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子袁來如何進加國‘天才班’

一個月前為紀念其18歲生日寫過一篇‘幼子袁青何以成為少年（英文）詩人’的短文，今為紀念其28歲生日，再寫一篇“長子袁來如何入讀加國‘天才班’”的片段，算是憶舊思新，也算是給遠方的長子進行生日祝福！

事實上，犬子袁來不但是老猿家首位被正式認定的‘智優生'（highly gifted student),就我所知也是最早被溫哥華教育局認定為智優生的中國新移民子弟之一，還是最早入讀當時全省在大學山中學開辦的、全加唯一‘過渡班’(Transitional Class)（相當于國內“天才班”或少年大學生預備班）的華人孩子之一。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1992年8月底老猿攜妻帶子從薩斯卡通市搭灰狗長途搬至溫哥華，一邊在UBC繼續修學分寫論文、一邊在溫探探謀生的可能性。其間7歲的袁來開始就讀附近快樂山小學二年級，因成績不錯，跳過3年級升讀4年級，5年級時成績依然優異，由任課老師推薦、經校長背書上報溫哥華教育局申請智商評估。不久，教育局指派兩個心理專家到校對袁來和另一來自福建的、他的好友趙姓同學分別進行了一整天測試。然後，我們接到一份報告，正式認定他為高智商學生（但拒不講明他的智商到底是多少），並推薦他入讀MACC(Multiple Age Muster Class）多級混合班, 即通常所說的‘小天才班’。我們兩家商定後都讓孩子到坦普爾頓中學去試試跳過6年級直讀7年級，結果他倆成績依然不錯，結束時教育局又來函建議我們送孩子到大學山中學入讀‘過渡班’， 按計劃，頭一年讀完8、9兩個年級的課程，第2年讀完10、11及12年級的主要課程，如一切正常，孩子14歲便可直升UBC,還可能拿到獎學金。因我們兩家父母在國內都是老師，深知全面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拔苗助長的危害性，經反復咨詢考慮，趙家最終決定讓孩子轉入普通中學，老猿想‘曲線’入讀全省最好的公立中學大學山中學，便鼓勵袁來進了‘過渡班’，不過，不知為何，趙家竟狠心從此不再允許孩子與袁來往來，莫名其妙地永遠失去了最好的朋友，讓我本來就比較內向的袁來傷心了好多年。

等第一年結束，我們按最初設想從‘過渡班’轉到普通班。袁來于16歲上UBC電子工程專業，Co-op期間到日本京都工作一年，後回UBC讀碩士時曾獲1.7丌加元聯邦獎學金。2009年底與一韓國女子結婚，並雙雙赴美國 谷某高科技公司及斯坦福大學工作至今。

其實，在加拿大，評估認定智優生的標準遠比中國低，比如，加拿大正常小學生中‘百里挑一’者便可自然認定為智優生；在中國，可能千分之一、甚至丌分之一才算。袁來小時也沒那么優異，5、6歲時一個月一首20字李白的‘明月光’要復習200遍才能背住，氣得我有次用腳踹他。但我從小注重培養他的讀書興趣和自學能力，幫他養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從小學3年級到碩士畢業，我有幸從不需要敦促他用功，更無須請家教或親自對他進行輔導，只是每學期成績單下來後問問他的分數情況。尤其令人稱道的是14歲那年，經過10個月不到的自學便一次性考取微軟證書，而當時許多大陸來的新技術移民都要至少花2，500加元上班受訓才能獲取之。毫不夸言，長子的學業從未讓父母操過半點心；唯一可惜的是，他雖讀書最厲害，卻死活不願再讀博士。也許是過早智力透支、或真受碩士指導教授的影響堅信到大公司工作比在大學有意思得多吧。

不管怎樣，在加拿大成為‘天才生’或智優生似乎並非難事。

憂中華19-中國人的兩大民族屬相

族人有十二種屬相，如今無論黑白或紅棕色的老外許多都耳熟能祥。殊不知，就民族性格而言， 中國人其實只有兩種屬相。

一是屬狗。因此類家族龐大，分支眾多，屬狗的族人順理成章也就人數最多。其天性是愛群聚，愛爭當老大，愛熱鬧，愛叫喚，愛起哄，愛斗，愛追風頭，愛隨大溜，愛吠影吠聲，愛仗人勢，愛吃愛喝愛玩樂，愛順從主人。需要注意的是，此屬相與族人的出生地點和日期毫無關聯。

二是屬貓。此類家族雖然也大，分支也多，但與其人數並不成正比。屬貓者天性好獨處獨居，好獨來獨往， 好特立獨行，好沉思，好動中有靜， 好腥味，好膩，好潛伏，好抓捕，好野外，好自由，好無拘無束。與屬狗的族人一樣，此屬相與人的生辰八字毫不相干。

屬狗屬貓本無所謂好壞優劣，唯一讓老猿我時常感嘆的是， 族人中屬狗者似乎太多太多， 屬貓者又太少太少。

溫哥華情箋【連載-11】

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若17次寫完并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000年元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八八年九月初，天津经贸学院派专车从北京将刚刚归国的我接回早已搬入新址的学校。晚上到家，看到妻已将新分给我们位于五楼两室一厅装饰得十分整洁、明亮，心里感到豁然开朗，可是三岁多的来儿看见我老长的胡须、疲惫的神情竟然瞪着一双大眼睛，直往妻身后躲，突然又使我觉得怅然若失。出国整整一年，我挣了一笔在当时看来数目颇为可观的美金，长了不少见识，交了许多朋友，还多长了几斤肉，可是我失去了学业上的雄心，为人的傲气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还有一百多个一年就已让儿子学会的汉字他也完全忘记了。

上班之后，看到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听到似亲切却疏远的声音，坐在也狭窄也宽大的办公椅上，我觉得本已远远跳出三界外的我陡然又置身于滚滚红尘之中。连最知己的老吴也说我完全变了，变得和他、和一切都疏远了。是啊，还没有完全恢复时差的我正面对着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还没有调整好蒙市蓝领苦力与津城大学讲师之间的角色距离，更未将穷困潦倒的单身汉与拥有温馨妻室的小书生完全合二为一，我同时感到错锷而超然麻木而激奋。一方面我好像成了一个万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看到经院4院长到伙夫在大千世界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落里你争我抢，感到既无聊不解，又滑稽可笑，另一方面我又好象变为一个被推向角斗场的斗士，无论我是否强壮，是否有利器或技艺，都必须与睁眼不见、却遍地皆是的对手近身肉搏，否则就会被无情地伤残、践踏、我本想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想卷入人事的纷争也不行。

自从经院正式迁入自己的新校园，人也多了，机构也健全了，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尤其是等级森严。为了摸清院领导的真正意图，我冒着可能使系领导感到很不快的风险，越级向上汇报我访问学者的经历。我说在国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旁听了许多课程，但未能展开科研项目。(当然，除了妻，我对谁也没有提及我在蒙市打工赚钱这一“见不得人”的经历。)听了我的业务汇报，梅副院长不但只字未提升我为副系主任的事，还对我这种在国外溜了圈、并未拿到洋文凭、洋科研成果的人隐晦地表示看不起。他的态度使我感到爱了莫大的愚弄、侮辱、欺骗和委屈。他那客气、冷淡的神情，同情、理解的口吻比直截了当地轻蔑和潮讽更令人难受。我马上意识到我按期回国的决定虽然没错，但我不能再呆在崇洋媚外、浅薄虚荣的环境中。我已经晚了许多年，不能再被弼马温的紧箍咒箍着。老吴说得好：经院领导对我的搞法就像“给狗鼻梁上挂块肉，让你跑死也吃不着。”

不久，被经贸部派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处理我院原党委书记赵参赞死后事宜的外语系王主任返津回院，与我同时赴美进修的王副系主任也回国。其间我听新调来不久管行政的系蔡副主任点到为止地说，王主任趁我在国内之机曾力图贬我做教研室副主任，并将只有中专学历的讲师老吴从室副主任降为教研组长，以便将王的亲信常组长等人升上来，不过，由于对我一直非常有好感的信院长等领导说话，我才保住了我本欲弃之如弊履的芝麻官。老吴早已打过招呼说蔡副主任是“自己人”，我听到蔡的这些话后更是怒不可遏，同时也更强烈地意识到我在经院很难呆下去了。

一方面我发现学院领导对国产硕士有不可扭转的偏见。他们对持有洋文凭的人不管是否有真才实学无不奉若神明，不但言词上褒扬有加，工作上虚位以待，生活上也百般优惠。对我这种工作能力强、教学效果好、科研成果多的国货只是视而不见，用而不重，培而不养。尤令我难以忍受的是，学院各位领导表面上称赞，甚至诱骗我按期归国，私下却附合一些中下层领导及一般教职员工的意见，认为凡听话回国的，其实都是没真本事的人，在国外混不下去才不得已“逃”回来。所有这些做法和议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无道理。比如经院初建，需要有名头响亮的教授、博士、硕士进行撑门面，但对有真才实学且工作颇有成效的创业者不该有意无意地长期压制，连安抚之言都不愿施舍。再者，按期归国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没本事，好多人只是根据自己的事业、工作、家庭等实际情况做出了对自己最适当的选择，这本应无可厚非(比如我拿着万元美金就不愁没有留加之道)。但国人之崇洋媚外历史悠久，这种偏颇、愚昧的社会心理没有几代人的艰苦的努力根本就无法纠正的民族弱点。另一方面，我感到经院人多以后山头林立，有院长兼书记派，副院长派，副书记派。在天津官场并无任何渊源的我不但在各位院领导心中只是一条会拉磨的驴、一只跑得快的狗，即使在系领导看来也只是一根肉中刺、眼中钉。因为我有实力，会干活，他们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笑脸相迎，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我、依靠我，但在他们心目中我的点数、分数其实低得可怜。我逐渐意识到，我想升官，想掌权后把我系搞得全学界知名的理想只是不切实际的痴人之梦。我以前经常想到，如果给我一个室，我可以把它搞得全院第一(这一点我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做到)；如果给我一个系，我可以把它搞得全学界知名；如果给我一个大学，我可以把它搞得全国闻名。这些想法充满了个人野心色彩，但我的确坚信我有这个能力，更有“士为人知己者死”的古人之风。可是，我不但没有知己，有的是压制我、利用我、排挤我、嫉恨我的奸官与宵小。因此，我回国后不到一个月便已开始准备、联系自费出国。当然，在未见头绪之前有我没有声张。

老吴也非常灰心、消沉，甚至上班也不积极。他这个副室主任经常偷懒，我还得在我的另一位副手郭姓教授面前替他圆谎搪塞。老吴说，世道在变，钱才是最可靠、最实惠的玩艺儿。他告诉我在我出国期间，他因倍感排挤，只好到校外想法捞钱。他动用了一个奇妙的计谋(实际上是标准的“克格勃式”的先设圈套、拉人落水后再变相勒索之法)逼迫某名牌大学高官就范，同意与他公私合作，开办英语、外贸人才培训班，结果两个月让他赚了十几万，而且还高薪聘请我到他办的私班兼课。我欣然同意了。我虽然腰缠万贯回国，但几大件、几小件一买，只剩八千多美金。人民币从来就不够用，尤其是所准备携妻儿回湖北探亲，联系出国需要大笔的钱，我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赚点外快。留着那八千美金压箱底，以备日后之需。

为了确保我自费留学成功，我必须力争获得全额奖学奖。这次我充分汲取了前次在加求学未遂的惨痛教训，九月底我根据归国前精心收集的情报及定下的计划，一下子向五十所美加两国各大学的相关系科致函索取申请资料，陆续收到这些资料后，我按自己的兴趣(发展研究、比较文学、美国学，英文、英语教学)将其分成五类，同时又按可能性极大、一般、极小将其分成三等，最后用我自己设计的“矩阵遴选法”挑出二十五个申请单位按轻重缓急准备各种文件。填表是自己可以干的，我便从极大的耐心和细心将每一栏都尽力填得令人满意，成绩单必须回师大求人，我便带着洋烟逐一找人盖好所有公章。推荐信我做了点手脚。为省事，尽量少求人，我请师大导师唐教授、经院外语系前领导傅副教授各写一份，然后复印再签二十份，比较文学方面请师大俄语专业李姓教授允许我替他写好后再让他签发二十份，英语教学方面则给留校任教的师大学妹付姓讲师(妻之挚友，现在美国任职于公立图书馆)打过招呼干脆用她的名义代写、代签二十份。我先寄出二、三十份大大小小的个人申请材料，再邮出五、六十份形形色色的成绩单，同时又将七、八十份推荐函准备好后，为避免露出破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用不同信封、不同邮票、不同字体逐一发出去，当一切都准备好、寄出去后，我早已累得要死，烦得要命，穷得发慌。但我相信这一次一定能成功。在加申请学校，一则太轻信那些识途老马，一则舍不得掏太多的申请、手续费，结果仅因申请学校太少而泡汤。这次人在中国，我可以采用别人经常采用的“地毯式轰炸”申请法(听说我的李姓朋友当初曾申请过五十所、凌姓师兄索取过近百份申请材料、纪姓学姐也与二、三十所大学联系过)，而且还无需交太多的申请费——美加各大学知道当时大陆的中国人交不起申请费，且国外汇管制一般人也无法弄到美金——这是事实，我很精明利用这一事实：我在每一份申请材料中都在信里提到我的各种优越条件，同时也提到我暂时交不起申请费。仅此一项，我节省了近千美元，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蒙市打工期间早已根据自己的教训和别人的经验预定好的谋后而动的。

在等待申请结果期间，我一边照常上班教学工作，一边在外兼课赚外快，一边大搞科研。仅八九年一年时间，我在全国权威学术期刊(如《中国翻译》等)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正式论文(其中有关“英汉修辞比较”的论文因有创见、有份量，我出国后曾被某著名学者收入翻译学的论文集)，还应邀组织编撰了当时全国最新、最大的《最新汉英对外经贸词典》。(我是具体负责的“副主编”，编辑中有妻、老吴及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我出国后最终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正式发行，定价23.80元，现在国内仍有出售。)我写的第一部专著也于八八年年底正式发行，第三部专著则于八九年下半年完成校对付梓。在外人看来，我八九年在学术丰收似乎是我出国后的收获，其实都是我回国后现想、现编、现写的。我的主编、责任编辑、北京经贸大学教授单老师曾对我夸奖说：“我在北京外语教学与出版界呆了这么多年，也认识这么多人，很少看到在学术上象你这么少年有成的人。真可惜，这么优秀的人才竟然出现在外地。”听了这话我心中既浑身解恨、出气，也觉得自己的确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否则，单根本就不会舍近求远，邀我这个天津讲师级的三十一、二岁的年青人实际负责编撰对中国改革开放直接发挥作用的大型《经贸词典》，更不会成为能与我推心置腹的师友。

更令人出气、解恨的事是，八九年我不仅被评为全院优秀教师，还获得全院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第一届“教学科研成果奖”。尽管我受系里某些领导的排挤，院里某些领导的轻视，但我的实力却得到了人们公正的称许。我公私兼顾，里外都忙，一年之内能做出几个人也很难做出的各种事来，可恨的是，这个无人事渊源、无学术靠山、无洋纸方凭、不会阿谀奉迎、不会讨好卖乖的人终究得不到当权者的青睐。也许是上天有意讽刺我不要等待，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惩罚我丑陋、灰暗、疯狂、邪恶的过去，我等了三个月，院方谁也没有提及给我升职的事，曾给我写过信的梅副院长，似乎彻底忘了，信院长兼书记对此事似乎从不知晓。我绝望了，我为自己的事业心、理想、报国之志感到悲哀，我为天津经院感到悲哀。

八九年初，我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向外语系主任、党总支负责人方书记(即我任支部委员时的前任教务系统党支书)平静地提出自费留学的正式申请。实权人物王主任当然欣然同意(我知道我的这个请求对他来说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梅副院长似乎不太同意(我相信他心中有数，我的申请是在对他绝望的心情下提出来的，失去一个很会干活的人对他并非一桩美事)；信院长毫不犹豫地表示理解、支持(他求贤若渴，极需有洋博士头衔的帮学院充门面，但也哪里知道我走的却是一条不归的路)。为打通关节，我与妻商量给梅送了一个小件——一套崭新的洋产随身听，又利用清廉的信院长做梅的工作。也许主管全院教学业务的梅深知我去意已决，对我内有有愧，再加上“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不久便同意我“公派自费留学”。

元月三十日，星期日

这几天，每天早晨霜重，出车前至少得花十分钟铲霜热车，真是浪费时间。青儿病好不到两天，昨晚又开始发烧咳嗽，妻要加班，我周末最忙，只好把他丢在家里由他哥哥照顾。青儿不爱喝水，咳嗽起来有时上气不接下气，还伴有呕吐症状。来儿与他年龄悬殊太大，非常讨厌他调皮、捣蛋，对他总是声色俱厉，视如仇敌，真叫我为幼子牵肠挂肚。

八九年初我携妻带儿回湖北荆州城过年，随便给家里几件洋产家电、礼品，本来心情还不错，可是我的弟弟与他的女人闹不和，把节日的气氛、团聚的时光搅得乌七八糟。弟媳进门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她这样不顾大体，赌气回娘家，连刚满一岁的儿子也丢在家里不管，害得我和妻一天到晚窝在屋里替她抱孩子，真叫人气闷。弟弟虽然有些小毛病(比如有时爱出去和朋友打牌聊天，抽烟喝酒)，对她自始自终都非常眷恋。我对她的看法却极差，她本是一个农村姑娘，凭自己几分长像及父亲是公社干部，高中一毕业就进供销社工作，与弟弟恋爱成婚后，在家外很会做人，回到屋里对丈夫颐指气使，对公婆假心假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天给家里人气受。万令人不可饶恕的是，连对自己的亲身幼儿都不管不顾，实在是一个心狠阴毒的女人。在我看来，女人尽可以与全世界的人讲狠斗气，却不可以不爱护自己的孩子。不爱自己孩子的年轻女人不但失去了做母亲的伟大资格，也失去了做女人的起码尊严。换言之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最不可饶恕的女人就是连自己尚需要人身保护的亲生骨肉都不爱护的女人。母鸡母羊、母蛇母狼、母牛母马都有括犊之情。当然，男人更应该爱护未成年的儿女，赡养年老的父母，这是为人最起码的道德与责任。

爸妈得知我已决心自费出国留学，开始并不太赞同，认为我已过而立之年，在天津无论是工作事业、学问生活都已走向正轨，并提前成为小康之家，犯不着再出国受洋罪。但我说单位不会重用我，甚至已容不下我，爸妈非常理解、同情我的境遇。我说经济上不用担心，我坚信我成绩好，托福分高，有工作及发表经历，一定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资助。爸妈便说：“那就好。”唯一使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的父亲最不理解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人人唯利是图，为什么他们愿意掏钱让社会主义国家去的人为自己念书?

在湖北过完春节反津不久，我收到加拿大中西部莎斯喀彻漫温省莎省大学英文系录取通知书，虽然我必须重读英文硕士(中国正牌大学的各种学位在此系一般都获认可，英文专业则大多属于例外)，但该系正式答应给我全额奖学金(每月九百加元，比当时当地一般全日苦力的月薪还稍多)，我喜出望外，心想这次出国留学完全可以成行了。有了这封信，我就可以顺利办签证，而护照因院方已同意放人也不会出问题。我本希望有更多的选择，但等所有回函收到后，发现还是莎大最适合，其它虽有更名牌的大学、更有名的都市，或令我更感兴趣的专业，但要么没有资助，要么资助太少，或还有附加条件。比如纽约的世界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我直攻“英语教学”博士，但只给我一千美元奖学金；美国俄亥俄大学录取我念“发展研究”硕士，却无资助金，加国卑诗大学录取我念英文硕士，而且也给资助，但必须让我每周干十几个小时的“助教”工作，一学期不过三、四千加元。我最想去的是哥大，但因奖学金太少，估计办签证不会很顺利。我第二想去念“发展研究”，回国后一可按国家规定跳槽，二可将经世致用的专业直接用于报国，但没有资助、掏自己的血汗钱念书太苦，办签证也可能不顺利，更重要的是，即使念完归国，也可能象在经院一样遇不到“明主”最后在人事件纷争浪费我的一腔热血。为舒适、稳定起见，我最终决定还是到莎大。

至此，一切显然都按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可是到了八九年四、五月一场从北京为辐射中心的政治大地震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我对当时反腐败、要民主等口号感到强烈共鸣，更为学生的爱国激情所振奋。看到我的一些学生坐车到北京天安门参加抗议活动，又看到一些同事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我每每有跃跃欲试的冲动。但想到我的护照还没办好，还是等办好正在办的事以后再说。我一生已有几次功亏一篑的惨痛教训，这次应当等拿到签证后才可以舒一口气，到五月底、六月初我一直坚持在岗上教学，只是以极富同情的旁观者心态关注世态的发展。六月四日早晨，我在课堂上听说开枪了，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复杂。我感到政治的残酷、小人物的可怜，更为我多难的祖国难受。下完课，老吴见我一反常态，默不作声，邀我到学校操场上去散步。

走出教学大楼，我和老吴各自点燃一只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躲开所有的人群，远远地来到操场的一角。我们又象八六年在上海贸院、广州贸院那样推心置腹、毫无忌讳地谈了起来。

“你老弟是党员，对今天的事怎么说?”

“我心里很乱，说不出什么。”

“我没党票。你当初劝我争取入党，其实很让我为难，老方那［系党支部书记］我都不愿答理，你这儿我也是敷衍。”

“这我知道，你并不想争取。”

“岂只这样!共产党杀过我的爷爷，对我有杀亲之仇。可是我家在解放前也有人跟共产党闹革命。文革期间我因出生不好在北京被赶到工厂当工人，可是我生活有困难也吃过共产党的救济。我对共产党又恨又爱，但主要还是怕，所以我的搞法是敬而远之。”

“那你到底想讲什么呀?”

“我是想说并不怎么喜欢现在的共产党，但是我要对你说中国这么大，这么落后，没有一个党领导不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要国民党回来更糟，让那些乳臭未干的青年学生上台只会天下大乱。大乱对谁都没有好处，就是你我一样也没有好果子吃。”

“这话不错。可是学生们的愿望是好的，国内的政治也的确腐败。”

“你是说不该开枪，不该戒严?”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心情很复杂。”

“文革那阵你老弟还小。我在北京见识比你多。每次运动谁知道到底谁对、谁错?政治上成者王，败者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小老百姓永远都不知真象，谁保证那些大学生不是被商人利用?

“你说得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今天要劝你的就是少掺乎，不要心血来潮，瞎起哄。咱怕乱，只要不乱，共产党爱怎样就怎样。”

“我这个年轻的老党员一定听话。”

“你还是抓紧办你的护照吧。”

“谨受教。”

可是由于天安门广场清场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所有护照必须重新办理，最后还得由所在系统的副省、部级以上领导亲自批准，最后还得有出境证。我国在六、四前后一直紧守岗位，没参加游行示威，没说过过格的话，也不存在思想上的问题，因此我不但顺利重新登记为党员，系院各级领导、各位领导都对我再次开绿灯放行。等我到了经贸部，我感到非常紧张，六、四风波前我在天津外办办护理很容易，打着曾任过外办主任信院长的招牌、又逢大小官员，秘书办事员先塞几盒洋烟，两个小时就把公章盖齐了。我在经贸部两眼一摸黑，不管谁只要那天早点吃得不顺心，上班心中窝过火，甚至抽烟呛了嗓子都有可能让我的事搁浅、泡汤。幸运的是，有一个年轻办事员认出我是天津经贸学院的老师，赶忙走过来问我认不认识他，我说一时看不出来，他说是津贸分配至京的大学生，我曾经教过“高级英语”。我虽然还是对不上号，但客气地说：“对对对，没想到你分到部里来了。”他了解我的情况后，立即四处张罗，逢他的办事员小哥们就喊：“哥们儿，这位是我们全天津经贸学院最棒的老师，请各位一定多多关照。”不到两个小时，这位好心，能干的学生居然从教育处到人事局，从人事局又到秘书处，从秘书处到部长办公室，把所需盖的公章全部盖齐了。为此我无以为谢，只是发了一声长叹：“我是托了学生的福啊!”同时，我也非常悲哀的想到：“可爱的天津经贸学院，我不得不忍痛与你告别了!

好像是回到天津当晚或不久，一个平时非常尊敬我的男学生神情紧张地找到我的住处，说他在京游行期间不知怎么弄到一把军用手枪，听了这话让我和妻感到既恼火、又紧张，还有几分同情。他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添这种麻烦。我如果上报，肯定能立功受奖，可是我不忍出卖、伤害心地单纯、简单，对我十分信赖、爱戴的学生；如果知情不报，万一泄露我自己不但出不了国，还可能被公安带走，而落井下石的人随时随地都有。我左右为难，寻思良久，然后严肃地对这位学生说：“你是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我也一直把你的当成人看待。我提两条意见，你自己做决定，后果由你自负。同学说：“请老师快讲。”“一是立即上交公安部门，把来龙去脉讲清楚，相信会对你酌情宽大处理。”“那第二条路呢?”“如果你自信这把手枪谁也不知道在你手上，你今夜就把它扔进海河、永不提起。不过，我怀疑你有这把枪的事只有天知、你知、我知。”此事我后来没有、也不敢再过问，他过了一两个月返课校课，为我送行也没有再提到此事。当然，至今我也不知他当时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放暑假时，我一边等签证，一边经人推荐替一家天津与西班牙合资工厂翻译合同等有关文件。两个星期不到，赚的钱比我这个马上可以提副教授的讲师四个月的正工资还多。考虑到护照已正式签发，一切文件齐备、过硬，加国使馆迟早一定会给我学生签证，我便携妻带儿首次自费出去游玩。我们先到北戴河。第一次扑进蔚兰色的大海简直令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从小向往大海，欣赏大海的深沉、开阔、充满能量和神秘。在我儿时的梦中，青少年时期的想像里，大海总是强烈地意味着宇宙间一种无穷无尽、浪漫无比地永恒力量。我在水里曾经死过一次。我想像假如我有朝一日死于大海，那将是一种永生，将我脆弱的生命、渺小的身体、灼热的内心、不安的灵魂一起溶进大海，按照物质不灭的定律，在宇宙间安息、长存，岂不是人生最好的归宿!我想起了初唐四杰之一，去海南探父途中渡海溺水而死的王勃，又想起英国十九世纪伟大浪漫诗人、二十九岁在大海中溺毙的雪莱，只有无边无际、汹涌澎湃的大海才配接纳、安葬一颗孤独而伟大的心灵。看到不久则满四周岁的儿子兴致勃勃地在海水与沙滩接吻处捞着海草，我一步步推着不会游泳的妻往没有人迹的大海深处走去。在远离人群的水域，我突然兴奋冲动起来，以苍穹为帐，以海洋为床，不顾妻愿与愿意，就在干净、温暖的海水里与她交合，把我的生命、希望、力量、意志、沮丧、失意、愤怒，豪情与雅致、自卑与自怜一道全渲泄进她阴柔的肉体，全渲泄进沉静的大海。我感到放纵的莫大快感，诗情的无限开怀。这次不无亵渎的痛快经历使我终身难忘。

在山海关，我独自去登长城。我从小激赏毛泽东的伟大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一直故意不去游长城，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算不上一条好汉，绝无资格到长城去登高望远。可是，我很可能要离开我可爱的祖国山水了，我要到异国他乡去奋斗，我愿象文革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那样，喝一碗母亲斟的酒，去对付天下最残暴的刑罚。我特意到海水与城头接合处抱着长城亲吻，然后我反过身来，灵机一动做好耶酥被钉上十字架上的姿势，请一个陌生的游客给我照了一张像，游客看到我这种奇怪而滑稽的姿势，以为我有精神病，这个姿态显然不优美，但却蕴寓了连我自己都不能完全领会的意义。这一不伦不类、恶作剧式的黑色幽默实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构想之一。

返津不久，签证下来了，我订好九月十五日出国的机票(因名义上属“公派”，贸院出钱替我买票)，又请父母从湖北来津与我道别。母亲看到贸院院、系各级领导络绎不绝来我家祝贺，为我感到非常自豪、慰藉。我的洋学位还未到手，全院大小官员似乎突然把我当成了神明。

我觉得十分出气、尤其当过教师节我拿到“优秀教师”奖品时，我内心的快感简直难以言状。我把奖品(手表)送给了爸爸作纪念。九月十四日夜，妻、儿掉着眼泪、嗓音哽咽地应我的要求给我录了一盘录音带。次日，我内心哼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第二次离开了我可爱的祖国。

憂中華18-中國人軟弱可欺的根由

與其它某些以小博大，以弱斗強的外人外國相比，族人除了具有李小龍式的性格者，中國近現代除了毛澤東時代的政府，其軟弱可欺的程度每每讓人羞慚得簡直無地自容，其後果更是無法承受無法估量。

依老猿的分析，中國人軟弱可欺的根本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膽小怕事。無論個體還是政府， 中國人向來怕惹事，即使不得已攤上了麻煩，總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能躲則躲，能忍則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生怕惹惱得罪了別人，吃不了兜著走，因此族人從無膽氣與外人爭斗，更談不上主動挑戰外人，甚至敢於拳腳相向。（至於族人勇於善於內爭內戰的傳統老猿我將另文論之。）

二是一盤散沙。無論何時，族人很難團結一致，共同對外。即使在全民族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族人也忘不了“先安內，後攘外”。無論身在何處，族人也很少抱團， 即使在外族外邦大肆排華虐華的異國他鄉，很少看到听見族人互相支持，守望相助，更多的是各自為戰，各自逃命的故事。族人支持族人參選從不積極，當選的族人為族人力爭權益也少。

三是不思報復。古時雖有伍子胥鞭尸，勾踐臥薪嘗膽等復仇的故事，近現代的族人仇再大也不敢，不善，不會去尋求報復。尤其在與外人外族打交道時，吃了大虧，遭了大罪，受了大辱，族人常常打掉牙齒往嘴里吞，表面上好像是講究寬恕，實際上是怯懦無能。因不興報復，便毫無後果，外人外族對中國進行傷害也就無所忌憚了。

有此三大根由，中國人無怪乎成了當今全人類唯一龐大富足而又軟弱可欺的族群！

憂中華17-海外華人的最大悲情

西方人殖民或移民異國他鄉，在鄉歷史上最初大多由政府派軍艦火炮開道，在近現代如遇到敵意或麻煩，常常也會派兵去保護僑民的人生安全或財產利益。

華人自古不然。他們離鄉背井，從無朝廷官方的護佑。跑到海外，不是為了逃難避難，就是為了發家致富，在某種程度上可謂是徒手空拳個體化經濟殖民，與西方人武裝集團化政治殖民成為鮮明的歷史對照。

到了異國他鄉，海外華人大多白手起家，從零開始。他們含辛茹苦，積極打拼之際，總忘不了祖國，只要臉上的皮還是黃色的，一顆中國心永藏不變。他們比身在國 內的人更愛國，更關心中國的命運利益。只要有難， 海外華人總是慷慨解囊，捐錢捐物，乃至出人出槍，死而後已。孫中山鬧革命，海外華人有大功族人皆知；二戰抗日，死在中原大地的華僑子弟也為數不少，這便是 “心系祖國”的明證。

令人哀嘆可惜的是，海外華人一旦有難，國內的同胞很少給予支持，官方往往更似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歐美澳洲日本的排華反華浪潮一撥又一撥，印尼華僑成千上 萬被宰，越南華僑人幾十上百萬人被搶被趕下大海，中國兩岸政府除了發出幾聲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幾聲抗議外，海外華人只能自生自滅，從指望不上有中國政府的 強力支持，更不奢望有同族的軍人保護。中國弱時不能照顧海外子民尚可理解，強盛時也不管不顧，似乎太殘忍無情。

老猿我並非自己身在海外才有感而發，海外華人大多更非如許多族人想像的那樣，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體面和虛榮地位才希望祖國強大，他們為中國出錢出力實乃真心無私，反而常常因華人身份傳統而吃苦頭受牽連。這便是海外華人的最大民族悲情。

溫哥華情箋【連載-10】

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并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０００年元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我只顾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过去，对仿佛近在咫尺、实际远在地球对面的你的反应一无所知。我到底是在对我缺乏兴趣地陌生听众面前独白，还是在向与我心心相印的初恋情人喃呢?如果我们能通过电脑在网络上进行双向交流，那该多及时、多时髦、多高科技化；可惜我的中文打字速度太慢、太容易出错、也太不方便。用传统的方式，一张薄纸加一杆烂笔，随时随地，到处皆是文章。不能双向同步或即时联系，可时间的距离却能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更美好的记忆。我仍然等着你的回应。等待，尤其是充满希望的等待，有时也可成为一种情趣。

八七年新学期开始不久，我等待多年的出国机会终于来了。我之所以能等待这么久，原因有三。一是我认为自己在国内一样可以写书做学问，而且我完全靠自己已闯出了一条路。在内心我很看不起那些仅靠一纸洋文凭招摇过市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只要有实力，才干是不会被埋没的。在这一点上，我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在崇洋风刮得天昏地暗的地方，我的实力与才干只能使我“失宠”、受侮。第二个原因是，我坚信经院一定不乏公费出国机会，只要有了名额，我的优越条件一定会使我成为首选人物之一。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正确，系院领导也曾都有过暗示。可是现在看来我当初根本就不该走公费出国留学的路子。如果我早几年走自费留学的路子，我敢断定我的成就即使不能惊人，至少可以悦己。那么，八二年师大毕业后不久，我为什么没有效法同班纪姓学姐立即开始联系，准备自费出国呢?——她虽未最终拿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在却早已是加国王牌大学多伦多大学电脑写作中心主任。她当初得知我因没得到你几乎精神失常曾说过一句令我终身难忘，且一直奉行的话：“只要你已尽了努力，你今后就无可后悔。”她还告诉过我她也没能和她的初恋情人(现是全国有名的一位赵姓文学家、翻译家和学者)成为眷属，但她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后悔。她只有遗憾。她劝我说：“你已全力地去爱，今后如果有人会后悔，那一定是她，不是你。”可是，遗憾并不比后悔让人感到好受些!——还有，八四年、八五年我为什么也没有效法我在津的“老根”李姓友人全力联系，准备自费出国呢?主要原因也有两个。一是我家穷(我父母直到八六年以后才还清债务)，连“大团结”都没几张，哪有大把的美金一次次去考“托福”、交报名费?研究生毕业后的工资不过62元，抽足烟、填饱肚子已所剩无几，结婚后还得敬父母、养孩子。第二个原因是自卑。自从我最终遭到你的拒绝，自从我因不愿看到你在我眼前与他人成婚而在研究生考试中作弊，我一直(到现在)都对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命运缺乏信心。我常常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卑、自怜。我怕我这个冒牌的研究生考“托福”成绩太差，不但会让人耻笑，还有可能泄露秘密。自八０年上半年连续受到人生最大的两次打击后，我深感再也经不起自信心的重大打击。与廖蘅湘终成眷属曾帮我恢复一些自信，如果再遭重创，我不知我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来。我需要内心的平静、生活的安定。我在经院之所以勤奋地工作、苦做学问，给人以拼命三朗的印象，实因为我想脱胎换骨，在繁忙的生活中忘掉我丑陋、痛苦的过去，忘掉我嘴上再也不曾提及、心中却时时怀念的你。

我系由外贸部下达共有三个为期一年的公派访问学者名额，系院领导决定王副主任去美国，另一位女青年老师到西欧，我赴加拿大。具体接受单位由自己选定、联系。经过打听，得知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是当时全加第一名牌大学，不久我与该校语言学系主任通信，顺利地接到了加方的正式邀请函。余后的几个月里，我一边工作，一边办理各种手续。五、六月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参加了大约一两周的出国集训。其间好像去看过一次章风波，得知他正在与某教授之女谈恋爱，还见过她的照片，记得也长得非常漂亮，看上去有点不象是纯粹的中国女人。在国家教委办手续时，我还顺便去拜访过刚介任教委副主任不久的邹姓松滋同乡。在他宽大气派的办公室里，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十分局促。他略略打着官腔嘱咐我好好做学问，象章风波那样干出一番成绩。其时我已比章出国晚了六、七年，自知今生无论有什么机遇也难再与他比肩了。章曾告诉我，他当时毅然放弃在日本当教授的机会，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带着越响亮、越高级、越实用的学位越快地赶回国，就会抢到越好越高的位置。我的这位同年、同届加同乡无疑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八月上旬，我父母又冒着酷暑从湖北匆匆赶到天津为我送行。对此次留洋，家人都十分高兴，同事邻人无不艳羡，但我自己却并没有非常得意的感觉。隐隐之中，我已感到象下乡那样虽然跻身于某个时代的大潮流之前端，但离潮头毕竟还是可望而不可及。我离家时最后回头一见，看到母亲一手抱着我正在哭喊的两岁零几个月大的儿子，一手擦着眼泪，我忙一转身噙着泪水走了。我一生中最伤感的事就是看见我母亲挥眼泪。每次只要看到妈妈在流泪，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哭，同时还会感到自己无地自容，不知为什么。

八月十五日上午十点，我在北京乘中国民航班机于当日晚到达多伦多并转机飞至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招待室与别人睡了几夜流铺。由于第一次经受时差反应，又加上晕机晕车，上吐下泻，我几乎水米不进地过了几天，倍感体弱难支。我本想与刚结交的同年好友、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来的访问学者李志和一起去分租房子，可负责接待的蒋姓副研究员显然很友好地劝我在招待室住到月底接替他的业余工作。我觉得这样既可省钱、又可多交朋友就欣然答应了。没想到老奸巨滑的他是放的一个诱饵。为了利用我的英文专长，他给我口头上的甜头，目的是让我替他撰写、修改申请资助，继续留加的材料。等事办妥后，他便三缄其口，根本不提让我接替他的事。等到九月初我才匆匆和一个王姓的自费生合租一间十平方大小的公寓房。我并没有责骂蒋为人太差，他反倒每次看到我好象根本不认识，着实叫人生气，这便是我在加当访问学者的第一课，老师是与我父亲年纪相妨的上海籍中科院专家，无怪乎后来听许多人议论说：上海人求你办事时是孙子，办完事后是老子。我句话我在上海念大学三年也没听说过，你也在上海求学三年，想必也没听说过吧?

麦吉尔大学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皇山公园脚下，其医学院举世闻名，尤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的母校。蒙市是全球第二大法语城市，素有美洲巴黎之称，西欧都市气息极浓。我和老李等新知经常步行在皇山上、校园中、市中心留连忘返。初次在异国他乡，印象最深的是外国的月亮真的好像更圆——这不奇怪，山清水秀、环境整洁，尤其空气干净，月亮当然显得比中国的更明亮，因此也“更圆”。第二个最深的感觉印象是，阳光与阴影之间有明显可感的温差，但其中的道理我从来没去想过。第三个感觉是人们非常有教养，穷富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法裔、英裔，大家似乎都彬彬有礼，早上跑步碰见行人，大多友好地打着招呼。记得有个傍晚，我和老李等人沿山间小路从皇山公园下来，两个高大英俊的皇家骑警生怕吓住我们，隔老远就十分礼貌地打招呼，亲切地询问我们是否看到什么可疑的人。他们的做派使我想起了我在天津唯一一次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那是八三年初夏，我弟弟在津治腰间盘凸出的毛病。他因行动不便，坐公车两头都要走好远，我们自己无法请专车，更无钱坐计程车(当时天津还十分少见)，我便骑着自行车带他。这在市内当然是违章的，但在我所走的市区边缘马路上并不少见。一个中年警察看到后便穷凶极恶、喝五吆六地把我们兄弟赶进一间什么屋子。我们解释他不信，我说认罚他不理。他只顾大声训斥，好像他没升官发财、没娶妻生子、没加薪休假或家里死了人全都怨我兄弟二人合骑一辆自行车。我见他不可理喻也狂暴地发了一通脾气，质问他是人民的警察，还是钱的警察，看到我违章竟敢还嘴硬，他说：“我干了二十年警察还没有人敢向我发脾气，我今天非拘留你不可。”然后他转身出去打电话，周围看热闹的一位大娘赶紧说：“楞小子，哪有敢跟警察干仗的，快逃吧!”我向来从善如流，一听这话我慌忙推着车，领着一拐一瘸的弟弟趁着黄昏的夜色逃之夭夭。

也许是新鲜感、好奇心，初初看到蒙市的山水人物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明朗、顺心、受看。有一次，我们远足去参观北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看到雄伟的建筑风格，灿烂生动的壁画、雕塑，优美和谐的景物环境，真让我感叹异国情调之幽静雅致。路上看到公园似的墓地，我们停下来仔细观赏了设计式样各异、材料形状不同的墓碑，心中一丝死亡的联想也没有。我想起小时在农林每一次路过乱葬岗都心惊肉跳，生怕从茅草丛中冷不丁地伸出一支鬼手拉我入土。这次远足印象最深。还记得那天因脚上打泡，我不顾同路人的讪笑，干脆脱掉皮鞋袜子，穿着西服，打着赤脚，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在水泥路上走了好远一程。只要我顺心合意，我是从来也不管别人的说笑的，小时在农村我常在雨天打着赤脚挑担子，泥泞中滑，个小的我一边要尽力挺着腰杆，一边还得用脚趾狠狠抓着泥巴以防摔跤。汗水、雨水、泪水满脸都是也没法去抹，东倒西歪也不能停，那才令人不堪回首呢。

元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青儿因感冒、哮喘、扁桃体发炎前后病了将近一个月，今天上午才带他到社区公费举办的“家庭活动中心来玩。几十个孩子在楼上一起玩玩具、做游戏、听高鼻子或黑皮肤的阿姨讲故事，“五颜六色”的家长们大多在楼下聊天、学英文、看报章杂志。千禧年之后，我和青儿还是第一次来。他头一个冲上游戏室，我简短地与管理人员打了声招呼，便在各种语言的嘈杂中接着给你写信。

国内公派出来的访问学者绝大多数是中、青年、党员，原单位的业务骨干。到加后可分属五种类别。第一类可称之为“观光猎奇派”，占总人数比例大约为5%左右；二可为“捞本钓誉派”，也占5%左右”三为“科研访问派”，约占10%；四为“攒钱挣钱派”，约占20%；五为“留学留洋派”，至少占60%。这种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属于以上各派。我本人也不例外。

所谓“观光猎奇派”，是指那些为满足初次出国后的好奇心而有所作为的人事。比如，为了省钱，大多数人先在市内各地走走，然后合租各种汽车到附近以至“美国各地游玩，也有的趁减价期间或独自或三、五成群地坐“灰狗”长途汽车同游各地。我因有美尼尔尔氏综合症，又晕车，哪也没去。在访问学者或初出国者中，穷观光很流行，穷猎奇也很流行。猎奇主要在“性”方面。当时在国内无不谈性色变，一出国便象被小便憋急的人一样纷纷冲向各种性厕所。最常规的是到“性商店”看看各种人造阳具、阴品、性杂志、裸体照片等。我和老李等人也去开过一次眼界，大家默不作声、热血沸腾地转了大半个小时才出来。有的人经常去看仅供成人观赏的“三级”片。老李看过几次回来对我说：“观众都是些中老年人，他们自己不行了，在电影里看别人痛快，过过眼瘾。”更省钱的办法是5人合租三级录像带。我和老李等人也干过这事。没结婚的小伙子们总是看得血脉贲张，但在我们过来人的眼里实无新鲜，只觉肮脏恶心，我只专门看过一两次。后来同屋的有一个香港肥胖室友每个周末都借一大堆，自个儿看似乎不够痛快，经常拉我们出来一起与他分享几分钟眼福。还有胆大、放纵的访问学者干脆逛妓院，去脱衣酒吧，或与异性同居。记得老李有位大我们七、八岁攻读博士的孙姓东北老乡，与一个快五十的上海访问学者袁姓女人同居，常常是一连几天不下床，身体搞垮了，走路上课都支撑不住，最后被导师解雇到外地去了。其实，这种同居毫无爱情可言，不过是肉体之欲难熬，或是出于经济考虑，比如省房租，找保人，弄些钱以便继续呆下去。我和老李都有爱妻，行为上非常检点。记得当时初知爱滋病，我们连洋人摸过的楼梯扶手也不敢碰，以免出问题讲不清。

“捞本钓誉派”无一例外都是想回国升官的人，为了在国外能捞点政治资本回去吹牛，有心人都是想法争当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支部书记、委员、或党小组长，位置有限便又到联谊会自告奋勇地去和留学生中不无从政野心的人竞选会长、副会长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挂名闲职。看到那些效仿西方民主形式、实搞中国封建割据的小野心家们不可一世的劲头，我觉得他们幼稚得令人作呕。我和老李本想互相配合在党支部里打开缺口，为外省市人争点席位，结果当权的一帮人坚持不改选，我们这些尤其是新到的短期访问学者只能干瞪眼了事。最后我们几个相好的朋友因我会放电影推举我以联谊会名义组织了一次“中国电影文化周”，效果很不错。

“科研访问派”都是一些比较循规蹈矩的中年知识分子，他们老老实实地做科研、搞实验、写报告、听讲课。这一类的人不招摇过市，更不上窜下跳、八方串联，但我只有时听说过，一个也未见过。出国人中绝大多数是学工的，我这个不善交际的文人与他们很少往来。我当初也非常想与麦大教授搞个科研项目，可惜一直找不到对我的课题(“英语歧义句型”)有兴趣的人。虽然系主任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我除了复习“托福”很少到那去。我在语言学系、政治学系及英文系听了一些课，还在教育学院旁听了两门硕士课程，坚持了一段时间，觉得洋人在文科方面做学问太古板、太爱钻牛角尖，实用性、趣味性都很差，对中国的人文又毫无兴趣，缺乏尊重，我后来就很少去了。在语言学系我认识了一个我称之为“老蔡”的好朋友，他是台湾富人之子，祖父好象当过某县县长，祖母与清朝皇室有瓜葛，他比我大两三岁，当过兵，高个，很有军人气质，在台当过英文讲师，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拿过两个英语方面的硕士学位，本想攻读正宗的英文博士，无奈没机会，只好到语言系来搞“旁门左道”。我和他一见如故，为避嫌，他在我的熟人面前自称是马来西亚华侨，我则在他的熟悉人面前谎称是新加坡留学生(不过，他几乎没有其它华人朋友)。这样做怕的是两边有人打小报告，说我们是敌特、间谍。其实，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多虑了。但是当时却流传中国大陆学生学者中有密探和间谍，据描述其特点是年轻、英文好、学文的、身份大都是访问学者。这些特点刚好与我的情况十分吻合，结果许多认识我、不认识我的人都怀疑我是中共间谍。好在由后来在联谊任职、交际甚广的老李出面讲话，这种疑虑不久就烟消云散了。

“攒钱挣钱派”实际上包括每一个在加留学、访问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各种大陆出来的中国人中，最穷的一群人便是我们公派访问学者。大多留学生、自费生在我们眼里都是富人，他们每月上千元，而我们一个月400加元。如果不精打细算、省之又省的话，一年后，回国按定额连四大件、四小件也买不起。为了省钱，我们大都合租房间，反正都是单身汉，在一起住更热闹。我头三个月与人合租，一月只掏120加元，后四个月每月只掏80元，最后小半年一分钱没掏。我们很少坐车，买食品是哪个减价买哪个，哪里减价哪里跑。为省钱省事，我一次做出三、四天的饭菜，每次从冰箱里拿出来吃冷的，结果因细菌感染常常拉肚子。记得到加不久过生日时，还是老李领着我去买了条活鱼替我做的。年纪大点的访问学者干脆“绝食”，三个月至半年都减量吃，从国内背出来的方便面(有传闻说某位山东学者吃了一年方便面)不吃蔬菜，只偶尔吃最便宜的鸡蛋，又住地下室，有的人竟然因营养不良而晕倒；中国人穷得多么悲壮!我当时想，400元是死数，一个月就是一分钱不花，一整年也只能攒4800元，我便在“挣”字上打主意。到加不到三个月，我便第一个胆大妄为地只身到唐人街一家最忙的超市找了份半职性黑工。老李等好友觉得我太屈尊，知道我的人都说我不务正业，听说过我的人许多都感叹我能闯(在当时，访问学者出去找工是一般人想也没想过的事)，我不管别人的嘲笑、贬损、羡慕和佩服，毅然坚持打工一直到离加的前一夜。我从小就穷，我穷怕了，我得承认自己穷，穷了还讲什么身份、面子!只要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有什么不对、不好!我时薪仅3.5元，一周下来能挣个百八十元，怎比那些想挣又不敢、不能，只好饿着肚子干攒的人日子好受些。每到有考试，我还找门路在麦大监考，一年之中也挣了大几百。记得我第一次披着打工仔穿的长袍工作服手推铁车送货时，我兴奋得连跑带跳。要知道，我不但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敢找工打，而且因英文好而当场受雇。当我第一次领到工钱，我一算我在“联兴超市”陈老板手下干一个钟头就相当于在国内大学里干十天，40个钟头便相当于在国内干一年!我为什么不多干、与人生赛跑、抢时间呢?

当然，我更渴望象其它的访问学者一样改变身份继续“留学留洋”。老李是学心脏病理的，我们每天讨论如何一步一步让他的邀请人雇他做学生或搞科研——国外非文科类大学教授通常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研究基金才可以搞科研，如果仅靠本人的精力不能够，一般都在基金中拿出款项雇请助手。学生、访问学者、博士后等就是最好、最廉价的助手。所以在非人文科系里，教授往往同时也是老板，导师实际上也是雇主。老李很能干，实验做得很卖力气，终获巴基斯坦籍某教授的青睐，象大多数非人文科系的访问学者一样，半年之内就已改成留学生身份，不到一年就把他的妻接了出来，并且找到工作，收入很不错。作为纯文科学生，我没有这种机遇和可能。因国内的英文专业水准与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语言系的系主任尼科尔教授说我不但拿不到任何资助，还必须补大学四年级的课才能上硕士，她那种毫不通融、爱莫能助的神情令我沮丧极了。同时，我十二分羡慕非人文系科学者和学生，他们很容易转身份，很容易弄到钱，而且他们在国内的资历通常都获加国认可。我常常感叹，我们学英文的在国内是爷爷辈，出国后做别人干孙子都没人要。反过来，国内三流大学、四流专业、五流学生一出国就可直接攻诸工科医科等在国外最被看重的博士的学位。当时，我常常想到学医的你。

对我来说，要想留在北美求学，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考“托福”、正式申请攻读研究生院。我一边打工，一边装样听课，一边复习托福。因是英语国家，托福资料奇缺，买又太贵，我等了好久才借来一本，将近一千常考的偏课单词，我在必须还书之前的三周内就背得烂熟。我文法功底本就不错，老蔡给我做了八、九套题，感觉很有把握。唯一的弱项是听力，我每天看十几个小时电视，两个月之内竟把眼睛都看近视了，只好开始戴上事先配好但从未用过的眼镜。打工上下班走路也带着借来的随身听。八八年二月十二日，我本有信心考满分以便申请哈佛大学，终因出国时日太短，听力差而未能如愿以偿。成绩下来后，发现我文法、阅读两部分均为满分，只是听力拉下来，但总分仍有640分，这在当时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分数。我自己也喜出望外。考试之前我为攒钱一直没有停止打工，前后复习不到一个月时间，考前还病了一场，发高烧40.3度，还是老李和另一位朋友搀扶着我上的医院，结果不打针、不给药，更谈不上住院(加国医生极不轻易给开抗菌素，更因公费医疗资源紧缺不轻易让外国人住院)，折腾了几个小时又回来，按医嘱多喝水、多休息。早知我的英文底子这么棒，我在几年前考托福、自费出国多好。可惜如我反复所说，八０年后我内心一直缺乏自信，对任何失败都有强烈的恐惧感。

“托福”成绩好，国内上大学、研究生的分数也非常高，加上有发表文章的经历，识途的老马们个个为我感到高兴，认为我申报名牌大学、热门科系、拿到全额奖学金几乎万无一失。我也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一共只申请了两、三个学校，而且为省钱只向美国爱荷华大学英文系交了报名费。我坚信被该大学录取是十拿十稳的事，因为收到我的初步申请材料后，该系系主任还从美国特意打来长途电话鼓励我，催我尽快把材料寄齐。为此，有经验的室友夸我得天独厚，我自己也感到受宠若惊——我出国这么多年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令申请者振奋的事。等到五六月间，我看到盼望已久的信，可是看后，我再一次惊得不但目瞪口呆，而且全身擅抖；我非但未能拿到必要的任何资助，连录取都没被录取!若干年后才经分析了解到，爱大的英文系实际上是全美第一，比哈佛还难进，尤其是其创作专业，乃是美国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发祥地。他们为了录得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总是鼓励所有最优异的学生申请，然后再从这些最优异者之中挑选最最优异者。我可能没有英文写作方面的专长，就这样被无情地淘汰了，几天之内我俗哭无泪，一边打工一边就地联系，但因时间太晚，各大学录取工作已告结束。我到讲法语的蒙特利尔大学英文系找了几趟系主任布朗教授，每次见面我故意卖弄我的知识与求知欲望，尤其是说几句非常幽默的话，使他对我发生兴趣。最后他例外地录取我在他系直接攻读英文博士，但头一年无法给任何资助。家里人得知这种情况，都劝我留下来，尤其是爸爸说：祖祖代代袁家连个大学生也没有，现在你可以念洋博士，自己掏钱也应毫不犹豫。可是我不干。一年要交上万的学费，每一分都是我的血汗钱，我认为牺牲太大。尤其是我不甘心，我这么优异的成绩为什么不能拿到奖学金?别人能行，我一定更行。

听到我惨痛失败的消息，好朋友老李等人专门到我住处看过我一次，劝我不要太难过。他十分同情文科学生在国外实在太艰难，并提议我想办法先留下来续过签证后再争取机会。关系一般的室友笑话我这个学文科的人到底没本事，还有一位四川来的年轻访问学者嘲讽我太老实。他得意洋洋地说他在土豆上刻国内公章做了许多假文件，结果又省时省钱，又省事顺利，还获得了资助。人们的同情、惋惜、嘲笑和轻蔑我都铭感肺腑，但我没做任何回应，我没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打算。但我深感我不能这么轻易认输。凡是别人有令我羡慕的，我都要靠自己的意志去努力获得。

元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这几天中文媒体都在报道有关日本右翼势力举行集会，明目张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听到后也十分气愤。但我同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祖国强大得无与伦比，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民族敢欺侮、蔑视、挑衅和“围堵”我中华?纵观人类历史，也许仅仅除了我们中国人以外，越是强大的国家越信奉强权政治。弱小的民族和国家根本就不应向好战的人奢术公平与正义。西方人发现了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最高自然法则，东方人却一直奉行儒家的王道仁政。现在，十二亿中国人都应该卧薪尝胆，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自强不息。

十二年前，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到蒙市唐人街“联兴超市”去打工的。十年多没干过体力活，突然从社会主义国家养尊处优的大学讲师、教研室主任变成资本主义世界被人颐指气使、卖苦力的打工仔，即使是暂时的、心甘情愿的，我也不能一下子适应这种心理、肉体的变化。我的具体工作是在蔬菜部打杂，一半时间搞搬运，一半时间分理蔬菜、打扫卫生。超市的生意好，打工的就特别辛劳。冬天零下几十度，我每天要搬运两百箱左右的货品，楼上楼下、店里店外，累得我晕头转向，经常躲到厕所里呕吐，生怕老板看见我嫌我体力太差而炒我鱿鱼。工友们无一例外都是二十刚出头的棒小伙，我已是三十开外的书生(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身份，只是说我是上大学的学生)，谁都以为我“顶唔顺”(粤语意即坚持不下来)，但我咬紧牙，只当是我下第二次乡“劳教”，没有象其它来试工没几天就被累跑的人一样退避三舍。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我讲普通话和英语，工友们大都是越南逃出来的华侨，只讲广东话和一点点法语)，环境不适(与工友们的情趣、爱好、生活方式大不相同)，手脚不灵(我不会开车，好多工具都不会用，干活稍慢、不够漂亮)，尤其是身份不清(按加国法令，作为外国访问学者，在本地打工是违法的)，我不但常常受到老板的无声指责，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几乎每天每时都受到一些工友的欺辱。他们总是将重活、脏活、难活留给我，自己常常找机会偷懒、偷东西吃。我既不声张，也不敢反抗，他们只要喊一声有警察，我无论真假立刻就得躲到地下室去。有一次实在忍无可忍，我对一个刁滑的越南华侨小子凶狠而冷静地说：“你别太过分了，老子忍不停住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好像似懂非懂，不过，这种言词威胁居然奏效，他以为我象许多无文化、无家室的横小子一样会对他采取暴力行为，从此收敛多了。

陈老板个小话少，从无笑脸，但心底厚道。祖辈本是大富，因父亲把家产赌光，自己从打工开始又重新发迹。他每月请全体工友至少到餐馆大吃一顿，圣诞夜包卡拉OK、发礼品、红包，平时免费给工友管两顿饭，伙食非常好。虽然出国后总觉得外国的盐不咸、糖不甜、蛋没蛋味、肉没肉味，但经粤式烹调，吃起来还很不错。收工时他允许工友将没有卖掉、不便久放的干、鲜货带回家，因此我常常带很新鲜的菜回家，自己省了不少伙食费，室友也得到不少便宜。八八年四月放假后，我打全日工，每天早10点开门，晚9点打烊，一周干六天。陈老板看我每天第一个上班、干活老实，对他很“忠”，主动叫我搬到商店楼上的空屋住，不收我一分房租，还叫我不上工时也可下来吃饭。后来因工友调动频繁(工薪太低、活太累)，他让我在蔬菜部干领班的活，但却不给我加工钱。我常常和一个相好的工友故意有限度地破坏货场，并偷吃、浪费东西，以追讨资本家从我身上剥削去的“剩余价值”。那时候，我深感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与伟大，深感社会主义制度好。资本主义制度对穷人心身的摧残，我每时每刻都感觉强烈。

在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岁月里，与我接近又对我非常关怀的人只有一个我和工友们都称之为“霞姐”的柬埔寨女华侨。她比我大三、四岁，个子较小，不无姿色，丈夫刚病故，一个人带养两孩子。她家在柬本是生意人，因“红色高棉”运动丧失一切而亡命于加国。她能讲不少普通话，经常保护我免受其它工友的欺负，对我非常体贴。比如怕我寂寞给我借电视、借收录机音响，有时怕我渴、饿还给我喝的、吃的等。我在干活时也尽量照顾她。男工友们偶尔半真半假地劝我娶她以便移民。她本人却经常暗示如果我有意再婚，老板的小妹妹英语好，虽然过胖，但年轻漂亮，对我更适合，而且人家似乎也有点意思。但我反复表示我在国内有妻室，而且我很爱我的妻、儿。我非常同情、感激、甚至喜欢霞姐，但我自始自终对她都很尊敬，把她当成我的母亲、大姐兼女友。我和她之间的心理关系颇有点不平常，我们虽非恩爱夫妻，却相敬如宾；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合传统道德规范、对不起我妻的事。也许是我从小缺乏母爱，一生中受伤太多而需要温柔的女性保护，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对比较成熟、可爱女性的依恋。

我五岁那年死去慈爱的外祖母。六三年八月，六岁不到父母因工作关系不得不把我寄养在农村亲戚家上学。五、六岁的男孩虽然不懂事，可独自在贫穷、落后、愚昧、陌生的乡间生活，我是多么需要母亲和母爱啊!上一年级时，令我现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趁几个女生围在一起在泥土上做“抓子儿”游戏时，搞恶作剧，朝她们头上撒了一把细软如烟的尘土，与我母亲曾同过学的王姓女老师得知后把我叫到全班面前罚站，还揪着我的头发一边把我的头往墙上猛撞一边厉声斥责我。二年级时我回到爸妈身边，在松滋县县城一小念书。因从乡下来，我显得木讷、孤单。唯一与我相好的小朋友罗敏(现听说是国内某军机科研单位的航空工程师)常拿我开心。有次邀我一起去小溪里捉螃蟹，他在水边抓，我在旁边看。不久他逮着一只小的给我拿，把我夹得叽哩咕噜乱叫，他在旁边哈哈大笑。他常常吹他父亲是县里的(宣传)部长，比我爸爸(宣传部干事)官大，我说我爸爸也不小，是“党员”，他又说他爸爸大，是“中共党员”。若干年后我们重逢，常常回忆这几件可笑的事。

三年级上学期爸爸因上司犯错受到牵连，被贬至八宝区任区委秘书，妈妈随父下放但升任区妇联主任。八宝区机关的所在地并非街镇，只是解放前某大地主的几幢大瓦房。我上的赵家拐小学离家有四、五里远，天睛上下学虽然是很累，总算不会出问题。深秋下了几场雨，我每次回来都摔得鼻青脸肿、浑身臭泥。母亲看得非常心疼，只得忍心又把刚满八岁的我送往公安县莲花垱，寄养在乡下我亲生的外祖母家。不久文革开始，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同学讲刘少奇是坏人时，我叫他别瞎说，然后还问过老师这是不是真的。六七年年底，也许是六八年初，正值隆冬腊月，一场大火把外祖母家及同住大堤上的两排人家烧成灰烬。大人把我们小孩子赶到堤下河边，看到熊熊燃烧的冲天大火，听见人们呼天抢地的哭喊声，我第一次同时感到恐惧和壮观，并可能因此使我对悲壮美(西方美学家称之为“崇高”)萌生出特别的感情。后来，只要我碰到悲壮的人事、场景，我都忍不住默默地独自流泪。

快上四年级时，不到十岁的我到阴曹地府实实在在地走了一遭。那是六七年暑假，我和邻居比我大两三岁、乳名叫“六寿(听说十年前已病死)的男孩一同出去“寻猪菜”——为喂猪挖野菜。在离家两、三里的地方，我们看到约丈许宽的水沟对面有一台抽水机——这是我儿时记忆中最早看见的现代工业产品。六寿提议我们一起过去看看，我说我不会泅水。他说他会，并告诉我怎么泅水、踩水。水面不宽，他说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拼命往后划，几下就过去了。我欣然同意，当即脱掉唯一穿在身上的破短裤。他好象先把我们两人的裤子托出水面送到对岸，然后回来又牵着我往前扑。这一扑便把我推进了鬼门关。我记得喝了好多水，呛得我的鼻子灼热疼痛难忍。我慌乱中抓住过他的身子一次，但他挣脱了。我虽似乎已失去知觉，但心里仍然记得他曾说只要使劲用脚踩水，两手往下扑打，人就可以冒出水面。我奋力这么做，居然冒出过一两次头，还看见他正赤条条地站在沟旁抹眼泪。我又下沉了。过了一阵，我再也不感到任何疼痛不适，只觉得自己轻忽忽、慢悠悠地不断往下坠，周围一片宁静，心中充满祥和，仿佛是在梦里，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应走出水面。不久，我的双手似乎碰着了什么东西，我想可能到岸边了，摸着的一定是树根。我紧紧地抓住它，我想只要抓住树根往上爬，我就一定能爬出水面。因此，我吃力地攀着树根往上爬，一直爬到我感到树根突然被我拨脱，然后我就“死”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开始听见周围有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声音好象又近又远。然后发现我自己似乎正趴在什么地方。又过了不久，我迷迷惚惚地被人背回了家。事后我才知道被救的经过。原来，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回女方娘家探亲，男的要走小路，女的要走田埂。当他们从田径附近经过水沟时，发现六寿在对面光着身子傻乎乎地站着哭，一问，才知道抽水机旁的深潭里有人落水。他们赶忙高喊救人。听到喊声，对面附近住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田姓老婆婆甩掉衣服，抽出晾衣竹竿奔到沟旁。年老体弱的田婆婆奋力挥动长竹竿在水里来回扫搅，几个来回就扫中了我，我在失去知觉地情况下竟然与她配合得当，紧紧抓住竹竿最终被她拼命拉上了岸(我以为是顺着树根往上爬，树根断实际上是我被救出水面。然后好像让我趴在锅底上吐水。后来，她叫人通知我家，家人得到通知后，一方面派人来背我回家，一方面派人通知在松滋县乡下蹲点的妈妈。当母亲风尘仆仆边哭边骑车回家并在生产大队诊所叫来医生时，我刚刚恢复知觉从而回到了阳世。我常感叹我一生一世从未得到父母以外任何人的任何帮助，也从未碰到任何偶然或任何幸运的好事，这次溺水获救是唯一的例外。我常想，因我在这次经历中同时获得了人生中最大的帮助和最大的幸运，所以上天已把能给我的一切都一次性地给完了。是啊，父母生养了我，上苍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本就不该再有任何奢求的。但每当我痛不欲生时我都想到，要是我当初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死了，我的人生也许更令人惬意些。至少，我在死时内心是平静、祥和的，而且无遗憾、无后悔、无失望、无痛苦。如果那对不知名的年轻夫妇不反常地在田埂上走，如果田老太太再晚一分钟听见叫喊声，如果她老人家一时找不着长竹竿，如果竹竿在水里少搅动一次，如果我在失去知觉后放弃求生的意志不紧紧抓着树根(竹竿)往上攀，我早就死了。事隔三十三年，我在阴间的成就也许比在阳世的成就高出好多倍。死，其实并不象人们常讲行那么痛苦可怕。我“死”过一次，我现在对死亡的感觉和记忆都非常美好。这种美好的体验是任何没有过“死亡”经历的活人永远也无法领略的。我常常怀念死。

六八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受文革潮流的影响，竟然也学别人样和几个小朋友组织成立了我命名为“捍(毛泽)东(林)彪兵团”的造反组织，还给小时打过我的老师贴过大字报，经常在傍晚提着“马灯”、对着纸糊的喇叭边走边喊革命口号。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我常常出去砍柴。有一次不幸摔倒，镰刀把左手中指几乎连根割断，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最后找到医生仅给我裹了几层纱布了事，从没想到给我上夹板，结果长长的伤口弥合后，中指却永远弯曲不直。也许我小时实在不招人喜欢，也许家里的长辈、亲戚分亲疏，我在家常常感到委屈、冷落。一有空就出去到我的闰土似的好朋友家去玩，我总觉得朋友们的家人比我自家的人对我更好也更亲切。记得一个寒冷的冬天，放学后穷苦的家人又叫我出去砍柴。我挑着一对大箩筐，两手筒在袖子里，孤伶伶地一个人冒着刺骨的寒风，艰难地在羊肠小道上走着，想到自己这么无依无靠，没有人心疼爱护，我不顾一切地突然把担子随地一扔，趴在遍无人迹的萧瑟大地上和呼啸的寒风一道放声痛哭，哭了好久好久，我往前爬了几步，跪在冷漠的堤坡上，仰望灰暗阴沉的上苍，我想起我妈妈、我想要妈妈……现在是下午四点一刻，回忆起三十二年前的这件往事，我又忍不住在自家办公室里失声痛哭，青儿在客厅里听着音乐睡着了，他们这一代多么幸福!二十年来，自从我八０年在天津师大因为你和自己的辛酸人生独自大哭一场，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伤感，这么涕泪横流，但愿我的儿子们不会象我这么感情脆弱，但愿世人别象我这么多愁善感。

六九年爸妈又把我接回八宝区机关与他们一起生活，将五岁多的弟弟轮流寄养在公安县乡下外祖母家。可是爸妈仍然常常下乡蹲点，每次一蹲就是十天、半月。我常常不得不一个人住在整幢大院里，夜晚我听到老鼠活动总是吓得我睡不着。每天傍晚在食堂吃过饭就站在路口等，指望妈妈能回来。我想像她蹲点的那个“新棉大队”就在一望无垠的棉田对面，可是我等呵等呵，从来都没有把她等回来过。当时我哪里知道我爸妈吃了多少苦。六七、六八年间，我爸爸因是区委秘书，经常陪着区委书记挨斗，有一次，残暴无知的乡村中学生造反派竟强迫我爸爸和一帮区委干部跪成一排，将一长条木板压在身后的小腿上，然后让人在上面践踏。作为区妇联主任，母亲除了挨斗，还要面对许多恶毒、下流的语言攻击，有一次还被红卫兵们逼着喝一瓢从厕所里舀出来的人粪，要不是好心的张姓叔叔替喝，我妈妈必定也会被灌粪，从而“已臭万年”。当得知两个血气方刚的舅舅拿着菜刀从公安县乡下赶到八宝区机关要与红卫兵们拼命时，妈妈厉言阻止了他们。六九年我父母亲能恢复工作，到乡下“抓革命，促生产”，他们哪能顾及自己的亲身骨肉。记得有次开大会，我去看热闹，还被一个高中生冷不丁地在脸上抽了一巴掌，骂我是“走资派”的臭孩子。三舅看到十二岁不到的我一个人独自生活，有一次竟让我看见他掉着眼泪与我道别。

庆祝中共“九大”召开那天，我把学校里的几个小朋友和邻居孩子纠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宣传队，当晚参加了庆祝大游行，并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每天晚上出去喊话筒——用铁皮喇叭高呼口号或毛语录。每次看到区机关叔叔阿姨在一起对着毛主席画像“早请示，晚汇报”，觉得很好玩。我还经常跳“忠字舞”。有一次，一个革委会叔叔叫我单独表演，还赏给我一本难得的“红宝书”。爸妈当时的思想也很“红”。记得父亲常常逼我背“老三篇”，背不出就跪在扫帚把上反复读。妈妈为了和贫下中农心连心，与她蹲住队的房东、一位善良的杨姓贫中农结为干姐妹，并经常议论让我长大娶杨家小女儿做媳妇。我偷听到这个计划后模模糊糊的感到非常兴奋。杨女比我高出一个头，大我一岁，长得很健康，红扑扑的脸，嗓门很大(这是爸爸觉得美中不足的一点)，眉清目秀。可能是为了培养感情，也可能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区机关太可怜，爸妈经常让我走好远的路去杨家。暑假在她家里住了两个星期。有个晚上，下雨天晾，杨伯父还让我和她同床睡了一夜。当然，她和她父亲睡一头，我一个人睡一头。当时我虽然还没有开始进入青春发育期，朦朦胧胧似有某种冲动，几次都想用脚腿去碰她。

因教育改革，我在小学六年级上了一年半。功课不多，我的成绩很一般。学校有次打篮球，我的胸口被飞来的大蓝球撞了个正着，蹲在操场边好长时间才喘过气来。再加上我个太小，抢不着球，从此对各种体育不感兴趣。学会骑自行车后，我经常回公安县乡下。暑假时期一个炎热的下午，十二岁不到的我骑自行车托着六岁不到的弟弟回八宝区机关，途中我因个小站在踏板上使劲往前踩，弟弟在后面打嗑睡，结果身子一偏，把脚伸进正在转动的车轮里受到重伤，我一看吓得直哭，还是路人帮我把他送进附近的诊所，在伤口上缝了十三针，后又发炎感染，弟弟为此吃了许多苦。他的命也很苦，我小时在他身上留下了几处伤痕，至今我还深深感到自责内疚。他长大后也在心、身两方面都受到过巨大创伤，我爱莫能助，但我已瞒着他向父母保证，他儿子的教育费用由我负责，他自己年老后由我照顾。我非常疼爱我这唯一的胞弟。

我自小长在农村，贫穷这一事实使我很早就有体会。比如我好像在整个童年时期都没穿过一件新衣，总是“捡旧”——穿比我年长的家庭成员穿过的旧衣，绝少吃鱼吃肉，有时连大米也不够吃，家人就把麦粒煮了吃，又滑又淡，我最不喜欢吃，好在大家谁都这样，没有看见过富人，也就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穷。到了六年级和爸妈在一起生活，到食堂买菜，看见爸妈总是买最便宜的，比如五分钱一盒的青菜、罗卜等。看到别人能买鱼、虾、鸡蛋吃才强烈地意识我们家比别人穷，尤其是妈妈的一块手表被造反派抄家顺手牵羊偷走后，爸妈两人连一块手表都没有了，也无钱再买，但我看见其它叔叔阿姨人人手上有块表。有一次无意间听到爸爸对妈妈发感叹说：“上次下乡蹲点，因为口袋里连五分钱都没有，过河都没过成，我站在渡口只掉泪。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哪’。”妈妈听后无言以答，只是长叹了几声。从这次开始，我一个人在家独住时也十分节约，总是只买五分钱的菜吃。冬天有一次食堂只剩下一角五分钱一盘的小鱼，我犹豫良久，实在觉得没菜吃不下饭，便下定决心终于买了一盘，食堂杨师傅看见我懂事、可怜，好心地多给了我一点汤。我受到启发回家后又掺了许多冷水，第二天变成鱼冻，结果一盘鱼竟让我吃了三天、六顿饭，一算还节约了一毛五。平时爸妈要我买东西就把硬币留给我，我从不花一分钱。有次爸爸在家又为没钱买饭菜票而犯愁，我一声不响地拿出我所有的硬币积蓄，爸爸一数竟发现有十元以上，他一边流泪一边笑着夸我懂事。但因为我节约，还给家里带来过不少损失。记得班上有位同学到我家玩过一次后，将他本从我家偷走的饭菜票还给我一两张，说是他在路上捡来的，我对他产生好感，经常请他到我家一起做作业，他也经常给我一两张“捡来的”饭菜票。后来发现我家被偷的东西越来越多，直到爸妈最终找出真相，我才和这位比我大几岁的“好朋友”绝了交。

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因为生活方式和内容区别太大，我在蒙特利尔的后半年与好友老李交往越来越少。四月放暑假后，他夫妇接我到他独租的公寓去玩，吃了一顿西瓜，看到他们夫妇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我感到很苍凉。后来，台湾好友老蔡因紧张的学习告一段落，常常到我的住处玩。后来得知他家本是大富，因自己三十多岁仍在用父母的钱觉得很不安，平时吃饭也很省，我经常从联兴超市带些可口的饭菜上楼与他分吃。他为表示心意也租了几次我倆共同爱看的、由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录像带。他可能在苏格兰求学期间追求金发女朗未果，在麦大语言学系又追求一个蓝眼珠的苏格兰女生。我问他：“这个洋妞长得并不很漂亮，邋邋遢遢，格调不怎么高，你为什么对她这么感兴趣?”他解释说：“我绝不会娶台湾女孩，她们太俗气、太势利，也太难看。日本、韩国姑娘虽还过得去，可我也不太喜欢。也许我在爱丁堡留过学，对苏格兰姑娘情有独钟吧。”他自己省吃俭用，在这位苏格兰女生身上却大笔大笔的花钱，人家明明表态今生绝不会嫁给他，只可与他交朋友，他就是不死心，我劝他也无效。其实，在内心我对他这种先定种族国籍再挑女人恋爱的做法大不以为然。

老蔡来自早已开放多年的台湾，又在英国留过学，见识比我广得多。他给我介绍识别各种名牌轿车、高级服装、昂贵手表和相机，还经常解说富人的生活方式，欧洲的风土人情。他喜欢绘画、摄影，他说他的相机是德国“莱卡”牌，是品味高的人才喜欢的真正高档货。他对德国的一切都偏爱、神往，因为据说信佛的他前世是德国丘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人当胸一枪凶毙。他在我下班后常和我去蒙市优美的劳伦斯河畔和老城区散步、摄影，还一起观赏过在蒙市举办的“国际焰火节”，可惜人多，我们没有抢到好地形照几张像。但某园放的“心形”焰火与蒙市交响乐团在落天演奏的乐曲所交织的声光夜景在我心中的留影却历历在目。我还经常独自到麦大音乐学院去欣赏免费的、由学生们与名人一起排演的爵士音乐会。记得蒙市举行“国际爵士音乐节”期间，我一连三个夜晚都不顾打工的疲乏在街头倘佯，听到半夜以后才归家。

老蔡在“联兴超市”楼上给我精心照过几张照片。我最喜爱的一张是我抱着双手，侧坐在椅子上，头部上方挂着一面鲜艳的、纸质的五星红旗，其构思和意境是：人穷志不短，打工不忘国。因位在唐人街，虽然不通广东话，与同国的人来往较多。其中三个人值得一提。一是工友阿彬，他本是柬埔寨家里非常富有的华侨，只身一人逃到加国成为“难民”，也许他长得有点像我三舅，也许他会说些普通话，比我小四、五岁的他和我相处甚为融洽。打工的时候我们配合也很好，他有时怕我力气小还照顾我一二。他给我最大的帮助是经过聊天，我了解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每人其实都有一部幸酸的创业史，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们自力更生、能上能下的精神。他们不但能在逆境、穷困中拼斗，更有随时都重头再来的勇气和毅力。其中一个越南华侨家还是开飞机航空公司的，因越南排华，财产被没收，不但几架飞机没有了，连家具都充了公。他父母把最后剩下的两块金条带在他兄弟二人身上投海，最后到加国已身无分文。但这些工友又重头开始，拼命打工挣钱，没志气的吃喝嫖赌，有志气的又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阿彬就是有志气的人，他很节俭，一心想熬几年后再当老板。有一次几乎把食指全削断，他也不请假休息。我和他下工后经常到一条无奇不有的街上去看热闹，有各种杂耍，拉琴卖唱、吹号打鼓、画画跳舞、吆喝叫卖，应有尽有，常常使我想起广州有名的“高街”。分别前他硬是请我头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逛了一趟脱衣酒吧。对我们打工仔而言，门票不菲。但看到一队队黑白裸女在台上逐次表演，其美妙的舞姿、调情的做派、斛光交错的景象、悦耳激荡的音乐，真让我留连忘返。尤其看到一个黑人女子身材窈窕、舞姿优雅，让我心中感叹道：“想不到世上竟有这么美丽浪漫的黑色女朗。”阿彬想给我看“桌舞”——全裸的舞女单独为某一客人在指定的酒桌上跳舞，我不想让他破费太多，更对那种几乎肉身相贴(无论客人碰看舞女还是舞女碰看客人都算违法)的调戏不敢兴趣。我拒绝了他。酒吧中的男人们个个色迷迷的，呼喊不断，但我的心中却非常宁静，真正懂得美、陶醉于美的人是心无邪念、明净如水的。

另一个与我常聊几句天的是一个餐馆的年轻老板娘。我每次给她送货她都很客气，不象别的老板那样对我们下人喝五吆六、粗暴无礼。她也是从打工囡熬成老板的。她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几次：“你今后要做老板，就做‘One-manboss[意即没有搭裆的一人老板]’。”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是她的原则，也是闯世的教训。当时，我从来也没想到过做老板，在所有的中国学人中连移民的事都不敢想。我们都一心想拿个洋学位、攒点钱回国。

第三个与我走动较近的人是姓刘的中国新闻社某处副处长。他自动放弃到家乡广州筹备、主持分社的升职机会，专程来加应蒙市唐人等一位活动能力极强的女人之邀创办当地的首份中文报纸。看到他剪剪贴贴、拼拼溱溱就成了一份报纸，让我大长见识。他常常来我处聊天，我与他最常谈及的是他雇主对他的剥削及我的留学困境，当然还天南地北地谈文学、社会、官场、家庭等问题。老蔡碰见过他几次，非常讨厌他那副“尖嘴猴腮的共匪样”。不抽烟的老蔡劝我少与他来往，说他到我处无非是想混几支烟抽(加国香烟极贵，抽烟的中国人为省钱大都临时戒烟，我因烟量小，能自控，又能买到较便宜的黑市烟，故没有忍此奇疼割大爱)，而且一见他来马上把我的烟抢过去掖在他的口袋里，弄得我哭笑不得，自己都无法抽——我一生的最大爱好之一就是抽着烟与好朋友聊天。

到了八月份，我因不愿自己掏血汗钱交学费，转成留学生身份已无可能，后又接天津经贸学院梅副院长信，叫我按期归国返院，还说我们英语系缺系领导。妻来信写得更明白，说院领导已表示这次要升我做系副主任，我对此颇有疑虑。熟悉中国官场的刘副处长给我出了一个“妙计”，他劝我按期归队。回国后如三个月之内不见动静，说明经院领导并无升我的本意，无非是怕我象许许多多的访问学者那样“有去无回”。我觉得这个主意甚合吾意，便决定回去，给经院领导，也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老李劝我千万别回国，他坚信凡回国的最后再也出不来。他希望我想尽办法，即使学我的一些工友申请难民、做“黑人”等大赦也在所不惜地先留下来。老蔡和我同病相连。他与我快分手时方明确告诉我他家原是大富，因他带劳力士表、穿高档服装、玩名贵相机、花大钱泡洋妞、对旁人不屑一顾，结果无意中得罪了语言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终于没有给他攻读博士的资格。他委屈地说：“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我是不能不穿不戴，把这些东西全扔掉吧?!”他说他和我一见如故，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华人同学，而且因为他与我气味相投。其实，我只是个毫不势利的人。他的那些名贵东西我当时认都不认识；也从没打听他家如何富有，与他结交更不是为了巴结富人。他学业、女人两空，不无黑色幽默地说蒙特利尔应译作“梦翠娥”。对他而言，麦大一年不过又是一场空梦。他给我送了几件名牌衣服，改掉中文名字，乘火车从东部到温哥华卑诗大学重念语言学博士。

送走他后，我又与联兴超市的老板、工友们道别。看到霞姐，我颇有几分依依不舍的感觉。我想到鲁迅小说《伤逝》中的主人翁。要是我能一分为二，我一定会娶她，帮她抚养两个孩子，而不是仅仅在言词上、表情上同情她的遭遇而已。为表示心意，她坚持要我把她当初借给我的电视、音响带回国，还给我一架照相机。她说这些东西虽不都是高档、全新的东西，但很实用，可以帮我省一笔买大、小件的钱。她知道，大陆的中国人都非常非常穷，希望我回国后还有出国留学、完成我的学生志愿的机会。我坚持只收下了她给我的相机(前年闪光灯坏了，现在是青儿的实物玩具)。虽然十二年与可怜又可敬的霞姐音讯全无，我心中仍常常想到她。在我经受学业上的打击、人生中的困苦时，是她象母亲、大姐和情人一样爱护了我。不象我与月姐，我和霞姐自始至终都心纯情洁，相互之间没有丝毫良知和道德上的污迹。因此，我虽然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依然对她时有怀念之意。在这一点上，我想妻是毫不介意的。

离开蒙市的前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步行了一个多钟头，爬到市中心皇山之巅，眺望熟悉、美丽的全城，看着最高建筑上的探照灯周天旋射，我在心中默默许了三个心愿：但愿我能重返安定美好的加拿大，但愿我能拿到属于最高学位的博士头衔，但愿我能把妻、儿接出来一起在国外生活几年。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灰溜溜地离开蒙市，在多伦多转机，在温哥华出关，在东京再转机，在上海停留，最后在北京机场出关。海关官员看见我报关单上表明我随身携带的美元现钞竟有万元之多，明显与我一年访问学者的经历难于吻合，他们把我叫到避人处，让我解天围在腰上的宽布袋，随便数了几张百元美钞，终于相信我的关单完全属实。当时我在心中大声说道：“老子不再穷了!”

憂中華16-中國的東郭外交可休矣

遠離祖國太久了， 不知如今國內的小朋友們還念不念“東郭先生和狼 ”的故事。老猿我小時念過，現在看中國的外交每每覺得很像。

外國的外交部， 尤其是西方列強的外交部， 無不赤裸裸地全力為本國本族爭好處，奪利益，動不動就制裁他國，武力威嚇也是常事。中國人的外交部，其功能在原則上似乎更注重為本國本族交朋友，爭臉面， 因此往往吃虧是自願，上當屬活該。甚至自清末與外國外族交往以來，常常為朋友可不顧自家性命而兩肋插刀；為朋友可勒緊褲帶搜盡腰包到處撒銀子。同樣，為臉面可自縛手足吃盡悶虧； 為臉面可忍氣吞聲不顧利害。只要能交到朋友，維持友誼，只要掙得體面尊嚴，再大的犧牲也做得出。這兩點近大半世紀尤為明顯，也使中國的外交部活像東郭先生，迂腐至極。

也許，中華文明屬農耕文明，族人自古好客，好講面子，又加上是草食性動物，與本性屬狼的外人打起交道來已顯迂腐，還要與如豹似虎的列強周旋，豈不更顯軟弱危險？但願習李一朝能厲行新的外交政策：朋友要多交，利益不少掙！

老猿我本想把中國的外交稱為“農夫”外交， 可惜“農夫與蛇的故事”雖更貼切，但就歷史文化而言，遠不如“東郭先生的故事”來得親近。

憂中華15-中國人為何好賭成性？

族人尤好賭。

早自春秋六博開始，族人已開始以賭為快。到了今日，族人越賭越厲害，愛賭者越來越眾，花樣也越來越多。每次回國，無時無刻不看到人往牌桌上聚。在國外，西人愛嫖， 華人愛賭，更是眾所周知。 據說小賭逸情，大賭盡興，豪賭玩命。至於賭注，小自銅板瓦礫， 中至金銀首飾，大至老婆前程，無一不可。但族人為何普遍好賭成性？老猿在此並不想追根求源，只想通過一個“賭”字， 賭賭我關於賭的想法是否正確。

族人好賭說明族人生性懶惰。因為勞動辛苦，族人總想找條能不勞而獲的路子，打打麻將撲克，買賣股票期貨，摸摸彩票馬票就可能撈到銀子，用不著到地頭刨食，到機器旁磨洋工， 到辦公桌上爬格子； 更用不著嘔心瀝血，絞盡腦汁去詐錢奪利，豈不快哉！

族人好賭說明族人生性貪婪。“君子”都愛財，“小人”和“婦人”更愛財。對族人而言，錢少了當然不夠用，錢再多也不算多。族人生來似乎就比資本家，猶太人更愛錢，因此，族人的賭癮奇大，賭輸了想翻本，賭贏了愈發不可收拾；族人中的貪官也最大最多，一貪十億百億，哪怕18代用不完也不能少貪一個子兒。

族人好賭說明族人生性迷信。從古至今，族人心中雖無上帝耶穌，也無真主阿拉，但財神還是有的。因信命，信運氣，信財神，族人最熱衷投機事業。外國人傻，他們靠打工掙錢，咱靠手氣贏利。在中國人的富翁富婆中， 靠投機房地產，靠投機股票期貨發財致富的比例不消說，絕對世界第一。

正如天性好賭，族人天性也非常懶惰，貪婪而迷信。

溫哥華情箋【連載-9】

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000年元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易明：

今天雾大，行车不便。我的人生之路也常常如此。不过，我早已学会在扑朔迷离中欣赏朦胧之美。在视线不清的环境里探索前进，不但可以使行路者变得小心翼翼，还会使人在对阳光的期盼中充满希望。只要你脚不停步地往前走，再浓的雾迟早也会散尽。

后来我终于透过浓雾探出真象，叶姓同事的话又幸而言中：廖蘅湘的母亲是坚决反对我和她女儿来往的。我曾到廖家去过几次，还吃过几顿我想吃的大米饭。廖伯父是湖南人，有文化，抗美援朝归国后一直在天津市河东区某机关任科长，偶尔在天津市委的月刊上发表文章。伯母是天津人，在某塑料工厂任工会干部。她嫌我个子太小，比她女儿还矮了一指，吃饭、讲话都太快，左看右瞧都不顺眼。每在出门前都叮嘱她女儿不要再与我来往。母女意见极为不合，娘俩斗气常常一起掉眼泪。廖伯父也许同是外乡人，对我即使好感不大，至少非常同情。他一方面劝我们不要心急，慢慢做伯母的工作，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只顾谈情说爱、荒废了学业。我对廖伯父的态度感到很受鼓舞。他是一位非常明智、令人敬重的长者。

就外表而言，我的确是不“配”廖蘅湘的［其实从“内心”讲我更不配］。就是在“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筹备处，人们大都持这种世俗的看法，但廖蘅湘虽年轻单纯、言词极少，却默默地顶住了母亲的压力和同事的闲言碎语。她对我说：“一米八的高个也伸手可及，我喜欢的是你的才情与学识。”为了减少不太中听的议论，她把爱穿的时髦高跟鞋全都处理掉，只穿平底鞋，和我在一起站着的时候也总是故意站在低处［这两点还是我后来经人提醒才知道、注意到的］。我看到廖蘅湘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便提议尽快登记结婚，以免夜长梦多。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在没有事先给两边父母打招呼的情况下，她趁家中无人把户口簿从柜子里翻出来和我于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偷偷”在街道办事处申领了正式的结婚证。我们从十月七日初次约会到在法律上结为夫妇，前后时间刚好整整一百天。百日之恋时间虽短，但如果爱是真的，又何必去管世俗的偏见和社交的惯例呢?爱情虽然不是一种商品，却也应讲究质量和强度，你说呢?我和你的百日之恋同样也是高质量、高强度的，其结局为什么只是终生的、最大的遗憾?其实只要爱是真的，力量和智慧早已包含其中。大丈夫何患无妻!我这个小个的穷小子、野小子从此便有了自己的婆娘。记得在宜都“永别”时，你曾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是生活中的一个强者。在天津会有一个美丽多情的好姑娘等着你。”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阴间”重逢，你尚不知道我的任何情况，却在第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朋友，我一直祈祷着上苍：给你一位善良、美丽、聪慧、安静的妻子；给你一个调皮可爱的小男孩；给你一个温暖自在的家；让你的内心永远充满愉悦和宁静。”谢谢你，我最怀念的初恋情人，谢谢你无私、善良、高尚的祝福，谢谢你在冥冥之中的引见与撮合!虽然在我婚后的生活中还有许多曲折、艰难的故事，毕竟是你的虔诚祝福让我获得新生。

领到结婚证后，我对妻说：“谢谢你，你没有耽误我太多的宝贵时间。”八三年夏我弟弟因腰间盘脱出在津治疗半月，他离津时我对他说：“告诉爸妈，我现在终于有‘撒骄’的地方了。”听了这句幽默而饱含辛酸的话，与我同月同日生、整整小我六岁的弟弟哈哈大笑地说：“真没想到，我老哥还是这么一个风趣的人。”暑假开始时，我和妻参加了一次别有风情的聚会，与她一生中最要好的三位闺中女友及其丈夫或恋人把酒言欢。席间，何姓女士(现为天津某大学英文教授、系副主任)的丈夫王老师(教中国语文，现为天津某市级中学校长)一脸正经地对我说：“昌明，你在我们四个男人中个头最小［其它几位都身高一米八、九，标准的北方大汉］，学问最好，蘅湘却是四个女人中个头最高的。她年龄最小，也最单纯，结婚后你可不能欺负我们的小妹妹哟。”八月初，我和妻分别到甘肃，陕西招生，工作结束时，我乘飞机在西安与妻会合，住在有名的“芷园”，吃过有名的“羊肉泡馍”，晚上休息时我本想趁出差之机公费旅行结婚，但想到自己的心身俱不清白，我犹豫良久，最后还是退出了她的房间，没有“欺负”她。

八三年九月八日，我们在廖家两室一厅的房间里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主婚人是天津颇有名气的孙姓说唱演员。参加婚礼的只有女方几个近亲代表，我家有个远亲代表。我们没有留下当场的镜头，但却录了音。婚宴结束后，由妻弟及其几个年轻表兄弟骑着自行车陪送我们回到由刚刚正式成立的天津经贸学院给我分的一间仅8.75平米的(同屋的大房间仍是新婚不久的老室友孙老师)。新婚燕尔，我非常激动，妻首此离开父母也感到十分紧张。入睡前我让她先上床，她显然还感到有几分恐俱。夜深人静，月光如洗，微风把窗帘吹得如波似浪，我半跪在床前，忏悔地对妻说：“原谅我，我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也因为怕失去你直到今夜才对你说。”

“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妻平静地问。

“我曾和别的女人……睡过。”

“谁?是不是你常提起的那个易明?”

“不是，是另一个与她男人几乎同名同姓的女同学。”

“……”

“你能原谅我吧?”

“……”妻沉默了片刻说，“我能原谅你，反正那时我们都还不认识。只要我们今后好就好。”

接着，妻也向我不无忏悔地说，“我也和以前的男朋友亲过嘴。”

“那你为什么为他分手了?”我问。

“因为他爱动手动脚，不规矩。”(若干年后，妻曾表示为这点小事和她以前的男友“吹”，其实是“不该的”，即反应过度。)

“我有时也不够规矩呀?”

“这不一样，我们早就领了结婚证。”

就这样，妻以她纯洁的心拯救了我肮脏的心灵；并在当夜又以她少女的鲜血除掉了我罪身上的污点。爱情的罪恶只能由纯洁的爱情来洗涤。我在你结婚两年多以后才最终从人生的滚滚浊流中爬上了岸。就像基督徒受洗一样，我找到了爱人，灵魂也有了家。

成家之初，虽不能说家徒四壁，囊中也的确没几两碎银子。妻的嫁妆全在两个箱子里，大多是衣褥。我买了一张床、写字台及炊具，后来湖北父母托运了几件家俱。结婚费用当时一般也在万元左右，因穷我家出资仅2500元，其中弟弟给的五百元还是他从朋友处借来的。我尽量节省，记得年底回湖北省亲还给父母大几百块，母亲都难过地流出了泪。结了婚，人生告一段落，我本想学师大同学马上联系出国留学，但一想到连“托福”的十几、二十多美元都没有，也无钱去换(我是从来不愿开口找人借钱的)，也就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为改善生活，我们必须想办法赚点外快。妻英文语音语调较好，天津经院首届学生进校后一开学就上了讲台，而我还要等到学生升上二年级才“有用武之地”(其实我是受排挤，有人故意让我坐冷板凳)。我便在妻友何女士的引荐下在河北区职工夜大兼课。不久，我们用攒来的280元钱买了一个二手的13寸黑白电视机。又到处求人，终于弄到一个煤气罐，烧火做饭也方便了。北方冬天来得早，我一个人买煤背煤，累得直不起腰来。妻心疼地劝我干活缓着点劲，可自下乡我就奉行自己归纳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此时此刻，青儿玩累了，象小狗似蜷着身子在我的座椅下睡着了。他那里知道，我成家未立业的时候，生活是多么清贫而艰辛。斗室蜗居，天天的北方大白菜加平装的“恒大”牌香烟已使人苦笑无言，工作上受排挤，事业上茫无头绪更使人感到压抑、消沉，最令人担忧的是我竟突然失去了斗志，新婚的头一年，也许是夫妻过于恩爱，如鱼得水，我好像完全忘了从前的志向，也没了往日的毅力，整天将自己放任于温柔乡里。结果可能半因纵欲无度，半因旧伤复发，腰腿疼了一年多，每天坐卧都不适。有的医生说我是坐骨神经痛，有的说可能是腰骨劳损或间盘凸出，老年的同事们则欲言又止的笑话我不够节制。到了农历八三年年底，我携妻与在北京工作的李姓高中同学夫妇一道乘京汉特快列车回松滋老家，让并不丑的媳妇第一次见了公婆。因南方天冷也不在家生炉子，甚至窗户也不关，妻感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感到凄冷无比，我只好陪她早睡晚起，一天到晚，裹在两三层被子里不愿下床。在湖北过完春节，呆了两三周便匆匆地赶回天津上班了。

八四年晚春，发现妻仍然没有身孕，叫我着实沮丧、焦急!我一直希望人有的，我都要有，可在这件事上，无论我俩怎么努力都毫无效果。我开始埋怨妻新婚初期不该避什么孕、不该不想马上要孩子，过了半年再想要也要不成了。我们多方求医，最后经一位有类似问题、教法语的年轻同事张姓朋友(十几年前去法国，据说现已成了一个富翁)的推荐，找到河北道中医院的马大夫，诊断结果是妻的“宫冷”(我怀疑她“性”冷)，我的“精子数少，成活率太低”。我按医嘱坚持喝了二、三十瓶他自制的“生育一号”糖浆。到了八四年九月，妻被派往北京经贸大学进修半年，在她首次返津探亲之际，即九月八日晚十点半，那片并不肥沃的北方冻土上，播下了一粒源于江南、并不壮实的种子。无论这粒种子今后是否成长为参天大树，或是路边小草，我都感到无限的慰藉和愉悦，因为我知道，即使我明天就走，我的生命也有了延续。

早在妻怀孕之前半年，我为锻炼身体，也为自治腰腿痛的病，已开始恢复晨跑，并有意在工作、事业上干出一番成绩。自从走出师大校门，我已静养了将近一年半。静极思动。我认识到不能永远沉溺于温柔乡里，虽然情势不允许我再象以前那样充满野心，才识也不足以让我一鸣惊人，我不能无休无止地躺在妻的怀抱里喃喃细语、自暴自弃。一旦有了决心，机会总是可以创造的。只要有了斗志，人生就不会空虚乏味。属鸡的我经过了漫漫长夜，盼来了黎明，即使是嗓音嘶哑，不能高歌一曲天下白，至少也该出来觅食了。英谚说得好：只有早起的鸟儿方得食。我自知我的天赋最多只属中等微偏上，我的运气从来就不佳，我虽然时时想依靠他人的帮助从来也得不到，我的学识、才智几乎与我二流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名不副实，我在天津除了妻便无依无靠，我要想做出一点成绩，丰富、充实自己的人生，唯一的出路在于靠自己的毅力和大脑苦苦拼斗。

元月二十三日，星期

从今天开始，温市的“中文电台”普通话节目的播放时间正式由以前的每周十八个小时改为每周五十四个小时。以前大部分中文电视、电台节目都是用粤语播放的。近年来，每年平均约有一万个讲普通话(本地随台湾人习俗称之为“国语”)的华人从中国大陆、台湾及世界其它各地移居来温，与其说给我们讲普通话的温市华人增加了声势，倒不如说给精明的生意人带来了商机。不管动机与效果如何，我都为此感到欢心。我喜欢看方块汉字，喜欢听“正宗的”普通话。无论何时何地，我胸中跳动的永远是一颗中国心。远离祖国的人最爱国。远离故乡的人最爱故乡。这并非因为祖国、故乡的月更圆、山更青、水更秀，而是因为时间或空间的错位象万花筒似地将悠远的过去变为心目中的美好图景，从而使人感到与故土的人更亲、情更切，血更浓。

其实，我当初仍在国内时并不觉得自己的祖国到底有多么可爱，更感到周围的人实在太多、太无教养、太不友好、太过贫寒。尤其我们工作单位天津经贸学院，虽与京、沪、穗三地的经贸学院同为大老板外贸部的四大首属高等院校，负责培养、培训华北、西北八省一市的外贸干部和专业人材，其教职员工极为良莠不良不说，创办初期连自己的校园也没有。八三年大约60名首届入校的大学生满怀亲情的从各地来津就读全国最热门的外贸专业，没想到上课念书、吃喝拉睡竟与七、八十个天天上班的教职工同在从天津外贸中专借来的两层半楼时，上至从北京经贸大学教务处长任上调来管教学的梅副院长，下至从民工中随意招来的烧开水的临时工，每个人口里、心中都有一句响亮的失望的感叹：这哪里象一所大学!

这的确是八十年代在中国正式成立的一所十分重要的高等学府，对中国历史上首次推行的真正改革、开放政策具有直接的支撑作用。但是，因我院地处市区边缘，一走出借来的小小校园，满眼看到的都是尘土臭沟，到处可见驴屎马粪。尤其是员工队伍七拼八凑，整体素质极差，完全是文革期间流行的“土法上马”的搞法。我院自筹备时期开始，人员来源主要有三，主要干部、业务骨干调自天津外贸局，他们是地方军，也是嫡系部队、主流派，其最高代表是贸院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天津外贸局局长的赵姓领导(后专任贸院党委书记，若干年后死于中国驻秘鲁商务参赞任上)，他们可在贸院呼风唤雨，但不懂教学。第二个来源是从梅副院长为代表的京派。他们是正规童子军，其主要成员是从北京经贸大学陆续分来的大学生，他们人少力薄，但有负责全院实际工作的教学专家梅姓领导后台，因此大多年少气盛，不可一世。第三个来源是五花八门的杂牌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形形色色，无依无靠。我和妻均属此一吃草拉车的牛派。全院教学单位刚开始仅分外语组和外贸组。两组及其它各单位负责人不必说都是津贸系统出身。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可是外语组却将我当块废物扔在路旁。直到八四年初，刚从赵局长夫人办公科室调来任外语组副组长的王姓外贸业务员对我这个年轻的党员研究生似乎慧眼独具，或抱有几分不平和同情，或想看看我的真章，出出我口语不很好的洋相，在得到梅副院长首肯后终于让我也上了讲台。为了争一口气，我在夜大兼课有意积累了不少经验，此次上课前还虚心求教，请只上过中专但教学经验丰富的吴姓老师帮我演练，结果赢得十分挑剔的新大学生们的赞扬和钦佩，从而使对我不利的种种因素或势力不攻自破，连注重业务教学的梅副院长马上对我也有了好感。不久，我看到梅只身一人在津，吃饭有时也象我当时那样成问题，便和妻商量请他屈尊光临我们斗室，吃了一、两顿饭，席间我趁机就学院里的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是我自下乡后就擅长的拿手好戏)，他似乎很有兴趣，也听进了不少，比如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管理培训师资队伍，确保第一线任课老师不致被年轻气盛的大学生的轰下台等等。令他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我这个年轻的元老级人物对经贸学院从筹备到成立的人事变迁所知甚多，而且观察也较入微。

其实，以我丰富的知识、系统的思路、活泼的形式及独特的风格一下子获得仅比小六、七岁的大学生们一致好评不是偶然的。偶然的是我的良好教育效果与其它上回头课的老师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偶然的是因学生与教职员工交往既多而且密切，我的“干活是一把好手”的名声通过学生之口一下子几乎传遍全院。

即使不认识我的人也听说我这位全院仅有的一个研究生，一个“到底是研究”出身的老师。也许是出于权力斗争的平衡考虑，也许是为了安抚无所依靠的杂牌军，也许是真正发现了我这个“货真价实”、“又红又专”的年轻人才，院领导小组不久就将我指定为英语教学小组负责人。当天津市委外办主任信同志调任我院院长并正式组建各级领导班子时，我被直接任命为全院最大的基础英语教研室主任。我头上虽然有两位副系主任，但因为我是党员，且在党内兼任教务系统党支部委员，对我还是礼让三分。人事处的赵姓女干事经常私下告诉我说，该领导对我期望很高。赵书记本人还是表示有意让我进入第三梯队，并提醒我要安心一步一步地上，他说他从来就反对破格提拔。从此，我似乎一鸣惊人，成为经院的风云人物，年轻不足27岁的我不但手握重责，掌管全院半数以上的教师，还直接负责几乎是全院日常的教学工作(学生升到三、四年级后才逐渐转入外贸业务的学习)。院领导个人对我很赏识，各系、处、室、科领导至少在表面上对我十分客气，普通老师对我也无不恭敬。可惜好景不长，也许因为我不通权谋，且天生有反骨，敢犯上不忍欺下，再加上树大招风，暗箭太多，到了八五年之初我已开始自感“失宠”。

导致我“失宠”的直接、主要原因想来可能有二。第一件事有关数学秩序。我院初期学生人数本就不多，又和梅副院长同住一层楼，对那个老师一有意见就越级告御状，梅的“耳朵又软”，每每唯学生意见是从，经常不事先打招呼就甩开系、室两级直接更换老师，搞得老师人人自范，再加上梅是学外贸专业的，对外语教学的规律本身并不熟，比如他有只重口语，忽视文法的倾向，老师对他也很有意见，有见于此，我在系领导及老师们的支持下，对他采取“兵谏”——我在召开本教研室讨论会时请他下来一同与老师研究教学问题。因会上火药味较浓，听惯了赞扬话的梅满脸通红，但还是极力按捺自己向老师们细心解说了他的立场和做法。自从他退出这次不愉快的会后，他再也未曾来我室讨论工作，甚至听取汇报也没再来过。第二件事有关教学组织。我看到全院的工作重点都在我的外贸外语系，而我系的工作重点完全在我室，为合理化起见，我曾建议并鼓吹将我室从外贸外语系中独立出来，名副其实地统管全院的基础英语教学工作(当时国内不乏先例，后来在国外看到各大学都有其似做法)，各层领导书记都认为我一心想升官。其实我也是想升官。我写过“论外语教学十大关系”的学术论文，结论是借用克格勃训练间谍所采用的“全封闭式”教学法最有效。我想获得相应的权力后实施这种当时在国内尚无人提出，更无人试验的大胆做法。几年后，我才认识到我犯了官场上的大忌：一是不给领导面子，甚至有要“挟领导”之嫌；二是伸手要官，不懂以退为进。仅此两条，已注定我的官运将不多也不通，但当时的我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更说不上做出积极有效的补救。我只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我认为我的事业心于公于己都是好事。除了上好课我还把占全院工作室一半以上的教语室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从而连续两年被评为全院先进教研室；身为教务系统党支部委员，我一边参加整党和各种政治学习，一边还鼓励、支持占全院教师总人数一半以上的我室老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我丝毫没有放松自己在业务时间苦做学问。

八二年师大毕业后到八四年九月，整整两年内我从未主动地深钻业务，但我也做了两件事，一是修改毕业论文，并于八四年十二月赴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参加学位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后获该院颁发的编号为“0011”的文学硕士学位(师大外文系当时无硕士授与权)；二是在八四年夏经师大外文系主任推荐与天津外语学院一位梁姓教授合作将英国作家柯林斯的名著《月亮宝石》译成汉语。我当时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简直是废寝忘食，八三年我因新婚不久回湖北过年，尽管指导教师唐教授建议让我这个“快手”回来参与，我的两个师大同学等不得：“另找他人合译并出版了一本题为《外星人》的畅销书，我对此还有点耿耿于怀，认为老同学不够意思。这次与人合译小说，一可证明我不亏为“快手”，二可借他人之光发表译著争口气。可惜书译了不到一半，出版社说已有另外两家出版社即将别人的译稿付梓，我们只好被迫停笔。

八四年任教研室主任后，我苦苦思索，写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外语教学十大关系》，此文虽投过稿却无人发表，仅在贸院宣读过。同年九月，趁妻在京进修，我开始酝酿，经过一个多月苦思冥想，计划分题撰写十本专著，争取35岁之前升副教授，40岁之前正教授，然后随心写作、自由研究。我想这一计划向本系第二外语教研室主任、比我大一二十岁的法语讲师张姓朋友透露了一些，他对我的学术野心及人生安排颇感认同(他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符号学家之一，后去法国失去联系)。八四年年底，我已着手撰写我的第一部专著《英语比较结构》。我每天在家啃面包、吃冷菜、嚼馒头，妻返津探亲才好好吃几顿饭，三个月就把初稿完成了。我和妻开玩笑说：“我们比赛，看我们谁先把孩子顺利地生下来。”此书几番修改，经梅副院长引介，最后于一九八八年春由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书薄，仅135页，印数21，000册，单价为1元。稿费不多，大约两千元左右，一半给了我的审订者单老师。这本小册子份量虽然不重，但却从选题取材到撰写校阅完全都是我这个“冒牌”的研究生一人所干，说明28岁不到的我不但有一定的独立的学术眼光，而且能在工作十二分繁重的情况下，分心做学问。当赵书记得知我如此玩命，曾瞧着我消瘦的面孔说：“别玩命，小袁，悠着点干嘛。”我发现我的学术文章并非无内容，无创见，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名不见经传。于是，我仔细研读大教授、各专家的学术文章，尽可能摸仿学术大家的笔调。将此书的重要内容压缩为一篇论文，于八五年十月寄往北京，次年突然发生在全国翻译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中国翻译》第五期(页14-17)，从而成为我一生中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正好是我29周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八五年元月十日清晨，发现妻的洋水已破，我在她的大肚皮上用手写出“袁来”二字——望我儿后来居上，然后匆匆从五楼赶下去骑车到经院求人将她运往市中心医院产科。下午五时长子比预产期提前一天出世，看到蜷曲象条动物的妻被人用床车推出来，一副虚弱无力的样子让我感到一阵心疼，但当我得知母子一切平安时，骄傲与舒心一下袭上心头。我也有了梦寐以求的儿子!我从一个农村来的野小子变成了一个父亲!当晚陪妻在医院熬了一夜，第二夜我给她送完催奶的鲫鱼汤就回去看我爱看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我对任何人从最底往上爬的人物或故事都感兴趣。为这件事妻后来一直耿耿于怀。你说我有错吗?长子出世的第三天夜晚我将妻儿接回岳母家。第一次给他换尿布，我自鸣得意、情不自禁地亲了亲他的小鸡鸡。妻在旁看初为人父的我举动滑稽，不禁也笑了。

我母亲冒着酷暑从湖北新安家不久的荆州特意赶到天津服伺儿媳坐月子。看见我不但早已从二楼的九米斗室搬至顶层的五楼大房间(约15平米)，虽仍与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条件改善多了，而且我下子就当上了正科级干部，与干了几十年的父母、岳父母平起平坐，学问上了路，儿了也有了，母亲感到由衷的快慰。只要看到我最敬爱的母亲的微笑，我经受的一切委屈和困苦都是值得的。

到了八五年深秋，我又着手撰写我的第二部专著《英语歧义类型》。有一阵子思路不通，害怕孩子的哭闹，我将妻、子都赶回岳母家，我一个人又在家里边工作，边吃冷菜，啃面包，不到三个月，初稿又完成了。尽管此书的学术创见多，选题新颖，但终因出版销路有问题、征订数目太小在各个出版社辗转数年至今尚未正式发表。在此书写作期间，妻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据医生讲也是一个儿子，我的两个真老二就这样被人为地扼杀了。

八六年深秋，我按计划开始撰写我的第三部专著《英语替代用法》。这次没有独自留在家里啃面包，每天都吃着妻做好的热饭热菜。为了多挣几个稿费，我每天夹着香烟、蹲在椅上想法把句子拉长一点，妻为此经常取笑我。此书大约也只写了三、四个月，后交北京外贸教育出版社审订，因销路及稿费问题也拖了几年，直到一九九0年初才正式出版，因妻曾参与此书工作，我将她的姓名也印在封面上，该书的摘要形式也曾由一家权威学术刊物发表。看到我完全靠自己走上了学术研究的正道，师大的老同学及室友都感到很羡慕。对此，我自己也十分得意。我私下常常想：“谁还能说我是冒牌货。

八五年我在工作，学问、家庭生活中都获得长足进展，周围的人们对我无不艳羡、妒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二十八多不到，我有娇妻、爱子、党票、全院唯一最高的硕士学位、学术成就、禄位、院首长的青睐、同僚的敬重、学生的爱戴……可谁知道，这一切没有一桩不是靠我的个人奋斗得来的。当我有一天在饭厅排队听到雷姓某处长说：“真有你小子的，连生的孩子都是一个胖小子”，我能像别人在背后说我一样说自己是“少年得志”么。

元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早起跑步，霜重天冷，但却阳光灿烂。过不了几小时，温哥华又会温暖如春。

八五年初夏，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仕途上开始出现了寒霜。其时，全院经过大半年整党后正在酝酿组建党委。据有些党员猜测，我的条件优越突出，很有可能入围。我本人不动声色，心中却充满希望，甚至有点“舍我其谁”的感觉，全院党委委员名额一共仅三个，如按老中青三结合的传统模式，除了赵书记、信院长、其它各系、处、科党员干部无论从实力还是从政绩上都不能和我这位少年得志的元老级人物相比。如果能进入院党委，一旦有了权力，我将尽我的智慧和能力在短期内把我院的外语教育学搞得闻名全国，把我们系搞成全学术界最知名的系。我不但在内心深处早有了底案，而且非常自信我的计划一定能成功。我一直想当系副主任，尽管我觉得两位系领导能力有限，广位素餐，但上面有新近入党的赵书记的亲信王副主任压着，一直没有机会，如果能进入院党委，我便名副其实地进入“第三梯队”的行列。前有赵书记的暗示，我感到成为位高权重的院党委委员指日可待。

令人万分沮丧的是，进入院党委的第三梯队不是我，而是比我大七、八岁的外贸经济系的一个刘姓教研室主任。他本是天津财经学院派出留学美国的，拿到洋硕士学位主动联系于八五年上半年来到我院以便大显身手。他挟着洋文凭，一进院就替他分房，调动爱人工作，还虚位以待地让他当了教研室主任，后来我与他一起进京开会，白天与时任经贸部长的李岚清同桌讨论外贸大计，晚上与他同卧一室，几天交往，我发现他学识一般，格调一般，只是谈到在美国怎样省钱时才涛涛不绝。尽管还没上什么课，更没写出什么学术文章(后来若干年他也没写出来)，他们的一纸洋文凭把崇洋媚外的国人镇得五体投地。统管全院教务的梅副院长本人有三大倾向：一是崇洋，看不起国货、土学位；二是重外贸经济专业，轻外语专业；三是偏重口语等门面功夫，忽视笔头等基本功。他大会小会，逢人便夸刘。而刘本人也下过多年乡，文革阅历比我多，对高校官场也很熟，再加上本地人、读硕士的条件，将我击败其实不费他吹灰之力。进入院党委没几天，他又被提升为外经系副主任。当时他系曾有位党员干部余性教师私下为我不平。他说：“什么玩艺儿，是驴是马还没拉出来溜一圈，用人也太不公平。我们小袁好歹也是自己培养的硕士，工作也很不错嘛。”我在内心也一直气闷，但也无可奈何。我后来知道，中国的官场文化自清朝开始就有“宁给外夷，不给家奴”的传说。正如俗语所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许多国人眼里，洋和尚是无需念经的传道高僧，而沾点洋气洋味的假洋和尚才配念真经。

八五年下半年，我被轻易地评定为全院最年轻的讲师。因我的教研室越来越大，最多的时有三十几人，我将全室教师分为二个教研组，在征得系院领导同意后指定了各组正副组长。我们副主任张姓老师是个女强人，和丈夫编著过几部字典和书，与梅副院长的关系很热络。为工作需要，也为对她有所牵制，我极力说服上级让只念过中专的吴姓朋友担任“精读”教研组组长。老吴在天津著名的南开中学教学多年，其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教学效果也很好，而且能写会画，颇有几分才气。他本我大十二岁，老练世故，因两件事和我关系比较近。一是我任室主任初期，曾在某个范围内背着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认为全院中英语语言语调最好的，男的是吴全玉，女的是[我妻]廖蘅湘。”为此，他曾说我具有古人“举人不避嫌“的君子之风。另一件事是我曾极力为他争取补贴，她妻患肝病多年卧床休息，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全靠他一个人的微薄工资。不过，尽管我和老吴关系较近，仍然属于工作关系，旨无私交，他与室张副主任矛盾很深，两人经常在我面前诉说对方的不是，我总是尽可能和稀泥、搞平衡。为了处理教学问题，调解室内的各种人事纠纷，二十七、八岁的我常常觉得我的许多精力都浪费了。年纪大的有六十多岁，个个阴阳怪气，老奸巨滑；年纪小的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不久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个个娇声嗲气、幼稚无知；中年人更是明争暗斗，刀光剑影，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大家表面上都彬彬有礼，言词温和，好在我手中有权，只要工作好，我尽量做到公平、赏罚分明。在安排青年教师进修、调整教学阵容、组织备课试讲、评职称要补助、出差休假等各种事上，我尽量维护本室全体人员的利益，相信大家还是基本满意的，尤其是在主持政治学习时期，我常常故意让老师们尽快走过场。开事务性会议，我常常都不让老师们坐下来，三言两语便结束。我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常常让人觉得我不够稳健，他们哪里知道，我的时间是多么宝贵！

时间太少，我干家务活也就很少，长子初出世，我和妻分工，由我洗尿布、取奶、买煤、洗碗；她做饭、买菜、带孩子，洗衣服。为了省时，我将早、中餐的碗筷留在晚饭后一起洗，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孩子的尿布也是两、三天才一次性地洗一次，每次都在大盆里连揉带搓地在几分钟之内完事，多年后妻还笑话我这个父亲当得不认真；早晨跑步取奶一举两得。我最怕的就是买煤，每次从煤店里用板车拖到家门口已把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要一筐一筐沿着又窄又陡的楼梯爬到顶层五楼，一个帮手也没有，每次结束后都使我的腰腿更加疼痛一两周。我教书备课从不花正时间，只是在蹲厕所时提前看看课本教材，组织一下思绪。我把正经时间都用在看书、做学问上。当然，一有好电视节目，我是从不拉下的。

八五年年底之前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为了给老师们增加点收入，在全国创收热在天津还没成大势时，我向系院领导提议由我室组织走向社会，利用教室等硬件（其时共有四层的整幢中专大楼已由我院借用，教职员工办工也部分迁往附近的一所中学）在校外招收英语学生办理创收，系领导尚有几分支持，赵书记却说这是不务正业，间接地批评我“党性不纯”。我的这个绝佳主意不久就被我室张副主任以个人名义实施，在征得天津市府领导的同意后，成立了天津第一所私立外语培训学校，结果非常成功，一两年内据说赚了几十万，使她成为全天津最早的富婆。八七年后自费去了日本，听人讲已发了大财，入了日本籍。我的一个好主意使我自己吃瘪受训，却成全了与我明争暗斗的副手。从这时起，我已明显觉得自己实是一个弼马温。如果当初不当这个芝麻官，我一定会捷足先登，成为天津最早的富翁。另一件事的结局同样对我也不利。因首届学员已升读三年级，院领导十分重视，特延请曾是我系王副主任及我室“泛读”教研组汪组长的老师、全国著名学府南开大学声名显赫的英文教授李老师来我院教英语专业三年级的“高级英语”必修课，我自己则教外贸专业同级学生的“高级英语”选修课。也许我生性太过争强好斗，也许我是初生牛犊太不怕虎，我竟然在私下与李教授较上了劲，结果声入洪钟、名扬天津的他败给了我这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后生——上他的必修课的学生竟有几位偷偷转到我的选修课来上课。这一事实不久就被系、院领导查知，相信李教授得知真象后一定很伤心。对他来说，对付一个连在他手下做全国一流名牌大学研究生的资格都没有的江湖晚辈，胜之不武，败之受侮。对我来说，我又有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实力，证明我当初考试作弊不过是权宜之计的大好机会。这一回合，我是胜了，胜得令人非常得意；同时也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因为让几位能量不小的人物丢了面子，从而导致在我的对面渐渐形成了一个存心对我攻击的联合阵线。

我一直认为，最积极反对我的主要人物是我系另一教研室（专管外贸业务课）的王姓主任。他个不高，红光满面，一直在天津外贸系统的中专工作，本人最高学历也只到中专。他先天不足，但很聪明好学，更善钻营，非常练达世故。每一句话都是领导想讲、想听的话，每一件事都是领导想干、要干的事。瞒上不让人知，欺下不让人晓，和和气气，一团笑脸，尽管他无大学学历，无业务强项，无科研成果，硬从中专普通老师升至我院室主任，这一简单事实本身已说明他有能量、有神道。我的副手和老吴与他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总在系领导面前恰到好处地说他们几句坏话，还经常非常“善意”地叫我提醒他们。系里一共只有两位付副主任年老不爱管事，王副主任从政资历浅、党龄奇短，如果再由内部递升一位系主任，我便是他最大的障碍。我根据两大现象判断这位室主任是暗中攻击我的头号狙击手。一是我室两、三个感到受我压制，对我缺乏好感的人，以及院人事处明显对我有嫉妒心理的王姓干事和校园内其它几个与素来格格不入的人都与他来往密切；；第二个现象是无论我在本室有什么“过格”的言行马上都会捅到他那边去。以他为首的势力与系王副主任似越走越近，而与梅副院长也明显过于甚密。由于我锋芒太露，漏洞太多，在我室主任两年期满续聘时竟有人坚持要降我做室副主任，据说还是颇有威严的赵书记亲自过问才算保住了我这个尚不入品的芝麻官。我听之任之后感慨万千，在有几分灰心的同时也感到了反对势力的强大。

到了八六年初，我依次升任系教学副主任的美梦完全破灭了。赵书记把另一个在天津财院并不得志的党员王姓老师请来做了我系自史以来的第一位正主任，还对我语带玄机地打招呼说：“是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当家人。”王主任一来马上掺沙子，先从中学给我室请来一位常姓教研组长，后又从财院进口了一位业务教研室副主任。从此，本系都认为这位“正主儿”是“皇上”亲信，惹不得。可惜这位正主儿虚有其名，口语不如王副主任不说，连笔头也不行，文章没发过一篇，书没写过一本，教学效果也不突出。只会拉帮结派，大搞“顺我则昌”。不知到底是出于工作安排，还是为了排除异己，他将我和老吴送往外地轮流进修，参加由经贸部与联合国贸易组织在华首次联合举办、为期三个多月的《国际贸易基础课程》训练班，还煞有介事地说我俩不懂外贸，院领导特意要栽培我们，为日后能重用我们而弥补不是，这话在当时听起来还是令我十分受用的。

三月底，我把妻及未满周岁的长儿送回岳母家，然后与老吴搭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这次进修头两个月在上海贸院，后两个月在广州贸院，因属部里直接举办的项目，两个贸院对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外贸系统的四十位青年“菁英”特别殷勤。我们每餐都吃鱼肉，每夜睡高级招待所，出入有车，待遇优厚，院长的不时来嘘寒问暖，简直让人觉得不是在进修，而是在疗养。除我和老吴年龄最大外，其它都是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大学生。开班不久，我们被告知，训练结束后将从学员中派若干人出国。我并不抱希望，因为专业不对口，怎么也轮不上我，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此次花花公子们的进修经历除了让我多了一张无用的“结业证书”，其实乏善可陈。但与老吴打开天窗说亮话，每天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对我的工作、生活，甚至为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天津经院，从工作关系上讲，我一直是老吴的顶头上司，从无私交，这次我们终于摘下面具，彼此象江湖朋友，我成了一个想割据一方的草莽英雄，他自愿作我的狗头军师。他说我不懂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不清人际斗争中的利害关系。他经常说：“你在院里一贯表现给我很深一个印象，我每天看到你就想象有一个鼓起翅膀准备拼斗的公鸡。你更象一个年轻、爱争强好斗的武士，随时随地都准备拔剑决斗，殊不知你剑匣里根本就是空的。真打起来，你谁也斗不过。”他说我的情况象一个横身练硬功的江湖豪客，其实经不起别人寒阴指轻轻一戳，概括起来，他使我认识到，我知己，但不知彼；只知进，不知退；只善阳争，不善阴斗。他表示愿意辅助我在系里先夺权，再升官，但他也反复表示因为他看透我和他毕竟属于心软的善人，最终必定以失败而告终。他对《三国演义》非常精通，经常一大段一大段地背出来，给我讲解心得，我对中国政治传统与文化了解很深为了道义，他愿学孔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劝我既不要学刘备太讲面子、太虚伪，也不要学阿斗“跛驴扶不上桥”。我和他谈得很多很深，其内容写出来可以编成一部运用于现代中国社会人际斗争、权力斗争的兵法书。我对他非常佩服受教良多，受益匪浅。我一生朋友极少，能与之自由自在谈得投机痛快的日子也不多。沪穗将近三个月（中间他因妻病返津一个月）与他朝夕深谈实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片断之一。

七月自穗返津，发现妻还没按我早先的叮嘱给来儿断奶，我发了一场脾气。我嫌她太懒，不愿动手动脑想法让儿子吃好，每天一哭就塞进本就十分不够的母奶头了事，结果孩子人小瘦弱，不好好吃东西(至今如此)。妻感到很委屈，她一人在家带孩子，等我回来还遭一顿埋怨。第二天自岳母家搬回我们的小家，我硬着心肠强行给来儿断奶。时至今日我都能听见儿子看见母奶头上的黑色芝麻酱伤心大哭的哭声，我半夜三更搂着哭碲的儿子在阳台上来回走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九月开学不久，老吴按原计划首先将系王副主任从我的敌对阵营中分解出来，并与我结成反对系一把手、对抗另一个教研室王姓主任的同盟。这件事由于老吴动用了克格勃惯用的“握人把柄、拖人下水”的办法而一举办成，从而少了一个反对我方的“诸王之一”(老吴曾开玩笑说贸院对我们老老少少碰巧都姓王)。又过了一两月，老吴又使出杀手锏“美人计”与赵书记达成反对他的政敌梅副院长的某种默契。所谓美人计，即利用我也教过，吴的得意女弟子、贸院校花马姓学生向赵书记说项。因该同学太天真，只懂学习(她毕业就考上北大英文系研究生)，几次说话未尽人意，后由老吴找机会亲自出马圆话。第三步是我出面笼络师大调来的人，建立势力山头后争取让信院长“收编”(他的一个亲信有师大背景)。这些事说来可笑，但我当时很想跟着老吴学几手“阴招”，锻炼自己，提高人际斗争、权力斗争的艺术水平，每当我在家谈及与吴的交往，妻都非常担心，她说老吴太可怕了，万一对我不利，我这个学生便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安慰她说：“你放心，我会用最简单的铁腕对付他最复杂的阴招。”为让她放心，我很少和她说我与老吴的密谋。

为了便于推行我与老吴的即定方针，我报请系、院领导批准，将老吴聘任为室的第二副主任(第一副主任由从西安调来不久的郭姓副教授出任)。为了巩固后方，我和吴有时故意在室内、系里闹不和，以便甄别那些爱上窜下跳者的真正心向。我们一切进展顺利，既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对者，也最大可能地扩大、巩固了乙方人事地盘。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老吴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几乎每一个工作单位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个诸侯混战的封建王国。真正有本事、有公心、有道德的人很少有出路，很少有好下场。我一直被上级用而不衙、培而不养，正是因为我的优胜之处恰恰正是我致命弱点。多年后，当我在加国翻阅意大利某作家在中古时期的写的有关阴谋政治的书时，我曾掩卷长叹：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阴谋，古今中外皆然。

可惜又好景不长。八六年冬，对我早有提拔之意的赵书记被调任中国驻秘鲁商务参赞。临走前去看他，他说：“我本有意带你走，只可惜你不懂西班牙语。”之后，信、梅两院长的权力斗争升级，双方对我这样的实力少壮派似乎都有戒心，老吴劝我不要心急，要静观事态的发展，我也就耳提面帘，乐得回到我的安乐窝去做学问。我的第三本书才刚开始收集资料不久，我的第二本书还没有落实出版单位，第一本书虽已排版，但仍未开印。同时，我为系好，一方面与系王副主任及一直对我不够友好、尊重的下属、右派摘帽的汪组长(两年后他因出车祸死亡)共同将一部英文《动词短语词典》译成汉语，后据说通过本系学生之父在陕西出版，一方面为团结本室业务骨干组织人马将一本英人著的《谈判技巧》译成汉语，但最终也未能通过吴的关系在京出版。我本人的科研成果甚丰，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数目有限，但在全院教师中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大约也是在八六年进修“疗养”期间，我从报纸上突然看到有关我的老熟人章风波的事迹报道。《中国青年报》有关版文章，通栏标题好像是“在日本轰动日本，回中国振兴中国”，随后得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还有《光明日报》等也报道了他在日本成为京都大学第一位获经法学博士的中国人的情况。大约是通过我父母(后听说他从日本归国后还带点心专门到我家致过谢)，打听到他的地址后，我于八六年秋趁到北京出差去拜访了他。他住在国务院机关内。一见面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的字样我还记得有两行：上行是“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下行是“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经济学博士”。他解释说他本可去中科院，只想呆在属于赵紫阳总理幕僚机构里，进可以出仕，退可以做学问。我对他的成就表示非常高兴，也为他的打算拍案叫好。他似乎也有极强的从政野心。我鼓励他说，“既然你现在已是副局级待遇，为什么只想当个总干事、部长?搞得好，当总理也并非没有可能啊!也许我道破了他的心思，他很不好意思地说：“那里，那里。”一起在食堂吃过晚饭后我们又聊了一阵。他说他当初从上海外院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单位也很不理想，在武汉活动期间，碰巧有机会为一个日本代表团做翻译，结果被一位日本教授看中去了日本，但看到仅学日语没前途，他便改学经济，并利用数学模型帮日本国铁解决过一些问题，从而在日本也出了名。这次是轮到自叹一番了。我说自己才智远不如他，成就也提不到桌面上来。他说，这是各人的机遇不同。后来我好像又见过他一两次，发现他很忙。了解到我出书难，他爱莫能助地说：“可惜你不是研究经济的，否则我和你一起合著出书。”然后他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我近几年要出几本专著，几家出版社抢着要，我打算让出《毛泽东选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又说有许多高干亲自为他介绍对象，著名的女人照片一大堆，我又建议他分向别类，缩小范围，并劝他找一个“秘书兼保健医生”型的淑妇，他颇以为然。听到他接电话时对别的名教授略带训斥的口吻说话，我想起老吴的比喻，心想章风波多半也是一个“日本武士”。

八七年初，我深感乱世之中由英雄造时势，治世之中由时势造英雄。我本非英雄，更无机遇，只能安心做一头野狼。不久，我的生活重心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也就不太关心经院的人事、权力纠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