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并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０００年元月二十五日，星期二
我只顾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过去，对仿佛近在咫尺、实际远在地球对面的你的反应一无所知。我到底是在对我缺乏兴趣地陌生听众面前独白，还是在向与我心心相印的初恋情人喃呢?如果我们能通过电脑在网络上进行双向交流，那该多及时、多时髦、多高科技化；可惜我的中文打字速度太慢、太容易出错、也太不方便。用传统的方式，一张薄纸加一杆烂笔，随时随地，到处皆是文章。不能双向同步或即时联系，可时间的距离却能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更美好的记忆。我仍然等着你的回应。等待，尤其是充满希望的等待，有时也可成为一种情趣。
八七年新学期开始不久，我等待多年的出国机会终于来了。我之所以能等待这么久，原因有三。一是我认为自己在国内一样可以写书做学问，而且我完全靠自己已闯出了一条路。在内心我很看不起那些仅靠一纸洋文凭招摇过市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只要有实力，才干是不会被埋没的。在这一点上，我其实是大错特错了。在崇洋风刮得天昏地暗的地方，我的实力与才干只能使我“失宠”、受侮。第二个原因是，我坚信经院一定不乏公费出国机会，只要有了名额，我的优越条件一定会使我成为首选人物之一。在这一点上我完全正确，系院领导也曾都有过暗示。可是现在看来我当初根本就不该走公费出国留学的路子。如果我早几年走自费留学的路子，我敢断定我的成就即使不能惊人，至少可以悦己。那么，八二年师大毕业后不久，我为什么没有效法同班纪姓学姐立即开始联系，准备自费出国呢?——她虽未最终拿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在却早已是加国王牌大学多伦多大学电脑写作中心主任。她当初得知我因没得到你几乎精神失常曾说过一句令我终身难忘，且一直奉行的话：“只要你已尽了努力，你今后就无可后悔。”她还告诉过我她也没能和她的初恋情人(现是全国有名的一位赵姓文学家、翻译家和学者)成为眷属，但她没有什么可以感到后悔。她只有遗憾。她劝我说：“你已全力地去爱，今后如果有人会后悔，那一定是她，不是你。”可是，遗憾并不比后悔让人感到好受些!——还有，八四年、八五年我为什么也没有效法我在津的“老根”李姓友人全力联系，准备自费出国呢?主要原因也有两个。一是我家穷(我父母直到八六年以后才还清债务)，连“大团结”都没几张，哪有大把的美金一次次去考“托福”、交报名费?研究生毕业后的工资不过62元，抽足烟、填饱肚子已所剩无几，结婚后还得敬父母、养孩子。第二个原因是自卑。自从我最终遭到你的拒绝，自从我因不愿看到你在我眼前与他人成婚而在研究生考试中作弊，我一直(到现在)都对自己的实力、自己的命运缺乏信心。我常常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卑、自怜。我怕我这个冒牌的研究生考“托福”成绩太差，不但会让人耻笑，还有可能泄露秘密。自八０年上半年连续受到人生最大的两次打击后，我深感再也经不起自信心的重大打击。与廖蘅湘终成眷属曾帮我恢复一些自信，如果再遭重创，我不知我还会做出什么疯狂的事来。我需要内心的平静、生活的安定。我在经院之所以勤奋地工作、苦做学问，给人以拼命三朗的印象，实因为我想脱胎换骨，在繁忙的生活中忘掉我丑陋、痛苦的过去，忘掉我嘴上再也不曾提及、心中却时时怀念的你。
我系由外贸部下达共有三个为期一年的公派访问学者名额，系院领导决定王副主任去美国，另一位女青年老师到西欧，我赴加拿大。具体接受单位由自己选定、联系。经过打听，得知位于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是当时全加第一名牌大学，不久我与该校语言学系主任通信，顺利地接到了加方的正式邀请函。余后的几个月里，我一边工作，一边办理各种手续。五、六月间在北京语言学院参加了大约一两周的出国集训。其间好像去看过一次章风波，得知他正在与某教授之女谈恋爱，还见过她的照片，记得也长得非常漂亮，看上去有点不象是纯粹的中国女人。在国家教委办手续时，我还顺便去拜访过刚介任教委副主任不久的邹姓松滋同乡。在他宽大气派的办公室里，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十分局促。他略略打着官腔嘱咐我好好做学问，象章风波那样干出一番成绩。其时我已比章出国晚了六、七年，自知今生无论有什么机遇也难再与他比肩了。章曾告诉我，他当时毅然放弃在日本当教授的机会，就是因为他认识到，带着越响亮、越高级、越实用的学位越快地赶回国，就会抢到越好越高的位置。我的这位同年、同届加同乡无疑是个聪明透顶的人。八月上旬，我父母又冒着酷暑从湖北匆匆赶到天津为我送行。对此次留洋，家人都十分高兴，同事邻人无不艳羡，但我自己却并没有非常得意的感觉。隐隐之中，我已感到象下乡那样虽然跻身于某个时代的大潮流之前端，但离潮头毕竟还是可望而不可及。我离家时最后回头一见，看到母亲一手抱着我正在哭喊的两岁零几个月大的儿子，一手擦着眼泪，我忙一转身噙着泪水走了。我一生中最伤感的事就是看见我母亲挥眼泪。每次只要看到妈妈在流泪，我一定会情不自禁地哭，同时还会感到自己无地自容，不知为什么。
八月十五日上午十点，我在北京乘中国民航班机于当日晚到达多伦多并转机飞至蒙特利尔，在麦吉尔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招待室与别人睡了几夜流铺。由于第一次经受时差反应，又加上晕机晕车，上吐下泻，我几乎水米不进地过了几天，倍感体弱难支。我本想与刚结交的同年好友、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来的访问学者李志和一起去分租房子，可负责接待的蒋姓副研究员显然很友好地劝我在招待室住到月底接替他的业余工作。我觉得这样既可省钱、又可多交朋友就欣然答应了。没想到老奸巨滑的他是放的一个诱饵。为了利用我的英文专长，他给我口头上的甜头，目的是让我替他撰写、修改申请资助，继续留加的材料。等事办妥后，他便三缄其口，根本不提让我接替他的事。等到九月初我才匆匆和一个王姓的自费生合租一间十平方大小的公寓房。我并没有责骂蒋为人太差，他反倒每次看到我好象根本不认识，着实叫人生气，这便是我在加当访问学者的第一课，老师是与我父亲年纪相妨的上海籍中科院专家，无怪乎后来听许多人议论说：上海人求你办事时是孙子，办完事后是老子。我句话我在上海念大学三年也没听说过，你也在上海求学三年，想必也没听说过吧?
麦吉尔大学位于蒙特利尔市中心的皇山公园脚下，其医学院举世闻名，尤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的母校。蒙市是全球第二大法语城市，素有美洲巴黎之称，西欧都市气息极浓。我和老李等新知经常步行在皇山上、校园中、市中心留连忘返。初次在异国他乡，印象最深的是外国的月亮真的好像更圆——这不奇怪，山清水秀、环境整洁，尤其空气干净，月亮当然显得比中国的更明亮，因此也“更圆”。第二个最深的感觉印象是，阳光与阴影之间有明显可感的温差，但其中的道理我从来没去想过。第三个感觉是人们非常有教养，穷富在表面上没有什么区别，无论是法裔、英裔，大家似乎都彬彬有礼，早上跑步碰见行人，大多友好地打着招呼。记得有个傍晚，我和老李等人沿山间小路从皇山公园下来，两个高大英俊的皇家骑警生怕吓住我们，隔老远就十分礼貌地打招呼，亲切地询问我们是否看到什么可疑的人。他们的做派使我想起了我在天津唯一一次与警察打交道的经历。那是八三年初夏，我弟弟在津治腰间盘凸出的毛病。他因行动不便，坐公车两头都要走好远，我们自己无法请专车，更无钱坐计程车(当时天津还十分少见)，我便骑着自行车带他。这在市内当然是违章的，但在我所走的市区边缘马路上并不少见。一个中年警察看到后便穷凶极恶、喝五吆六地把我们兄弟赶进一间什么屋子。我们解释他不信，我说认罚他不理。他只顾大声训斥，好像他没升官发财、没娶妻生子、没加薪休假或家里死了人全都怨我兄弟二人合骑一辆自行车。我见他不可理喻也狂暴地发了一通脾气，质问他是人民的警察，还是钱的警察，看到我违章竟敢还嘴硬，他说：“我干了二十年警察还没有人敢向我发脾气，我今天非拘留你不可。”然后他转身出去打电话，周围看热闹的一位大娘赶紧说：“楞小子，哪有敢跟警察干仗的，快逃吧!”我向来从善如流，一听这话我慌忙推着车，领着一拐一瘸的弟弟趁着黄昏的夜色逃之夭夭。
也许是新鲜感、好奇心，初初看到蒙市的山水人物觉得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明朗、顺心、受看。有一次，我们远足去参观北美最大的天主教教堂，看到雄伟的建筑风格，灿烂生动的壁画、雕塑，优美和谐的景物环境，真让我感叹异国情调之幽静雅致。路上看到公园似的墓地，我们停下来仔细观赏了设计式样各异、材料形状不同的墓碑，心中一丝死亡的联想也没有。我想起小时在农林每一次路过乱葬岗都心惊肉跳，生怕从茅草丛中冷不丁地伸出一支鬼手拉我入土。这次远足印象最深。还记得那天因脚上打泡，我不顾同路人的讪笑，干脆脱掉皮鞋袜子，穿着西服，打着赤脚，舒舒服服、痛痛快快地在水泥路上走了好远一程。只要我顺心合意，我是从来也不管别人的说笑的，小时在农村我常在雨天打着赤脚挑担子，泥泞中滑，个小的我一边要尽力挺着腰杆，一边还得用脚趾狠狠抓着泥巴以防摔跤。汗水、雨水、泪水满脸都是也没法去抹，东倒西歪也不能停，那才令人不堪回首呢。
元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青儿因感冒、哮喘、扁桃体发炎前后病了将近一个月，今天上午才带他到社区公费举办的“家庭活动中心来玩。几十个孩子在楼上一起玩玩具、做游戏、听高鼻子或黑皮肤的阿姨讲故事，“五颜六色”的家长们大多在楼下聊天、学英文、看报章杂志。千禧年之后，我和青儿还是第一次来。他头一个冲上游戏室，我简短地与管理人员打了声招呼，便在各种语言的嘈杂中接着给你写信。
国内公派出来的访问学者绝大多数是中、青年、党员，原单位的业务骨干。到加后可分属五种类别。第一类可称之为“观光猎奇派”，占总人数比例大约为5%左右；二可为“捞本钓誉派”，也占5%左右”三为“科研访问派”，约占10%；四为“攒钱挣钱派”，约占20%；五为“留学留洋派”，至少占60%。这种划分当然不是绝对的，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属于以上各派。我本人也不例外。
所谓“观光猎奇派”，是指那些为满足初次出国后的好奇心而有所作为的人事。比如，为了省钱，大多数人先在市内各地走走，然后合租各种汽车到附近以至“美国各地游玩，也有的趁减价期间或独自或三、五成群地坐“灰狗”长途汽车同游各地。我因有美尼尔尔氏综合症，又晕车，哪也没去。在访问学者或初出国者中，穷观光很流行，穷猎奇也很流行。猎奇主要在“性”方面。当时在国内无不谈性色变，一出国便象被小便憋急的人一样纷纷冲向各种性厕所。最常规的是到“性商店”看看各种人造阳具、阴品、性杂志、裸体照片等。我和老李等人也去开过一次眼界，大家默不作声、热血沸腾地转了大半个小时才出来。有的人经常去看仅供成人观赏的“三级”片。老李看过几次回来对我说：“观众都是些中老年人，他们自己不行了，在电影里看别人痛快，过过眼瘾。”更省钱的办法是5人合租三级录像带。我和老李等人也干过这事。没结婚的小伙子们总是看得血脉贲张，但在我们过来人的眼里实无新鲜，只觉肮脏恶心，我只专门看过一两次。后来同屋的有一个香港肥胖室友每个周末都借一大堆，自个儿看似乎不够痛快，经常拉我们出来一起与他分享几分钟眼福。还有胆大、放纵的访问学者干脆逛妓院，去脱衣酒吧，或与异性同居。记得老李有位大我们七、八岁攻读博士的孙姓东北老乡，与一个快五十的上海访问学者袁姓女人同居，常常是一连几天不下床，身体搞垮了，走路上课都支撑不住，最后被导师解雇到外地去了。其实，这种同居毫无爱情可言，不过是肉体之欲难熬，或是出于经济考虑，比如省房租，找保人，弄些钱以便继续呆下去。我和老李都有爱妻，行为上非常检点。记得当时初知爱滋病，我们连洋人摸过的楼梯扶手也不敢碰，以免出问题讲不清。
“捞本钓誉派”无一例外都是想回国升官的人，为了在国外能捞点政治资本回去吹牛，有心人都是想法争当处于地下状态的党支部书记、委员、或党小组长，位置有限便又到联谊会自告奋勇地去和留学生中不无从政野心的人竞选会长、副会长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挂名闲职。看到那些效仿西方民主形式、实搞中国封建割据的小野心家们不可一世的劲头，我觉得他们幼稚得令人作呕。我和老李本想互相配合在党支部里打开缺口，为外省市人争点席位，结果当权的一帮人坚持不改选，我们这些尤其是新到的短期访问学者只能干瞪眼了事。最后我们几个相好的朋友因我会放电影推举我以联谊会名义组织了一次“中国电影文化周”，效果很不错。
“科研访问派”都是一些比较循规蹈矩的中年知识分子，他们老老实实地做科研、搞实验、写报告、听讲课。这一类的人不招摇过市，更不上窜下跳、八方串联，但我只有时听说过，一个也未见过。出国人中绝大多数是学工的，我这个不善交际的文人与他们很少往来。我当初也非常想与麦大教授搞个科研项目，可惜一直找不到对我的课题(“英语歧义句型”)有兴趣的人。虽然系主任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我除了复习“托福”很少到那去。我在语言学系、政治学系及英文系听了一些课，还在教育学院旁听了两门硕士课程，坚持了一段时间，觉得洋人在文科方面做学问太古板、太爱钻牛角尖，实用性、趣味性都很差，对中国的人文又毫无兴趣，缺乏尊重，我后来就很少去了。在语言学系我认识了一个我称之为“老蔡”的好朋友，他是台湾富人之子，祖父好象当过某县县长，祖母与清朝皇室有瓜葛，他比我大两三岁，当过兵，高个，很有军人气质，在台当过英文讲师，曾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拿过两个英语方面的硕士学位，本想攻读正宗的英文博士，无奈没机会，只好到语言系来搞“旁门左道”。我和他一见如故，为避嫌，他在我的熟人面前自称是马来西亚华侨，我则在他的熟悉人面前谎称是新加坡留学生(不过，他几乎没有其它华人朋友)。这样做怕的是两边有人打小报告，说我们是敌特、间谍。其实，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多虑了。但是当时却流传中国大陆学生学者中有密探和间谍，据描述其特点是年轻、英文好、学文的、身份大都是访问学者。这些特点刚好与我的情况十分吻合，结果许多认识我、不认识我的人都怀疑我是中共间谍。好在由后来在联谊任职、交际甚广的老李出面讲话，这种疑虑不久就烟消云散了。
“攒钱挣钱派”实际上包括每一个在加留学、访问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各种大陆出来的中国人中，最穷的一群人便是我们公派访问学者。大多留学生、自费生在我们眼里都是富人，他们每月上千元，而我们一个月400加元。如果不精打细算、省之又省的话，一年后，回国按定额连四大件、四小件也买不起。为了省钱，我们大都合租房间，反正都是单身汉，在一起住更热闹。我头三个月与人合租，一月只掏120加元，后四个月每月只掏80元，最后小半年一分钱没掏。我们很少坐车，买食品是哪个减价买哪个，哪里减价哪里跑。为省钱省事，我一次做出三、四天的饭菜，每次从冰箱里拿出来吃冷的，结果因细菌感染常常拉肚子。记得到加不久过生日时，还是老李领着我去买了条活鱼替我做的。年纪大点的访问学者干脆“绝食”，三个月至半年都减量吃，从国内背出来的方便面(有传闻说某位山东学者吃了一年方便面)不吃蔬菜，只偶尔吃最便宜的鸡蛋，又住地下室，有的人竟然因营养不良而晕倒；中国人穷得多么悲壮!我当时想，400元是死数，一个月就是一分钱不花，一整年也只能攒4800元，我便在“挣”字上打主意。到加不到三个月，我便第一个胆大妄为地只身到唐人街一家最忙的超市找了份半职性黑工。老李等好友觉得我太屈尊，知道我的人都说我不务正业，听说过我的人许多都感叹我能闯(在当时，访问学者出去找工是一般人想也没想过的事)，我不管别人的嘲笑、贬损、羡慕和佩服，毅然坚持打工一直到离加的前一夜。我从小就穷，我穷怕了，我得承认自己穷，穷了还讲什么身份、面子!只要有机会，靠自己的劳动挣钱有什么不对、不好!我时薪仅3.5元，一周下来能挣个百八十元，怎比那些想挣又不敢、不能，只好饿着肚子干攒的人日子好受些。每到有考试，我还找门路在麦大监考，一年之中也挣了大几百。记得我第一次披着打工仔穿的长袍工作服手推铁车送货时，我兴奋得连跑带跳。要知道，我不但是我认识的人当中第一个敢找工打，而且因英文好而当场受雇。当我第一次领到工钱，我一算我在“联兴超市”陈老板手下干一个钟头就相当于在国内大学里干十天，40个钟头便相当于在国内干一年!我为什么不多干、与人生赛跑、抢时间呢?
当然，我更渴望象其它的访问学者一样改变身份继续“留学留洋”。老李是学心脏病理的，我们每天讨论如何一步一步让他的邀请人雇他做学生或搞科研——国外非文科类大学教授通常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研究基金才可以搞科研，如果仅靠本人的精力不能够，一般都在基金中拿出款项雇请助手。学生、访问学者、博士后等就是最好、最廉价的助手。所以在非人文科系里，教授往往同时也是老板，导师实际上也是雇主。老李很能干，实验做得很卖力气，终获巴基斯坦籍某教授的青睐，象大多数非人文科系的访问学者一样，半年之内就已改成留学生身份，不到一年就把他的妻接了出来，并且找到工作，收入很不错。作为纯文科学生，我没有这种机遇和可能。因国内的英文专业水准与国外的差距实在太大，语言系的系主任尼科尔教授说我不但拿不到任何资助，还必须补大学四年级的课才能上硕士，她那种毫不通融、爱莫能助的神情令我沮丧极了。同时，我十二分羡慕非人文系科学者和学生，他们很容易转身份，很容易弄到钱，而且他们在国内的资历通常都获加国认可。我常常感叹，我们学英文的在国内是爷爷辈，出国后做别人干孙子都没人要。反过来，国内三流大学、四流专业、五流学生一出国就可直接攻诸工科医科等在国外最被看重的博士的学位。当时，我常常想到学医的你。
对我来说，要想留在北美求学，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考“托福”、正式申请攻读研究生院。我一边打工，一边装样听课，一边复习托福。因是英语国家，托福资料奇缺，买又太贵，我等了好久才借来一本，将近一千常考的偏课单词，我在必须还书之前的三周内就背得烂熟。我文法功底本就不错，老蔡给我做了八、九套题，感觉很有把握。唯一的弱项是听力，我每天看十几个小时电视，两个月之内竟把眼睛都看近视了，只好开始戴上事先配好但从未用过的眼镜。打工上下班走路也带着借来的随身听。八八年二月十二日，我本有信心考满分以便申请哈佛大学，终因出国时日太短，听力差而未能如愿以偿。成绩下来后，发现我文法、阅读两部分均为满分，只是听力拉下来，但总分仍有640分，这在当时是十分令人惊讶的分数。我自己也喜出望外。考试之前我为攒钱一直没有停止打工，前后复习不到一个月时间，考前还病了一场，发高烧40.3度，还是老李和另一位朋友搀扶着我上的医院，结果不打针、不给药，更谈不上住院(加国医生极不轻易给开抗菌素，更因公费医疗资源紧缺不轻易让外国人住院)，折腾了几个小时又回来，按医嘱多喝水、多休息。早知我的英文底子这么棒，我在几年前考托福、自费出国多好。可惜如我反复所说，八０年后我内心一直缺乏自信，对任何失败都有强烈的恐惧感。
“托福”成绩好，国内上大学、研究生的分数也非常高，加上有发表文章的经历，识途的老马们个个为我感到高兴，认为我申报名牌大学、热门科系、拿到全额奖学金几乎万无一失。我也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一共只申请了两、三个学校，而且为省钱只向美国爱荷华大学英文系交了报名费。我坚信被该大学录取是十拿十稳的事，因为收到我的初步申请材料后，该系系主任还从美国特意打来长途电话鼓励我，催我尽快把材料寄齐。为此，有经验的室友夸我得天独厚，我自己也感到受宠若惊——我出国这么多年也从来没听说过这么令申请者振奋的事。等到五六月间，我看到盼望已久的信，可是看后，我再一次惊得不但目瞪口呆，而且全身擅抖；我非但未能拿到必要的任何资助，连录取都没被录取!若干年后才经分析了解到，爱大的英文系实际上是全美第一，比哈佛还难进，尤其是其创作专业，乃是美国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发祥地。他们为了录得全世界最优秀的学生，总是鼓励所有最优异的学生申请，然后再从这些最优异者之中挑选最最优异者。我可能没有英文写作方面的专长，就这样被无情地淘汰了，几天之内我俗哭无泪，一边打工一边就地联系，但因时间太晚，各大学录取工作已告结束。我到讲法语的蒙特利尔大学英文系找了几趟系主任布朗教授，每次见面我故意卖弄我的知识与求知欲望，尤其是说几句非常幽默的话，使他对我发生兴趣。最后他例外地录取我在他系直接攻读英文博士，但头一年无法给任何资助。家里人得知这种情况，都劝我留下来，尤其是爸爸说：祖祖代代袁家连个大学生也没有，现在你可以念洋博士，自己掏钱也应毫不犹豫。可是我不干。一年要交上万的学费，每一分都是我的血汗钱，我认为牺牲太大。尤其是我不甘心，我这么优异的成绩为什么不能拿到奖学金?别人能行，我一定更行。
听到我惨痛失败的消息，好朋友老李等人专门到我住处看过我一次，劝我不要太难过。他十分同情文科学生在国外实在太艰难，并提议我想办法先留下来续过签证后再争取机会。关系一般的室友笑话我这个学文科的人到底没本事，还有一位四川来的年轻访问学者嘲讽我太老实。他得意洋洋地说他在土豆上刻国内公章做了许多假文件，结果又省时省钱，又省事顺利，还获得了资助。人们的同情、惋惜、嘲笑和轻蔑我都铭感肺腑，但我没做任何回应，我没有什么具体可行的打算。但我深感我不能这么轻易认输。凡是别人有令我羡慕的，我都要靠自己的意志去努力获得。
元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这几天中文媒体都在报道有关日本右翼势力举行集会，明目张胆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听到后也十分气愤。但我同时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我们祖国强大得无与伦比，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和民族敢欺侮、蔑视、挑衅和“围堵”我中华?纵观人类历史，也许仅仅除了我们中国人以外，越是强大的国家越信奉强权政治。弱小的民族和国家根本就不应向好战的人奢术公平与正义。西方人发现了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最高自然法则，东方人却一直奉行儒家的王道仁政。现在，十二亿中国人都应该卧薪尝胆，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自强不息。
十二年前，我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到蒙市唐人街“联兴超市”去打工的。十年多没干过体力活，突然从社会主义国家养尊处优的大学讲师、教研室主任变成资本主义世界被人颐指气使、卖苦力的打工仔，即使是暂时的、心甘情愿的，我也不能一下子适应这种心理、肉体的变化。我的具体工作是在蔬菜部打杂，一半时间搞搬运，一半时间分理蔬菜、打扫卫生。超市的生意好，打工的就特别辛劳。冬天零下几十度，我每天要搬运两百箱左右的货品，楼上楼下、店里店外，累得我晕头转向，经常躲到厕所里呕吐，生怕老板看见我嫌我体力太差而炒我鱿鱼。工友们无一例外都是二十刚出头的棒小伙，我已是三十开外的书生(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身份，只是说我是上大学的学生)，谁都以为我“顶唔顺”(粤语意即坚持不下来)，但我咬紧牙，只当是我下第二次乡“劳教”，没有象其它来试工没几天就被累跑的人一样退避三舍。但是，由于语言不通(我讲普通话和英语，工友们大都是越南逃出来的华侨，只讲广东话和一点点法语)，环境不适(与工友们的情趣、爱好、生活方式大不相同)，手脚不灵(我不会开车，好多工具都不会用，干活稍慢、不够漂亮)，尤其是身份不清(按加国法令，作为外国访问学者，在本地打工是违法的)，我不但常常受到老板的无声指责，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几乎每天每时都受到一些工友的欺辱。他们总是将重活、脏活、难活留给我，自己常常找机会偷懒、偷东西吃。我既不声张，也不敢反抗，他们只要喊一声有警察，我无论真假立刻就得躲到地下室去。有一次实在忍无可忍，我对一个刁滑的越南华侨小子凶狠而冷静地说：“你别太过分了，老子忍不停住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好像似懂非懂，不过，这种言词威胁居然奏效，他以为我象许多无文化、无家室的横小子一样会对他采取暴力行为，从此收敛多了。
陈老板个小话少，从无笑脸，但心底厚道。祖辈本是大富，因父亲把家产赌光，自己从打工开始又重新发迹。他每月请全体工友至少到餐馆大吃一顿，圣诞夜包卡拉OK、发礼品、红包，平时免费给工友管两顿饭，伙食非常好。虽然出国后总觉得外国的盐不咸、糖不甜、蛋没蛋味、肉没肉味，但经粤式烹调，吃起来还很不错。收工时他允许工友将没有卖掉、不便久放的干、鲜货带回家，因此我常常带很新鲜的菜回家，自己省了不少伙食费，室友也得到不少便宜。八八年四月放假后，我打全日工，每天早10点开门，晚9点打烊，一周干六天。陈老板看我每天第一个上班、干活老实，对他很“忠”，主动叫我搬到商店楼上的空屋住，不收我一分房租，还叫我不上工时也可下来吃饭。后来因工友调动频繁(工薪太低、活太累)，他让我在蔬菜部干领班的活，但却不给我加工钱。我常常和一个相好的工友故意有限度地破坏货场，并偷吃、浪费东西，以追讨资本家从我身上剥削去的“剩余价值”。那时候，我深感马克思主义的正确与伟大，深感社会主义制度好。资本主义制度对穷人心身的摧残，我每时每刻都感觉强烈。
在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岁月里，与我接近又对我非常关怀的人只有一个我和工友们都称之为“霞姐”的柬埔寨女华侨。她比我大三、四岁，个子较小，不无姿色，丈夫刚病故，一个人带养两孩子。她家在柬本是生意人，因“红色高棉”运动丧失一切而亡命于加国。她能讲不少普通话，经常保护我免受其它工友的欺负，对我非常体贴。比如怕我寂寞给我借电视、借收录机音响，有时怕我渴、饿还给我喝的、吃的等。我在干活时也尽量照顾她。男工友们偶尔半真半假地劝我娶她以便移民。她本人却经常暗示如果我有意再婚，老板的小妹妹英语好，虽然过胖，但年轻漂亮，对我更适合，而且人家似乎也有点意思。但我反复表示我在国内有妻室，而且我很爱我的妻、儿。我非常同情、感激、甚至喜欢霞姐，但我自始自终对她都很尊敬，把她当成我的母亲、大姐兼女友。我和她之间的心理关系颇有点不平常，我们虽非恩爱夫妻，却相敬如宾；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不合传统道德规范、对不起我妻的事。也许是我从小缺乏母爱，一生中受伤太多而需要温柔的女性保护，很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对比较成熟、可爱女性的依恋。
我五岁那年死去慈爱的外祖母。六三年八月，六岁不到父母因工作关系不得不把我寄养在农村亲戚家上学。五、六岁的男孩虽然不懂事，可独自在贫穷、落后、愚昧、陌生的乡间生活，我是多么需要母亲和母爱啊!上一年级时，令我现在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我趁几个女生围在一起在泥土上做“抓子儿”游戏时，搞恶作剧，朝她们头上撒了一把细软如烟的尘土，与我母亲曾同过学的王姓女老师得知后把我叫到全班面前罚站，还揪着我的头发一边把我的头往墙上猛撞一边厉声斥责我。二年级时我回到爸妈身边，在松滋县县城一小念书。因从乡下来，我显得木讷、孤单。唯一与我相好的小朋友罗敏(现听说是国内某军机科研单位的航空工程师)常拿我开心。有次邀我一起去小溪里捉螃蟹，他在水边抓，我在旁边看。不久他逮着一只小的给我拿，把我夹得叽哩咕噜乱叫，他在旁边哈哈大笑。他常常吹他父亲是县里的(宣传)部长，比我爸爸(宣传部干事)官大，我说我爸爸也不小，是“党员”，他又说他爸爸大，是“中共党员”。若干年后我们重逢，常常回忆这几件可笑的事。
三年级上学期爸爸因上司犯错受到牵连，被贬至八宝区任区委秘书，妈妈随父下放但升任区妇联主任。八宝区机关的所在地并非街镇，只是解放前某大地主的几幢大瓦房。我上的赵家拐小学离家有四、五里远，天睛上下学虽然是很累，总算不会出问题。深秋下了几场雨，我每次回来都摔得鼻青脸肿、浑身臭泥。母亲看得非常心疼，只得忍心又把刚满八岁的我送往公安县莲花垱，寄养在乡下我亲生的外祖母家。不久文革开始，记得我第一次听到一个同学讲刘少奇是坏人时，我叫他别瞎说，然后还问过老师这是不是真的。六七年年底，也许是六八年初，正值隆冬腊月，一场大火把外祖母家及同住大堤上的两排人家烧成灰烬。大人把我们小孩子赶到堤下河边，看到熊熊燃烧的冲天大火，听见人们呼天抢地的哭喊声，我第一次同时感到恐惧和壮观，并可能因此使我对悲壮美(西方美学家称之为“崇高”)萌生出特别的感情。后来，只要我碰到悲壮的人事、场景，我都忍不住默默地独自流泪。
快上四年级时，不到十岁的我到阴曹地府实实在在地走了一遭。那是六七年暑假，我和邻居比我大两三岁、乳名叫“六寿(听说十年前已病死)的男孩一同出去“寻猪菜”——为喂猪挖野菜。在离家两、三里的地方，我们看到约丈许宽的水沟对面有一台抽水机——这是我儿时记忆中最早看见的现代工业产品。六寿提议我们一起过去看看，我说我不会泅水。他说他会，并告诉我怎么泅水、踩水。水面不宽，他说我一手拉着他，一手拼命往后划，几下就过去了。我欣然同意，当即脱掉唯一穿在身上的破短裤。他好象先把我们两人的裤子托出水面送到对岸，然后回来又牵着我往前扑。这一扑便把我推进了鬼门关。我记得喝了好多水，呛得我的鼻子灼热疼痛难忍。我慌乱中抓住过他的身子一次，但他挣脱了。我虽似乎已失去知觉，但心里仍然记得他曾说只要使劲用脚踩水，两手往下扑打，人就可以冒出水面。我奋力这么做，居然冒出过一两次头，还看见他正赤条条地站在沟旁抹眼泪。我又下沉了。过了一阵，我再也不感到任何疼痛不适，只觉得自己轻忽忽、慢悠悠地不断往下坠，周围一片宁静，心中充满祥和，仿佛是在梦里，但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应走出水面。不久，我的双手似乎碰着了什么东西，我想可能到岸边了，摸着的一定是树根。我紧紧地抓住它，我想只要抓住树根往上爬，我就一定能爬出水面。因此，我吃力地攀着树根往上爬，一直爬到我感到树根突然被我拨脱，然后我就“死”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隐约约开始听见周围有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声音好象又近又远。然后发现我自己似乎正趴在什么地方。又过了不久，我迷迷惚惚地被人背回了家。事后我才知道被救的经过。原来，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年轻夫妇回女方娘家探亲，男的要走小路，女的要走田埂。当他们从田径附近经过水沟时，发现六寿在对面光着身子傻乎乎地站着哭，一问，才知道抽水机旁的深潭里有人落水。他们赶忙高喊救人。听到喊声，对面附近住家有一位六、七十岁的田姓老婆婆甩掉衣服，抽出晾衣竹竿奔到沟旁。年老体弱的田婆婆奋力挥动长竹竿在水里来回扫搅，几个来回就扫中了我，我在失去知觉地情况下竟然与她配合得当，紧紧抓住竹竿最终被她拼命拉上了岸(我以为是顺着树根往上爬，树根断实际上是我被救出水面。然后好像让我趴在锅底上吐水。后来，她叫人通知我家，家人得到通知后，一方面派人来背我回家，一方面派人通知在松滋县乡下蹲点的妈妈。当母亲风尘仆仆边哭边骑车回家并在生产大队诊所叫来医生时，我刚刚恢复知觉从而回到了阳世。我常感叹我一生一世从未得到父母以外任何人的任何帮助，也从未碰到任何偶然或任何幸运的好事，这次溺水获救是唯一的例外。我常想，因我在这次经历中同时获得了人生中最大的帮助和最大的幸运，所以上天已把能给我的一切都一次性地给完了。是啊，父母生养了我，上苍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本就不该再有任何奢求的。但每当我痛不欲生时我都想到，要是我当初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死了，我的人生也许更令人惬意些。至少，我在死时内心是平静、祥和的，而且无遗憾、无后悔、无失望、无痛苦。如果那对不知名的年轻夫妇不反常地在田埂上走，如果田老太太再晚一分钟听见叫喊声，如果她老人家一时找不着长竹竿，如果竹竿在水里少搅动一次，如果我在失去知觉后放弃求生的意志不紧紧抓着树根(竹竿)往上攀，我早就死了。事隔三十三年，我在阴间的成就也许比在阳世的成就高出好多倍。死，其实并不象人们常讲行那么痛苦可怕。我“死”过一次，我现在对死亡的感觉和记忆都非常美好。这种美好的体验是任何没有过“死亡”经历的活人永远也无法领略的。我常常怀念死。
六八年我上小学五年级受文革潮流的影响，竟然也学别人样和几个小朋友组织成立了我命名为“捍(毛泽)东(林)彪兵团”的造反组织，还给小时打过我的老师贴过大字报，经常在傍晚提着“马灯”、对着纸糊的喇叭边走边喊革命口号。另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我常常出去砍柴。有一次不幸摔倒，镰刀把左手中指几乎连根割断，流了很多很多的血。最后找到医生仅给我裹了几层纱布了事，从没想到给我上夹板，结果长长的伤口弥合后，中指却永远弯曲不直。也许我小时实在不招人喜欢，也许家里的长辈、亲戚分亲疏，我在家常常感到委屈、冷落。一有空就出去到我的闰土似的好朋友家去玩，我总觉得朋友们的家人比我自家的人对我更好也更亲切。记得一个寒冷的冬天，放学后穷苦的家人又叫我出去砍柴。我挑着一对大箩筐，两手筒在袖子里，孤伶伶地一个人冒着刺骨的寒风，艰难地在羊肠小道上走着，想到自己这么无依无靠，没有人心疼爱护，我不顾一切地突然把担子随地一扔，趴在遍无人迹的萧瑟大地上和呼啸的寒风一道放声痛哭，哭了好久好久，我往前爬了几步，跪在冷漠的堤坡上，仰望灰暗阴沉的上苍，我想起我妈妈、我想要妈妈……现在是下午四点一刻，回忆起三十二年前的这件往事，我又忍不住在自家办公室里失声痛哭，青儿在客厅里听着音乐睡着了，他们这一代多么幸福!二十年来，自从我八０年在天津师大因为你和自己的辛酸人生独自大哭一场，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这么伤感，这么涕泪横流，但愿我的儿子们不会象我这么感情脆弱，但愿世人别象我这么多愁善感。
六九年爸妈又把我接回八宝区机关与他们一起生活，将五岁多的弟弟轮流寄养在公安县乡下外祖母家。可是爸妈仍然常常下乡蹲点，每次一蹲就是十天、半月。我常常不得不一个人住在整幢大院里，夜晚我听到老鼠活动总是吓得我睡不着。每天傍晚在食堂吃过饭就站在路口等，指望妈妈能回来。我想像她蹲点的那个“新棉大队”就在一望无垠的棉田对面，可是我等呵等呵，从来都没有把她等回来过。当时我哪里知道我爸妈吃了多少苦。六七、六八年间，我爸爸因是区委秘书，经常陪着区委书记挨斗，有一次，残暴无知的乡村中学生造反派竟强迫我爸爸和一帮区委干部跪成一排，将一长条木板压在身后的小腿上，然后让人在上面践踏。作为区妇联主任，母亲除了挨斗，还要面对许多恶毒、下流的语言攻击，有一次还被红卫兵们逼着喝一瓢从厕所里舀出来的人粪，要不是好心的张姓叔叔替喝，我妈妈必定也会被灌粪，从而“已臭万年”。当得知两个血气方刚的舅舅拿着菜刀从公安县乡下赶到八宝区机关要与红卫兵们拼命时，妈妈厉言阻止了他们。六九年我父母亲能恢复工作，到乡下“抓革命，促生产”，他们哪能顾及自己的亲身骨肉。记得有次开大会，我去看热闹，还被一个高中生冷不丁地在脸上抽了一巴掌，骂我是“走资派”的臭孩子。三舅看到十二岁不到的我一个人独自生活，有一次竟让我看见他掉着眼泪与我道别。
庆祝中共“九大”召开那天，我把学校里的几个小朋友和邻居孩子纠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宣传队，当晚参加了庆祝大游行，并在之后的几个星期内每天晚上出去喊话筒——用铁皮喇叭高呼口号或毛语录。每次看到区机关叔叔阿姨在一起对着毛主席画像“早请示，晚汇报”，觉得很好玩。我还经常跳“忠字舞”。有一次，一个革委会叔叔叫我单独表演，还赏给我一本难得的“红宝书”。爸妈当时的思想也很“红”。记得父亲常常逼我背“老三篇”，背不出就跪在扫帚把上反复读。妈妈为了和贫下中农心连心，与她蹲住队的房东、一位善良的杨姓贫中农结为干姐妹，并经常议论让我长大娶杨家小女儿做媳妇。我偷听到这个计划后模模糊糊的感到非常兴奋。杨女比我高出一个头，大我一岁，长得很健康，红扑扑的脸，嗓门很大(这是爸爸觉得美中不足的一点)，眉清目秀。可能是为了培养感情，也可能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区机关太可怜，爸妈经常让我走好远的路去杨家。暑假在她家里住了两个星期。有个晚上，下雨天晾，杨伯父还让我和她同床睡了一夜。当然，她和她父亲睡一头，我一个人睡一头。当时我虽然还没有开始进入青春发育期，朦朦胧胧似有某种冲动，几次都想用脚腿去碰她。
因教育改革，我在小学六年级上了一年半。功课不多，我的成绩很一般。学校有次打篮球，我的胸口被飞来的大蓝球撞了个正着，蹲在操场边好长时间才喘过气来。再加上我个太小，抢不着球，从此对各种体育不感兴趣。学会骑自行车后，我经常回公安县乡下。暑假时期一个炎热的下午，十二岁不到的我骑自行车托着六岁不到的弟弟回八宝区机关，途中我因个小站在踏板上使劲往前踩，弟弟在后面打嗑睡，结果身子一偏，把脚伸进正在转动的车轮里受到重伤，我一看吓得直哭，还是路人帮我把他送进附近的诊所，在伤口上缝了十三针，后又发炎感染，弟弟为此吃了许多苦。他的命也很苦，我小时在他身上留下了几处伤痕，至今我还深深感到自责内疚。他长大后也在心、身两方面都受到过巨大创伤，我爱莫能助，但我已瞒着他向父母保证，他儿子的教育费用由我负责，他自己年老后由我照顾。我非常疼爱我这唯一的胞弟。
我自小长在农村，贫穷这一事实使我很早就有体会。比如我好像在整个童年时期都没穿过一件新衣，总是“捡旧”——穿比我年长的家庭成员穿过的旧衣，绝少吃鱼吃肉，有时连大米也不够吃，家人就把麦粒煮了吃，又滑又淡，我最不喜欢吃，好在大家谁都这样，没有看见过富人，也就不觉得自己有多么穷。到了六年级和爸妈在一起生活，到食堂买菜，看见爸妈总是买最便宜的，比如五分钱一盒的青菜、罗卜等。看到别人能买鱼、虾、鸡蛋吃才强烈地意识我们家比别人穷，尤其是妈妈的一块手表被造反派抄家顺手牵羊偷走后，爸妈两人连一块手表都没有了，也无钱再买，但我看见其它叔叔阿姨人人手上有块表。有一次无意间听到爸爸对妈妈发感叹说：“上次下乡蹲点，因为口袋里连五分钱都没有，过河都没过成，我站在渡口只掉泪。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哪’。”妈妈听后无言以答，只是长叹了几声。从这次开始，我一个人在家独住时也十分节约，总是只买五分钱的菜吃。冬天有一次食堂只剩下一角五分钱一盘的小鱼，我犹豫良久，实在觉得没菜吃不下饭，便下定决心终于买了一盘，食堂杨师傅看见我懂事、可怜，好心地多给了我一点汤。我受到启发回家后又掺了许多冷水，第二天变成鱼冻，结果一盘鱼竟让我吃了三天、六顿饭，一算还节约了一毛五。平时爸妈要我买东西就把硬币留给我，我从不花一分钱。有次爸爸在家又为没钱买饭菜票而犯愁，我一声不响地拿出我所有的硬币积蓄，爸爸一数竟发现有十元以上，他一边流泪一边笑着夸我懂事。但因为我节约，还给家里带来过不少损失。记得班上有位同学到我家玩过一次后，将他本从我家偷走的饭菜票还给我一两张，说是他在路上捡来的，我对他产生好感，经常请他到我家一起做作业，他也经常给我一两张“捡来的”饭菜票。后来发现我家被偷的东西越来越多，直到爸妈最终找出真相，我才和这位比我大几岁的“好朋友”绝了交。
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因为生活方式和内容区别太大，我在蒙特利尔的后半年与好友老李交往越来越少。四月放暑假后，他夫妇接我到他独租的公寓去玩，吃了一顿西瓜，看到他们夫妇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我感到很苍凉。后来，台湾好友老蔡因紧张的学习告一段落，常常到我的住处玩。后来得知他家本是大富，因自己三十多岁仍在用父母的钱觉得很不安，平时吃饭也很省，我经常从联兴超市带些可口的饭菜上楼与他分吃。他为表示心意也租了几次我倆共同爱看的、由李小龙主演的功夫片录像带。他可能在苏格兰求学期间追求金发女朗未果，在麦大语言学系又追求一个蓝眼珠的苏格兰女生。我问他：“这个洋妞长得并不很漂亮，邋邋遢遢，格调不怎么高，你为什么对她这么感兴趣?”他解释说：“我绝不会娶台湾女孩，她们太俗气、太势利，也太难看。日本、韩国姑娘虽还过得去，可我也不太喜欢。也许我在爱丁堡留过学，对苏格兰姑娘情有独钟吧。”他自己省吃俭用，在这位苏格兰女生身上却大笔大笔的花钱，人家明明表态今生绝不会嫁给他，只可与他交朋友，他就是不死心，我劝他也无效。其实，在内心我对他这种先定种族国籍再挑女人恋爱的做法大不以为然。
老蔡来自早已开放多年的台湾，又在英国留过学，见识比我广得多。他给我介绍识别各种名牌轿车、高级服装、昂贵手表和相机，还经常解说富人的生活方式，欧洲的风土人情。他喜欢绘画、摄影，他说他的相机是德国“莱卡”牌，是品味高的人才喜欢的真正高档货。他对德国的一切都偏爱、神往，因为据说信佛的他前世是德国丘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人当胸一枪凶毙。他在我下班后常和我去蒙市优美的劳伦斯河畔和老城区散步、摄影，还一起观赏过在蒙市举办的“国际焰火节”，可惜人多，我们没有抢到好地形照几张像。但某园放的“心形”焰火与蒙市交响乐团在落天演奏的乐曲所交织的声光夜景在我心中的留影却历历在目。我还经常独自到麦大音乐学院去欣赏免费的、由学生们与名人一起排演的爵士音乐会。记得蒙市举行“国际爵士音乐节”期间，我一连三个夜晚都不顾打工的疲乏在街头倘佯，听到半夜以后才归家。
老蔡在“联兴超市”楼上给我精心照过几张照片。我最喜爱的一张是我抱着双手，侧坐在椅子上，头部上方挂着一面鲜艳的、纸质的五星红旗，其构思和意境是：人穷志不短，打工不忘国。因位在唐人街，虽然不通广东话，与同国的人来往较多。其中三个人值得一提。一是工友阿彬，他本是柬埔寨家里非常富有的华侨，只身一人逃到加国成为“难民”，也许他长得有点像我三舅，也许他会说些普通话，比我小四、五岁的他和我相处甚为融洽。打工的时候我们配合也很好，他有时怕我力气小还照顾我一二。他给我最大的帮助是经过聊天，我了解到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每人其实都有一部幸酸的创业史，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们自力更生、能上能下的精神。他们不但能在逆境、穷困中拼斗，更有随时都重头再来的勇气和毅力。其中一个越南华侨家还是开飞机航空公司的，因越南排华，财产被没收，不但几架飞机没有了，连家具都充了公。他父母把最后剩下的两块金条带在他兄弟二人身上投海，最后到加国已身无分文。但这些工友又重头开始，拼命打工挣钱，没志气的吃喝嫖赌，有志气的又准备有朝一日东山再起，阿彬就是有志气的人，他很节俭，一心想熬几年后再当老板。有一次几乎把食指全削断，他也不请假休息。我和他下工后经常到一条无奇不有的街上去看热闹，有各种杂耍，拉琴卖唱、吹号打鼓、画画跳舞、吆喝叫卖，应有尽有，常常使我想起广州有名的“高街”。分别前他硬是请我头一次、也是我最后一次逛了一趟脱衣酒吧。对我们打工仔而言，门票不菲。但看到一队队黑白裸女在台上逐次表演，其美妙的舞姿、调情的做派、斛光交错的景象、悦耳激荡的音乐，真让我留连忘返。尤其看到一个黑人女子身材窈窕、舞姿优雅，让我心中感叹道：“想不到世上竟有这么美丽浪漫的黑色女朗。”阿彬想给我看“桌舞”——全裸的舞女单独为某一客人在指定的酒桌上跳舞，我不想让他破费太多，更对那种几乎肉身相贴(无论客人碰看舞女还是舞女碰看客人都算违法)的调戏不敢兴趣。我拒绝了他。酒吧中的男人们个个色迷迷的，呼喊不断，但我的心中却非常宁静，真正懂得美、陶醉于美的人是心无邪念、明净如水的。
另一个与我常聊几句天的是一个餐馆的年轻老板娘。我每次给她送货她都很客气，不象别的老板那样对我们下人喝五吆六、粗暴无礼。她也是从打工囡熬成老板的。她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过几次：“你今后要做老板，就做‘One-manboss[意即没有搭裆的一人老板]’。”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是她的原则，也是闯世的教训。当时，我从来也没想到过做老板，在所有的中国学人中连移民的事都不敢想。我们都一心想拿个洋学位、攒点钱回国。
第三个与我走动较近的人是姓刘的中国新闻社某处副处长。他自动放弃到家乡广州筹备、主持分社的升职机会，专程来加应蒙市唐人等一位活动能力极强的女人之邀创办当地的首份中文报纸。看到他剪剪贴贴、拼拼溱溱就成了一份报纸，让我大长见识。他常常来我处聊天，我与他最常谈及的是他雇主对他的剥削及我的留学困境，当然还天南地北地谈文学、社会、官场、家庭等问题。老蔡碰见过他几次，非常讨厌他那副“尖嘴猴腮的共匪样”。不抽烟的老蔡劝我少与他来往，说他到我处无非是想混几支烟抽(加国香烟极贵，抽烟的中国人为省钱大都临时戒烟，我因烟量小，能自控，又能买到较便宜的黑市烟，故没有忍此奇疼割大爱)，而且一见他来马上把我的烟抢过去掖在他的口袋里，弄得我哭笑不得，自己都无法抽——我一生的最大爱好之一就是抽着烟与好朋友聊天。
到了八月份，我因不愿自己掏血汗钱交学费，转成留学生身份已无可能，后又接天津经贸学院梅副院长信，叫我按期归国返院，还说我们英语系缺系领导。妻来信写得更明白，说院领导已表示这次要升我做系副主任，我对此颇有疑虑。熟悉中国官场的刘副处长给我出了一个“妙计”，他劝我按期归队。回国后如三个月之内不见动静，说明经院领导并无升我的本意，无非是怕我象许许多多的访问学者那样“有去无回”。我觉得这个主意甚合吾意，便决定回去，给经院领导，也给我自己最后一次机会。老李劝我千万别回国，他坚信凡回国的最后再也出不来。他希望我想尽办法，即使学我的一些工友申请难民、做“黑人”等大赦也在所不惜地先留下来。老蔡和我同病相连。他与我快分手时方明确告诉我他家原是大富，因他带劳力士表、穿高档服装、玩名贵相机、花大钱泡洋妞、对旁人不屑一顾，结果无意中得罪了语言系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终于没有给他攻读博士的资格。他委屈地说：“我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我是不能不穿不戴，把这些东西全扔掉吧?!”他说他和我一见如故，并不仅仅是因为我是华人同学，而且因为他与我气味相投。其实，我只是个毫不势利的人。他的那些名贵东西我当时认都不认识；也从没打听他家如何富有，与他结交更不是为了巴结富人。他学业、女人两空，不无黑色幽默地说蒙特利尔应译作“梦翠娥”。对他而言，麦大一年不过又是一场空梦。他给我送了几件名牌衣服，改掉中文名字，乘火车从东部到温哥华卑诗大学重念语言学博士。
送走他后，我又与联兴超市的老板、工友们道别。看到霞姐，我颇有几分依依不舍的感觉。我想到鲁迅小说《伤逝》中的主人翁。要是我能一分为二，我一定会娶她，帮她抚养两个孩子，而不是仅仅在言词上、表情上同情她的遭遇而已。为表示心意，她坚持要我把她当初借给我的电视、音响带回国，还给我一架照相机。她说这些东西虽不都是高档、全新的东西，但很实用，可以帮我省一笔买大、小件的钱。她知道，大陆的中国人都非常非常穷，希望我回国后还有出国留学、完成我的学生志愿的机会。我坚持只收下了她给我的相机(前年闪光灯坏了，现在是青儿的实物玩具)。虽然十二年与可怜又可敬的霞姐音讯全无，我心中仍常常想到她。在我经受学业上的打击、人生中的困苦时，是她象母亲、大姐和情人一样爱护了我。不象我与月姐，我和霞姐自始至终都心纯情洁，相互之间没有丝毫良知和道德上的污迹。因此，我虽然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依然对她时有怀念之意。在这一点上，我想妻是毫不介意的。
离开蒙市的前一天傍晚，我独自一人步行了一个多钟头，爬到市中心皇山之巅，眺望熟悉、美丽的全城，看着最高建筑上的探照灯周天旋射，我在心中默默许了三个心愿：但愿我能重返安定美好的加拿大，但愿我能拿到属于最高学位的博士头衔，但愿我能把妻、儿接出来一起在国外生活几年。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灰溜溜地离开蒙市，在多伦多转机，在温哥华出关，在东京再转机，在上海停留，最后在北京机场出关。海关官员看见我报关单上表明我随身携带的美元现钞竟有万元之多，明显与我一年访问学者的经历难于吻合，他们把我叫到避人处，让我解天围在腰上的宽布袋，随便数了几张百元美钞，终于相信我的关单完全属实。当时我在心中大声说道：“老子不再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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