用亨廷頓的話來說， 就是廣義上的基督文明與中華（儒家）文明之爭。實質上依老猿看則是“黃白”之爭或種族之爭。
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說。就全球化的曆史進程來看，盡管世界上不乏非白種族群與歐美社會在許多重大方面、即在政治體制、意識形態、甚至生活方式方面與其雷同，但從未被真正完全納入西方文明，實際上對之防範甚嚴，有時還可能發生熱戰。在某種程度上，土耳其、伊朗、伊拉克、甚至日本、韓國都可用以佐證。只要是白種人社會就不會成為西方文明最長遠、最固定不變的敵人，昨天的華約，今日的俄羅斯只是因為對西歐北美、尤其是對美國的霸權構成最直接、最現實、最強大的軍事威脅才一時成其主要對手，他們之間和解的可能性遠非中西能夠相比。
就西方文明的社會內部來說，盡管他們當中有的是移民國家，有的並不絕對反對接納移民，但這些國家對非白人種群在曆史上曾經有過許多歧視性、限制性的法規與傳統。比如美加兩國都有過排華法案，都不約而同地把印地安人當作“標本種群”似的圈養在“保留地”裏。所謂“大熔爐”、“多元文化”究其實都是同化異族或將之“標本化”的策略，而當今越來越盛行的“白左主義”和“政治正確”正好是西方文明與異族不可調和的反證。
為了政治正確，亨廷頓只能玩弄“文明”的概念遊戲，當然不便直說文明沖突在本質上即種族之爭！而如今最先進、最強大的西方文明是絕不容許伊斯蘭（其代表是伊朗）和儒家文明（其代表是大陸中國）爭占世界統治地位的！
【注：此文曾于2020年8月发布在本人在《万维读者》博客栏】為了在全世界範圍內確保西方/白人的文明霸權，無論是昨日的英國，還是今日的美國，抑或明日的“白”國（即未來某個可能替代今日美國的另一個以白人為主導力量的國度，比如歐盟或俄國），都必然會按其自身的文明邏輯、無所不用其極地將代表伊斯蘭文明的伊朗和代表儒家文明的中國徹底打敗、甚至完全摧毀！
如前提及，伊朗因為目前只是西方文明霸權的癬疥之疾，他們可以隨時毀滅之，如今僅靠以色列就已將其揍得遍體鱗傷，所以“美”伊沖突可按下不表。
昨天與蘇聯的沖突，只能是“冷戰”，一因其核武太強大讓美國十二分忌憚，二因蘇俄也屬白人種群，與西方文明堪屬本家，所以，美歐的終極摧毀對象並非是它。
但是，作為黃種人的異質文明，中華儒家文明則是其西方/白人文明真正長遠的心腹大患。 因為我們的體量巨大無比、曆史生存能力又最強，與我熱戰、大戰、超限戰、甚至核戰雖然能穩操勝券，但結果必然是慘勝，所以英明的美國戰略家們絕不會與我正面“熱戰”，也不會與我進行“冷戰”，因為我們本來就“不配”：對美國來說，我們既沒有蘇聯式的威懾力量，也沒有戰之能勝的高強本領，更沒有“白人”的種群資格。
所以，美國對我唯一的戰略方式就是“溫戰”，即“溫水煮青蛙”的戰法。他們會采取一切手段對我進行不斷地挑釁、搗鬼、破壞、“演變”，只要機會成熟、條件許可，他們會斷然挑動代理人戰爭，煽動內戰，策動各種沒有鮮血和硝煙的戰爭（包括科技、金融、貿易、網絡等等形式），甚至發動有限的局部戰爭，尤其是像以色列今天對伊朗所實施的“隱蹤戰”，即只聽到炸彈響、只看見自己人死物毀卻不見敵蹤的最新型戰爭。
今日的美國正不斷地把與我的關系突破至崩潰的邊緣而加以打擊，同時開展形形色色、刀刀見血的征伐，難道這不就是典型的“溫戰”麽？！
（有鑒于我們相對非常落後的文化，倘若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明能通過“溫戰”打敗我們、甚至摧毀中華儒家文明，從而使中華古龍類似日本一樣得以“獄火重生”也未嘗不是一件大好事、大幸事！唯望在此過程中國人的社會經濟損失能降低到最低程度！！）
【注：此文曾于2020年8月发布在本人在《万维读者》博客栏】
如果說代表伊斯蘭文明的伊朗目前只是西方文明霸權的癬疥之疾，那麽，中華儒家文明無疑是其長遠的心腹大患。按照亨廷頓的思路，西方人、尤其是美國政客堅信，真正能挑戰西方文明霸權者、或者說其文明霸權最不容忍的兩種異質文明就是伊中兩國。
作為華人，老猿無論怎樣都殷切希望我的族群或祖國在中美沖突中能夠最終勝出。可惜經過反複思考，答案只有一個：除非國人停止爭做世界老大、同時也斷然放棄老二的名號，否則絕不可能一廂情願、迂腐幼稚地“和平崛起”，即躲過修昔底德陷阱，此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是也；而與美國（或未來某個將其取爾代之的白人超級強國）大戰的結果是必敗無疑。
原因很簡單，現實很骨感：首先，我們的“硬件”遠不如美。無論哪種軍事力量和武器裝備乃至除兵員之外的其它一切戰爭資源，我方都不能和當今的“龍王”比寶，不但眼前是小巫見大巫，今後在最好的狀態下也只能亦步趨，概因我們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即缺乏創新的能力。其次，我們的“軟件”也不能與美同日而語。無論是在國家的智慧與意志，還是指揮決策機制，乃至國人的素質、傳統習性各方面，我們的文化因素大多非常落後，尤其是我們有一個致命的短處：缺乏血性（尚武精神）。
曆史上，國人也從未真正依靠自身的力量戰勝過強大的外敵。漢朝雖然打過幾場漂亮的反擊戰，但匈奴最終還是因為南北分裂而自亂自弱遭滅，唐也先因突厥內部分裂才戰而勝之後靠與蕃結盟續命、宋滅于金元、明敗于滿清，抗日借美蘇與其決戰才跻身于戰勝國，韓戰如無蘇聯之助絕難與敵打成平手。由于自身的原因，我們的確“內戰內行”（常勝）、“外戰外行”（多敗）。
值得慶幸的是，代表西方文明的美國乃全球第一戰略高手，其眼光和手段遠遠高過國人的“詭道”：他們深知盡管能戰我能勝，但一定是“慘勝”、且極可能因此而失其超級霸主的寶座。換言之，他們必然避免與我熱戰大戰，只會反複修理、羞辱我們，靠不斷圍困、搗鬼直到我們最終不戰而自亂、自敗。
[ 注：此文曾于2020年8月发布在本人在《万维读者》博客栏】
當今的中國與西方文明的最好代表美國沖突不斷、且有愈演愈烈的明顯趨勢。在此過程中，最大的特點就是，中國總是受欺負、遭霸淩的一方！
韓戰結束至毛譯東逝世期間，美國對華尚有幾分忌憚，甚至不無尊重，鄧小平上台到八九民運，中美還曾有過幾年短暫的“蜜月期”，但不久形勢急轉直下，先有銀河號事件，後有使館被炸、南海撞機，直至今日美國怼在中國大門前隔三差五地搞軍事演習，一次又一次地對我挑釁，今天搞（新）冷戰，明天搞溫戰，即使後天搞熱戰也毫不在乎中國的面子、裏子。與公開反美的小國、窮國伊朗和朝鮮的情況相比，真讓國人臉上無顔、心中發怵。
美國的肆無忌憚說明它有恃無恐，而美國的有恃無恐進一步表明，美國對中國的硬件（所有武裝力量）及軟件（使用武裝力量的一切有關信息，大自國家意志、決策機制，小至武器裝備的具體參數等）都了如指掌，且有戰我而無不勝的相應准備。換言之，借助于高強的科技手段及無數的廉價收買，美國早已看透、看盡中國紙龍的一切一切。
是的，因為中國對美國沒有秘密，所以美國欺淩我們沒商量！
【注：此文曾于2020年8月5日发布在本人在《万维读者》博客栏】
在傳統中醫中，“愛”並不屬于“七情”的範疇，但釋、儒、道三家無不將之列入其中。
不消說，我們象所有其他世人一樣都愛父母孩子、愛男人女人、愛美食美景、愛故鄉親友、還有金銀財寶、鮮衣亮飾、陽光花朵等等。有所不同的是，我們心中沒有上帝，自然也不愛上帝，更談不上基督式的大愛。其次，我們雖然提倡尊師重道，但絕不會愛真理勝過愛老師。此外，我們也許比別人更愛功名利祿、錢財臉面、房子車子等一切可以用以炫耀的物件。
與外族人相比，國人之愛的特點在于私愛有余、博愛不足，或者說不乏小愛、缺乏大愛；另一個特點就是深愛具體可感、尤可供人炫耀的實物（包括人、畜），不愛抽象理性的飄渺事物。這兩大特點決定了我們較為獨特即最為俗氣的生活方式。
只要是人，都有恐懼或害怕的對象。無論是在什麽文化環境中，沒人不怕死、怕病、怕災、怕惡，當然還可能怕鬼神、怕刑罰、怕艱難、怕勞苦、怕上司、怕老婆等等。
至于我們華人，因為沒有自創嚴格意義上的宗教，從而談不上怕上帝，而法律往往是當權者的玩物，所以我們對它並無太多的尊重。與外人相比，我們的特點似乎更怕死。雅言道，“識時務者為俊傑”；俗話則說“好死不如賴活”。只要能苟且活下去，什麽信仰、理想、人格、親情、道義、友誼都可抛之腦後，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的文化盛産漢奸、內奸、奴才、小人。
除此之外，因為曆史的經驗和文化的薰習，我們還比外人更怕官、怕窮、怕丟臉面。所以國人之恐具有比較鮮明的特色。
唐詩有“貧賤夫妻百事哀”之說，俗話則講人生有三悲，即少年喪父母、中年喪配偶、老年喪獨子；一般人還常歎“哀莫大于心死”。從這些最普遍、最具代表性的說法中不難看出，對國人而言，至悲、至哀者莫過于親死、貧賤及絕望。
至親之亡和令人絕望之事對任何人都是無比悲哀的變故，貧窮當然也是一種具有普世價值的大哀之境，但這個“賤”字也許是只有我們華人才特別看重的至哀之事。
因為尊儒的文化傳統和曆史實踐，我們從小懷有鴻鹄之志，長大後都想成名成家，沒有人願意做普通人。如果做不成“人上人”、沒有社會地位、一輩子身為卑賤小民，我們會如喪㛈妣、悲哀至極。這或許可以算是具有特色的國人之悲吧。
國人普遍最常思或最常想的是什麽？
除了凡人皆想的錢財以外，按儒家的看法就是“心之官則思”。當今大陸的中華社會與傳統社會已有千差萬別，但官家的金飯碗仍是絕大多數“有志”國人的所思所想。換言之，國人所思一直以來都是功名利祿，即使是古代聖賢、近代的哲學家，笛卡爾式“吾思故吾在”的純思辨傳統在中華文化中也難尋其蹤。
這樣看來，國人所思的特點一是具體而非抽象，二是物質而非精神，三是世俗而非宗教，四是享受而非禁欲。
我們的所思所想規定了國人的人生高度與深度，亦即中華文化的內涵與外延。
孔子曾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從此看來，自孔儒開始，國人最高級的人生美學特征原本與物欲無關，也正是由于這一傳統，時至今日，我們絕大多數有理想、有抱負的國人依然是以天下之憂為己憂，那怕是杞人憂天，位卑者（如老猿）也常懷憂國憂民之心。
與這種深厚的儒家情懷相對的是，升鬥小民或貧賤夫妻所憂的只是開門七件事，即“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樣看來，國人之憂也表現出兩種極端的情況，一頭是憂國憂民的“大憂”，另一頭則是只顧自己溫飽的“小憂”。不難看出，前者的副作用是全民政治的濫斛、人才資源的浪費，後者的副作用是社會參與度低、公民意識弱。兩種情形很顯然都對社會的健康發展進程非常不利。
倘若作一個統計抽樣調查，讓國人按程度順序列出最令人憤怒的三種事類，不知前三究竟是什麽？
說我以己度人也好、主觀臆斷也罷，老猿覺得前三必定一是遭人背叛，譬如被友出賣、配偶出軌等等，二是受人汙辱，比如被人摘面、遭人打臉等等，三是遭遇不公，比如區別對待、代人受過等等。
雖然沒有真實的調查結果，從而無法深入分析國人之怒所蘊含的文化意義，但如果上列三項尚算合理，那麽，國人之怒也都是源于人際關系中出現的矛盾糾紛，因此，只要我們把人際關系看淡些，“制怒”其實並沒有那麽困難。
1. 近年写诗大约只有六十首左右，数字上比以往少了至少一半，水平也很不尽人意，缺乏突破和创新，一是因为长、短篇小说或散文的创作及修订工作太多，
2．二0二三年十二月创作的英语长篇小说The Tuner《调音哨》
3．二月七日英文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 《倒叙》由美国Goldfish Press正式出版，全集约六万字，收录了40个自传性故事，
4．三月初我的第一部（杂合体）英文长篇小说《出走》在美国的一家叫Toasted Cheese 的文学杂志上获得较为正面的评论。链接地址为：https://tclj.toasted-cheese.com/2025/25-1/detaching-by-yuan-changming-reviewed-by-shelley-carpenter/
7. 八月三十一日我主编的《太平洋诗刊》poetry pacific的当月点击率高达15.1万，这一数字与三年总数相当，实在令人欣慰。办刊十二年，总点击率己经超过百万，对于一个英文诗刊来说真可谓小有成就呢。
8. 2024年十一月十二日探母返温的第二天到十二月二号每天笔耕，
9. 十一月中返温逗留了两周匆匆用英文写了十几篇散记，但愿日后能分别发表甚至结集出版。
10. 本以为二0二三年八月底被录用的首部英文长篇小说《玛巴库拉：复乐园》去年年底或今年年初按期出版的，结果先是因编辑原因被第一家出版社打入冷宫，后又在另一家出版社的最后一轮投票中落选，但放弃了大半年于十二月十九号又似乎得以起死回生，重新获得第一家出版社的重视。此书一波三折，我虽自认为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但我写的东西一向不受编辑大人和读者老爷们的待见，早已不抱奢望。管它呢，俺只管写下去，自得其乐便是。
今年老妻也正式退休，九月一日便携内子经成都回国到津、荆两地探亲，然后到云南四地旅居月余，之后又单独遊览神农架及三峡工程，在宜昌期间本来极想与初恋再见一面，但怕太过自作多情而终无勇气微信她（我因自己的穷酸而对她歉弃不屑的态度尤为敏感），同时为平生挚友突然病逝而倍觉伤感。十一月中返温后又遊洛杉矶、圣地亚哥，十二月十三日才坐完遊轮从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归来。一路上奔波劳顿，把首个旅游年过得不堪回首，结果连病两场，使我变得颓废起来，这倒是始料未及的情境。不管怎样，明年开春后将着手修订俺最后、也是最具文心的长篇哲学小说，本是去年底今年年初完成的初稿，争取二0三0年前订稿並投递出去。
自宋人汪珠的“喜”詩面世以來，國人公認人生最大的三喜為“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即使在當代人看來，估計也沒有太多、太大的異議。
從國人之喜不難看出，我們的歡喜無不建立在某種社會基礎之上。故友也好，新婚也罷，包括獲得功名都是個人在社會中的具體贏取，其中毫無抽象、絕對的價值可言，更無給予、失舍的內涵，比如與真理、知識無關，與心性、智慧無緣。孔丘曾感歎過“朝聞道夕死可矣”，在他看來，得道並不完全等于喜，至多算是一種滿足。
國人把歡喜、幸福建立在具體所得，這種“喜”很顯然尚屬比較低級之喜，因為有形之得畢竟很容易失于無形。
除了多貪、多嗔，國人借佛家所言還非常多“癡”。
如前所說，因為我們的文化缺乏思辨的傳統、缺乏理性的力量、缺乏批判的精神，除了世俗的功名利祿，我們絕大多數人孜孜追求的絕非少是真理與智慧，而是具體可感的食、色、權、利。在此過程中，我們往往表現出好壞不分、是非不明、善惡不辨、黑白不清，比如毫無原則的哥們義氣、對親近者的縱容包庇等等。
國人之“癡”不過是國人理智膚淺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