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個體，國人向來對與已無關的人事沒有什麽興趣，從外至內，只要自己、家人或最核心的內圈的切身利益未受到傷害，很少會顧及他人的＂瓦上霜＂。不但在行動上見到壞人壞事、災禍弊端就躲得遠遠的，甚至連公開發表自己真實的的意見、或在口頭上懲惡揚善也興趣不大。即使在西方民主社會中生活很久的華人華裔，對公共事務的參與熱情也相對較低。
最直接的的原因就是，皇權專制的長期壓迫早已把國人胸中最後一絲“公心”窒息了，天下之濱莫非王土，自已的生存已非常不易，哪有、誰有閑心去關心“私”外之事？尤其是我們的社會兩千多年來一直象一個巨大的黑社會，人人面臨的是終身的“鬥技場”，只有在與所有外人的博殺中勝出才能確保自己奴才般的生存權，長此以往，在我們的文化基因裏只剩一個做臣民、做奴隸的“私”字，那有什麽公民意識可言。
缺乏公民意識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文化禀賦，只有在民主社會裏長期薰習才有望發育增長。
公私不分的現象好像在中華社會中自古就十分普遍而盛行，其主要表現形式包括，一是公權私用。一個人無論官職大小，即使沒有正式的官位，只要手有了某種權力，就會利用它謀取私利，將其私有化、人情化、利益化。最常見的做法就是任人唯親，一人當道雞犬升天，肥水不流外人田；用人也好，做事也罷，國人真正關心的是如何將自己手中的權力予以最大的利益化。另一種表現方式就是公器私用。最普遍的表現就是在自己特定的職權範圍裏，把屬于公權和職權範圍之內的一切當成自己的財産資源加以支配，比如把公車用作自己的私家車，把公款當成自己的私房錢。
古人舉賢不避親的說法、及對大義滅親的推崇正好從側面說明公私有界線。今人雖然並未完全丟失這一認知，但比古人更容易把自已的個人恩怨夾雜于政治人事，在任人唯親唯近、貪汙挪用公款方面與古人相比卻有過之而無不及。
個中的主要原因是否在于， 一方面國人比以往更加自私、另一方面制度建設又遠未跟上？
不無反諷意味的是，我們自古雖是一個重倫理、拉關系、好面子、講人情的高度社會化族群，卻從來不善“處群”。據朱光潛早年的分析，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我們的社會組織力薄弱，二是社會德操墮落，三是社會制裁力量不足。
不過，依老猿來看，國人因有已無他、有私無公、有家無國的思想意識，導致凡國人相聚大多成“一個和尚挑水喝，兩個和尚擡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或一人是龍、兩人是蟲的社會情境，即好事沒人出頭、壞事無人制止，一切有社會意義的言行得不到應有的褒揚或懲罰。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國人自古就迂腐幼稚、甚至自欺欺人地宣揚“性善”從而過于強調道德教化的功能和意義、忽視法治的作用與建設。
凡人皆有性惡的一面，僅靠聖賢的教化還遠遠不如宗教的感召，而同時缺乏宗教的約束和法律的禁忌，國人的“性惡”在曆史上便從未得到過強力的馴服，不善處群只是這種情況的必然結果之一。
“民主”一詞是當今區分（大陸）中華社會與西方社會最重大的文明範疇之一（另一個是法治）。
如世人常說，民主絕非唯一最好的政治制度，也並不在所有方面都一一優于其它政體（比如極權專制）。至少，民主政治的社會管理成本低、個人自由度高，但是組織松散、効率差；專制政體的情況則剛好相反。兩種體制仍處競爭階段，一時誰也難下曆史定論。
老猿我既不偏向民主，也不認定專制，更非無政府主義者。既然中華社會從無真正的民主傳統，至今尚未象台灣一樣出現和平過渡到民主政治的可能，只有期待從較為愚暗的極權走向日益開明的專制，最終找到一條將民主與專制的優勢互補的第三種模式。（比如，真正嚴格地實行法治或許就是一條捷徑？）
盡管事實上人類從未、也永遠不可能享受嚴格意義上的平等，但西人早就有人人“生而平等”的文化基因。如果說基督教的傳播使西人認識到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長期的商業實踐則培養了他們的契約精神，從而使平等的思想深入人心。時至今日，他們至少在政治、法律、社會等重大方面落實了平等的理念與政策。
反觀中華社會，我們在曆史上從未有過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和實踐，當今雖有類似西方的平等政策與法規，但平等遠遠未能成為國人心中的普世價值。無論在哪個華人社會，我們習慣于把人分為三流九等，骨子裏象古人一樣認為人的出身有高低、貴賤之分。從生到死，人人爭做“人上人”，人下仿佛並無做人的空間。
這樣看起來，“平等”的意識似乎與國人格格不入。
在傳統的皇/極權統治下，普通國人或許有過一定程度上的人身自由，但從無嚴格意義上的政治自由，至于本質為思想自由的言論自由，莫說普通人，即使是仕子、言官也因有“犯上之禁”和“文字獄”都被剝奪殆盡。
當今大陸的中華社會早期因嚴格實行雙軌戶籍制度，城鄉人口不能自由流動，個人的人身自由無不受到很大的地域限制。至于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憲法中雖然有所表述，但在實際生活中很少嚴格執行。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因為面子、人情、全民政治等傳統文化因素的禁锢，國人很少能按自己的意願自由地生活。
由此可見，無論就政治法律體制而言，還是從日常生活方面來看，國人不但是權力的奴隸，同時也是人情、金錢及傳統觀念的奴隸，真可謂當今世界最缺乏自由的族群！
近代西方雖早有“天賦人權”的提法，但作為當今全世界最重要的普世價值之一，“人權”之說尚興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之後。
在傳統的中華文化中，曆史上我們從無“人權”的概念，“天賦人權”的說法更加只是書本中的舶來品。如果有人堅持說，“民為上”的思想裏不無人權意識的種子，那也只是本質上為統治階級服務、內涵模糊且遊離不定的“仁治”理念。即使國人有什麽個人權力，也無不來自上級長官乃至皇帝的授予。世人所講的基本人權，包括免遭迫害、享受公平公正審判及言論自由的權利，在我們的社會裏往往不過是當權者的施舍，甚至在法律上都缺乏明確的表述。因無自已的《人權宣言》，更沒有真正的法治，盡管人權本是“天賦”，至今仍然是國人的一種奢侈品。
當然，現今的台灣、新加坡及港、澳等地的華人還是有一定的人權保障的。
國人常常情不自禁地仰天長歎：幹點事兒真難！
理論上說，無論大小、公私之事能不能辦成都有自身的定律，即只要資源齊備、到位而且調配、使用得當，應該不難完成，大自立法興國、中如築路造艦，小至修車開店，莫不如此。
問題出在實踐中。因為我們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族群，任何事務、任何資源都籠罩在盤根錯節的人際關系網中，所以我們自覺不自覺地具有將一切事務人情化的強烈傾向。一個管蓋章的人可能存心報複而故意刁難，另一個負責接待的人也可能有所不爽而拒絕引見。當這種將一切人情化的習性與將一切權利化的傳統相結合，必然導致事理不章，辦事太難。
無怪乎，在我們的文化環境中，國人雖多有“成人之美”的說法，卻少有＂成事之美＂的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