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戀：一個知青的海外生涯》本是我用自创的日记式书信体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是写给初恋的，于2000新年前后一两个月之中草成；下集则是写给初爱的，于2020底一个月内完成。该书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匆匆出版，未曾想成了我的“种子小说”：其后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DETACHING《出走》,THE TUNER《调音哨》), 数十个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倒叙》，以及即将出版的英文三部曲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和散文集RETURN TO THE ROOT《归根集》，都是《致初恋》的英文衍生作品。现在此分期贴出，与其为了分享，不如为了存档，算是俺曾活过的见证，也算是把自个儿上传到网络空间或某个平行世界吧。
作者：袁昌明； 出版社：温哥华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体裁：日记式书信回忆录；字数：28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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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致易明
第14封信
2000年2月7日，星期一
看到上封信結尾處，你一定替我拍手叫好吧? 不錯，我當時自己也非常得意。來溫不到兩年，本是“無友、無錢、無名”的我又成了中國留學生中的小“名人”。我門前若市，陋室中經常是高朋滿坐，電話鈴響個不停，傳到薩城都說我“發了”，成了“百萬富翁”。但好友老孫曾代我劈謠說：“你們就甭瞎扯了，袁昌明要是發了，我第一個知道。”我不但結交了一大堆“朋友”，更使我為自己的精明、能幹感到自豪。人說玩上市公司的人是最精明、最狡猾的商人，但在我眼裏也不過如此；人說小散戶在最成熟的北美股市上買股票十買九虧一平，幾乎沒人能賺錢，我卻一年不到靠股票贏利賺了可以免稅的十萬加幣。而且靠玩股票玩來了工作，玩出了花樣。在內心還經常可憐那些不同膚色的“打工”男女，包括一些高薪人士。不久，麥辛吉要我辭掉我在另一個地方的兼差，專替他公司到美國市場推銷股票。我經過一兩個星期的思考，最終回絕了他。原因有三：一是他公司太小，無發展前途，純屬炒作股票的“迷你”型投資公司，而且難有固定的好項目，幾個雇員也沒有固定收入，完全靠所謂咨詢費。二是“政治”風險大。我看了幾本書，得知美國證券法比加國的嚴格得多，多說或說錯一句話都有可能被冒充股民的聯邦官員起訴重罰。我們一家三口在加尚未正式入籍，一出問題我們就會前功盡棄。第三個原因是我在別的地方已有非常好的就業前景。
後來的事實很快證明，公司果然先天不足又毫無後勁，根本不敢到美國股市上去冒險，而我的效績也越來越差，也就自動逐漸淡出了。到了晚春，我正式結束了與麥氏公司的一切往來。不過，我給他們推薦了一個來自天津南開大學的楊姓女人，我從未與之謀面，完全是長途電話中認識的，因為她膽大能幹，據說她在美國股市上推銷了一年不到就至少賺了三、四十萬加元。她來加比較早，住在多倫多，碩士沒念完，一拿到“綠卡”就開始做餐館生意。由此我常常感歎，書念得越多，越發不了財。腦子太周密，反而自我束縛。會賺錢、賺大錢的人都是賺的容易錢，賺辛苦錢的人絕不可能成為富翁。從九三年初夏開始搞金融投資到九四年年底，身為小散戶的我大約總共賺了十萬左右，但也總共虧了近三萬加幣，正負相抵，我的財富仍然淨增了七萬左右。因此，盡管我的獎學金到九四年八月底結束了，我並未感到驚慌，繼續要求妻全力配合再添一個兒子。
在此期間，即于九三年年底我還做了另外兩件事。一是“自願”被一個學英語的、五十余歲的王姓上海人利用，協助他成立了“卑詩省中文翻譯協會”並挂名任其副會長，不過半年後我自動退會，非常同情地讓自封的王姓會長打著協會的招牌替自己去找掙錢糊口的機會。另一件事是應聘到一家由台灣投資移民陳姓醫生剛剛成立的私立語言學校兼課。該校美其名曰“哈佛學院”，位于風景如畫的海濱，校長是一位在當地曾任中學校長的白人退休老頭，七、八名教師除了我全是清一色的洋男樣女。首屆學生人數不足十名。陳老板平時在台灣行醫賺大錢，一年若幹次飛回溫哥華。他與我同年，個頭與我也差不多，彬彬有禮，但眼光頗為狡黠，與我談得十分投機，彼此都覺得相見恨晚，在以後的一兩次接觸中，他反複表示等我正式拿到博士學位後請我接替洋人出任校長，還計劃將哈佛學院最終辦成名牌私立大學，招生對象主要是一心想拿洋文憑的國際學生。他勸我別為最曠達公司工作，想玩股票爭取今後玩自己的公司股票。我覺得遇到了知己的“明主”。看到他單身一人在溫便請他到我的陋室吃過一頓飯，席間他對妻的儀態與烹調手藝都誇贊了一番。妻聽了非常受用。我也與他長談到深夜，幫他預擬階段性發展計劃。為減少他每個月的高額虧損，我主動提議自己帶頭減薪，但他說杯水車薪不濟事，只要堅持住頭幾年，最後一定賺大錢。
也許陳老板對白人校長打過招呼，我在學校雖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兼課教師，但所有職員、教師都對我尊重有加、另眼看待。我也以“內定接班人”自居全面關心學校事務。當最曠達公司老板麥辛吉勸我全職為他工作時，我卻按自己的興趣、特長和實力，內心傾向于在哈佛學院替陳老板辦校創業。
大約是九四年四月底、五月初，陳老板又回到了溫哥華，他說對白人校長不太滿意，想盡快地換我上任，又提到白人校長讓自己的太太一同參與管理學校的後勤和賬務。我為維護陳的利益，建議將賬務轉由自己信得過的人掌管。他說讓我妻去管。我說，可以讓她去教書、管學生，但不能讓她管賬。這樣一來，夫是(內定)校長，妻是會計，如果對老板不忠很容易産生出失控的局面。陳對我這種設身處地的忠厚想法很稱道。于是，我不但替自己找了個前程遠大的兼差，還給妻找了個夫為上司的兼職工作。她也開始每周兩次到學生宿舍去組織學生進行“晚自習”。
到哈佛學院組織過鬥一次晚自習後，妻也對學校的事格外熱心起來。按時下班後一直和我談論學校的事。上床後還帶著與我同樣興奮、得意的口吻叫我為學校的事多操心。我說，只要學校走向正軌，我們夫妻的就業問題還沒真正出現便已解決好。我還准備請幾位教學好手加盟。總之，我對妻說我有一整套計劃。只要我全心全意地撲上去，我一定會成功。等日後成了北美私立名牌大學的校長，那將是多麽了不起的成就，對國內壓制我的人又是多麽大的諷刺。
第三次妻上完晚自習回家比預估的時間遲了一個多小時。因為妻要乘船過海、轉高架列車再坐公共汽車，我非常焦急地等待著她，十分擔心她的人身安全。我雖與她時常鬧得很不愉快，對一家人的人身安全我一直是放在首位、異常重視的。妻到家後解釋說與陳老板聊了一會兒由他開車送回來的。我也就放心了，還對陳老板心懷感激。當晚在床上，妻帶著幾分莫名其妙的口吻求我、讓我翻譯學校的宣傳資料，我隱隱感到有些吃醋。翌晚，我給學生輔導晚自習時無意中了解到妻前夜九點半一下課就離開了學生宿舍。聯想到一向缺乏熱情、頭腦極為簡單、懶惰的妻對學校如此瞎操心起來，我突然産生了警覺。回到家上床後便開始對妻嚴肅地進行“審問”：
“我知道你昨晚是九點半准時離開學生宿舍的，到家是十一點左右。”
“……”
“自己坐公車回來需要半個小時，開車時間應當更短。”
“……”
“你和陳老板是在什麽地方聊的天?”
“在車裏。”
“……。”
“兩人坐在停著的車裏聊了……大半個小時?”
“嗯。”
“聊什麽?”
“聊學校裏的事呗。”
“他哪有這麽多事要和你聊，你又哪有什麽意見要和他說?”
“就是聊學校的事麽！”
“我是你丈夫，有權要求你老實回答我的問話。”
“你問吧!”
“他有沒有在車裏給你說好聽的話? 說沒說他在台灣多有錢? 有沒有在車裏對你動手動腳?”
“沒有。”
“請你老實說，我一定要知道你和他在車裏大半個小時都說了些什麽，幹了些什麽?“
說完我下床看了一眼睡在客廳的兒子，隨手把主人房的門關上。窗外的路燈閃著慘白的燈光，路上不但早沒了行人，連車也很少看見，只是偶爾聽到遠方的警車鳴笛、呼嘯而過。我壓著滿腔怒火，重新擁被坐在床上，妻流著淚趴在床上無可奈何地繼續接受我的審問。
“我是男人，知道男人的色心色膽。我是學文學的，對男女之事非常敏感。今天你不把話說清楚，我們誰也別想睡覺。”
“那你要我說什麽?”
“你們在車裏大半個小時都在幹什麽?”
“……”
“在幹什麽?”
“沒幹什麽。我們在途中下了車，他說肚子餓，請我陪他去‘伯爵’飲食廳去喝咖啡，吃宵夜。”
“他有沒有和你談情說愛? 比如稱贊你長得漂亮?”
“沒有”
“你有沒有做出什麽對不起我的事?”
“沒有。”
“那你為什麽回來不講老實話，你可是從來不會說謊的，這次為什麽要對我隱瞞?”
“……”
“你是不是動心了?”
“……沒有”
“那你為什麽要隱瞞?”
“……”
“你覺得他很有錢，想扔掉兒子甘心去做別人的小老婆?”
“沒有。”
“那你為什麽回家後不說實話?”
“……”
“你以為他看上了你，把自己的老婆休掉再娶你?”
“沒有。”
“那你為什麽等我逼問才講老實話?”
“……”
“為什麽?”
“……”
我看妻一直抽泣，再也問不出什麽名堂，就沒有堅持打破沙鍋問到底，同時也不敢再追問下去。想到陳老板居然敢請我的女人陪他喝咖啡，想到我一貫老實巴交的老婆開始對我存心隱瞞，我氣急敗壞、妒火中燒，更羞侮難忍。我對妻說：“從明天開始，你就不要再去學校了。”妻雖不情願，但見我的態度嚴厲堅決，只好點頭同意。到了五月底我便安排妻帶著來兒回天津探親去了，直到八月底開學前才返溫。
其間，陳老板一直在台灣。我多方打聽他的為人及家庭情況，知道他主要是靠他太太及她家的錢和關系硬撐門面的。他為騙學生入校，在台灣各大城市聘用年輕小姐替他推銷，在溫哥華做了許許多多令人發指的假動作、假宣傳，因支不付出，虧損過大，又騙學生家長投資移民的大額款項，他一人在溫居無定所，連電話號碼也秘不告人。有人說他是怕台灣黑社會追殺才移民加國的。還有的人說他“吃女人豆腐”的手法很高明。我一方面為妻的動心深感失望與傷痛，一方面對陳恨得咬牙切齒。我本想報複他，但想到自己身在加尚未入籍，不可造次，再一想也許他本無色心，只是妻太自作多情。無論怎樣，為維護家庭和夫妻關系我不能再替他賣命，因此我告訴白人校長，等學生們七月份返台，我就辭去工作。校長非常同情，也似乎非常高興。最後離開之前，我因為見不到陳本人，只好對學生宿舍的財物略做了點破壞為自己出點氣。
妻兒回國之後，我一邊在家繼續搞研究、寫論文，一邊想了許許多多與學問無關的事。首先，我對妻的動心、而且還似乎是自作多情式的動心深感莫大的屈侮和哀痛。就是因為我比陳窮，妻竟然萌發出與別的男人私下來往的念頭。我也更加深刻地感到貧窮的可怕，它不但可以摧毀一個大丈夫的尊嚴，還可以輕易地驅散一個小女人的愛心。出國多年來，我所見所聞過無數留學人員家庭變故的故事。男女擇友，收入、工作總是第一個考慮要素。夫妻之間，不但相互埋怨，氣大聲粗，時常吵架鬥氣，更有人無情地抛棄對方及孩子去追尋個人的幸福：男的去當“面首”，女的去做專屬“妓女”即有錢人的情婦、小老婆。離婚、重組家庭的簡直是比比皆是。妻本是與我熱戀成婚，非常正派的女人，連她也動了心，若不是我發現早，處理得及時果斷，我的兒子不但可能要失去一個正常的家，我自己還可能被人帶綠帽而經受比失戀更大的打擊。我不敢想象，一旦受到天下男人所能受到的最大侮辱時，我很可能會失去理智去不顧一切地進行打擊報複。我平生最怕的就是自己的女人不忠。妻自結婚當初起就知道我這個作為丈夫的最基本要求。記得她愛跳交際舞，新婚不久有次她跳舞遲遲不歸，我趕到學校把她叫回家還對她發了一大通醋勁，她從此不再去參加舞會了(我因個頭小，自覺舞姿不雅，從不到公衆場合去跳舞)。那時，我不是怕她本人動心、變心，而是怕世上的壞男人太多、怕她上當受騙、為家庭帶來不應有的不幸。昨天妻還“交待”說，我第一次出國期間，他帶兩歲多的兒子到學校舞會去跳舞，結果讓來兒用雙手分開擋住，使妻與舞伴硬沒有跳成，我還對兒子的表現大加贊賞。每次與妻小別或長離，我都暗示她嚴防壞人，嚴守婦道。我經常強調，我一生還可能受到的最大打擊是侮辱，而最大的侮辱就是我的女人的不忠。
在深感分離之可怕時，我在內心對妻進行了全面的重新認識。她當初的“天真無邪”逐漸變成了現在的“頭腦簡單，反應遲鈍”因為她說話辦事總是缺乏考慮、錯誤百出，因此總受老板、他人的指責；她當初的“清潔衛生”變成了“丟三拉四、雜亂無序”，因為我放一個火柴盒都有固定的位置，地下床上不整齊我都睡不著覺，她卻常常可以不管不理，以致每當有外人誇妻賢能、家居整潔時，我都急不可待地解釋說完全是我收拾的；她當初的“學業優秀”變成了“無才無能、本領奇小”，因為別的女人不會說英語卻可以到處闖，找到較好的工作，甚至支持丈夫改讀高薪專業，而她這個英語科班出身出國多年的人卻連養活自己都困難；她當初的“純情溫柔”變成了“感情麻木、缺乏愛心”，因為她和我話雖不多，卻常常惡言相向，結婚十年以上，她極少問寒問暖，只是在我第一次回國後她與她母親共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專門做飯慶祝過我的生日，而那年我給了嶽父母一台大彩電；她當初的“善解人意”變成了“單調乏味、不懂情趣”，因為她很少有獨立思想，除了愛看電視、瓊瑤小說，與我和兒子很少有精神生活，比如她在我們的結婚紀念日、兒子的生日等重要日子從無表示；她當初的“純潔善良”變成了“動辄傷人、殃及池魚”，因為她不但在說話時怎麽最能氣我怎麽說，還常常連我父母一起貶損；她當初的“賢妻良母”變成了“只可同甘、不可共苦；只圖省事，不顧後果”的妻母，因為作為人妻，她把“分手”、“離婚”的字眼常挂在嘴上，自出國後就一直恨我手太緊，嫌我錢少，與我常常同床異夢；作為人母，她恨麻煩，很少為兒子的教育考慮周全、長遠，而且極不耐心，說話粗聲粗氣。當然，我深知我也變了，溫存變粗暴、“民主”變專橫、贊美變呵斥、遷就變不耐煩、體諒變無奈、愛慕變指責。但我認為我一直在努力，對家庭極端地維護與負責。我錯在對她的要求産生了變化，她總是不體貼丈夫。我反複思量，她至少暫時沒有對我做出無法容忍的大錯事，即使她害得我失去了唯一的、美好的就業機會，我也不能太過格而不饒恕她。我婚後從未做過對不起妻的事，而她有所動心這件事可算在道德、感情賬上與我扯平了。想到妻本質純良，只是不長進、能力差、不懂事、太平庸而已，我不能太苛求于她。惟一的出路是我自己努力多掙錢，盡快闖出一條生計。尤想到她言詞極少、性格極端內向，我必須掌握分寸，以免她步她母親的後塵(嶽母因性格極端內向、心態極不開朗，又因文革受過批鬥，先是幻聽幻覺，與鄰人關系極壞，後終于在妻出國後不久被醫生診斷為精神失常，至今已在家裏被鎖了七、八年)。
雖在內心深處原諒了妻，但我此時卻開始深深地懷念謝明。我相信她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對我變心，更相信她能與我同甘共苦。我有時非常後悔，真不該只是為了圖求生活的便利及太看重外表而與她分手。我認為命運對我的懲罰是公平的，苦酒是自己釀的，只能自己喝。我也開始常常思念你。我堅信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你最能滿足我精神上的需求，而你也不忍讓我獨自一人為養家操心操勞，讓我累得精疲力竭。但我一想起你最後給我的那封紅色絕交信就覺得自己可憐、可笑：我是一個被你罵為“未吃到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厚顔無恥”的、“本想叫(你)男友痛揍(我)一頓”的“小人”，當時居然還在情不自禁地思念你，這難道不是可憐得令人發笑嗎?
妻回國探親三個月後攜兒平安返溫，我已把家搬到了對門條件較好的套間。一、兩周後我只身到愛民頓市參加在阿爾伯塔大學舉辦的第十四屆世界比較文學年會，並在會上首次代表薩大宣讀了我的論文：“羅塞蒂與蘇轼：詩歌中的繪畫特色比較研究”。此次經曆本代表了我的最高學術成就，也的確是堪稱矚目的學業成就，可惜我因發言時間未掌握好而被迫中斷，信感窩囊。過了兩年聽說該篇論文要被澳大利亞某著名學者收入比較文學論文集，我因失去聯絡地址，又因興趣發生變化就沒有再去關注該文的結局。不管怎樣，我在這麽短時間、在這麽多不同壓力下能做出這麽高水平的學問，自己都感到自己的學養較深、精力過人。當然，薩大研究生院及英文系也非常高興，他們想辦法給我報銷了與宣讀論文有關的一切費用。
返溫不久，驚喜地發現妻有了身孕。我感到三年多的不懈努力終于有了初步的結果。為了生第二個兒子，我三年來嚴格控制飲食，不吃或少吃酸性食品，如魚、肉、蛋、奶等高營養食品，還按湖北偏方在冬天用醋水洗過三個月頭，當然後來還是靠打聽並捎人帶來天津馬大夫的“生育一號“糖漿、喝了半年多才成功的。同時，三年來我盡力節欲，除了算准時間與妻同房，平時我自控極嚴。我至少做了三十次夢，最後在透視時發現妻懷的真是一個兒子。我激動地請洋護士小姐把帶有男性生殖器胎兒的透視照片用電腦打印出來，並告訴她等兒子長大後我要交給他的女朋友。她笑著說：“你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父親。這張圖片將是最特別的禮物！”
第二個兒子終于搞出來了，可是生計卻搞沒了著落。獎學金早已結束，兩個上好的兼職工作幾乎在一個月之內同時丟掉。論文初稿還只完成了五分之三，我又必須從“零”開始。按早先的承諾在妻懷孕後買車，但為省錢，我只花了200元從一個會修車的熟人手中買了一輛十分破舊卻功能良好的二手美國車，開始探索我最不願意走的一條路，即自謀生計做小生意。九四年底、九五年初，我們花了幾個月時間進行調研，了解到適合我們這些中國“留學移民”做的小本買賣，無非是開洗衣店、雜貨鋪、快餐店、理發鋪和音像出租店等。有許多未能就業的人都已開始在這方面埋頭苦幹。我認識的一位從湖南來的姚姓熟人開洗衣店因大膽賣黑市煙一年可能至少賺了七、八萬。我們想到在國內無後台、無背景、不能象有些人那樣可以靠國內關系當“國際倒爺”，大賺中國人及共産黨的錢，這些例子舉不勝舉，說起來叫人羨慕、眼紅，也更令人替中國扼腕、悲歎，不說也罷。為謹慎起見，我們通過廣告與一個安徽來的、念完博士在洋人公司任高職的蘇姓小華商接洽租借他的洗衣店，准備先練一、兩個月手。
我一邊和懷有身孕的妻輪流打理洗衣店，一邊繼續絞盡腦汁地撰寫論文。看到自己為生計這樣不辭辛勞地奔波忙碌，我為能自食其力感到開懷，也為自己同時兼顧“陽春白雪”和“下泥巴人”倍覺辛酸。九五年三月，我們決定買下練手店，但一交完定金，賣主立即逼我們在未見房東的情況下于當夜交清全部貨款，可我這人一輩子不願被逼，也不會輕易就範。結果賣主說我故意拖延付款而提高售價，我表示懷疑他的這種做法有鬼而退出合同，好在合同因在雙方的共同熟人、即姚姓湖南人夫婦的“見證”下並未主明付款限期，但他明確表示生意不賣了，要吃定我我們二千加元的定金。為此，我和妻一個星期內氣得象得了一場大病。沒想到騙我這個自以為精明透頂的人總是自己的同胞，而且每次不是“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 後經另一趙姓校友點化，我從他那借來電話錄音機，把賣主在電話中所講的違背合同的話私下錄了音。然後我對他說：“兩千塊錢是小事，老子幾萬都輸過，但這口氣我咽不下。”我明言告訴他，我沒工作，有的是時間，無論私了、公了我與他沒完。第二天我故意帶著一個裝成溫市黑社會模樣的朋友給他面交書面通牒，限他按時還訂金，否則法庭上見。轉天清晨，賣主親自送錢到我家，對我陪禮道歉說大家都是中國人，是朋友，一時的氣話讓我別當真。其實，在中國留學移民“自己人”中坑蒙捌騙的醜事並不少見。我對中國人無論在世界什麽地方都最善“內戰”感觸頗深。
店沒買成，將近半年的努力都白費了。我又開始專心准備論文，一有空就看武俠小說，這是我唯一的排解苦悶和放松思想的方式。在修學分的前四年，我除了辦報，幾乎連一個中文字都不能看，只能等到聖誕節我才犒勞自己看一兩個通宵，然後睡個懶覺。我常常想，一旦拿到博士學位，我准備五年之內只看我喜歡看的中文書籍，如武俠、社會、文化、曆史、政治等。妻看我一讀武俠小說就廢寢忘食，多年來一直非常反感。一天下午，她一邊洗碗，一邊看我又拿著武俠小說往沙發上躺去便大聲數落起來，罵我不出去掙錢，光窩在家裏看閑書。她越說越氣，隨手開始摔碗摔碟。我心想都是她害得我失去了好的就業機會，她不但從不內疚、不自責，還盡學身邊熟人的壞毛病，比如與丈夫鬧分賬，一生氣就摔東西。我也嫌她一看電視就忘了自己姓啥名誰，一起身便把電視機摔了(一個低檔的13寸彩電，我本想要換新的)。她一看大哭大鬧，隨手把嶄新的高檔錄像機拉出來使勁摔了兩遍，後花了五十元修理還是不能再用。看到在家沒法呆下去了，我就轉身一聲不吭地下樓走了。
2000年2月8日，星期二
最近一周陰雨連連，正是情意纏綿的開春時節。每天白天我一邊勤力工作，一邊利用每一分鍾給你繼續寫這封信。昨晚與妻細語不停，長夜難眠。她一邊與我做愛一邊對我說：“你別吃碗裏的，護鍋裏的。手摸著我，心想著易明。”我說我很壞，很無恥。最近一個月，我除了工作，什麽也不太關心，總在想著你、她(謝明)和妻。妻笑罵我說：“你就別在心裏把我們這幾個比來比去了。真是個臭男人，你現在把老婆迷成這樣。”其實，我這並不是為自己“風流”厚顔無恥地沾沾自喜，只是為我的“情孽”深重入魔而自覺傷感。我心理已經老了，身體也累了。我只能通過懷舊、戀故才能排解心中無限的遺憾、悔恨、疚愧、苦悶與悲傷。
來兒每天上學，與我見面機會很少。青兒咳嗽正在好轉，又開始流涕、打噴嚏，我仍每天低燒，咳嗽，可能“花粉症”又轉成感冒了。妻還算健康，每天照常上班。
近來北美股市不錯。我今年首次學習從銀行貸款投資，成績尚佳。妻幽默地說：“你是我買的最好的股票，這麽多年來增值不少。”我說：“是啊，做女人真幸運。你只需認買我這一支股票就夠了，我卻為增加自我價值不得不終生忘我地奮鬥。”
五年前，我是絕對沒有這等閑情逸志的。事實上，九五年是我在人生中從最高點降到最低點，即最艱苦、最沈淪的一年。就在大半年前，我幾分鍾打一個電話所賺的錢超過一個棒小夥打一年苦工、賣一年血汗；三個月內賺的錢比兩個正教授一年實拿的工資還多；博士論文還沒寫到一半，已有兩個老板搶著雇我，可是九五年三月初我與妻吵架後，步行到唐人街“萬昌”超市硬找了一份賣血汗的苦力活：當送貨司機。從此，我這個已無獎學金、要養活三人四口之家的文學博士生，一轉眼在魚目濁雜的唐人街中完全變成一個可憐的、年紀大體力不夠、手腳慢不通廣東話、倍受華人老板華人工友欺負支使的“打工仔”。我每早7點多起床，用冷水抹一把臉清清神便開著兩百元買來的老爺車匆匆趕到超市倉庫去上班。具體工作就是搬運、分貨、裝車、開車、送貨，每一個環節、每一個動作對我來說幾乎都充滿了勞累、辛酸與悲苦。每天晚上歸家都累得有氣無力，看著隆起肚子的妻及瘦弱的兒，我每夜一個人躺在沙發上都欲哭無淚。我一周幹六天活，一天在外十幾個小時，一個月拿回來的錢僅一千五百加元(典型的打工仔收入)。但我必須打掉牙往肚裏咽、強打著精神繼續幹下去。我們毫無就業前景，雖有點積蓄，但這十三、四萬的原始積累既是日後生財之本，也是眼下保命之道，我們絕不能坐吃“山”空。我一邊度“時”如年地熬著，一邊計劃、准備辦我父母來加探親。如果成功就可讓父母代我看顧妻兒，我便可以再買小生意做。同時，我還在撰寫有關中英古典浪漫主義詩歌的比較文學博士論文，當然，進度只能是一周最多寫出一兩段。
九五年五月初某日淩晨一點。妻在聖·保羅大醫院終于順利生下青兒，因她一周前不聽話自己在家搬東西，結果早産近六個星期。青兒在醫院溫箱中靠輸液過了一周。我每天打完工在家炖好催奶的魚湯送到醫院。回家再照管來兒學習、吃、睡。將妻、小接出醫院後，我請人拍下青兒第一眼見大千世界的照片，回到家裏第一次換洋尿布，我又忍不住親了親他的小丁丁，在他出世前我還曾在妻肚上用手寫出他的姓名，祝願他“青”出于蘭勝于蘭。從此，盡管我感到十二分勞累、淒涼，每當我想到青兒我都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只要看青兒一眼，哪怕他不說、不笑，而且無論學什麽都比正常孩子至少晚三個月，我也感到舒心。他成了我人生中唯一的一線陽光，唯一的一點快樂，唯一的一絲慰藉。有一次我冒雨替一家中餐館送貨，碰見一位西服革履、陪高朋吃貴宴的老熟人，他突然看見我一幅落魄、淪喪、狼狽、肮髒的樣子，不知道該說什麽才好。我卻主動地自嘲說：“口袋癟了，就得這個樣子。”其實，一想到我的青兒，什麽艱難困苦、哀傷悲涼我都能在自嘲中一掃而光。面對可愛的幼兒，我慶幸想辦的事終于又辦成了一件。
青兒出世後，即五月下旬我照例去一家台灣投資移民陸姓老板開的豆腐坊去取貨。他說觀察過我幾次，覺得我一定不應是打工仔。我坦白地告訴他因生計無著落只好靠打工養家。他好心地要我試試給他十六、七歲的兒子補習英文。陸先生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其子年少有材，僅11歲時就在台灣發表過文章。第一次見面他故意刁難我，對我明顯地表示不服也不敬，態度很不友好，後來他說在我之前請過幾個補習老師都令他非常失望，但當時是我以他竟想不到的實力，一下子贏得了他的欽佩。從此，我每月多了一點外快。陸先生十分善意地勸我換輛象樣的汽車，穿戴略講究點，別讓人一看就是個打工仔。我深知台灣的中國人也愛講面子、講排場。但我既是一個打工仔，又何必違拗自己一生“不修邊幅、扮豬吃虎”的習性呢。盡管如此，為兌現妻的承諾，六月份我花了兩千五百元換了一輛八九年出産帶空調、音響、自動排擋、靠前輪驅動的美國“道奇”車。開起來舒適、安全，令人大有“鳥槍換炮”之感。這是我來加後買的第五部汽車，價格非常合算，紅色、铮亮、雖屬便宜的大路貨，卻是妻的寵物，我的“寶馬”。
在萬昌貿易公司熬到八月，老板不顧我的意願把我調到門市部幹相當于領班的重活，一天到晚在他眼皮底下，十小時連續不停地搬運，有時還得開叉車、鏟車，連二十二、三歲的棒小夥都熬不下來，紛紛離去，已是三十八歲、本是腦力勞動者的我更是熬得死去活來。更令人氣憤的是，他拒不按當初的承諾給我加薪。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我于十月底不但提出書面辭呈，還上告溫市勞工局。該局官員十分同情我便逼老板簽署有關文件以便讓我申領就濟(通常為半年)。當然，這一步棋是我謀後而動的，因為按加國法令，凡自動辭職者本不夠資格申領失業救濟金。我想趁機力圖東山再起。在國外，對華人盤剝最狠心的老板是華人老板，對華人欺壓最厲害的工友是華人工友。可憐的窮苦華人，尤其可憐的、來自中國大陸的窮苦華人在國外生存是多麽艱難!
新老華僑之中三教九流，什麽人都有。但據我觀察，老華僑有根有底，經驗豐富，一代“豬仔”(被騙賣至美加的華工)；二代“三刀”(理發刀、菜刀、剪刀)；三代“四師”(會計師、醫師、工程師、教師)；新華僑中的港台移民口袋有錢，財大氣粗做老板、做生意、做“空中飛人”(意指在港台賺錢、在國外安家常常來回飛的人)；大陸移民有知識、有技術、有關系則八仙過海、各顯神通，有做名牌大學教授兼高科技上市公司總裁而一夜成名、一舉變成百萬富翁的，也不乏做洗碗工、幹雜活似乎永遠難以翻身的可憐蟲。我的“英文”專業在北美等于無專業，既沒有什麽技藝(妻出國前，我曾讓她學理發，結果未結業就出了國，只能湊合著給我剪剪)，更沒有什麽關系。唯一可靠的是我自己的智力和體能。看來，我只能心甘情願地自認倒黴，做一輩子的可憐蟲。
辭工後，父母因我的工作、經濟條件太差而遭到加國使館拒簽，本指望父母來加看管小兒，讓我與妻合力開店的計劃隨之落空。因半年之內可以靠失業救濟金吃飯，我便心安理得地、硬著頭皮又回到桌前寫論文。好不容易在脫了幾層(頭)皮之後把近三百頁的論文初稿寄到薩大，又被權威人士完全否定了。後經分析，校內主考官勞德雷教授原本是英文系系主任，牛津學派的，與我的主要導師、劍橋畢業的哈丁教授可能有門戶之見，他可能是故意“打狗給主人看”。這種事在大學、尤在博士一級非常多。研究生中常流行一種說法：讀碩士的做學問，攻博士的搞政治。碩士學位因較普通，只要認真鑽研學問准循規矩，一般都可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乃是最高學銜，除了學術上需有創見、有系統外，更需要人左右逢源、善于迎合，只要有一個主考官不同意，學位就拿不到。因此，文科博士念到最後都是政治或人際鬥爭，其中的陰暗與激烈非親身經曆，外人是無法想象體會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國分別有兩位二十多歲的中國博士生、台灣博士後槍殺洋人師長、同學後飲彈自殺，這兩樁著名惡性事件只有我這樣的人才能理解其原因，而我在薩大也有兩個熟人因導師拒簽、主考官刁難最終只得放棄為之奮鬥了八年的博士頭銜。他們本都是高材生，但結局淒慘，最後都皈依了洋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