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按农历国内今天是腊八节，适逢母亲大人八十大寿，兹将其新近完成的口述回忆录张贴如下。在匆匆的编辑、修订过程中，作为人子我常常感佩她老人家思路清晰逻辑性较强，内容或记忆力详细准确，篇章结构严谨，叙述时大多出口成章，文字生动精炼。对有些读者而言，其中也许蕴含了太多的“党文化”内容，所用的语言也太过“革命化，”但正是这两大特色准确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一辈人及一位女性的真实经历。为了原汁原味地保存其历史传承价值，我在文字上尽可能地避免了改动；为了在抗疫期间向她老人家遥表生日祝贺，我特在此望洋高呼: 谨祝我敬爱的母亲大人安顺静好、幸福喜乐、健康长寿！妈妈，您是我们老袁家第一个活过八十的直系亲人，祈望您抖擞精神、先争取活到一百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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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大寿之际收到孙媳寄来的寿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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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大寿欢迎子侄辈的探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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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大寿接受子孙代表的庆贺 |
平凡人生，平凡故事
——刘瑜口述
（一）出生
1940年腊月初八日，我出生在公安县莲花垱堤上一户平凡而穷苦的家庭。1955年前，我们莲花垱村还属于松滋县，因为水系关系，后来划归给公安县呐。
我的父亲叫刘忠巧，他是松滋县街河市街上的人。他是学徒出身，后來在松滋县沙道观镇一家商户老板帮工经營疋头杂货，后來经蓮花垱的范裁缝等人介绍与我母亲梅德秀结合，婚后就在莲花垱落籍。
当时蓮花垱的堤上是个很热闹的小集鎮，我家住在靠河的堤边。那时夏天河水涨时站在堤上一看便是大浪涛涛、滚滚急流的江水，到了冬天便是清彻见影、静静甜甜的溪水。我是刘忠巧、梅德秀的第四个孩子，我出生时父见我是个女孩，想到自己有两男两女，故给我取乳名为男全，寓意是＂男女双全＂。
据母亲后来说，我出生时己是六口之家，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就在莲花垱堤上两间茅草屋里开了个小杂货舖，以此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可是我还未满两个月父亲突发急病，不到半个月就驾鹤仙去了，当时年仅三十六岁，丢下二十六岁的母亲帶着四个孩子，顿时乌雲密佈，我家的天塌下来了，一片悲惨情景，街坊邻居们都跟着流淚了……我家一下子连安葬我父亲的能力都没有了，还是多亏街河市一位远房的姑父把父亲的遗体弄到街河市安埋的。父亲去世不到半年，我的小哥西亚又因病而亡，死时才三岁。
母亲一双小脚，当时称"三寸金莲″，整日以淚冼面，这种辛酸的日子熬到1941年春。这时我有一岁多了，因家境困难，母亲将我过继给刘仁政、章兰英夫妇、也就是我的姨父母，从此我就由养父母带着扶养。由于我的出生，几个月时间之内连续丧父丧兄，使一个热闹的小家庭变成了悲状悽惨的破败之家…… 我认为我是不该來到人间的一个災星。
(二) 童年
1942年春我被过继给姨父母后随他们俩佬在松滋县沙道观镇生活，因养父母当时都是靠帮工养家活口，同时又处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时期，我跟养父母住在東家梅钰记屋里的阁楼上，生活是非常艰难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这几件亊: 一件是跑"老東"。大约是1943年至1945年间，有一次沙道观被烧，当时一片火海，烧红了半边天，又是夜晚，好多人都跑到沙坝上，我的养父揹着他母亲，养母抱着我也逃到沙坝上望着那一片火海战战惊惊，周围到处有人哭着、叹着……
第二件事，我清楚地记得，日本人在中国残害老百姓的事情。我记得在沙道观镇后堤街一家住户的女主人叫张光菊，她家是做豆腐卖的，我的婆婆、妈妈抱着我到她们家躲难，两个拿着槍的家伙进门就用槍到处乱挆，我婆婆滴咕了什么记不清了，其中一个家伙用槍把把我婆婆的后脑壳挅破了，当时鲜血直流，我被吓哭了，我妈妈用手紧捂着我的嘴不让我哭，那两个家伙没找到什么就走了，我婆婆头上的血后来是用柴火灰敷的。
另一件事就是我们逃难时有很多人挤在庙里，全都用稻草打的地铺，看见一个日本人追赶一个姑娘，名叫佘生凤，是庙里的师傅救了她，让她没有受到糟蹋。紧接着就把我爹
(养父) 抓走了，去了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回來后两肩都磨出了很深的伤痕，渾身枯瘦如材。后來才知道可怜的父亲被拉去当苦力了。
由于我爹妈都是帮工的，上无片瓦、下无立足之地，长期住在東家，让我看到了東家老小的生活与我们的天壤之别。比如吃飯，人家请的大师付烧火做饭，有高槕子、低板櫈，满棹子热腾腾的好菜、好飯。就連他家喂的小海叭狗都是用猪骨头专门煮的飯给牠吃的。而我和爹妈的生活仅仅是免強一日靠两歺度日。在我的记忆中基本没吃过肉魚，常常是豆辦酱、乳豆腐和炸糊椒等。我记得有一天正当沙道观河里涨大水期间，我妈煮了一碗豆角米，我们三人就一个小缸灶和小鍋，一个四方木凳当为飯棹，三人蹲在一起吃飯。我看有一碗新鲜菜，很喜欢吃就多夾了几次，我爹因为劳累看见有碗新鲜菜也喜欢，他看我要吃，就烦得把那碗豆角米扔到河里去了，当时我难过地痛哭流涕，直到现在我己是八十岁的人，一想起这事就忍不住掉眼淚…… 当然我是诉我爹的苦，但这也只能说明我们在受压迫、受剝削的旧社会里，穷人的生活是多么的艰难。
总之一句话，我的童年是辛酸的。唯一让我感到快乐的時候就是和附近的小朋友们一起去枞柴，有时候还在沙坝里玩躲迷藏、跳房子、抓石子、跳绳、还有踢键子……玩起来还是蛮高兴的。然后各自提着柴篮子回家。
大概是一九四七年间，老板的大女儿梅敬英比我大两岁，有一次，因为我穿了一下她下雨時用的木屐子就狠狠地打了我两嘴巴，还揪我的头发，我的爹妈不但不敢叫她松手，还倒向她赔不是，为此事我伤心地哭了半天，后来她还赶我们滚蛋，也不我们吃飯。我们站在外面不能回到屋里，我拉着我爹的衣服哭着吵着再也不进老板家的门了，求我爹妈宁愿去讨米要飯也不要再给人家当长工。当时我还产生一个自助自立的想法，要爹给我做一个卖香烟的木盒子，让我去摆摊子叫卖香烟。经这么一闹后，大概是一九四八年冬或四九年春，我们全家就搬到天主堂旁边一戶叫唐开全的家里去了。他家是菜农，我们只租了他们一间屋子，与房東共用厨房和堂屋。就这样一直住到一九五一年年底。
(三) 读书
大约是1948年春，爹妈让我在沙道观一个名叫王老庙地方的私塾上学。去了一个月，要我交大米，我说我的爹妈没有这么多米交，先生吼了我，我滴咕了几句，对老师表示了不满，就被老师打肿了手，一路哭着回家，把经过告诉妈后，就再没有去上学了。
讲到这里，有一个小插曲。在上学之前，我妈叫我去莲花垱找姨爹(后來才曉得他是我的继父)给我买学生纸，钉一个本子写大字。本子面上要写学名，姨爹问我学名叫什么，我说叫刘运秀，当时姨爹打了一个张[吃了已经]，并说怎么跟老子一辈的呢？我说是爹取的。这才弄清楚他们俩姨佬是同一个祠堂的刘，但在辈份上我的爹高姨爹一辈，所以我的学名就与姨爹同辈了。当时在场的姨(后來才确认是我生母)和大姐刘书烈都笑起來了，她们说这不行，一定要改。叫什么名字好呢？姐姐说就叫“刘玉”呗！因为不能按辈份取名了，就这样我的学名只能取单名。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女孩子取单名是蛮少的。讲到名字，据母亲说我两岁多时生病險些死了，将乳名也改成了“捡秀”。
大概是四八年的秋季，我爹妈找東家央求，要他们的大小姐把我带到沙道观公立小学读书，她领我去报了名。上的一年级，读了约两个月，学校強调统一服装(当时叫童子军服)，因家里没钱做不起衣服只好缀学。
到了一九四九年秋，中国共产党在毛泽東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解放了全中国，沙道观镇也解放了，反动派、资本家都被打倒了，我们的東家老板梅世贵被镇压了，我们穷人翻身当主人了，我爹妈再也不是长工了，他们可以凭自己的勞动报酬自由生活了！因此在一九五零年春，由当地政府动员，我被送到沙道观私立和平小学上学了，在二年级就读。这期间除在家吃飯外，在校一切费用都免了，就連书、本子、笔墨纸砚等都是学校发的。那一年的夏天，学校把我纳入了宣传隊，用歌舞宣传建设公债的舞衣都是学校统一着装…学校校长杨觉悟、老师李梦白、文英兰对我们学生都很亲切，还给我们洗脸冼手剪指甲梳头发…
这所学校於五一年转为公办学校，我在校就读了两年。
五一年底因爹妈年世己高，特别是爹己患上十二指胃溃疡又没有文化和特长，因此我们三人在沙道观己无法再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姨爹和姨把我们三人接到莲花垱，租的佘茂盛的屋暂时栖身。为了生存，我爹给供销社踩花包，妈给供销社干部洗衣服勉强维持生活。姨父母他们家人多，土改分了田，劳力缺乏，就把王家崗的两畝多田拨给我们种，五二年又帮我们在香铺伯和文爹两户街坊的屋中间的一席空隔窄巷里搭了一间毛草屋，我们三人才有了稳定的住处。这年春我又在莲花垱小学上学了，在四年级插班就读。
到五四年上学期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可是因父母年迈，家境贫困，无力再让我上学了。我只好每天帮爹推木轮板車给供销合作社搬运棉花、棉籽等物资到沙道观，换取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我好想去上学啊…开学一个多月过去了，这期间学校老师雷远斌、校长张東雅等老师们分别给我爹妈多次做工作，并表态只要俩老能让我上学把小学读毕业，每天只供我两歺饭，其余一切费用都由学校和老师们承担，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爹妈才答应让我继续去上学。上学后要赶课，我真是苦读书，读苦书。能返毕业班來自不易。那怕无衣服换洗，白天穿了晚上洗第二天又穿去上学，我从不在爹妈面前发一点怨气…还在学校当了学生会主席，毕业時成绩名列前茅。总算没有辜负校长和老师们对我的照顾培养和期望。
小学毕业后，有几个同学都上中学了，如胡倫才、王才琼、张元海等。学校通知我，可保送我升中学，当时乡农会也很重视培养学生，并派代表到我家给我爹妈做工作，希望他们允许我升中学，并表态所需行李都由乡农会赠送。我爹妈未答应，我自己也想再不能为难两位老人了，因为五四年年成也不好，刚把中稻秧插完，連續几天大暴雨，我们莲花垱整个垸子都遭到澇灾。当时内涝外汛，站在堤上可以在河里摆脚，堤内一片汪洋，堤上全是灾民，惨不忍睹。这种情况下我哪能去读书啊！求知欲望再强也只能忍着。五五年，我求知欲不死，又悄悄和乡里同学一起跑到松滋县城参加升学考试，但尽管录取了，爹妈还是不让我去，我的家确实太穷了…我的眼晴都哭肿得像鸡蛋，姨爹嚷我说哭甚么，女伢子读什么书。就这样结束了我的读书生涯。
在莲花垱生活了四年多，虽然时间不长，但我很愛我的故乡，还有几件难忘的小故亊。记得五二年深秋的一个晚上，我的姨在她床面前煤油灯下做鞋子，当时还怀着未出生的满元弟弟，我因打摆子[害疟疾]在我家没床睡就在姨这边和弟妹挤一张床，这时母狗(刘启勇)在外面和巧儿(陳隆英)等一些小朋友在一起玩，玩着玩着吵起來了，听巧儿骂启勇弟弟骂的很凶，还骂他的妈会遭卡死的，我听见了很气愤，小小的女伢子家骂这么恶毒的话，我不故自己发烧头晕，爬起來跑出去就把巧儿打了一顿，说她太没家教，指责她懂得什么叫遭卡死？打得她青喊乱叫，闹得莲花垱一条街邻居们都來劝解、看热闹。巧儿的父亲陈昌祥來了问我的道理，为什么打巧儿，我也吼了他，说“你的女儿无家人教，我帮你教育她，她骂人该打！”他不服气，就把巧儿弄到姨爹和姨面前告状，说我打了他的孩子要家长赔礼道歉，并还要我的姨父姨母当他们的面惩罚我，我听了不服气，便气冲冲的跑到陳昌祥的药铺柜台上坐着，要陳隆炎去把他的父亲和妹妹弄回家，不然我就在他家蹲着，并说是他的妹妹无理在先，父亲还护短，父女俩赖在母狗家不走更是无理，你不去把他们叫回家，把我搞烦了我就掀你们的药柜…弄得左邻右舍都來劝解，方才平息了这一场吵闹。但此亊过后，巧儿的妈见刘家的孩子走他们门前过就骂，骂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没理她，有一天我们几个人从巧儿的门口过(有的上学有的下田干活有的去尋猪草)，巧儿的妈妈邓老巴子又赶着骂，我就告诉姨了，姨也生气了，她不声不响地跑到陳家，把邓老巴子头发一抓狠狠地打她的嘴巴，边打边问你还骂不骂我的伢儿们？直到她答应再不骂了，姨才松手。我当时觉得好痛快，姨终于为我们出了一口气！回想起來，这都是我闯的祸。
事情蛮巧，后來他们一家人搬到姨的隔壁为最近的邻居了，而且几乎成了亲家(刘启猛与巧儿的妹妹讲过对象)。
小时候我的记忆比較好，在不想要爹当长工的小思想蒙发后，爹就告诉我要学珠算，用算盘珠加法打“666”，这是学珠算的基本知识最初的手法。后來开始上学，爹不知在哪弄到的一本珠算大全，虽然书很旧，字很小，但每一句都注解得很详细。由于爹的督促，每天做工回家就要我打给他看，等到l95l年底迁居莲花垱時，我已把那本珠算大全全部学会了，最后能正确完成六归七二五除法，为这我曾受到很多大人的夸奖。因此在1953年莲华乡搞查田定产时，把我列入黄安富、刘书达、李启松一个小组参加计算农田产量。
查田定产是继土地改革后又一个运动，通过这一运动，还纠正了一些土改复查中的阶级成份，我姨爹家就从富裕中农改成了中农成份，我和爹妈三人定为顧农成分。
因姨爹家解放前在南海区拉家渡的沙洲上有点田产，加上一个小杂货舖，又还做有卖猪肉的生意，虽然土改时根据家庭人口分了土地，但成份还是定的较高的。
那时候对我们读过小学的小青年伢，乡政府都蛮重视。五四年灾情过后种田人就抓紧时间搶耕搶种，但灾后的广大人民群众好多人家都无法生活，特别像我姨爹他们一家更是艰难，家大口阔没有劳力，没有谋生门路(当时他们家老小十口人)。我记得当时我是周家珍大姐的义务文书，因她是我们乡的民政调介员，没有文化，每次到区政府、乡政府开会都把我带着帮她做记录，调介纠纷，写离婚介绍伩等，还帶着我去参加重大案子的现场做笔记，比如吳玉林的父亲抺颈自杀等事儿。因为这些活动也给我带来了很多照顾家人的机会，如每当研究对困难户如何补助时，家珍姐总是把运淮大叔放在第一位，从我内心讲，我好感动，这在我心里一辈子都没有忘记过…因为当时的补助就是红粮票，拿去买米是不要钱的，到了冬天就领寒衣、棉被。 但即使有这些照顾，还是远远满足不了这一大家人的需求，生活仍然很艰难，几乎经常是每天只吃一顿饭，这一顿饭都是用很多野菜夾着煮的，看着一锅菜粥老人让孩子，大的让小的…好心痛。冬天冷，还冻牛皮冰，有时候，姨就把启勇、启俊、启玉几个小弟妹用布帶子绑在椅子上坐，堂屋里用杂草闷点小火让他们取暖，她自己就去做家务，姐姐、哥哥、启猛就去劳动，姨爹就钓鱼，一家人总算把五四年那个冬天熬过來没死人真是万幸！
在农村扫肓运动中，乡政府还安排李友纯和我一起去区政府开会，我们俩人回莲花垱还举办了夜校，大约教了一个多月，天气太冷加上有的学员说学一个字比挑一担泥糞还吃亏些而不愿学，因此停办了。我当时也因家里太贫困，在下雪凍牛皮冰的情况下还穿着单裤子，脚上也没有袜子，上身穿着农会发的寒衣(薄棉袄)，冷得实在没有办法，才把区政府给我分配的预购牲猪弄去交了，政府收购時将增长的斤两给了我一点钱，我才将这钱拿去扯了一段学生兰的棉布、用破旧裤子做里子请陳裁缝帮我做了一条棉裤，这才勉強越过了寒冬。
1955年3月份，因我积极参加乡里的义务工作，经乡团委批准接纳我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接着在麦收四快时期我一个人参加了以周学为组长的互助组(当时家里人都不同意)，互助组选我当记工员。在互助组里劳动的工分，都给我折合成现钱，这些钱虽然不多，但都拿去给我爹还了药债和酒债。这让我尝到了自己劳动得到报酬的滋味并且还尽了一点孝心，当时内心感到的喜悦难以言表。因我们家只有两亩多地，家里老人又没有参加互助组，所以互助组就不帮助我们家了。
到了农历八月份摘棉花的季节，因姨爹家缺劳力，要我帮他们家捡棉花，当时姨爹给我定价一分钱一斤，我每天上工，姨爹给我的工钱，我就用它扯了一段棉布做了一件棉祆过冬。这件棉袄我一直穿到参加工作后五九年捐献给灾区了。这是我第二次劳动所获。但我命里多灾，一次到自己田里(王家崗)去捡花，突然发高烧晕倒在田里，实在撑不下去了，就把捡好的棉花顶在头上踉跄着去姨母田里找姨，可是姨见我烧成那样，她也没办法帮我，只好交待我:“你自己慢慢往回走，等我回去后叫人來接你″。可怜她老人家一双小脚揹着自己捡的花在前面走，我只好用头顶着一包袱棉花三步一趴着、五步一躺着地慢慢往家里奔，到了莲花垱堤边再也无力爬坡就趴在棉花包袱上躺着，这时才见我家大姐刘德秀，她是我妈领养的大女儿，大我十四岁，当时她己嫁人有几个孩子了，住沙道观郊区，当时正好回到莲花垱来看我爹妈。一見到大姐，我就像见了救星，只觉得说不出话就哇得哭起來了…回家后就連續高烧了一星期左右，眼内冲血，没请医生看病，更谈不上吃药打针。可能是老天爷可怜我，命不该绝，慢慢拖过來了，高烧期间想吃柚子啊想到骨子里去了也没吃着。因为晓得爹妈没钱买，也就未开口找老人要…高烧退后就转成了咳嗽，还每天打一场摆子（疟疾）。因为病了就没有去参加乡政府的义务工作了，加上当时党内开展整风运动，政府决定把我们莲华乡、镇合乡、胡家场乡等三个乡从隶属松滋县第三区划分给公安县東港区了。由于这些变故，作为不到十五岁的我在家除了每天打摆子，好一点就去寻猪草，寻找飯菜，背着启芬妹玩外只好向别人借书看。这个冬天我读了《钢铁是怎样鍊成的》、《新儿女英雄传》、《刘胡兰》、《青年近衛军》等小说。看了这些书，在我心灵深处萌生了要参加革命工作的想法。
（四）转折
1956年3月5号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於2月5号在松滋县政府财贸办公室招干报考，2月底接到录取通知书，3月5号报到经培训一个星期就分配了工作。从此我由一个贫雇农的家门走进了国家单位的大门。参加工作后经历了各项政治运动的考验以及经济战线的洗礼，基本上都是以骨干的身份过了一关又一关。在革命的征途中，参加了“反右派斗争"、“反右倾机会主义”、“四清″、“文化大革命运动”…。
我工作的地方、工种、部门比较多。1956年3月入伍受训后被分配到松滋县八宝区棉花采购站任出纳员、记账员；同年十月调到县轧花厂任会计室出纳员兼任車间记录员；1958年下放到車间做钳工学徒六个月后回会计室继续任出纳员；1959年3月调到松滋百货公司文化门市部任营业员；同年7月借调到县财贸政治部任打字员，同年底调到松滋县委会任打字员；1960年8月被保送到武汉华中工学院附属工农中学带薪读书一年；1961年8月至1965年10月调到松滋县财政局任打字员、人秘股长；1965年10月调到松滋县八宝区任妇联主任；1971年9月调松滋县新江口鎮任（城关）镇委副书记；1976年3月调到松滋县劳动局任副局长；1984年4月调到荆州农村金融学校任政办主任；1986年8月调到荆州市人民银行任政办主任、工会副主席、主席。1995年底退休，退休工龄三十九年零九个月。三十多年的工作里程，圆了我想参加革命的心愿。解甲归家，安度晚年。
我命运中的转折是天赐机遇，亲人支持，贵人相助而获得的。我记得1956年2月2号我到松滋沙道观镇去给大姐(刘德秀)拜年，在街上边走边玩边看，突然发现一张佈告，走近一看是松滋县财贸系统招干的佈告，2月5号才结束报名。我当时高兴得跳起來了！赶忙到大姐家拜年后马上回莲花垱，一路上想着怎么向爹妈开口，他们俩老都已年迈很可能不会让我出去，反复思來想去一夜难以入睡，直到3号晚上才决定向姨说明我当时的心情，我的姨很开明，她支持我的想法，并答应帮我。她找别人借了五角钱给我做过河费，让我5号去松滋县城关镇(当时还叫划子咀)找县政府报名去，暂时瞒着爹妈，说去给舅舅拜年(松滋砖瓦厂的工人章永生)。5号清早与全姐(周业美的妈)同行赶往划子咀，一到就急忙去找县人民政府，刚在找的时候突然碰到了张東雅老师(原莲花垱小学校长)，他知道了我的來意就特别热情地把我带到县财贸办公室帮助我把名报了，这就是我的贵人！在舅舅家住了三天把考试(政治、语文、数学、珠算)考完了才回家。二十天以后就接到录取通知书了！看着通知，3月5号就要真的参加革命工作了，那种激动的心情无法形容…。
这一转折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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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4月参加工作，人生第一照 |
（五）婚姻
1956年5月，经松滋县棉花採购局方焕章局长和八宝区棉花采购站站长方文猛两级领导关心给我介绍对像让我认识了袁宏启同志，他当时是县采购局会计股负责人，汉阳县石山堡村人，生於1934年11月15日，出生五天父亲就病故，年仅26岁，丢下他24岁的母亲，孤儿寡母四人全靠母亲和俩个姐姐种田、纺纱织布艰难度日。在他十三岁时，母亲因病无钱医治自溺而逝，临死前还不顾天寒地冻把外衣脱下来留给孩子穿。因为姐姐已经嫁人，已成孤儿的袁宏启为了生存，身着布衣，脚穿草鞋，揹着布袋孤身一人踏上去往巴東县投奔亲戚的路程。身无盘缠，途中遇一高僧大发慈悲赠给他五块银元，花了很长时间他才到巴東找到了小姨母李帮兰的家，在姨父母家当仆人、学徒几年。於一九四九年被万县、沙市的客商看上，把他带到万县、沙市等地的私营商店当学徒、店员直到一九五一年春。因在沙市获得解放，於一九五一年八月经荆州行署工商科批准参加了革命工作分配到松滋县花纱布公司。
当时，我觉得我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婚姻法规定男20岁、女18岁才能结婚)，在八宝区棉花采购站工作时，区供销社还有几个女同志帮忙做介绍，听领导介绍袁宏启的情况，了解到袁宏启是孤身一人，除了他年龄比我大六岁外，其它条件都蛮好，一是他没什么负担，可以帮助我赡养父母；二是他已加入了党组织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可以帮助我进步；三是他有辛酸的童年，可算是一根藤上的苦瓜；四是年龄虽然大几岁，可能更会关心人些。想到这些，自已还是没有马上给介绍人回复，我请了半天假回莲花垱向姨汇报了上述情况，姨听了我的汇报帮我作了决定。她老人家说:“你年龄还小，考虑的这些条件很好，女孩子在外工作，介绍人多了都不好应酬，人的名，树的影。答应了这桩亊，别人就不会再找你了，你也好一心一意地好好工作”。听了姨的教诲，回单位后就把决定告诉了介绍人。介绍人把我的决定转告给正在省政府参加劳模表彰大会的模范袁宏启。他散会后从武汉直接到松滋八宝区棉花采购站來与我见面。说起来也很好笑，因为我们互不认识，他到购站从我面前走过我都不晓得，他直接去找方站长，这时方站长喊我说:“小刘你快㸔是哪个來了？”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俗话说千里姻缘一线牵，这也是我们婚姻的写照。
1956年腊月二十六在领导动员和同事们的鼓励推动下，局长方焕章同志为我们采购系统三对年轻人即计划股长柳林和吴某、人秘股长李长荣和刘鳳隆、财会股长袁宏启和本人在听完报告后为我们举办了集体婚礼。每对新人拿十元钱买糖和鞭炮向同事们一撒，局长作为证婚人说了一段祝贺词，主婚人宣读了结婚证，三对新人一同向毛主席、证婚人、來宾们各三掬躬，燃放鞭炮，婚礼结束！
那時候没有婚假，第二天照常上班。腊月三十放了三天年假，袁宏启没有家，我们夫妻俩一起回莲花垱，给了我的爹妈和姨父母一个惊喜！因为我知道家里穷，就没有把结婚的亊告诉他们，也没有让家里老人为我花一分钱。所以回家后我们俩没地方住，好的是袁宏启不嫌弃我家穷，我爹找邻居讨歇，我就跟姨和启玉、启芬两个小妹妹四人挤一张床，也就在这一晚我才真正确认了姨就是我的生母。这也是我最难忘的婚期婚假。
在革命大家庭里，刚满十六岁的我就这么简单朴素地把自己嫁人了……从此我们白手起家、全身心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革命的洪流，同时也担起了养老抚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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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摄于北京长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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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年摄于北京天安门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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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元旦节摄于温哥华市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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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12月8日，摄于温哥华家中 |
（六）入党
1959年12月5日我在松滋县财贸办公室任打字员期间经商业局长方焕章、人事科长张儒荣两同志介绍，党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预备党员，1960年12月5日按期转正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说起入党这个事还想多说几句话。那是59年春，我被调到松滋县商业局百货公司文化门市部任营业员，正逢县委、县政府召开万人大会、也叫四级扩干大会，业务特别忙，为了表现个人业绩，每天每个工作人员接受顾客监督采取插红旗的方式，而我每天得红旗数都是排第一，还参加过商业系统业余文艺宣传队巡回演节目，因此我被县供销社打字员邹清芳同志看中，当时县财办主任徐庆堯(后來的松滋县县长)要邹清芳选一个年轻人培养成打字员为县财办工作，邹清芳同志就推荐了(当时她还不认识我)我，她说我年轻，一手字写得流利，服务态度也很好…就这样我被借调到松滋县财办，是徐主任接见我的，他是南下干部，给我的任务是向邹清芳学习，一个月后到县财办独立工作。我表示保证提前完成任务，结果我仅用一周的时间就赶上了邹清芳师傅的水平。提前完成了学习任务，直接到县财办上班工作了！由于打字工作积极，不怕苦、不怕累，特别是加夜班的时候多，从无怨言，因此这一年被评为全县商业系统“红旗手”，并被县妇联定为全县“三八红旗姑娘”，从而因这些榮誉称号而获得嘉奖！在这种情况下，徐主任找我谈话问了我的家庭出身等情况后说：“你写个条子交给胡亚龙副主任。”我没有听懂是什么意思，回到家里问了我丈夫后才知道是叫我写入党申请书。
在宏启的帮助下写了入党申请书递交给胡亚龙副主任后转给商业局党组织的张儒荣同志，没过几天，张儒荣同志就通知我填写入党申请表。当我双手接过申请表時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满腔热泪夺目而出！然后于59年的12月5日接到了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的通知书！于60年12月5日按期转正。从此在我心灵里就把自己当成党的人投入到各项工作，服从党的领导，听从组织安排，积极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做人民的公仆。我的工作原则是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赞扬声中找差距，成绩面前看不足；根据自己的能力，努力做出成效，不辜负组织的培养与信任。
五九年的这一年也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年。因为我从轧花厂的出纳员变成百货公司文化门市部的营业员然后又变成县财办的打字员，后又调到县委会任打字员；又由一个普通的工作员加入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党员；由于努力工作受到单位和组织的嘉奖！
也就是这些平凡的变化让我在松滋县的女干部中成为"筛子″，也就是成了小有名气的人了。
（七）圆梦
1959年底由松滋县委副书记燕启祥直接下手令调我到松滋县委办公室秘书科任打字员，由陳泽珍秘书领导，还有打字员熊友芳、收信员陳修斌为同事一起工作，大家一起为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而共同奋斗着……大约是1960年的6月份，听宣传部的姚明軒干事讲要培养工农兵大学生，县里有几个指标，可以保送。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好想去当一名工农兵学员去圆我从小想读书做一个有文化、有知识人的梦！但又考虑到自己刚调到县委工作不久，领导们都那么信任我，我怎么能把工作放下去读书呢？在思想上斗争了几天，也征求了宏启的意见，他表示支持说只要领导批准一定让我去。
有一天，组织部的张启蔚同志找打字员熊友芳同志讲报名亊宜，我边工作边听他们的谈话，随口问了一下我能否报名？张干事回答说“你也想读书吗？”我就说很想啊，他说只要县委办公室领导批准你可以报名。这時我再也忍不住就去找县委办公室刘凤启主任向他陳述了我想读书的想法和要求，三天之内刘主任找我谈话说：“只要你在半月之内培养一个新打字员接替你的工作，同意你报名入学！”我按期完成了任务，于当年7月接到华中工学院附中的通知，学期八年，即三年在附属工农兵中学完成初中、高中课程，五年上大学读完本科课程，完成学业后将成为党的一批红色知识份子。
当时我们松滋全县一共保送了十多个学员，去工学院的就有6人，彭华、张金龙、霍少桂、罗加泉、何远松等…还有李朝辉、梅祖明、鲍祥珍等人去其它几所院校了。
此次读书的机会我非常珍惜，下了很大决心，抛下丈夫和不到四岁的大儿子及年迈的母亲，带着学成归来的梦想踏上深造的征程上学了！国家为了培养人才，对我们这些从工作单位保送入学的学员按原工资的百分之七十左右发给生活费(也称为带薪读书)。进了院校门真是喜出望外，热泪滚滚，边喜边想我读书求知的梦想终于成真了！（这也表现了我自私的一面。）
到校后我们有四人编到“工”十七班，我们松滋的霍少桂任班长，我也成为班委会成员之一。学习虽然很吃力(速成)，但勉强跟得上。休息时大多時都用在赶功课、做作业、背俄语单词上去了。有一次院校党委决定把我抽调到院校体操代表队去参加训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那不是我学习的目的，经再三要求，院校才同意让我回到十七班继续学习。时间过得飞快，一晃一学年快结束了，就在这时，我们班上的党支部书记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由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正处困难时期，决定精简城市人口、砍掉59年60年入学的工农兵学员回原单位工作…等等一系列指示精神，我们正在其中，因此学了一年放暑假時就给我们发了个中学肆业证回原单位了。
（这期间我有一个选择是缺乏远见的。那就是数学老师问我能否留校当英文、德文打字员，当时我觉得那两种文字我不懂，那种打字机我也不会用，加上接到丈夫的信说他在家照顾不了孩子和母亲，由于宏启说话夹着汉阳的方言，我妈有时听不懂，有时因误会而闹意见。想了这些，我就果断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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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春，就读于华中工学院 |
（八）工作
1961年7月份就这样结束了读书深造的机会，让我的求知求学梦彻底醒了。我把这一段里程叫做在大学学府里游了一圈，让渴望求知的梦中人品尝了一下学生生活的滋味。回到松滋向县委组织部报到，等待组织安排工作，没等几天，县财政局长老红軍付兴能同志向史书题县长点名要我去财政局工作。就这样我又成为为松滋县财政局的干部，从事人秘股行政事务，承担打字、收发、人事、监察、后勤服务等一篮子工作。我把这项工作叫做“一抹兼十杂，烧火带引伢”。
在财政局一共工作了五个年头，有几件事我觉得值得讲哈。
那是1965年7月14日，突然接到松滋县政府通知说八宝闸倒闸溃口，要求我局组织突击队去八宝区去救灾，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向局长汇报，并馬上组织在单位工作的同志（当时财政局一共只有十七人）约7人即刻出发，赶赴溃口处，看见洪水大浪滔滔涌入堤内，顿时整个八宝区的农田被洪水㖔没，村民、牲畜都必须及时搶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共同想到的是如何救人民群众於水害之中，我们去的人员有李万海、唐远根、李先群、陳昌俊等，只有我是女同志，年纪最小。我们找到一条小船，用輪胎当救生圈，包括船工八个人从溃口处冲向垸内，丝毫没想到个人安危，因为其中包括我只有四人是共产党员，这时就是我们党员起先锋模范作用的时候，应该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当我们冲进垸内后见人救人，见畜救畜，看到那九万亩良田被洪水淹成一片汪洋，八万多老百姓逃到大堤上避难的情景，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我们参加救灾的人员苦战了三天三夜，直到把灾民都动员接送完了，我们突击队才奉命回单位。
回到单位后，我还没來的及回家洗澡换衣服，紧接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护送老红军局长一家九口人回原藉"。当时县委已安排梅德和同志护送，我是被临时指定的，老局长的原藉是四川绵阳剑阁县，局里副局长安排我只送到宜昌就返回单位。接受这个任务时我心里就有疑惑，感到非常突然而且很不理解……因为我们救灾突击队出发前老局长还给我们进行了战前动员和鼓励，只这么几天老局长怎么突然退休回原藉呢？
当时是用一辆解放牌大卡車把我们一行送到松滋囗換乘船到宜昌的。到了宜昌后住在招待所，准备第二天换乘去重庆的客轮。当天晚上我去向老局长辞行，准备第二天返回松滋。这时老局长发话要我和梅德和同志俩人把他们送到目的地，我说刘克义副局长吩咐我只能送到宜昌，老局长说:“你是财局的人秘股长，你能看着我们一大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老婆晕車晕船不能照顾小孩(当时最大的孩子14岁，最小的孩子不过半岁)，就梅同志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他只能联系解决行程的車船和吃住问题。”讲到这些老局长老淚横流，其余人都痛哭起來，此情此境我也忍不住跟着哭了…
于是我要求老局长帮我给刘副局长打招呼请假，待批准后我一定护送。这時老局长发起火来，并骂到"娘的屁″给他说什么？当时就叫梅同志連夜给县财贸办公室发电报为我请假。到了第二天要上船了，还没见回电。我认为我是财局人事干部，有责任、有义务护送，再就是老局长是老红军为解放穷苦百姓爬雪山过草地经历过艰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流血流汗的幸成者；三是想到没有他们那一代人的卓越奋战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最后想到即使为护送老局长未经批准自作主张违反了纪律而受到处份也是值得的。于是向老局长一家人表了态，决定与梅同志一起护送，这样一家人才转悲为喜！结果直到把老局长一家送到目的地并找当地民政局把他们安顿好以后，我们才按原路线返回。由于路途远，交通不方便，大人小孩包括我自已都不同程度地各自生病，前后历时约二十天。等我回到松滋还没到局里报到就听说刘副局长已发话，一定要处分我。
到局里报到上班后，刘副局长约我谈话要我写检讨，我拒绝了。我把执意护送的想法都向刘副局长作了汇报，并表示检讨我绝不写，如果要处份就下文件，我接受！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音信， 这事便不了了之了。究其原由，经过详细了解才知道正是这位刘副局长在县委书记那汇报说老局长有贪污受贿嫌疑，而县委第一书记鮑福汉亲自找老局长谈话，因无凭无据受这种莫须有的怀疑和指控，老局长一怒之下与书记吵起來了，并知道了是刘副局长告的状，老局长更是火冒三丈，加之身体有多处伤疾经常发作，所以一气之下提出退休回原藉。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我们全局大部份同志都为老局长报不平，我本人险些成为别人争权夺利的牺牲者。这件事给我的教训也极其深刻。
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底我被县妇联选中报县委组织部任命为松滋八宝区妇联主任，立即投入受灾后八宝区生产自救、重建家园的工作中去了。
这一调动，让我的工作又是一个转变，即从机关工作转变为农村群众工作。崗位变了，工作的性质变了，又得从头学。这时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大儿子八岁，小儿子两岁，由于工作环境变了，给我的小家庭也随之带来了变化。在此之前，我本来与丈夫商量好了，向县委组织部也申请过了不去当妇联主任，要求留在财政局工作。这样对小家庭可以照顾两个儿子，让大儿子上学，小儿子上幼儿园，尽一个母亲的责任。但县委未同意，坚持下达了任命通知。农村工作就得蹲点、住队并与群众“三”：即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一來，我就没办法照顾两个孩子，向区领导反映我的实际困难，而领导的答复是把孩子带到所住队去上学或托人代管，当时孩子他爸也在八宝区委会任秘书，长年累月不着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以服从党的需要为己任，决定克服小家庭的困难忍痛割爱将两个孩子送到莲花垱请求姨父母帮我照顾、让我全心全意投入新的工作。开始在四大湖住队，不到一个月就转到区委重点——新棉大队。
我在这个大队的第二队陆陆续续蹲了近六年的点，其间有些事让我至今难忘。
一是由区委宣传委员带领蹲点工作组到新棉大队(地名为侯家垱)去住队，这个大队共五个小队，我被分配到二队工作，住在贫农组长曹某某家。住下就要开展工作，於是就去找生产队长陳某某，打算找他商量怎样落实区委对新棉大队试点工作的指示精神。等我找到陳队长時，他却避而不见，看见他時喊他也不答应，上前跟他说要找他商量工作时他不理不睬。踫到这种情况心里很嘀咕，想到我与这位队长(当时他己五十岁)刚认识又没有得罪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就暂时不找队长而直接到群众中去挨家挨户走访，原来这个小队是全大队户数最多且生产比较落后的队，在走访过程中知道了陳队长不理我的原因: 认为工作组只有我这么一个女同志，年龄不大（当时我二十五岁），又是从机关单位调下來的，没什么农村工作经验，并说这么一个黄毛丫头到我们二队䏻干什么事？当我知道了这些情况后，我反思了，是啊，老队长讲的是实话，但想到他以瞧不起的态度而横眉冷对所有工作组的干部也是不对的。怎么办？记得毛主席曾教导过我们，做群众工作的方法是从群众中來，到群众中去。我没把矛盾上交给工作组长，而是想方设法去接近老队长，比如帮他家去扫地、喂猪、推磨等等，两三天后老队长答理我了，我才向他表示要与他交換意见。我讲了我的想法: 我说您比我年纪大，可当我的长輩；您有多年的农村生产工作的经验我可以向您学习；但从政治上讲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我们都是平等的，且我比您的党龄长；在工作上我们都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各级政府指示精神的宣传员、工作员；我虽然是女同志，但您应知道在中国各个革命时期的各项工作中都有女同志的贡献，毛主席都肯定了"妇女能顶半边天″！再说我从机关调到区里被派到二队住队是工作需要，也是我服从组织分配的表现而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下來受惩罚的…等等，经过推心置腹的交换意见，从而解除我与老队长的隔阂，关系溶洽了，工作也就顺利了。这说明一点，就是女同志做什么工作，在起点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难度。
住队期间发现有一位五保老太婆患了乳腺癌(多年后才知道这种病名)，整个乳房溃烂成一个大洞，伤口处开始有蛆虫了，病情己到晚期。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难受，想到如何让这位老人安度病入膏荒的风烛残年也应是我这个住队干部份内之事。于是我建议大队共青团支部召开全大队共青团员大会，动员全体共青团员轮流义务值班照顾这位老人，我本人首先带头，每班俩人，任务就是保证老人吃两歺飯、打扫屋内卫生、给老人洗伤口、换药，发现问题及時请诊所医生并向大队党支部报告。这个方法得到工作组领导和大队党支部的认同和支持，我们对老人的照顾让大队团支部和全体共青团员受到党支部的嘉奖和表扬，也得到了群众的好评！近半年后，我去县里参加了几天妇干会议，回大队時还给老人带了一斤红糖和点心，等我去大队党支部和工作组报到时，支部书记刘家德同志对我打趣的说：“刘瑜同志你回來迟了，没有给你老人送到终，你给她买的東西她再也无法享受了。”我才知道这位五保老人日前己与世长辞了，弄得我一時心酸落下了惋惜的眼泪。
二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我是65年10月底调到八宝的，66年的元月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66年的"三八”妇女节期间，区委领导同意我组织召开全区妇女小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参加会议的人数五百多，会议主要内容是按党中央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动员广大妇女干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春耕生产的动员工作，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我正在作报告时，造反派代家珍、胡志英等一批妇女同志闯进会场，冲上讲台夺下麦克风，大喊打倒“走资派刘瑜打倒刘瑜!” 顿时会场一片混乱，有的大喊冲会有理，但绝大部份人喊冲会无理，同时将我抓到大路口粮管所门前揪着我的头发、把我拽到一张大方桌上开始对我进行批斗，一直斗到晚上也不让我吃飯，大约在九点钟左右才散会。在我回家的路上，又有造反派头目庞士刚、周立泉等五人截住我，并把我抓到大礼堂进行連夜审讯，无理提出要我交待三八会议的幕后指挥……等等，折磨了一整夜直到三月九日凌晨才释放。审讯者完全效仿的"渣汁洞"、"白宫館″的那一套，即拍桌子、指鼻子、瞪眼睛、手拿棍子、鞭子，不开电灯用煤油灯，用恶狠狠的言语审讯着……。看到这种情形，反而使我冷静了，明白了，他们这种做法不是共产党的做法，坚信自己没做错，坚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能扭转这样的局面！所以让他们的审讯一无所获！当我回到区政府才知道区委雷正新、李长春等陪着我丈夫袁宏启沿着长寿河花了很长时间找我，怕我出事，看我回家了大家才放心。
到了1967年9月8日，那些造反派们又拿出了新招，要搞“三八冲会有理”的半周年纪念，计划拿我"开刀"，经好心同志悄悄相告，我向领导汇报后便安排我丈夫袁宏启連夜把我送回老家莲花垱，当时不敢走公路，而是从龟咀大队、同太大队的湖中小路走回去的，但到了9月8日，我还是没有逃过，由于区里同事老乡胡某某带路，有八个学生一起到莲花垱当着我家的老人弟妹及孩子抓走了我。我的乡亲们和家人想阻止，但是被我谢绝了。当时我想他们要整我，只需我一个人承受，如果乡亲和家人阻拦，那么闹起來会发生欧斗，弄得不好还会伤人甚至出人命，如果出现这样的后果，不但会给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我自己也还必须承受“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罪名而遭受惩罚。因此，我告别乡亲和家人跟着抓我的人走了，当时弄得我家老人眼淚汪汪地望着我离去，真是一种生离死别的场境…
当他们要用绳子捆绑我時，我便斬钉截铁的说：“不需你们捆绑，跟你们走就是。”当天就把我押送到候家垱小学，一到就把我强按跪下，用牛皮筋编的鞭子抽了我两下，要我交出"黑材料”，真是无中生有，我哪里有什么"黑材料”啊？紧接着又把我们工作组的刘某某拉來陪我一起跪下，同样用鞭子抽打，要他检举我的罪行，他说没什么可检举的，他们就接着抽打，打的很励害，看到这种情况我就说“有什么罪都由我承担，与小刘同志无关，请你们放了他。”他们看审不出來任何東西, 就狠狠地打了小刘一顿，然后把他拖到学校操场用一桶大龚泼了一满身……最后才将他赶走了。我心中虽然气愤，看到小刘同志被放了，也就松了一口气。晚上派四个女学生看守我。那些造反派们还抓了区委其他干部和一些拖板車逃难的、谋生的游民和匠人，把他们都分别绑在树上，不让他们吃、喝、坐、睡，由他们轮流用鞭子、棍子抽打……哭声、叫喊声、吼声混成一片，有的已被打得咽咽一息，我向窗外看了一下被吼道“看什么？！你不老实就跟他们一样下场！”听他们的吼声真是气得难以言表。深夜里听见外面的叫喊声，我哪里有睡意阿？脑海里思绪万千…曾想冲出去跳塘死了算了，免受这样的窝囊气，但想到我的丈夫和两个儿子及其父母兄弟姐妹，舍不得他们，又想到我本來就没犯任何罪，为什么做自绝于人民的事呢？应该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总会正本清原的……因此下定决心:只要他们不把我整死，只要有一口气就要活下去，一定坚持看到那些没人性的狗東西们的下埸！就这样，我被他们留在学校“改造”，在一次拖砖的劳动中因为把腰闪了，疼得动不得才没有再参加重体力劳动了。在改造期间，做扯草类的劳动时得到新棉二队群众的关爱，有的小朋友受家长的派遣给我送小板凳、送斗笠、还悄悄地送饭、送面条、有时还放有荷包蛋……我感动得满脸泪花，多少年啊，永远难忘！特别是腰闪了要请假到区医院看病，五队的邓伯伯俩老怕我在路上受到那些造反派的拦截，除了给我弄吃的外，还亲自把我送到群兴大隊找到我的丈夫后才安心离去。这两位老人无儿女，我还没来得及报恩，二老相继离世了，我只能发愿来世再报！
就在我被抓的第二天，我的三个弟弟即刘启猛、刘启勇、刘启俊一起从公安县的老家赶赴松滋县八宝区去探望我，知道我被押解到候家垱小学后三人要去侯家垱小学找造反派要人，被区委雷正兴同志劝阻了，言明厉害关系让我弟弟们不要去，当我弟弟们意识到去了不但多半要不回姐姐反而会给姐姐加罪时，我的三个弟弟只好听劝，并站在白水淌桥上望着候家垱方向跳起脚痛、哭喊着姐姐…后來当我知道这些情景后我深为感动！血浓于水，到底是同胞姊弟，其手足亲情感人之深！
在文革期间，由于我被当成"走资派″受整，还牵連了我寄养在公安乡下、当时还只有十岁的大儿子袁昌明，受到所谓革命群众胡某某的欺负，无缘无故地被狠狠搧了一巴掌，他问为什么打人，胡说"走资派的伢该打。”可怜我家小孩只能忍气受着…
在这一场运动中，我坚信自已不是走资派，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坚持抓革促生产的方针，坚守一个信念：总有一天会拨乱反正重归正轨，走向正确的道路上來的。
其三就是1971年8月我接到松滋县委组织部下的调令，将我调到县城关镇新江口工作，我转身就去新棉大队向干部群众告别，受到了他们的热情送别。我在那里住队期间无论干部、群众甚至三岁的小朋友都称我刘瑜同志，我感到很亲切。 等我收拾好行李准备上路时，很多人都过来送我，有的拉着我的手不让走；有几个姑娘和妇女小队长还流淚；有的要送東西（除收了三队妇女小队长两把靠背小木椅子外其它的都谢绝了）； 还有一些小朋友喊着“刘瑜同志”要经常到我们这里來玩呐。这样的情景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自已由一个对农村工作一窍不通，被生产队长瞧不起的黄毛丫头最终在工作组长雷正兴同志的带领下、在当地党群的教育下让我成为了一名受到干群好评和信任的工作队员！
1971年9月初，
我被调到松滋县新江口镇任妇联主任，当时还是“革委会”执政，刚报到几天就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即林彪猖狂出逃。这又是我们国家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我们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投入到紧张的各项工作中，这是因为文革的后期开始拨乱反正，从中央到地方都要恢复党的领导。县委组织部通知命我主抓筹建新镇委的工作。让我又面临新的考验。刚学习了群众工作，现又要重新投入党建工作，又要从头学习。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要写党建工作报告，由于我的文化水平低，没有写过这么重要的材料(原在八宝区任区妇联主任的报告材料都是我向丈夫袁宏启提供想法和素材后，他帮忙写成报告我再去讲的)，这项工作真的难倒我了。这时丈夫也无法帮我了。镇革委其他同志向我推荐当时镇财管所长李直正同志(据介绍这位同志历来就为镇革委写大型材料)，当我找到这位才子说明意图后，他却硬生生地拒绝了，那怕我再三请求，他还是不答应。我听其言观其相，认识到这位同志拒绝的不仅是这项工作，还察觉到他有一种不服气和藐视我的态度，顿时让我醒悟，我又被"瞧不起″三个字卡住了，怎么办？古人云：只有学而知之！毛主席曾教导我们学习愚公移山的精神，共产党员不能被困难吓倒，“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决心迎难而上！我先找了大量资料，然后找各层干部座谈，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和对筹建新镇委的看法、建议以及要求，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亲手写成了报告，初稿完成后请我丈夫初审并帮助修改了一下文字，对结构他没作什么改动，鼓励我说真没想到你能拿下这份材料。得到了他的肯定我的底气就足了，于是召开新镇委筹建小组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份报告。完成这项工作后，我在镇革委会及各层干部中进行的其他工作都顺利了好多。筹建工作结束后就召开了党代会，选举新镇委七人，我是其中一员，分工万先华同志为书记、武装部长梅某和我为副书记，还有张忠诚、汪传祿、艾大兴、王业炳等为委员。紧接着我们又召开镇人大代表会，选举了新镇长、副镇长。这两套班子的筹建完成，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的革委会。同一时期，从中央到我们基层的全部工作才总算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
在镇委、镇政府工作历时五年，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因为是一级政府机构，所有政府工作人员都应全心全意当好人民的勤务员，我自己更不能例外。所做过的工作已成为历史。但在这期间有几件事涉及到个人利害关系想交待一下:一是1973年利用职权找林园大队支部书记商量，将小妹刘启芬的农村户口转入郊区林园大队为菜农户口，逐步转为商品粮，这样便于招干招工，让其参加工作。这件事刚一落实就被个别群众在松滋县委会通过贴大字报的方式检举了我这一错误行为，县委副书记周其政同志找我谈话，并严厉批评我说：“刘瑜同志，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呢，赶紧纠正，可以不给予纪律处分。”我当时立刻服从县委的决定，将启芬的户口退回了原藉。事后我进行反思，深感这的确是我一时的私心，利用了职权，违犯了党的纪律，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后来经有关人事透露，当时县委之所以迁就我，没下明文处分我，是因为把我作为县委副书记的人选上报到荆州地委组织部了，没有被考核上，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我经不起权利的考验；二是1975年农历3月17日，老袁约我去米积台，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很淡然地说没什么事。当我和他乘公共汽车快到大路口时，他突然告诉我说：“刘逸峰因贪污被他单位拘禁，在米积台畏罪投河自杀身亡。”听到这一恶耗，顿时难受极了…我如何面对？想了想然后对老袁说：“我不能去现场。”理由到现场看到哥哥的尸体被水泡肿变得面目己非，我会触景生情，出于兄妹感情，我不可能没有反应，如果哭了、怨了会被视为有阶级立场问题而受到牵连。再说，嫂子和他的三个儿女如何接受这个事实，谁去帮助他们？考虑到这些问题，我决定:(1)不去现场，由老袁当代表去现场表态：一切听从当地组织上的安排和处理；(2)我就在沙道观下車，直接去沙道观镇委会要求镇委派领导及有关政工人员与我一同去刘逸峰的家先抄家，抄收脏物后没什么问题了我再进门；(3)由我当着镇委领导和有关政工人员的面给家人及子女揭盖子做安抚工作；(4)父母大人只准在沙道观大桥头目送去火化的儿子，不能哭闹。老袁很赞同我的想法，就按照这个思路我们都一一照做了。抄家时除了发现一段一件衣料的卡其布是新的被当场作为赃物没收了，其他没有发现任何东西。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他的家人摆脱嫌疑，也可让我不受牵连。在处理这件事上，虽然我的思维比较敏锐，但在感情上也表现出我自私和无情的一面。后来，党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的政策，刘逸峰的问题得到平反，由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重新审理并下达文件，正式结论是“不慎落水身亡”，还补发了扶恤金五百元人民币。三是1975年11月份的某一天晚上，我正在镇办企业制纯厂召开职工座谈会，教育组组长王和法同志来通知我回镇参加镇委扩大生活会。当我走进会议室，我看人都到齐了，与会的同志都以一副严肃的面孔朝我望了一眼，无一人向我打招呼。这种场面我第一次见到，顿时很吃惊，不知出了甚么事。妇联主任胡庆莲同志的孩子在发高烧也不能缺席。我坐下来后，一把手万先华同志宣布会议开始，他率先发言，我聚精会神地听着、做着笔记，结果他讲的内容全部是针对我一个人的，而且罗列成十多个问题，听起来意思很明显，就是我在镇里的所有工作被这位一把手全盘否定了，而且还要被当着靶子成为众矢之的。来势好像要将我“打倒”，使我在全体镇委会的干部职工面彻底丧失威信。接着还让与会的同志们逐个发言对我的“问题”进行分析批评。会议进行到深夜两点钟，未让我讲话就宣布散会。当我要求发言时，他确说：“时间不早了，明天再说吧。”我说既然是生活会，应该让我讲话呀！可是万书记的回答等于说不准，然后就这样散会了。回到家里，对当晚发生的事我反复思考着，又没有人听我倾诉。根本没睡意了，觉得这一"突然袭击″来得太猛了，怎么也想不通，深感委屈…我就独自一人走出家门，从深夜两点多至凌晨五点多钟在新江口的共青路上来回走着、苦思着、急着怎样才能弄清这件事的原因……左思右想，最后决定找县委领导汇报思想，都说县委组织部是所有干部的娘家嘛。第二天到了上班的时间，我直接到组织部向部长彭宏达同志把镇委生活会的情况汇报了一下，部长听了二话没说就安排我去向县委副书记尤让𡖖同志汇报。当天我就找到尤书记，问他汇报了镇委生活会的情况，并提出了我的请求：(1)镇委扩大生活会继续召开，开会时要有县委领导派的人员参加；(2)会议进行中允许我把话讲完；(3)会议结朿后县委领导重新安排我的工作；(4)在调令未下达之前我不暂停镇委副书记的一切工作。尤书记接受了我的思想汇报，嘱咐我耐心等待。（因为这次生活会的做法让我太难接受了，急得我一夜之间患上暴炸性的头疼病，从此让我深受精神折磨十几年，直到八六年五月才基本医好。）等到1975年农历腊月，在县委的督促下新江口镇委生活会终于决定召开了，会议进行了两天，县委尤书记和彭部长都亲自参加了。会议仍由万书记主持。会议中作为主讲，我把我在镇委会五年来在万书记领导下是如何工作的情况、同时就他在上次生活会上给我列出的十多种问题一个一个地摆事实、讲道理，几乎讲了整整一天。正如会后其他镇委所说：刘书记今天把话夹子打开了，讲的内容让我们心服囗服，还有些话讲到我们心坎上了，因为有些话我们平时都不敢说。这位万书记是位工农干部，解放初期参加革命，文化水平不高，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一贯采用家长式的工作作风，开口就训人，在他的领导下只有服从、服从、再服从…即是错了他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还听和他共过事的同志说，这位书记爱整人，每在一个地方任职总有一个干部被整，然后他自已就上一个台阶。这次在镇委中就找准了我。但是，他没想到我这个人不服整只服理。听完我的发言和反驳，他也有点接受不了，会议的当夜他就去找县委第一书记康志宏同志。康书记第二天亲口对我说：“刘瑜呀，你怎么把万书记说得坐不住了？他半夜来我这告你的狀呢。”我向康书记解释说，那是他从来没听见过作为他的部下是如何工作、如何忍气吞声做人的真实心声！康书记笑了笑说：“你以后还是要注意一下分寸，毕竟是老同志嘛。”这位万书记为什么把整人的对象瞄准了我呢？事后我也回顧过。首先是县委领导对我的信任和工作的认可。因为凡是涉及需要镇里出面解决的事大多是先通知我去参与或接受，然后由我再向万书记汇报并请示解决；其次是因为在培养我任县委副书记对我进行考核时征求过他的意见；其三是我受到县委宣传部的采访并由《湖北日报》全文刊登过有关我“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点滴事跡；其四是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什么事情和问题总是先找我，经常把我忙的饭都顧不上吃，更谈不上管家、管孩子了。我每天都是白天应酬各项工作，接待来访者和处理各种问题，晚上又参加万书记召集的大、中、小型会议，夜里差不多一、两点钟才结束，回家后孩子都睡了，这才有时间在深夜洗衣服。可惜的是，我的这种忙祿在万书记眼里不是工作而是过错，正如他在整我的意见中所说：“为什么都只找你？甚至走我门前过、有时与我擦肩而过都不找我呢？”我真是委屈了！我累死累活的工作算不了什么，但得不到顶头上司的理解让人真难受。当时，我们城关镇的干群总结出一句话：“找刘书记反映问题是挑一担包袱来，可以放下一个、或者一担都放下来轻松回去；找万书记反映问题是揹一个包袱来，挑一担包袱回去，而且有时心情更沉重。”大家这么说了，我在接待来访过程中更无法推卸责任。第五个因素是，
他看到年轻些、群众基础好些的我可能危及到他的领导地位和威信。可是权利对我来讲，并不值得去争抢，我的本意就是，党组织不给我的我坚决不争、不抢、不伸手要；组织上需要给我的我也不客套并决心做好。经过这次刻骨铭心的生活会后，我决心不当这个副书记了，申请调离。在新江口镇任职五年可以说是我平身奋斗里程中最艰难、付出的精力、脑力、劳力、嘴力及时间最多的一段里程。体重减到只有八十多斤，还晕倒过几次，每次注射两支葡萄糖后接着又继续工作。这样拼命地工作，
我只有一个信念: 我本是一个真正的无产者，是共产党、毛主席拯救、解放了我，走上了建设新中国的道路，在这康庄大道上我必须努力向前、做一名有益于人民的人。我始终认为在这条大路上无论多么艰难、需要付出多少代價都是应该的。我申请调离的原因主要是领导层关系不融洽，其次是身体状况已适应不了工作要求。当然我还有其他考虑。
到了1976年3月，我被正式调到松滋县劳动局任副局长。这个单位是县政府的一个部门，单位人数不多，大概有十多人吧。已有正、副局长各一人，我去后为第二副局长。劳动局的主要工作分为三大块，即根据上级劳动局下达的招工指标做好职工招工工作；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做好干部职工的工资调整工作；再就是管理安全生产(包括矿山、机械厂、水陆交通运输等等)。我被分工管安全生产。当时县政府还专门下达文件设立了县政府安全办公室，在劳动局办公，并从有关单位抽调干部合署办公，记得从交通部门就抽调了两人，如交通局的肖元芳，公路段的易发新等同志，由我负责主持工作。安全生产还包含了工人劳动保护的工作，因此我的工作即广泛又抽象，除了组织检查、处理各种劳动事故、指导督促劳保工作的落实外，其实没什么具体事情要去做。自从接受了这项工作后，我感到比在城关镇工作单纯多了，除了经常出差外，回到局里上班时有上、下班的规律，也有了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大约是在1974年间，宏启也调到县教育局任副局长了，虽然自从那时起一直长期在王家大湖农村蹲点，但每月也有两天休息日，有时还回县里参加有关会议。
这次的工作调动，对我们小家庭的团聚也有了很大的促进。过去的岁月我虽有家似无家，因为宏启长期参加修桥、修铁路、蹲点、抢险等等外出工作，常年很少在家，我也只顾忙自己的工作，孩子们回家见不着爸妈，从未吃过我做的饭菜。刚调劳动局时没有住房，县政府行政科给我们一家四囗人安排了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办公室，仅仅只能放两张床，从食堂端饭菜回家没地方吃，接待来访者也只能在外面树林子里坐，就这样坚持到1977年才申请到一套用猪栏屋改成的砖瓦房，靠近山旁边，又潮又臭，主间能放两张床，还有一个小偏屋可以做厨房。不管怎么样，搬进去后，总算像个家了。我开始学买菜做饭，孩子放学回家总算可以见到妈了，来了客人还可以在屋里接待。由于房子質量太差，经常漏雨，我去找行政科给我们调剂一下，可人家很为难，没法换房。我这个人的内心是个很钢強的人，承受不了大的委屈，于是下决心自已建房。我以五百元人民币起手，和小儿子一起在休息时间亲手买砖、还一块一块地捡半头砖，把它们用木板车一车一车地拖回来，然后自己挖土坑洗石灰，钱不够就找朋友们借，地基是我养父妹妹的侄子张木匠把他的菜地送我的，就这样于七九年我们住进了自已的房子，正屋有两间砖瓦房，加上一小偏屋当厨房。我是出了这口求人求不着的窝囊气，却也背了一些债，所以，从1980零年八月一月起，宏启决心戒烟了！我们的小家庭真正形成了。大儿子读大学放假有家可回了，小儿子也参加了工作。
在劳动局工作期间， 我给我的大家庭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比如在招工方面，虽然我不是直接主管，但在同等条件下，我的亲友在入职参加工作时享受了优先待遇。当时在群众中还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记得徐县长曾让他的老伴批评过我。特别突出的事例是安排孟若生的工作。大约是1978年，他说是为我的小妹刘启芬才从海軍部队复员来松滋的，人一落脚就揹着简单行李直接来到我家，一声姐姐叫了就在我家待着不走了，可是启芬并没有答应过与他的这桩亲事。小孟看启芬不接受他就揹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他是湖南人，家里没有亲人了，当时急得我一愁莫展，为难极了。如果不管他，怕他一时想不通出了意外，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因此我动用了好多关系，将他从部队到地方、从湖南到湖北、从服转到安排工作，真是让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最后将他安排到县文化局的下属单位电影公司工作，历时三个月才落实。在劳动局历时八年，其中有三年多时间被县委组织部抽到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这三年多主要与案件材料打交道，办公室成员四人，每人都按部长的安排熟悉案件情况，针对中央、省委的文件精神提出落实意见供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研究决定。这项工作一直干到1984年3月底，因为宏启被调到荆州市农业银行任计划科长了，我当时本想就在松滋干到退休算了，但大儿子和他新婚不久的媳妇都极力主张我也去荆州，经他俩的再三说服，我才同意随他父亲调往荆州。
1984年4月到荆州市农业银行报到后，我被分配到农业银行金融学校，这个学校有电大班、中专班，并设有办公室、学生科、行政科、会计科和政治办公室。我被任命为政办主任。各项工作已初具规模。在校长刘友英同志的领导下，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扩大师资队伍、制订学校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这些工作都是在校党委集体领导下进行的，我只是负责跑腿、考察、弄清情况再向党委汇报研究决定，最后办理师资的调动手续。我在校工作的时间不长，只有两件事让我最感到难忘。一是先后有两个好的机遇与我擦肩而过。（1）在调往荆州时，荆州地区人民法院向地委组织部申请了编制，并由孫院长找我谈了话，要将我调到法院一庭工作，当时荆州农行行长高行长不同意，原因是农行不接受用法院的家属与我对換，此事僵持了一段时间，我个人也没办法解决，但是如果这个机会能抓到手，我就可以到法院去工作了。法院领导看中我的主要特点是办事积极，认真负责，处事公正，上交矛盾少，能为领导排忧解难。（2）1985年省农业银行人事处把我抽调去参加对地、市、州农行的领导班子考核工作，我参加的这个组共有四人，由一位老同志任组长，工作范围是黄岗、咸宁、鄂州、黄石、孝感等五个地区级农行班子的考核，前后历时月余，等到完成该项工作时，我因为与省行人事处长非常投缘，她打算将我调到省农业银行金融学校劳资处工作。我当时确实也想去，但考虑到我一人动了还有老袁和小儿子和他媳妇都要动，最终还是因为拖家带口而放弃了。如果这次能坚持调动的话，其结果可能与现在又不同了。第二件事是处理一起十分棘手的車祸。大概是1985年的某一天中午，突然传来恶耗，我们学校的刘校长被大卡车撞死了，一校之长竟然遭此飞来横祸，实在是学校、家庭的不幸，令人痛心。事故出现后，农行领导安排我去找肇事者交涉，同时做好家属的安抚工作。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我馬上行动，先找到肇事司机，他是浠水县的人，开的是一辆运输货物的大卡車。我一边说服这位司机把他单位的主要领导请来，商量一下事故的处理方法，一边亲自去找刘校长的家属、江陵县广播局杜副局长，以便当面告诉她事故发生的经过并劝其节哀，请她先提出意见和要求，我再代表单位和家属与肇事单位谈判。在安抚家属时，在场的亲属有很多人，顿时起哄，有哭的、有闹的、甚至有几位亲戚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随手拿起板凳向我掷来，让我受到极大威胁。我在与杜副局长商谈安葬和抚恤费用时，她家的亲戚们七嘴八舌，纵容她提出四十多万元的赔偿数额，这在当时几乎是天文数字。在万分紧张的氛围中，我拿出了我的态度:(1)刘校长突遭车祸不幸身亡，我与你们在场的亲人都有一样沉痛的心情；(2)我不是肇事者更不是肇事单位的人，开口骂人、动手打人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其行为是毫无道理、非常错误的，如果打伤了我你们也是犯法的；(3)安葬死者及扶恤费赔偿的费用要等交通监管部门、肇事单位领导、学校代表、家属代表四方共同经过谈判达到共识才能得到解决。就这样，我终于通过动脑子、跑腿子、磨嘴皮子，在市农业银行高行长的领导和支持下，圆满处理好了这桩车祸事故。在农行金融学校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内，学校发展较快，在上级和校领导以及学校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等我离开时，学校的教学大楼、办公大楼、学生宿舍大楼、教职员工宿舍楼及食堂都建成了，教职员工由九人上升到五十八人，学生已达到六个班级(两个电大班，四个中专班)。
1986年8月我正式调入荆州市人民银行工作直到退休。这次调动是我个人要求的。我向上级机构陈述的主要原因是：学校是知识份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本人学历太浅，有很多工作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和要求。当时人行和农业银行刚分家不久，我想到，来荆州后一直和丈夫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小儿子的工作单位也属农行系统，自己最好能调出这个系统，于是我向人民银行行长李益天同志提出了要求，在李行长的关怀和支持下，半月之内我的请求就获得了答复，他们同意接受我。不过，等到向本单位和上级领导申请调出时，我反而做了三个多月的工作才获得批准。调入人民银行可以说是我工作的最后一站。在这最后一个站台上，我决心好好珍惜这个机会，继续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教育和期望。到人民银行报到后，人行党组和领导安排我担任政办主任，由于当时行机关的科室设置还没完全健全，所以人事、监察、行政都由政办统一管辖，后来才逐步完善健全各科室，将政办分为人事科、监察室、行政科三个科室。因为人事科副科长是一位长期从事银行人事工作且年轻有为的老同志，加之人民银行是中央很行，上级要求人民银行设立系统金融工会，我便主动要求去做工会工作，原因是人事工作是掌握人权的岗位，我初来咋到，巩怕当不好领导的参谋而误事，二来也可让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老同志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提拨，再就是我本人从事群众工作的时间较长，而工会正是联系党群的桥梁。行党组听了我的想法，研究决定让我出任金融系统工会副主任。工会机构在全行干部职工的眼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冷门设置。当时我接受这一工作也的确有一个180
度的大转弯：办公室由楼上转到一楼；一张陈旧的办公桌；一个没有兵的光杆司令。我这个"三一"干部如何开展工作呢？摆在我面前的完全是一张白纸，为了在这张白纸上画出一些像样的图画还需去好好学习、认真思考……在省人行系统工会和地区总工会的领导下，在地区人行党组的重视和支持下，我沿着"三抓″的思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不久就把冷冷清清的工会办公室变成了有生气、有活力的职工之家。行领导还把老干部工作也交给了工会。具体一点说，一是抓了组织建设，即敦请行领导为工会配备工作人员。由于领导的重示和支持，工会设置了机关工会主席和金融系统工会干事，我这个“光杆司令”变成了四人办公室，行机关还通过群众选举产生了工会委员会，把全行机关科室划分为三个工会小组。组织的建全和人员的落实，为开展工会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二是抓了制度建设。我想到，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应有个规矩，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我到地区总工会和有关单位去专门学习和讨教，回到行里与同事们一起研究制订了有关干部职工生日祝贺、因病住院探视、家中老人逝世悼念以及有关对离退干部职工进行走访慰问等等一系列规章和制度，只有这样才能让工会组织成为职工之家。为了当好干群之间桥樑，我还组织制订了领导和干群的民主对话制度和住房分配制度。三是坚持不懈地抓了各项对工作有益的活动。如组织金融知识、业务技能、文体活动(篮球、乒乓球、象棋、拔河、摄影)等竞赛让干部职工有机会分别获得团体奖和个人奖。此外，我还坚持办黑板报宣传党和国家大事以及金融政策法规，坚持表扬好人好事，积极努力向行党组和上级工会组织推荐先进单位和个人，组织并带领离退休干部和先进工作者去外地旅游或疗养，在机关创办“五好家庭”活动等等… 通过这些工作和活动，地区人行机关工会和金融系统工会以及老干部工作分别获得了省人行工会和地区总工会的多次奖励，我个人也受到了多次奖励，特别是省金融系统撰写的《金融英雄谱》一书以《纽带》为篇名将我的事迹编入其中。该书后来又以《走向辉煌》的书名由香港长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不久还荣获国家金融系统工会“优秀女职工”奖。因为这些平凡的工作得到了系统工会领导和本行党组及地区工会的认可，经省行工会提议、地区人行党组研究、行机关群众选举(全票通过)报荆州地区财贸党组审议送地委组织部批准让，我随后荣任荆州地区金融系统工会主席(副处级)，同时被省人民银行批准授予高级政工师职称。在这最后一个站台上，我一直工作到1994年荆州、沙市两地合并。当省人行行长刘崇明来荆州人行做合并前的领导干部人事安排工作时，我已是五十四的人了，想到沙市市人行工会主席又年轻又是大学生，与我级别相等，我就决心退让，不让省、地人行领导为难，主动向两级领导表态，荆州、沙市人民银行合并后我不想再担任任何实职工作。领导们都高兴地说：到底是老同志胸怀坦荡，姿态高尚！合并后上级发通知，决定我为荆州市人民银行调研员。按当时的政策，我可以在这个位子上干到六十岁办理退休手续，不过当组织上派人找我谈话时，我就按坦诚地说出我想法:
领导干部职数有限，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我没担任何实职工作，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需计较个人得失，决定五十五岁退休。就这样，我于1995底办理了退休手续。
在一生漫长的工作岁月中， 我经历了艰苦的奋斗、成就的喜悦以及挫折和考验；乘工作東风在全国跑过多个城市、饱览过祖国的大好河山、参观过首都北京的各重要景点……还到一些风景胜地旅游过。解甲归家多年，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说明我平凡的一生: 少读革命英雄书，寻到和平革命路，四十春秋风和雨，平凡岁月未荒度。到现在也没忘记《钢铁是怎样煉成的》书中的名句:
当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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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摄于松滋县城关（新江口）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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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摄于荆州市人民银行工会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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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奖状样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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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瑜工作一辈子获得几十个/次嘉奖或荣誉称号，此为部分证书 |
(九)家庭
我和夫君袁宏启55个春秋的故事，可以用这四句话来概括: 同床共枕、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葬共墓。
我们俩经人介绍于1957年元月结婚组建家庭。“同床共枕”的甜密生活就此开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家庭人口的增多，所谈的话题就由卿卿我我，甜言蜜语转变成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和养老扶幼的内容了。1957年l0月得长子袁昌明，1963年同月同日得次子刘云。我们俩工资一直非常低，随着三年自然灾害的到来，老人的生活、生病、安葬等等问题也接踵而至，两人之间出现一些不同想法和矛盾，不断努力地解决、调和我们之间的问题已成为家常便饭，但我俩无论发生什么矛盾从来都是自行解决和调和的，真正做到了“床头吵架床尾和”。
长子笔名叫袁昌明，现定居加拿大温哥华市，1982年获天津师范大学英文硕士学位，1989年出国前任原天津外贸学院基础英语教研室主任，出版过《英语比较结构》和《英语替代用法》等专著、主编过《新汉英经济贸易词典》、发表过十几篇学术论文。1996年获加拿大莎省大学英文系哲学博士学位，曾参与创办《莎省华报》并担任主编，1992年在温哥华定居，一直独立从事英语教学、翻译、出版等工作，现已退休，主编出版英文版的《太平洋诗刊》。自从2005年以来已在几十个国家约1800余种英文刊物上发表过诗作，包括全加中学生诗朗诵竞赛的指定教材《朗诵诗选》、《加拿大最最佳诗选：十年纪念版》、《最佳网络新诗选》及《环球时报》、《文学月报》、《创世纪》、《新华文学》等，获2018年度黎巴嫩纳吉-阿曼文学荣誉奖、2020年度美国斯大兹诗歌奖及英国“2020词境”等奖，十一次得到美国“小推車奖″提名，著有九本英文诗集，翻译、出版过五本书。妻子廖蘅湘1982年获天津外语学院英文学士学位，1990年出国前在天津外贸学院任英语讲师，现在加拿大温哥华机场工作，生有二子。长子袁来，1985年6月生于中国天津，2009年获加拿大卑诗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在校期间曾获加拿大联邦奖学金，现在美国波特兰工作，2009年年底与同学(加拿大卑诗大学硕士、韓国女生)李玄贞成婚，生有一女名袁海仁，今年4岁。次子袁青，1995年5月生于温哥华，2019年毕业于加拿大卑诗大学商学院，在校期间曾在加拿大国税局做过实习审计工作，现在加拿大一家大会计公司工作，同时在攻读注册会计师，预计2021年8月通过最后一次考试。他从读高中一年级就开始用英文发表诗歌，三年内在十六个国家的英文杂誌上发表了70多首。
我的次子也有笔名，叫 刘云，现在荆州市中国银行工作，住荆州市荆州区北京西路604号小区，系中共党员。曾于1985年就读荆州农行金融中专并同步就读教师进修学院大专获双项文凭；2016 年在荆州市中央党校学习经济管理专业，获本科文凭。他十七岁时在松滋农行参加工作，1984年调入荆州市农业银行江陵支行，1988年调入中国银行荆州分行曾任分行会计科科员、信贷科副科长、风險管理部主任；有会计师职称；还被下派到荆州市章华支行担任过副行长，现在农村做扶贫工作。1988年秋与田官欽等同志合著《銀行信贷》一书长达十二万字，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并广泛流传。妻子陈静，荆州市金融中专毕业，曾在荆州市农村商业银行工作多年，现已退休。他们俩有子、女各一人。子袁涵，1988年3月出生于荆州，2009年由武汉理工大学考入美国纽约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享受该校全额奖学金，六年后毕业，现在美国波士顿工作，2019年与山東青岛大学毕业生刘莉喜结良缘，生有一子名袁语泽。女儿陈曦1996年出生于荆州市沙市区，2018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武昌分院，现在湖北武汉机场工作。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我和夫君分多聚少，给儿子们的父爱和母爱太少，他们的成长有我们俩的心血，但他们的成就完全是他们自已艰苦奋斗而取得的，使我们俩都感到骄傲、自豪！也让我们俩能睡安稳、落心觉。说起同舟共济，只能说是一个比喻，我和夫君没有真正因坐船遇到风浪艰险，而是我俩在共同事业的小船里遇到风浪时相互鼓励、支持和安慰。比如1964年党中央下达文件，各级党政随即开展“四清”运动，夫君袁宏启当时是松滋县委组织部的干部干事，与县里很多同志到沙市集训，凡是通过集训合格的就分配到各县、公社、大队去开展“四清”工作，不合格或有不同程度问题的就返回原单位进行整风、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即斗私批修的活动。没有参加集训的人称那些参加集训不合格被退回的人为“回乡宝”(其实是一种嘲笑语)，袁宏启就是其中一员。当他回到县委组织部后連續受到机关党支部几天批评，其内容就是他发送给当时县委领导的福利没让领导亲笔签字，被认定犯了贪污错误。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时县委领导干部都不准回家里吃饭，而是另外在县招待所吃“小灶”；上级规定每逢年过节给县委领导发放一点福利，
比如罐头、煉乳、麦乳精之类的物品，据说有时还发一点钱，对特别困难的个别县委最多发到一百元，凡是发给现钱的都有名册并签了字。因为宏启在发放物资时没有做到全部签字，所以在沙市集训时就以“四不清”的名目取消了他参加社教四清运动的资格，回到机关又以“四不清、疑似贪污、占小便宜”等问题受到激烈的批判，无论他怎么瓣解说是自已粗心大意，认为礼品数量小，送到县委领导家里就算了，造册让还请领导签字不好意思。虽然他这么做当时是得到了组织部长的认可的，为了不让部长受连累，他就一个人扛下了。大家对他进行批判的语言非常严厉，个个都无限上纲，说句俗话，把那些话丢到河里可毒死鱼。宏启从参加工作以来，从没受过这种委屈，且他本人从来都是认认真真、踏实可靠、毫无私心、倍受领导信任的人。他当时很难承受这种打击，几天不吃不喝、哀声叹气，问他为什么他也不做声，因为我与他不是一个党支部，后来还是我所在党支部的同事告诉我，这才知道详情，我回到家里劝他时，他急得痛哭流涕，更为严重的是竟然向我交待后事，准备一死了之。在这种情况下，我更急了，我当时还未满24岁，他接近30岁，我一方面劝他，安慰他说你要坚强，你本来就没犯错，如果想不开，倒让人家认为你是畏罪才走上绝路的，哪才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再说你丢下我和孩子们我们怎么活？其三你就受屈被组织处分了，无论你走到哪里，我和孩子们就跟到哪里，一定要经得起逆境的考验。要好好吃饭、睡觉。另一方面我去找在县委主持工作的领导，向领导报告了他的思想情况，领导找他谈了心之后，他才把这一沉重包袱放下，并按领导的要求安心投入自已的本职工作中去了，几个月月后在没作任何结论和处份的情况下被调到松滋八宝区任区委秘书去了。(我于1965年10月也被调去八宝任区妇联主任了。)
说到我自己，1958年我在松滋轧花厂任会计室出纳员，因为年轻又在哺乳期，工作上出现10元钱的错款与赵会计吵了起来，从而受到厂领导批评，并借此机会将我下放到车间当钳工学徒，每月的工资由23元降到19.8元。我既不服气又感到委屈，宏启当时对我也是百般安慰，把我既当爱人又当小妹进行劝说和教育，让我认识到自已的错处，在工人同志中好好学习，改造主观世界，争取早日恢复原职工作。经过他的开导和帮助，我半年时间之内就恢复了原职工作和工资待遇。特别是1967年文化革命期间我比他挨整多而且厉害，还险些丧失生命，他更是关怀备至，在我挨整被迫改造时托人送信鼓励安慰我，还给我送换洗衣服，在不知我下落的情况下急着与其他区委领导沿河边寻找，后来我知道了非常感动。我们俩就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同舟共济”、经受了一个一个风浪的冲刷和考验而抵达彼岸的。
再说“同甘共苦”，平凡的故事就更多了……我就把自已认为突出的说一说。1956年腊月我们结婚不久，他被调到棉花经理部工作，因住房紧张，没有单人宿舍了，只能分别住自已的单位的集体宿舍。因为我快要生孩子了，没有办法，就找轧花厂的陈保管员，他出于同情便把老伴劝回老家，自已去住集体宿舍，把他仅有的一间半小茅草屋租给我们，租房仅半个月大儿子就出生了。当时已把我妈接来照顾我，因为宏启要上班，我妈（养母）又从未生育过没有经验，且到新江口（城关镇）时间不长，人生地不熟，等他下班回来才去找接生婆，我因为太年轻身体太瘦小，等待时间过长造成生孩子大出血…尽管如此，生孩子后因工作需要仅休息了29天就又上班了，同时还要把房子还给陈保管员。我们请求领导解决住房问题，棉花公司安排分给一间宿舍，还是套间，让我们空欢喜了一场。结果同时住进来的是两户，我和孩子及我妈三辈人一起住外面的半间，里面的半间属于刘风隆一家人，也是三代，我们两家的男人都只能去住集体宿舍。孩子缺奶，我妈半夜起来到屋外生炉子，用炭火做米面面糊喂孩子，这样的日子坚持到1958年，宏启被调到县财贸政治部后，县委行政科才给我们安排了一间很窄很小、只能放一张床的老旧房屋。但我们俩并没有因这些困难而发生矛盾闹过意见。
1959年至1961年这三年是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时期，什么都缺，日子过得特别艰难。当时我们一家有五口人，我们俩口子和儿子三人是吃商品粮的(那时侯的说法叫“吃供应”)，我和宏启的指标是每月每人发23斤粮票，因国家号召每人每月节约一斤半，我俩实领43斤，儿子每月7斤，因我爹妈都是农村户口，受灾后颗粒无收，未分到一两粮食，我们俩商量，为了都能把命保住，计划安排30斤粮食供给爹妈和儿子，我们俩用20斤粮票买饭票在机关每日每歺一小碗青菜加稀饭，每天我们饿得腿软，工作时常常流清涎水……59年未挨到年底，我爹得了十二指胃溃疡，因缺粮缺营养而疼痛难忍，经济和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而仙逝。当时下葬只准埋到乱葬岗，送父上山的“八大金刚”也只能给一人一碗稀粥。爹去逝后，妈和儿子就随我们在县政府院墙边的宿舍住下。我妈不能吃稀饭就去寻野菜夹着碎米做成干菜饭吃，为的是让儿子能吃食堂的钵子饭。这样的苦生活熬到1961年下半年我被调到县财政局工作时才稍有好转。等日子过得好一点了，我因为在财政局参加种田，额外分得一些粮票，我交到妈手上，让她安心吃点大米干饭，可是由于她老人家五岁就被送出家做童养媳，头部多次遭毒打而留下经常头痛的顽疾，于1963年5月因突发脑溢血经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而驾鹤仙去。
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由于我们俩都是凭工资过日子，平时除了生活费用外，人情开支特别大。
我退休后，总想挣钱让家里富裕一点，因此于1997年开始进入了资本市场开始炒股，开始时还小赚了一点钱，后来也不去銀行存钱了，只投入不出来，结果碰上几年的熊市，把投进去的钱亏了百分之三十多，夫君常劝我卖了算了，别操这种心，你玩不赢庄家的…加之我没认真学习过技巧，又不按原则理财(一般理财规则应该是“三个一”。即三分之一存钱，三分之一买点基金，三分之一投股)。当时的闲钱仅两万多元人民币，后来亏了就往里投，就这样把每月的积蓄都投进了股市，直到2008年股市行情好转，我赚钱并且清仓全卖了，等股市由6000多点又降到3000多点，我经不起诱惑又开始投入了，这时夫君因心脏病逐渐严重，他要我把钱取出来给他去寺庙上功德，我按他的要求办了。剩下的八万多元钱我仍继续放在股市，从3000多点进去后再也没起来，直到夫君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元月2日去逝时，我在股市上仍然是一个大输家。直到今年6月份，由于大儿子的督促才狠心割肉清仓，终于放下这一错误的执念。但正是因我我的这一错误执念，给家庭带来了经济上损失、降低了家庭生活的品质，想起来实乃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和失败，虽然老伴和儿子们没责怪我，但我心中很懊悔和内疚……常常这样想:
命中有的终归有，命中无时莫强求。生来就是无财的命，强求终归落伤心。
1991年小儿子被单位领导逼迫“下海”经商做煤的生意，不到一年居然亏了公家几十万元，当时对我们家简直是天文数字！老伴与小儿子抱头痛哭。一周之内，我自己也急白了头，每天发愁，不知所措，后经李行长和邓行长的帮助以及宏启的侄女唐冬梅、我们大儿子的支持，主要通过拆借资金获利息，解决贷款、借钱周转等方式才度过这一难关。直到1994年荆沙合并时，云儿才获得回原单位工作的资格，全家人才重新走向平稳的生活。
老伴的大姐袁彩云，小时与他母親共同纺纱帜布、耕田种地，辛苦劳累，帮母亲扶养他成长，因此他一直对她深怀感恩之心。不幸的是，她晚年长期疾病缠身，特别是1999年跌倒把腿子摔成骨折而生活不能自理。2000年过春节趁保姆要回家休假的期间，我和老伴一起到汉口她小女儿家帮助照护他大姐十多天，我每天烧火做饭、给他姐喂饭、洗澡、扶她大小便等等…得到老伴和他大姐家人的好评。感到很安慰的是，我终于有机会代替老伴为感恩大姐做了一点实事。后来大姐住进了福利院，我主动向老伴提出每年给点钱适当补贴，既是尽手足之情也是一种孝心。老伴很支持、很赞同我的提议，虽然给的钱不算多，但我用这种方式表达心意，不管是对他大姐、也是对老伴本人都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安慰。就这样，我坚持按时给钱直到大姐去逝为止。
最后讲一下“同葬共墓”。2010年11月底，老伴因心脏病加重像往常一样住进荆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病区，但这次住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了。从2006腊月初开始，他的高血压心脏病日趋严重，发病频繁，而且多发在深夜，每次发病时呼吸特别困难，喘气时脸、脑都涨了起来，我为他穿衣、鞋都感到来不及。每年他多次住院，在最后病重的五年多时间里，我俩形影不离，每天都相互陪伴着(因为我也患了经常头晕的毛病)。2011年初，他在住院期间，从同病房的病友口中得知道一所不错的老年公寓，我就去考察了一下，觉得生活条件和环境都还可以，就和老伴商量，出院后就去那里住一段时间，他同意了。我想这个办法的目的是让他完全休息下来，减少发病频率，因为他特别勤劳，回到家里，他根本做不到卧床休息，见有太阳就要晒被子衣物等，劝不听、拦不住，这样劳累越是容易犯病，为了让他脱离做家务的环境，我陪他一起住进了老年公寓。服务人员对他按正常老年人的标准服务，而他作为病人则完全由我自已照顾，因此在费用上给我们优惠，两个人每月应缴三仟元，实交两仟柒佰元。我们在那里住了五个月，其间也住了三次院。可是这次…在这五年中，多次住院过程中两个儿子都尽了他们的孝心。大儿子于2010年12月28日带领他们全家先后从加拿大温哥华、美国硅谷等地赶回到荆州，让他爸看见了远在异国的儿子、儿媳、孙子、孙媳，同时为我的七十寿辰主持了庆贺活动，并进行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全家大团圆合影。同时还到医院陪伴和照护了他爸。小儿子一家在我们身边，平时的困难和需求以及住院期间的生活都是他们小两口帮助解决的。特别是孙子袁涵也于2011年12月从纽约赶回荆州，在爷爷病危之际，整夜看护。在他最后的日子里，袁家、刘家的亲人们全都来看望过。特别是小弟刘启武和弟媳宗大松两人每天晚餐后和休息时都到医去陪伴，替我给他洗澡、洗脚……临终那一刻是他俩在场。还要提一下的是，二弟刘启勇和弟媳吴玉林为了照顾病人和我的生活，专门从松滋过来住在我家，每天给我们送菜、看家。我和老伴在他病重期间享受了儿孙满堂的天伦之乐和他们的孝道；享受了袁、刘家亲戚们的多次探视和亲切照护。
农历腊月初二老伴开始由于心衰严重，日夜不能躺、不能睡。有一天，他轻言慢语地对我说：“老伴啦，看来这次我熬不过去了，要与你分别了，死后的骨灰弄一点去汉阳老家去陪伴我妈，弄一点到莲花垱去陪伴你的养父母，除此之外，留下的陪伴你。”他的言语让我既伤心又为难，伤心不必多说，为难的是他交待死后的安葬想将骨灰分为三处，我觉得不妥，我告诉他大儿子已托他高中好友在荆州置办了双人墓，他却不愿意去。
我哭着与他商量了一会，最后达到统一：除弄点骨灰去汉阳外，主墓放在我的家乡莲花垱刘启勇的自留地里和他一道去“那边”陪我的养父母。我把这个决定给两个儿子讲了，他们没办法反对，只讲顺者为孝而勉强同意。腊月初五我找二弟长子刘佑明商量，讨要他的自留地、并请他帮忙在松滋置办墓碑准备好安葬他的姑父。腊月初九中午佑明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全部办妥了，要我放心。这一天中饭后，老伴催我把多宝庵师傅送饭的饭盒还回去，我就从医院乘公交车到庙里还了饭盒，顺道去菜场给他买了点新鲜豆皮子和炒好的盐水豆，然后赶回医院，一见面他告诉我说医生来找过我，于是我马上找医生，医生说病人情况严重，随时都有走的可能。听到这个沉重但并不意外的消息，我回病房先安慰了他几句就去给他煮豆皮子，开始是他自已在吃，看他端碗的手有点吃力，我就接过来喂他，当我喂第二口时，他用不舍的眼望着我，还未来得及讲话突然倒在我的左膀子上，再也没醒过来了…乌呼哀哉！！我的老伴还是未斗过死神先我而去了……因悲痛已无力再料理他的丧事，还是我妹夫肖德山、妹妹刘启瑜帮我出面主办的。在老伴的丧礼上，许多亲朋好友、单位领导和同事都前来悼念，悼词是由行长为他致的，于腊月十一那天热热闹闹把他送到莲花垱安葬。我俩从此阴阳两隔。2012年4月5日清明节，我们提前两天去给他扫墓，看见我的名字已与他同在墓碑上，我一面给他烧纸钱，一面与他讲到:
“老伴啊，你因病磨不过来先我而去，望你好好安息，日有阴有阳，月有园有缺，席有聚有散，人有分有离，但愿梦中常见你，死后同穴永不离……
再说一下我们的家风。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叶，我老伴袁宏启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其父在汉口当帮工做店员，原本在汉阳石山堡有三畝多地，其母带着两个女儿纺纱织布，以种田为生，老伴于1934年冬月十五出生在这个家庭。他出生仅五天，父亲就因病去世。他母亲和两个姐姐便以种田、纺纱织布维持生计，并扶养他成长、送他到当地的私塾读书，时间虽然只有两年，但他从小就读了《三字经》、《四书五经》、《幼学》、《古文观止》等。后来参加工作他仍爱读书，如《醒世恒言》、《资治通鉴》、《弟子规》等一些古曲书藉。从我俩组建家庭他就不断告诫我要多读书学知识、学做人，勤俭持家、认真干事。在我们的孩子长到三岁多时，他以严父的姿态教训他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学好人、不做坏事等。当孩子们开始上学了，他就常用古今中外的名人名句不断向孩子们灌输: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少壮不努力，老大徒悲伤；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居安思危，防微杜漸；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勤俭可贵，浪费可耻；严师出好徒，严父出好子；严是爱，松是害；泳和万青兴，有志者事竟成。每当我和孩子们稍有不慎，做的不好都会受到他的训斥，特别是两个儿子，曾多次受到严父的肉罚。今后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永远走正道，爱祖国，认认真真干事，老老实实做人。”这就是我们的家风，也是我们的座右铭，应永远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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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2月摄于荆州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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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夏摄于宜昌葛洲坝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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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夏摄于宜昌葛洲坝公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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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张家庭照，摄于1959年松滋县新江口镇 |
(十) 夫君
为怀念夫君，这里就他人生旅程中的过往简單地讲哈。首先把他在松滋农行工作的老部下镇起兰同志所著《书香伴夕阳》一書中对老伴所作的怀念诗词介绍如下:题目是“愐怀袁宏启行長”，内容是“为金融事业，为革命工作，满腔热忱，鞠躬尽瘁。有公仆品格，有松柏气概，高风亮节，万古流芳。(注:袁宏启行长在松滋人行和农行任职期间，受到全市金融职工愛戴和敬重，谨以此诗表示沉痛哀悼。)”
我和夫君从相遇到永别，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人生绚丽多彩，故亊不少。忆往亊，历历在目，怀故人，倍加思念。他四十三年耕耘路，七十八载奉献歌，一生正气，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大愛无私，以诚待人，热心助人，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等等精神都值得我和子孫们永远学习和继承。
他小时有一个有趣的乳名:那是1934年的冬月十五日子时，他早产七个月就出生了，时逢他父亲病入膏荒，听见他匆忙降世大喜过望，觉得像是为他而來，顿时爬起来跪在床上向天朝拜，感谢上苍在他“临走”之际给他送來了儿子(己有两个女儿即袁彩云、袁喜云)，欢喜之际，给他取名为“得宝”！五天之后他父就离开人世了。
他还有一个不吃鹅蛋鹅肉的故亊。据他告诉我，在他父亲去世后，他们一家四口人，孤儿寡母，倍受族人的欺负，在他满月不久，有人想把他偷抱出去丢弃，然后把他母亲和姐姐赶走，再强佔他家的房子(土墙瓦屋)和田产(大约四亩水旱田)，他母亲和姐姐养了一只大白鹅，在他被人偷抱时，那只鹅就嘎嘎大叫…因此才没被偷走，后來他母亲和姐姐都去下地干农活，只好把他放在摇床里，那只鹅就把头搁在摇床上；每天晚上母亲把他放在床上，和姐姐一道做纺纱织布的活，鹅又把头搁在床檐上。他的哺乳期就是这样由鹅看护着他的。由于他母亲、姐姐勤扒苦做养育着他成长，使欺负他家的族人无从下手，霸佔之亊终未得成。
所以他母亲从小教导他终身不吃、不殺鹅类。我们成家后听了他这个故亊，我俩就告戒孩子们，凡袁宏启的子孫后代永不食鹅、殺鹅！
年轻时，他曾是一个考取特种兵而未入伍的战士。听他说，1953年他在松滋花纱布公司工作時，他报名参军，并录取为特种兵，单位举办了欢送会，给他佩带了光榮花，他自已己把出发前的有关事宜都处理安排了，比如把能用的東西都送给了朋友和同亊，把未曾用的被面等寄给他姐姐作纪念，把小時定的娃娃亲也退了，觉得自已孤生一人再也没有什么牵挂，参军后，满可以把生命置之度外，只要党需要随時准备牺牲！但在正准备出发時，单位领导突然通知说接兵单位不让他去了，原因就因为他是独子又是孤儿，所以部队首长指示，让他留原單位工作，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他曾订有娃娃亲。据他告诉我他小時侯由他母亲和他大舅父商定，把大舅父的大女儿李金枝许配给得宝，这个金枝稍比他大几个月，小時候两家就是以这种关系往來的。他们俩人自已都很清楚。但在他十三岁母亲去世后，大舅父一家在汉口城里靠做面条、发粑之类的小生意维持生活外，无法照顧他，任凭他独自一人远赴巴東投靠姨母李帮兰，既当学徒又帮助做家务照顾婊弟、妹。从此他和金枝断了联系，但金枝一直等看他，直到他决定从军時才写信给舅父取销了这门亲亊。这位金枝姐后來嫁人也有子女，因患乳腺癌，五十多岁就去逝了。
他的工作简历是这样的。1951年8月经荆州行署工商科批准参加工作并分配到松滋县花纱布公司任会计员，1953年经袁斌超介绍入团，1955年由方焕章、宋喜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於1956年至1958年期间调入松滋县釆购局、供銷社、粮食局任会计股长。1958年至1965年在松滋县财贸部、组织部任干部干事。1965年至1971年在松滋县八宝区任区委秘书。1971年至1974年在松滋县电影管理站任副站长(在此期间被抽调出任枝榔铁路松滋兵团临时党委副書记、書记等职)。1974年至1978年在松滋县教育局任副局长。1978年至1981年在松滋县人民银行任副行长，其间人、农两行分家，继任农业银行副行长并主持全面工作。1981年至1986年调入荆州地区农业银行任计划科副科长、科长等职。1986年至1993年在荆州地区农业银行任工会办事处副主任、经济师等。1993年至退休任荆州地区农业银行调研员(副处级)。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他險些因公殉职。大约是在1968年至1970年期间建修松滋沙道观大桥期间，当时他担任副指挥，为了在汛期搶時澆灌桥柱，他站在船头指挥，由于洪水急流，大浪冲得小船直摇晃，他被晃掉进河里，一个旋窝将他捲走，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同船的同亊胡超然同志跳下河抓住了他的头发将他救起來了。过了几天之后他才讲给我听，让我好几天都心慌腿軟。真是感谢上天保佑！感谢胡超然同志的救命之恩！(胡超然同志己离开人世。)
他是一个不怕苦、不怕累的铁汉子。大约是1978前后在教育局任副局长期间，他被县委抽调到松滋王家大湖蹲点(县委重点)，县委副書记周其政同志任组长，他任副组长，整个住队期间他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总是坚持捡重活、难活、脏活干，吃飯前、后又不停地帮助住户家干活，包括扫地、洗衣、清洗猪栏、挑水、澆肥等等，晚上又经常开会贯彻落实县委的各项指示精神，由此他感染了血吸虫病，但他坚持带病工作，我劝他请假治疗，他也不听，我向县委领导反映他的病情后，领导下令要他治病，他才答应倒松滋南海磨盘州血防站住院治疗，可是刚打玩2Ⅰ支锑剂针药就着急赶回去上班，医生说打玩针不能馬上出院，因为刚刚打了这样的针药，血管很脆，不休息一段时间，活动量稍大就会有生命危险，尽管如此，他也只休息了三天就回到王家大湖去了。
后來有一次又被狗咬伤，他也满不在意。回县里开会时，他在无意中对我提到这事，当我问他那条狗当时的情况时，他说那只狗像疯狗一样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听了打了一个大张(很惊讶)并责备他说“你怎么这样搞不清白啊？疯狗咬了不及時医治就会得狂犬病的呀！”他还反对我说，“你少大惊小怪，哪有你说的那么嚇人子”。说完他又开会去了，散会后他直接返回王家大湖点上去工作。我最终没能说服他，只好又去找县委副書记尤让卿同志反映，尤書记很重视，当時就命我去王家大湖把他劝回來，并強调说这是县委的命令，要他一定回來到医院检查，并尽快注射狂犬疫苗。他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朴在工作上的一个犟人。
类似的故亊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叙述了。
再讲哈他生活朴素，勤檢节约。大概是1968年间，两个儿子想爸妈，从公安乡下莲花垱到八宝区委会來，到吃中飯的時侯，我在食堂端了飯菜在宿舍吃，用办公椅子当饭桌，云儿还小，吃东西時撒了些飯在椅子和地上，他很严历地要孩子把撒的飯捡起來吃，并教训道:不准浪费粮食，孩子被吓得哭起來了，没去捡飯，他便顺手搧了孩子一巴掌。因他本人是吃过苦的人，珍惜粮食來之不易，所以对孩子也是時時处处严格要求。他对自也蛮苛刻。有一年县劳动局从农村招矿工，乘这次机会我与公安县劳动局唐局长联系，托他帮忙把小妹刘啟芬招上來，唐局长答应后叫我把招工表填好送过去，当時我没有時间，就把表交给他，请他连夜送到莲花垱让启芬把表填好，他二话没说，接过表就走，事情办好后才听他说，步行三十多里路，为了愛惜鞋子，他竟然把鞋脱了是光着脚走回莲花垱的(当時穿的布鞋是大姐刘书烈一针一线帮忙做的)，我听了心疼极了…给他买衣服，稍贵一点，他硬是不穿，没办法只好哄他，比如很多年后买一件得体的棉袄花三百多块钱，对他说只花了一百多块钱；买短袖T恤衫花一百多只说是花十多块钱在地摊上买的；以前穿的短裤都是扯的布请人做的，退休后夏天很少上街，在家穿短裤的時候多，就给他买好一点的布料，偶然买成品裤二十八元一条，对他说只花了八元钱。如果原价告诉他，他不但不穿，还硬逼着我去退。单位发的工作服(西服)基本上全没穿过，之后都送给别人了。就是这样， 他对自已苛刻了一辈子。
在工作上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不管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做得很好。除完成本职工作任务外，凡办公室内外的清洁工作，比如擦办公桌椅及柜橱，还有打开水等等绝大多数日常工作都是他主动做的，有时与同事们一起出差，他还给同房间的同事准备洗嗽用品等，听他的同亊告诉我说，与袁科长出差，他对我们真好，弄得我们蛮不好意。
他一辈子无论从事哪项工作、无论在哪个地方工作都是扎扎实实、认认真真、精益求精。特别是在写材料期间，他经常通宵用工、徹夜不眠；担任会计工作时曾发明过一种财务报表，可以让各级的财务报表都能及時准确地上报。因此他曾得到过多次奖励。特别是1956年在松滋县釆购局任会计股长期间，他获得过湖北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省级劳动模范奖狀和勳章，退休后还享受了省级劳动模范补贴每月六十元。
1976至1978年间，他在松滋教育局任副局长时曾连续三年担任过县招生办公室主任，其间他与松滋县街河市中学的刘柯凯同志一道为地、县两级及各基层单位领导、各层干部以及城镇居民的下乡子弟(知青)做了大量的工作，真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认真落实文化大革命后政府要突出重点㧓好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废寝忘食，尽可能多的让有志青年重返学校。为了从省、地招生办多争取指标，他揹着被招青年的档案蹲在地区招办一个一个的落实去向。比如荆州地区某单位有位同志的孩子叫张风波，当时被下放到松滋八宝某大队，1976年招生时，他挎着一个解放军用的小黄挎包到我家来找他，碰巧他当时不在家，是由我接待的。张风波向我讲明了他的來意，说自己非常想上大学，我答应一定帮他转告，要他回大队等着。等宏启到家后，我把这个孩子的要求告诉他，说这个孩子看起來很不错，长相身材、语言谈吐都蛮叫人喜欢，与我们的大儿子同年，是一棵好苗子。他听后就用笔记下了，等他把这孩子的情况弄楚后就调来他的学生档案，将他列入推荐名册，后來他告诉我说张风波已被上海外语学院录取了，我还为这孩子高兴了一陣子。后來听昌明告诉我说，他已是一位了不起的国际尖端人才。
由于他在招生工作中做得出色而且清政廉明，受到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周时炎的赞赏。后來周厅长到松滋视察教育工作時还专门到我们家走访过。
1993年退休后，他最突出的几件事再还啰嗦一哈。
一是酷愛学习。我们当時订有两报一刊，即《湖北日报》、《参考消息》和《文摘》，退休后我把《湖北日报》改订为《楚天都市报》。他每天上午主要看报，除了看还做笔记、剪贴报纸，并把重要消息讲给我听，他做的笔记堆了好大一堆。
二是行善积德。他有一颗最善良的心。为孤寡老人，我们曾给地区民政局送去捐款；汶川地震我们分别在各自的单位捐款；他做得特别突出的是凡看见要飯的、残疾病人讨钱的、神经病人在垃圾堆里找吃食的他都是身上有多少钱就都给人家多少，对不会用钱的人就先去买吃的，
然后赶着送到那些人的手中。他有几个同亊告诉我说，老刘同志呵，你的老袁真是一个大善人。他若出去你就把些零钱，免得他有一百就给人家一百元，有五十元一张的就送给人家五十元，他硬是把荷包倒光了才回來。
三是虔诚礼佛。他从亊革命亊业数十载，自始自终都是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党员、好公仆。六十岁退休后由于他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特别是2002年以來病情日趋加重，经常心绞痛，每次去看医生，医生都要他马上住院，到了出院的时候，医生总是再三叮嘱他回到家里要坚持卧床休息。但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为静心強身，他想到礼佛。1994年他开始在荆州章华寺请经書， 比如《大乘楞严经》、《阿弥陀经》、《观音普门品》、《慈悲梁皇宝忏》等等，同时开始诵经做早课，还请了观音大士圣像。在颂读经書的过程中，他专程到松滋大悲寺拜果师付为师学佛受戒(即不殺生、不偷盗、不妄语、不奸淫、不酗酒等)。经过经書和师付的开示，他於1996年开始在家严格实行每天安排好的生活、学习及礼佛的日程， 即每天零晨四点钟起床，洗漱完了就开始按仪式念佛、做早课，然后就盘腿打坐(开始只能單腿盘坐)、静心颂经，坚持三个小時做完后才吃餐，然后看电视新闻联播、做家务活，如果见到太阳就晒衣服、被子等，中餐后睡午觉，两点多钟开始做午课直到五点多钟，之后要么帮助收衣、被，要么打扫楼梯处的公共场地等，晚餐后坚持到户外活动，主要是散步，回家后看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即“中国新闻”、“国宝档案”、“走遍中国”、“海峽两岸”等，九点钟他就上床睡了。有時他还应松滋大悲寺的邀请去参加拜忏活动，住上月余時间，寺庙的师付们都很亲近他，因为他礼佛特别虔诚，哪怕有时心绞痛发了他吃了药喝点水稍休息一会又急着上场，飯前飯后的休息时间，他从不空着，不是给大家洗碗筷就是扫场地或殿堂。平时居家，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他都到附近的多宝庵去敬香礼佛。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坚持到2002年，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他突然很高兴的告诉我说他己能完完全全的打双盘坐了！当时他己六十八岁，真是不容易啊！
2002年以后他的心脏病更加严重，发病频繁，每次发病差不多都在深夜。每年多次住院，特别是到2006以后，除心脏病外又加上痛风病经常发作，每次都痛得死去活來，因此就很少到松滋大悲寺去了，只是偶尔到附近的多宝庵参加重大的礼佛活动。每次他去任何一个寺庙从不空手，不是上功德就是供养僧人或者捐款修缮寺庙。1997年他向大儿子告我的状，说我每月给他的活动费少了，大儿子跟我说您就每月给他一仟元，我就按大儿子的意见每月给他一仟元，让他用在礼佛、敬佛、行善方面去了。特别是在2009初，我看他病得太重，就把我俩共同的积蓄毫无隐瞒地告诉他(因他对我放手放心从不过问钱财之事)，听候他忍不住每天都催我把钱取出來(当時钱在股市)给他，没办法只好顺从他，把十万元人民幣的存款交给他，他一拿到手转身便叫小儿子替他送给松滋大悲寺四万元，送给多宝庵三万元，剩下的由他本人亲自送给他家乡石山堡的袁氏词堂和寺庙了。2010年元旦节期间大儿子全家从北美回荆州大团圆，给他一万元人民币他回头就捐了出去，还大大赞赏大儿子向民政局捐款的善行。看到他这样无私虔诚的行为，多宝庵的演本师傅曾说：“袁居士真是一位大善人，将來他一定是一个虔诚菩萨！”
在长期住院的情况下，他不能再盘腿打坐、早晚礼佛了，但他依然带病坚持以松滋大悲寺震果法师摘编的名义执笔撰写了《南无阿弥陀佛是怎样一尊佛》的小册子，并在当地佛教信男信女中广泛发行，其所有费用都是他一个人承担的。
到了2011年，他連續五次住院，因为心衰严重、心脏辨膜高度损坏，随之引起肾衰，呼吸也特别困难。医生多次找我谈话说要我作好思想准备，他随時都有“走”的可能，在最后20多天里，他受尽磨难，终究逃脱不了病魔的纠缠，於2012年元月2日下午五时许被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可怜我夫君刚过了七十七岁就离开人世先我而去了…
但跟我讲过，他的整个晚年都是幸福的。后来我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一张字条，上面有他亲笔写的三句话:辛酸的童年，奋斗的青壮年，幸福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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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启遗照，慑于2012年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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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摄于荆州中心人民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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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秋慑于温哥华家门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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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摄于荆州南门樱花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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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慑于荆州农业银行计划科办公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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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摄于澳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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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启生前捐款部分收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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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启生前所获荣誉部分证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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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摄于深圳“锦绣中华”布达拉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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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晚年
总的来讲我们的晚年是幸福的，特别是我个人。这里具体说几点突出的。
（一）老有所养。老伴退休時每月退休生活费1010元，在他去逝那年己达2500之多，我退休時的生活费是1200多元，到目前为上，由于国家的政策好，近几年来不断加工资，我的生活费已接近六仟元。我们俩都享受医保，住院治病的医疗费用可按规定报销，个人负担不超过百分之二十。老伴生前还享受"劳模″补贴每月六十元。我近三年来，每年春节享受老党员慰问金1000元。这一切都应感恩共产党，感恩国家各屆政府以及本单位领导的关怀，让我们老了不缺吃喝穿用、病了也不缺医少药。
（二）老有所依。儿孙们对我们有孝心。大儿子一家三次接给我去加拿大：第一次是老伴和我两人去的，第二次是老伴去逝一百天后我独自去的，第三次是添了重孙女袁海仁去的。每次去都住了半年之久。特别是第三次去后以住温哥华为主，还两次去美国。三次出国都是靠儿孙们的孝敬让我们俩老观赏异国风景，享尽天伦之乐！2000年大儿子一家带着我和老伴走遍了温哥华各大景点，吃到了不同风味的美食，最突出的是我六十岁生日那天，他们夫妇在百忙中安排时间把我们弄到温哥华最大、最豪华的中式酒店进餐，告诉我们这家酒店是接待过中国朱榕基总理的酒店。点的名贵菜肴，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到那么大的龙虾！冬月十五是老伴的生日，他们把我们弄到全温有名的素食餐館进餐，首次知道有名气的素食比荤菜还贵得多，还吃过广式餐、上海餐、韓国风味料理等等…。一件有趣的事是，当我每天早上送小孙子上幼儿园时，人家老外向我们打招乎(说的英语)，我却不知所措，还要让五岁的孙儿给我翻译。另一件可笑的事是，有一天我发现公交车站点和国内相比很不起眼。当時我也没别的事，手中有大儿子给的零花钱，顺便就上了車，我打算在西区49街下的，但車上没见华人，听不懂到站下车的指令，没办法就跟着车去到终点站，下车后又怕走失，马上又上车原路回到起点，就这样白跑一趟，这也是我平生经历的一次笑话。还有一次，我和老伴去一家经营录像带的店里去还(租)录像带，我让老伴在街口的条椅上坐着等我(当時他因气候干燥，经常犯流鼻血的毛病)，等我把录像带还好之后回到他坐的地方，看见一个老外正在和他呀呀个不停的说着，并要拉着他走，他也听不懂人家说什么就拽着板凳不走，我到了之后意识到人家是看他流鼻血要送他去医院，于是我向人家表示“三克优(谢谢)”， 这才算完事回家。此事发生后，大儿子为了我们的安全，就给我们写了个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的牌子让我们带在身上，以便遇到困难時凭牌子去找警察，让警察通知家里人去接。这些小事说明在国外语言不通寸步难行。感到很新鲜、很奇特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第三次去温哥华后在大儿子家住了两三个月，然后他们夫妇带着我去美国加州圣何塞大孙子家看望重孙女，见了第四代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在那里四世同堂住了九天。这期间除生活上受到盛情款待外，大孙子开着专车带着全家去海边住家庭旅馆、在大海滩散步、到海边名城游玩等……大儿子还带我到旧金山各个有名的景点观光，让我大开了眼界。九天四世同堂的生活是我这輩子最怀念的天伦之乐！回到温哥华后，大儿子还为我联系了西雅图一日游。四月底又给我买机票只身飞到二孙子（我小儿子的独子）工作的地方——波士顿。二孙子在机场接到我后，把我带到他的住处。当时他租的房子是在三楼阁楼上，休息了两天，他请假开车专门把我带出去旅游玩了一个星期，听我说走路时间长了脚疼，他就租了一台老人四轮代步车带在汽车上，遇到要走路的地方他就步行，陪我骑車游玩。这一次去玩了纽约、华盛顿、费城以及他在纽约读书时住的地方XX岛上，游玩了很多地方记不全，也难以一一叙述，总的老说是让我见多识广，开阔了视野，目睹了异国风情，陶野了情操。有一天，他专门带我去哈佛大学游了一圈，还到过一些景点看了、玩了又“还给它”了……。在二孙子那里玩了半个月，在生活上他也尽量让我吃到平時在家没有吃到过的飲食。大孙子当時在美国苹果公司工作，他曾把我们一大家子都带进公司参观，还在公司食堂里进餐，成千上万人的食堂，真大，吃的基本上都是西餐，见的基本上都是老外。总之走到哪、看到哪都有一种稀奇的感觉。回到温哥华后，大儿子又陪我去加拿大最著名的国家公园班芙去玩，历時五天，跑了加国最长的公路，看了一路的大雪群山，登缆车上了公园最高的雪山，观尝到了从未溶化的冰峰上的翠绿色冰块，真是飽了眼福！有一天还乘坐了能上雪峰看冰川的专车，车輪比我人还高许多，坐那样特别的车子，在我这一生仅此一次，五天时间里吃得好、玩得好、住得好。大儿子一家除了是我们两老出国游玩的依靠外，在我们两老的身心健康上也是我们更重要的依靠。特别是我让他们花了不少钱给我买保健品，如深海鱼油、卵鄰脂、大蒜精、花旗参、钙片…等等。这些给了我很好的保养，八十岁的我至今眼明、耳聪、头脑清醒、思维敏锐，除了有高血压、血脂偏高外，没有大的器质性的病状，历年体检基本上都属正常指标。
（三）老有所学。退休以后开始几年还坚持订报刊杂誌等读物，后来因眼晴看不清书和报纸了，時间稍长眼就胀痛流淚甚至恶心要吐，真的应了一句歇后语: 看书只看皮、看报只看题，书报堆身旁，瞄一眼就放弃。好的是社会进步快，科技发展快！要学习的内容多得很，真是活到老，学到老。我最重要的学习方式有两个：一是看电视。每天早中晚中央综合台的新闻联播必看，以便随时对国家大事有所了解，尤其喜欢看中央4台的“中文国际”，既可以听一些国际新闻报导，还可看“远方的家”、“国宝档案”、“走遍中国”以及“一带一路”等节目，从中略知一些异国情况和国内历史文物以及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风光。俗话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如今我这个八十岁的老太婆不出门同样能知天下事了！二是随着现代科技的日益发达进步，不学习就难以跟上時代的进程。我生、长、工作都在上个世纪，到目前我也算是一个跨世纪的人了。新世纪的新東西也应适当学一点。我主要学习一些手机上的知识，除了讲电话外，申请了微信，解决了我很多的具体问题，如想念异国亲人可以随时面对面的进行视频对话，就像在我身边一样，与他们讲电话不用交昂贵的电话费，还可通过发短信进行各种交流。与国内的亲友也可以随时通过视频与他们聊天，问寒问暖，语音通话讲多长時间也不用担心交话费了。在我的生活上也享受了很多帮助如缴电话费、电费、水费、燃气费、上超市和菜场只要带着手机，身无分文钱也不用发愁了，还能用微信支付功能在网上购物，遇到天气不好或者身体不适还可以叫外卖送到家里来。可以说老太婆不出门，需要什么都能通过手机网络送到家。特别是现在，我通过手机完成了我想做的事，即记一下难忘的岁月。另外，通过朋友圈交流还学习了很多有关老年健康和其它富有智慧
、趣味性强的知识并观赏到各种娱乐类节目。要学习的内容真是举不胜数！
(四) 老有所乐。我已退休25年了，刚退休的那些年在家帮小儿子带孙子，后来等孙子上了大学，我自已生病了，经常发眩晕症。过了一段时间，病情有所缓解，可老伴的高血压心脏病发病频率越来越高，一年住几次医院，我只能放下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当然在那段期间也曾搓过麻将，打过花牌，参加过单位举办的春游以及亲友们的聚会等活动。自2012年元月2号老伴去逝后，于11月开始，亲友们都非常关心我，为了让我減轻失去老伴的伤感、孤独和寂寞，有什么活动都约我参与。如关国清的同学聚会、刘维清组织的老同事聚会、胡伦才组织的老乡聚会、亲人们每逢喜庆之事所举办的聚会等等。特别是老朋友李孝英既关心我平時的健康状况和生活，又长期为我提供娛乐场地，这些活动中的主要内容是搓麻将和打花牌，其中也有互相卿天、唱歌、跳舞的活动。我大妹刘启玉给我的关心最多，几乎每周都有一次电话问候，凡是能让我娛乐的机会都约我参加。因此搓麻将、打花牌就成为我的主要娛乐方式。平時在家的兴趣就是看电视连续剧、看中文国际频道中的“中国文艺”(有经典歌曲、相声、小品等)，还在家养点花，种种菜等。总之感到生活很充实，其乐无穷！
(五) 日常生活。近年来由于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已将往时随便对付的习惯改成了现在的“四个坚持”。一是坚持一日三歺。主杂搭配，干稀搭配，荤素搭配。二是坚持就医保健。自从2008年患高血压、高血脂以及后来患上高胆固醇和高尿酸等常见老年病以来，我坚持尊医嘱吃药，认真按两个儿子告诉我的保健养生知识吃保健品。三是坚持适当运动。每天散步最少三千步，有的时候走八千步，如果下雪下雨就在家活动半小時。我这一辈子有一个习惯就是爱泡脚。一年365天，一天都不落下。四是坚持不定期的走亲访友。我们兄弟姐妹十个，延伸到晚辈己有百人之多，来往最密切的都铭记在心里并常惦记着、联系着他们。这里就不再一一提名了。我最铁的老朋友是肖继玉、邹清芳。在松滋县（后来改叫市）時人称我们是“三家村”。肖大姐不幸因病于七十九岁那年去逝，生病期间我分两段时间去武汉陪她、照护她达半月之余，她的儿子们都很感激。邹大姐现己八十四岁，她的身体、精神状况都较好，我们连续两年去建始县、神龙架避暑。只要我们都活着，总要不定期地聚一聚。还有表姐谭启英、老友江光碧、罗忠玉俩老、雷正兴、张先明等只要他们还健在，都想不定期地去探访。因为这些人中有我的恩人、老师傅、老领导、还有胜似亲人的大哥大姐，我很感激他们，终生不忘。
总的来讲，这些平凡之事不过是大千世界的一粒尘埃，没有价值可言，我只是根据个人的愿望想趁八十岁寿辰之际给自己送上这份不成文的礼物。我用这样的四句话结束我的自述: “平凡故事，讲述平凡人生；留点墨跡，敍述难忘岁月；夕阳之际，表述美好回忆；风烛残年，乐享盛世幸福！”我还想说：凡对我有恩有助，有关怀的领导、同事、朋友、亲人在此表示忠心感谢！凡我为公、为私、为他人付出过的我真诚的说一声我无怨无悔！凡对子孙和亲人做过或者说过不对的事或言语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往后的日子我将以感恩之心、满足之心、快乐之心、包容之心过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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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春摄于温哥华奥斯勒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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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夏摄于加国威士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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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摄于荆州东门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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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摄于香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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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三月慑于旧金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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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摄于香港 |
(十二) 感悟
由于文化水平有限，虽然有许多人生感悟，但也道不出什么精辟的言语，仅仅只能用平凡的字眼讲哈实实在在的体会。
一、我这一辈子不过是人世间的一个过客。对其荣华，自己不过仿若花间露；对其富贵，只当是草上霜。生不代来，死不代去。风光時没什么值得得意，受到挫折和失败时还能正确对待，顺其自然，随意而安！自在一点，洒脱一点，原谅不可原谅的，过不去的让他过去，以诚待人，以善待人，以和待人，以理服人。这就是我这一生做人的态度。
二、人的一生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自已的良心。借武则天的一句话"做人难，难做人，做一个好女人难上加难″。是啊，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为人亲生女丶养女丶为人妻丶为人母丶为人亲友丶为人同事，几十年来在待人处亊中不可能尽如人意，我常常用我自已的十二个字告戒自已:“天下人可负我、我不负天下人。”虽然我没做得很好，但我心中无愧，人的一生本來就很短暂，做对了、做好了、甚至得到了称赞和感谢，这就是精彩的一面；没有做对、没有做好甚至受到指责、批评、漫骂，该把它当成是种经历。我想只要我尽心、尽力、尽情、尽责了也就没必要遗憾、更不必悔恨，自我感觉值了就够了！
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花无百日红，人无千般好。”这几句话是人世间流传最频繁的俗话或谚语。借助这几句话，我感慨自亦如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这只能算作是人生一种自我原谅的总结。我这一辈子从十五岁零两个月参加革命工作一直到五十五岁退出工作崗位，近四十年在革命陣营经受熏陶，虽然没犯什么大的错误，但小错没有避免，为了不让自己的心活得累，学会遗忘就是最好的解脫，做好自我忏悔就是最好的快乐。有時静思沉默也是一种最好的诉说。退休后伴夫带孫，几渡重洋，其乐融融！今己八旬，夕阳漫漫路，尽头迎无常！
美哉！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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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春节前夕、新旧之年交替之际，新冠肺炎病毒突然降临到武汉市乃至湖北省并迅速漫延至全国。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统一号令，统一指挥，统一服从下，展开了一场抗击疫情、没有消烟的人民战争，这是我活到八十岁才见到的第一次大规模人间温疫，面对这样的深重灾难，中央领导有方，指挥力度強，短时期内在武汉建成了雷神山、火神山战地方艙医院，全国从军队到地方抽调四万多名医护人员支援湖北、支援武汉，我们荆州也得援助，数十万计的白衣战士迅速投入战斗，国家投入无以计数的物力、财力，
各个战线、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有力出力、有物赠物、捐款，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历经艰辛，终于见到了战胜毒魔的曙光。到目前为止，疫情防疫显然已取得重大成果！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所在！政府确确实实把人民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共产党人真是博大胸怀，一切为了人民！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刚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无情的天灾又降临人间，洪水如猛獸，汛情紧张，降雨内涝，农田受害，今年都是比较严重的。有党中央政府的领导，有各层干部和群众共同努力抗洪水保安全，战涝灾保丰收，人民群众才能安居乐业，这样的社会制度真好！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除国家在各方面稳步前进达到较高发展水平外，今年也是实现全民奔“小康”、打玩农村脱贫攻坚战的一年，到目前为止据报道已有55万贫困户实现了脱贫，中央新闻告诉我们全民实现“小康”的既定目标已基本达成。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果，说明我们的国家强起来了！富起来了！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10月26至2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九屆五中全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仪，党和国家高层领导共同研究、讨论、制定并通过了"十四五”规划的藍图和向第二个100年奋斗目标进军的行动指南。这个规划和指南是我们国家新的理程碑，目标宏伟！只要党和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规划目标就一定能实现！我虽然老了不能再为祖国为老百姓做任何贡献了，但对党、对国家的情至死难忘，晚年能生活在国家兴盛的时代，我感到踏实、温暖、满足、幸福与快乐！除自己做一个好党员、好公民外，我也希望我的后人爱自已的祖国！
2020年11月30日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