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的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0000年元月十日,星期一
易明:
自收到你的信后我已于今晨给你寄出了四封日记式难托绵书。两地茫茫,隔着太平洋,不知你现在每一天是怎么渡过的?
我也该讲讲我现在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了。我每早八点一刻起床,先打开英文电视72台看看股市行情,读读当日英文报《温哥华太阳报》上的政经消息,然后出去跑步,二十分钟后返家洗漱,空腹喝一碗银耳莲米红枣羹,以调气润肺,听听当地中文(国语)电视台“城市电讯”转播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吃完早点再打开电脑看看我的投资日况,然后帮青儿起床、吃早点。等他学完每天必学的一个中文字后,便让他看英文儿童电视节目。我就在家上班,我的公司名叫“昌明企业有限公司”(英文注册名称为SunmoonEnterprisesLtd)——将英文“日”、“月”两字写在一起,在中文中可为“明”或“昌”,也象“易”!下午三、四点后出车工作一直到晚上十点半到家。吃饭、洗漱、接听电话、看英文电视,十二点关灯前必躺在床上或地铺上看二十分钟书。
我在最忙的时候平均每周工作60小时以上,开车十个小时,耗四十公升汽油,跑350公里路。即使在最不忙的时候,也平均每周工作20小时左右,而一年中最不忙的时候就只有圣诞、元旦期间。正象我当年加倍地爱你,我现在也加倍地工作。我计划一年后退休。至于我现在的生活、家庭及工作性质、公司业务及日后打算等等,我会将一切都毫无隐瞒、完全透彻地告诉你,只要你能容纳,我要给你整整一个世界,与你分享我的过去、现在及未来。无论是我的痛苦、甜蜜、失败、成就、丑恶、美好、平淡或特异,本都有你的参与。
雪仍然在静静地下着,就象我笔下无声的文字,落在温哥华的大地,也飘过你的眼底。我的心里是宁静而淡泊的。今天我变得安稳多了。
昨晚在离家35公里之外干了五个小时活后没再出车。妻看我明目张胆地给你写日记信,非常关心地说:“你也真是,咱家单家独户,无所谓影响,易明也是有先生,有单位同事的人,你不怕会给她惹闲话、添麻烦?”我说:“易明和我比较有默契,她会有办法应付的。”妻看到我醉心的样子,似乎有些激动,突然嗓音哽噎地说:“好啊,我跟你吃苦奋斗了这么多年,每天给你吃现成饭,你现在倒有了自己的精神生活,赶明儿回国,我也去找。”我说,“这种情感不一样,我对你是爱护之心,对易明是怀念之情,就像我对谢明的关怀一样。”妻说,“你一定要写进去,说我曾几十次想和你分手,你的狗屎脾气是女人都受不了。”我承认,我的脾气非常非常恶劣,和妻说话“从来”就是“吼出来的”。对孩子们也毫无耐心,一天到晚挑剔、呵斥。至于为何如此,你不久就会明白的。在此先设一个伏笔,我在留学移民前,并不是这个样子。
吃完晚饭,我边体贴地替妻洗碗——我平时即使在家也最讨厌洗碗,边让长子袁来(1985年6月初某下午五时生于天津)背诵前几年让他背过的五十首唐诗宋词和三篇英文历史名篇,想到他曾是在本省卑诗省(国内译为“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唯一“天才班”读过书的人,竟花了一两个小时才结结巴巴地完成任务,我又忍不住对身高已一米七、比我还高的大儿子吼了几句。妻因心情不好,提前上床躺下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变着说词花样,最后以答应教一招“拳式”为诱饵才让四岁多的小儿子喝完了药,然后我也例外地十点不到就上床关灯与妻“谈心”。
“你好象在闹情绪?”妻并非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也从无‘吃醋”的表现。
“傻瓜才没情绪。”妻说。
“你不要误会,我和易明只是叙写往事。与她的交往,和你毫无关系,何况我早已将我的一切告诉过你,去年十二月初想与她再联系一次,也是你同意的。”
我不准你再写下去,除非‘over my dead body’[踏过我的尸体]。”
“别这样过激反应,我们前几天不是约好了吗?
我这个男人不赌不嫖、不喝酒、不饮茶,连烟也戒了快四年了,一天到晚都是一个赚钱的机器,唯一的大毛病就是脾气极坏,我现在写写信,治治我的毛病不好么?”、
“你别总把自己说成一杂花。”
“你也别以为我会怎样怎样。没结婚,谁也不知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只有长年累月朝夕相处才真正互相了解。我有点自己的精神生活,这是人之常情。你每次生我的气,恨得我牙痒痒,就没有怀念过你从前的男朋友,叫什么柳,柳青,对,柳路来着?”
“……”
“请你不要遇事说破坏性的话,做破坏性的事。等你今后有机会看到我写给易明的东西,你会发现我一直是多么维护这个家的。你常把‘分手”两字挂在嘴边。我可没有想到过和你离异。”
“……”
之后,我和妻回忆了我们当初的恋情。我告诉她:“别忘了,是你当年把我从易明的阴影中解救出来的。”我还讲到,不要以为自己脚下的路太过坎坷,太多荆棘,别人走的路兴许有毒蛇猛兽,而你希望走的那条路还可能充满陷井或魔鬼。世上有的是羊肠小道,高速公路是建了不少,人生中又有几条是康庄大道?
昨夜先是做恶梦,梦见我最心爱的青儿在我眼前被凶猛的鲨鱼吞噬了,让我痛哭干嚎了好长时间,半夜醒后又失眠,在床上象北方人烙烧饼似地辗转不安。我干脆就“灵侣”问题作了一番思索。
“灵侣”是我汉译,英文叫Soulmate,国内英汉字典译作“情投意合者或情人”其实不够全面、准确。当学生时,“灵侣”曾是我们总会提到的一个文学现象,指的是“灵魂的伴侣”,即精神生活中最亲密无间的人物。英美世界现在许多作家、高级知识分子、文化人士都会有意无意地碰到这一问题,似乎是最近才有的时髦东西。在我看来,需要灵侣是人类特有的普遍现象,其它动物只有肉体性别的交配。人有思想、感情及复杂的社会符号系统,心灵的吻合与交流是人类精神生活的自然要求。否则,世上为什么总有形形色色的宗教、主义或其它数之不尽、层出不穷的精神文化产品?
就此而言,作为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独特的人文精神现象,灵侣可成为专门一种学问。但它太世俗、太人情化,不能归入神学;太多宗教神秘色彩,不能归入心理学;也太现实、太个别,不应只在文学批评、伦理学或美学范畴内研讨。是人都需要灵侣,只是自觉程度、急迫程度和沟通程度不同罢了。尤患中年综合症者,更需要灵侣。灵侣最好是自己的配偶和推心置腹的生死之交,这样不致演化出道德、社会问题。但成熟知己的异性,尤其是情人或初恋情人似乎是最好的灵侣。对我个人而言,最好的灵侣莫过于你,婚后生活中我们毫无瓜葛,精神世界里却二十年丝丝入扣。也许,我今后在这方面可做出具有社会实践意义的开创性研究。也许,这是我终于找到你的又一个美好的收获?
比我年长十二岁,我在加国唯一最好的朋友孙嘉斌是位皈依基督的数学博士,他于圣诞千禧之际在寄给我的贺卡中写到:我虽无亲眼见你每日如何劳苦奔波,但见你的身体、神情,我都会为你感到疲惫。我猜想,你的灵,正如刘再复所言,“走遍了所有地方,尚无找到可安歇之地”。归来兮,我的挚友,你当归回天文的安息,永享属天的安宁。
引得真好,说得真妙。但我经过多次努力,始终未能放弃我的无神论思想,我无法把自己交给耶稣,交给佛祖或真主似也不妥,我把灵交给了你。既然命运让我最终找到了你,我的灵也就有了安歇之地,我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物再将我们两颗无家可归的灵分开,除非你自愿再一次将我的灵也赶进“地狱”。当然,请你相信,我有能力处理好一切关系。你放心给我回信,妻会和我守约的,她不会拆看我们的书信,我们内心也不应为此而增加负罪感。
当时我和你热恋三个多月,因命运作弄我们不能长相厮守,我便很少向你提及我的过去,现在我们不再有婚嫁问题,也不会勾引对方,私下偷情,旧情复发也不过是一种文字游戏,尽可以言所欲言,无所忌讳。但愿世人、家人、故人能慷慨地给你这一点写信的自由,仅此而已。有了你,我的余生才有了意义,我也不怕再经受任何失败和打击。心灵有归宿,感情有依托,世上还有什么可怕的事?
打开邮箱,看到谢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从荷兰寄来的千禧贺卡今天才到,而八一年深秋我忘恩负义地单方面撕毁婚约,对她的确是难于置信。难于接受的打击,而对极端自私的我也并非易举,我不但要亲手刺伤我父母的心,还要伤害她的父母,更重要的是,我还要冒身败名裂的风险,
而这个风险实是我一生中的几个最大秘密之一,世上除了当事人以外,我一直等到九六年秋才向妻吐出这一秘密(还有最后一个我不便向妻讲,日后可与你口说)。
越能完全分享个人秘密的人,越能成为孤独者的灵侣。我现在要告诉你的这个秘密,就是我在前信中已屡屡暗示过的一个可耻事实:八0年初夏,我回松滋老家参加全国第三届研究生书面考试时曾利用父亲的地位作过弊!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松滋师范学校教室里拿到“马列政治经济学”的考卷,我没费多大气力就答好了。后来我虽未做假,成绩还很不错——这与你的帮助分不开。在所里复习应考时,是你用三十页左右的信笺纸将各种要点抄录替我准备的。你当时印象很深,我只两个早起就把那些要点、条文全背得烂熟。而在另一场“英文专业”考试中,文法、用法部分我考得还算顺手,但两到翻译题, 即一段《红楼梦》汉译英,
一段评论莎士比亚理论文章的英译汉,却叫我急得直冒汗。作为文化大革命中长大、以工农兵学员身份毕业的我,尽管自己下了不少功夫,自学了不少英文、汉语,学习成绩优异,甚至背过字典,还是有好多英汉字汇不认识,或似曾相识,又字义不清。考试收场后,我怕没绝对把握被天津师大录取,就冒着父母可能严厉惩罚的后果不顾一切地私下请监考人员将专业考卷给我拿回家再“润色润色”。监考人员因我是当过县教育局副局长的相公,又因我的问题不过是有些中英文字汇不认识而已,便很同情地将考卷给我拿回家修改。因次日上午必须盖上邮戳寄回天津,我晚上把自己关在家,神经高度紧张地干到半夜。本想请母校中学英文老师帮忙,但找不着人,找着他也没这个水平,自己动手又差一本较好的中英文字典,家里没有,一时也无处去借,只好将就捧着一本小词典抓耳挠腮、连猜带曚地改了又改,第二天天未亮就惴惴不安地把考卷交回监考人员,让他在九点之前封好并挂号寄出。没想到竟然一切顺利,事后获得通知赴津参加面试,结果因我反应灵敏过了关。最后之所以能从全国168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在全县获得第一个“状元”美名,也获得所有亲友故旧(包括你)的祝贺,殊不知我原来是这么第一个“水货”!
为防止秘密泄露,我至今未向你们提起,直等到我获正式录取通知单、即木已成舟、大功告成时才告诉我母亲,并取得她的谅解。以我的年龄和学历,能进入师大攻读硕士,对许多认识我的人来说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在交大就是“白专”人士。但是,这件事使我在师大那两年吃尽了苦、受尽了罪。首先,由于实力不够,学习异常艰辛困难,既无外援,又无内助。凌姓师兄似乎不信服,还有意无意地“考”过我两次,看我是否真正如导师们所相信的那样,我是一个小“‘活字典’, 没我不认识的字”,结果我从没露出破绽。因为我上学之前后痛下苦功,在短期内又背了一本较厚的字典,而且每天都在复习,随时准备应付任何考试。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性格,也改变了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我以前一直是一个自信心超强,非常清高、孤傲的人,自此以后,我对自己的才智也产生怀疑,变得自卑、自怜,心怀罪恶感,直到九六年秋我才真正有所恢复。此后多年,我虽“少年得志”,人们却不懂我为什么这么廉卑沉郁,都还以为我少年老成。
我从进校后,一方面极力克制自己,不去想,诅咒自己不该作假,一方面又骑虎难下,咬紧牙关在学业上拼搏。记得我常常唱一支歌颂因反“四人帮”而入狱被整致死的女英雄张志新的歌:“铁门呀,铁窗呀,铁锁链,锁不住心中的春天。……’我生活在四重牢笼里:一是失恋的哀牢,一是学业上的困牢,一是良知的刑牢,一是婚约的苦牢,我当时真的快要疯了。而这一切,原来都是因为你!
我不是耸人听闻,更无意责怪你——你从来就是无罪的。我只想告诉你我当时的心态。发现你对他人的承诺如此不可动摇,又深知没有你,我在研究所无法呆下去,自尊心、妒忌心都不容我眼睁睁地看着你替别的男人去生儿育女,多方努力又因研究所领导级别高不买账,不能让我调出那个鸡不生蛋鸟不飞,连顿饭都捞不上的大山沟。我唯一的自救方式就是准备‘退走’,万一你最终抛弃我,我就沿着这条路滚出去。还记得你当时说,“你是一个强者,天津有的是好姑娘等着你。”我听了只是苦笑一番,无言以答。我当时真希望你能保护我这个弱者、败者。
如果你答应跟着我,我当时准备立刻向你坦露这一令人可耻的秘密,这种不可告人的秘密象沉重的大山压在我身上,我在事业上一辈子都在做着“愚公移山”的苦事。其实,我当时只是想试试身手,以便我摸清底细,做好充分准备。我以前一直打算,要考,就考北京的名校。你知道,考研究生,还是我母亲自作主张为我报的名,单位领导不让我去考,也是我母亲赴研究所请领导高抬贵手,让我一试。也就是那次,我母亲在我的要求下由你安排在你的宿舍住了一晚,第二天你上班前在没惊醒她的情况下替她准备好早餐。她对你十二分好感。她离所之前说:“我看易明的确是个好姑娘,你的眼力不错。她心好、体贴人,人又长得标致,就是身体有点单薄,象体弱多病的林黛玉”。听了这话,我一方面得意自豪,一方面忧心忡忡。当时的你,以及以后的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女人。后来我们终于分手,我自形见绌,暗暗佩服你的眼力和警觉心,没能让我这个可耻可笑的癞蛤蟆吃上高洁的天鹅肉。可也正是因为你的婉拒,我才一步步堕落、自暴自弃的。
言归正传。如果我与谢明分手的消息传出去,如果那个监考人员是个小人,我就必然会陷入身败名裂的绝境,而且还得连累父母家人,甚至所有亲友。为预防出现最坏情况,我先极力动员父母双双调出松滋。我通过母亲说服父亲趁被地区农业银行借调在荆的机会,想法留在荆州,又劝说母亲处理掉她千心万苦亲手建起来的自住房,找关系,也上调荆州。看到这种事并非一日之功,说不定根本办不到,我又改变计策用最具威胁的语言通告谢明父母,如我的父母因我与谢明分手受到牵连,让人欺侮、穿小鞋、听闲话、受冤枉气,我就对谢明全家实施报复,而且会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我的言词、反应过度激烈,以致两边父母都气得吃不进、睡不着,看到我的信就掉眼泪。我记得自下乡开始就最喜欢我的谢妈(即谢明的母亲),还把我写给她的信给我母亲看,让本就关系密切的两位母亲面对面气得直哆嗦。了解到这种情况,远在千里之外、从小自认为是孝子的我竟无动于衷,还一鼓作气,用最绝情绝义的话反复强调我的意愿。我伤了这么多人,而且是这么善良、慈爱而无辜的至亲和长辈,现在想起来就感到自己大逆不道。我太自私、太残忍,仅仅为了在我呻吟时能有亲切的听众,为了平衡自己的自卑自怜心理,为了排解我没有得到你所感到的悲伤,我绝然不顾别人的尊严,肆无忌惮地蹂躏别人的情感,真是一大罪过。是的,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大多也有不择手段追求个人成功的倾向,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本无可厚非,但在追求个人幸福的过程中,如无意伤害了别人是可以原谅的过失,如有意伤害了别人就成了难以饶恕的罪过。
元月十一日,星期二
追求个人幸福乃是一种天赋人权,其中所付出的勇气、毅力及艰辛通常与结果是成正比的。也常常使我憾慨万千。根据《温哥华太阳报》今日头版头条消息报道,昨天又有十八名中国同胞藏在集装箱内由人蛇集团从香港经过大海偷运到北美,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离港,本应今日抵岸温哥华,结果在西雅图被发现。其中两男一女已死,另外九人进院,六人正在接受检查,这是本年开始十天内第三桩同类案件,去年夏天则有六百名左右的中同同胞乘坐无国籍标注的废旧货轮漂洋过海抵达卑诗海岸。这种“人口入侵”在加美两海岸造成很大震动,目前不但是一个国内经济问题,也成了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加国尽管以其难民政策宽容著称,现在也在各种国际(主要是美国)、国内压力下一改过去的做法,只要是中国偷渡客,一经发现就先关进监狱。为了保护本国利益,一贯标谤人权至上的国度也会随时撕下面罩贱踏人权的。它们完全是两重标准的伪君子国。有关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问题,我已纳入著书计划,与你不想多谈“国事”。令我憾慨的是,如果我们的祖先在最强大的时候进取心更强一些、胸怀更广阔一些,北美本来也有可能成为中华帝国(汉唐、明清?)的殖民地。反过来,如果我的祖国现在十分团结强盛,同胞们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离乡别土,在没有任何人身及经济、政治保障情况下,为改善个人的生活而漂洋过海,甘受剥削与凌辱,到北美来圆极难实现的“寻金”梦。每一次看到我们祖国或同胞受侮遭难的消息,我都哀痛、愤恨不已。
我自认为是一个爱憎极为分明的人,我的情感强度可能超过许多人好几倍,我现在心中(对伪君子国)的恨连朝夕相处的妻也只能看到冰山一角,而我当时(对你)的爱连你也只看到了火山爆发前的一缕白烟。如果你不将火山闷熄,你就很可能会把我造就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一个连我自己也不敢设想的大丈夫。激情,尤其是激情的自然释放,是使生命放光的点火器。
但命运的无情毕竟使我沦为一条情场上身受重伤的野狼,一个社会生活中背信弃义的小人,一个事业上的冒牌次品。八一年深秋我撕毁与谢明的婚约,不管我已变成疯子还是病人,依然无法压制住我对你的怀念。我一边尽力应付学业、功课,一边开始学会用读书的办法自我解脱,在那短短的几个月里,我博览群书,增长了不少知识。小说、诗歌、戏曲、教育学、心理学、逻辑学、中外历史、西方哲学等无论对我是否实用,也无论我是否感到有兴趣,我都尽量的借阅。我在学业上拼命用功,既为应付功课,为自己学力不足补课,也为精神的寄托与调解。在那不堪回首的岁月里,我心中的两大隐痛即在情场上失去爱人、事业上因考试作弊失去自信,使我倍感煎熬。
在师大两年的学生生活中,我每天早晚都背字典,以防露出破绽,以应不时之需(庆幸的是与谢家翻脸后,我自己的丑事没有被那个监考人员利用,我的家人也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牵连)。作弊之事既不能从心中排泄,又得不到任何学业上的帮助,我只有硬着头皮熬过一个个考试、测验。我刻苦用功的精神可从一件小事来看。八一年夏,我回湖北过暑假,在等待谢明回城探亲与我相聚之前的几周内,天气炎热,每天都在40摄氏度左右,我为了提高我的翻译、英文水平竟在三个星期内把二十世纪初爱尔兰伟大作家、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山鼻祖乔哀斯的早期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全书通译成汉语。其文字之艰深、情调之幽婉、篇幅之巨大、情节之朦胧,对当时的我真是一场磨难(现在读此书当然感觉不一样了)。将近二十万字的东西,就是在炎天盛夏里用中文抄写一遍也令人匪夷所思,而我却把它翻译成几乎可以发表的文字。因为炎热难当、汗流不止,我便把用冷水浸湿拧干的毛巾围在腰上当吸热吸汗裙,等汗水太多我就拧干毛巾再用冷水处理后又围上。母亲下班回来看我这样不顾酷暑炎热、不顾蚊虫叮咬,心疼得忙用芭蕉扇在旁边给我打扇驱蚊,而我又心疼妈妈不让她站在旁边。我的学术眼光也不错,要不是得知国内当年同时正有两个大翻译家在翻译此书,我一定能通过导师帮忙将其发表。返校后在导师唐教授的主持下,我们研究生五人一起合译了美国文学史上50篇最有名的短篇小说集,虽事后天津人民出版社因“反污染”运动宁可付我们退稿费也没有将此书付梓,我的翻译能力还是获得了老师的好评,且从此获得了“快手”的实力与雅号。
除了通过发奋用功尽快找回自己的自信心,我开始与上海交大的老同学及其它朋友开始通讯交往,以便尽快地将自己从感情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我在大学期间有一位叫安一鸣的女同学,是当时交大有名的校花,人长得漂亮,体态也轻盈,她得知我已从山沟沟里跳出来在师大攻读硕士学位,先主动来了一封长信,笑骂我在交大时多麽“妒忌”她的才能,多么心胸狭小阴暗,不久又来了一封信大谈“假如我是你的妻子”云云。说实话,我对她一直较有好感,也许她率直、多才多艺、漂亮吧。但我始终认为不可以与之共患难。换言之,我觉得她有点势利。如果我真的如她所相信(希望)的那样爱她,我早就在交大将她追得昏天黑地了(你是深知我的大胆与执着的),绝不会天天在宿舍里开一个默恋她的好友的玩笑。我回信不无几分热情、语调却含揶揄的信,结果她再也没来信,不过过去两年过圣诞我都给寄了节日贺卡,老同学嘛,何况还是与我有过特殊交往的女人。
与安一鸣的插曲值得一叙,实因我觉得她和我一生都对对方抱有一种很深的成见。她的确非常漂亮,尽管比我还大两三岁,四十多了还风韵不减当年,甚至更加艳丽。但也许我感到她太过势利(她为什么总是在我处于人生的“良辰美景”时与我来往?),或用西方人的口头禅是不够性感(性感是因人而异的),我虽偶有所想,但我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与她结为夫妇的可能,而她似乎始终坚信我(应该)非常爱她。也许我和她都自作多情,对彼此的吸引力过于自信。其实,好感并不等于可爱,可爱的人并不一定非美人不可。她不象你能使我一见钟情又终生难忘。
窗外又是大风雪,又是今年第一次出现雷电,天气颇不平常。下午眼皮跳,但愿等一阵出车平安无事。枝江县城我从未去过,你屋外是否有寒风,屋里是否温暖? 如果明天雪不化,我就带着已退烧的青儿出去堆雪人,照几张像,今后再选时日给你看。不知湖北今年可否下雪?
吃完晚饭本应出去工作,因雪厚路滑,到处塞车,转了一个小圈又兜回来了。为平安起见,只好作罢。刚才看“中国新闻”,得知由仙桃开出的一个中巴在汉宜公路上出重大车祸,令人怵目惊心。但愿湖北的亲人康安无恙。但愿你出入平安、健康无恙。
元月十二日,星期三
今天天气晴朗,气温在零度左右,但地上积雪厚达半尺,妻在外面清扫车子,刚才好不容易开上道上班去了。这还是她第一次有一个比较称心如意的正式工作。工资不高,但属全职,即每周40个工作时以上。我对她说,我支持她上班,一来避免在家与青儿共处时间太多(小儿子见着妈妈一天到晚淘气、贫气、令人生气,不好好学习,也不好好吃饭);二来减少和我摩擦斗气(我最近一星期来安静多了)。世上的事就是这样不公平,当我最需要她出去工作,以减少我的负担时,她从来没能做到,而现在当我丰衣足食,不愁生计时,她又找到了工作。正如一种马泰效应说:你如没有,还把你已有的拿走;如果有,再多给你一些。我现在本想停下工作,专心给你写信,把我的一切一咕脑儿全抖给你——我何止有千言万语!但工作上一时还不能完全歇手,我的责任心迫使我必须逐渐从烦恼的工作中淡出。因此,我写信常常中断,显得有些零乱、破碎、字迹也丑草难认,没办法,也许这样更自然、更真实也更亲切?
我要通过毫无修饰的写作,将二十年与你分离的漫长生活压缩到信封这个小小的空间,同时与你再一起共同生活。等我死时,我就可以瞑目了。美国二十世纪一位伟大诗人弗洛斯特有一首快炙人口的短诗,其中一个趣旨是:面对两条路,我希望都走。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能同时兼走两条路,但我找到了你,也找到了同时走两条路的独特途径。仅就这一点,我也应感谢上天。你乐意和我心连心把这条路走完吗?我想春蚕到死丝方尽。
雪大、清冷,交通不便,青儿的病还没完全好,中午我就不到机场去与路过温市到美国西雅图去工作的程姓老同学相会了,也舍不得时间出去和青儿堆雪人,一有空我就写信。其实,现在给你的这些文字好多都是我边工作边写的。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能“一心二用”的人,因此,我的人生比常人也整整多出一倍。
下午两点左右,程姓同学从机场打电话来,说他赴美办工作签证竟遇到刁难,还讲到这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美加两国一天到晚讲人权、自由、平等,尤反种族歧视,但为了避嫌,许多政府部门或公众机构应用少数族裔对付少数族裔,结果让人处处感到有种族歧视,却又无法启口。我一直认为:中国人搞个人斗争堪称世界第一,搞集团政治简直不堪入流。英美诸国才是政治高手中的高手。
多年来,加拿大人才南流入美,连中国留学生中也早就流传这么一句话:有本事的去美国,没本事的留加拿大。我的这位老同学也算是加国人才外流的一分子。作为计算机工程师,他在南边工资高、有活力、机会多。加拿大是儿童的乐园、中年的沙场、老人的福地、穷人的地狱、富人的天堂。老同学和我下乡一别,至今已有23年,与故人抚今追苦,真令人怀旧空吟。
读到此,你对我在师大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尤其是对我内心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一定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两年,先后与我接触比较密切的有四位室友和同学。刚进校时,我住外文系研究生宿舍,因凌姓师兄和几位学长家在天津本地,并未实际住校,我等于住单间,但不久就有一位地理学系的北京人姓赵的研究生搬进来。他三十多岁,有妻小在外地,世故,有点玩世不恭(在文革后为数不多的“老三届”研究生中,绝大多数人都象他那样,比我大十岁左右)。当他听完我的祥林嫂式的故事后很不以为然,只是讥笑我说:“你小子真犯傻。你整天在这伤心叹气,人家不定正搂着自个儿的男人睡大觉呢!”正是这句令我忌恨交加、令你现在听来很不是滋味的话使我久久不能平静。我当时一想,认为话语虽粗鲁,却很可能符合事实;又想到我人在宜都都没能打动你,远在天津更是鞭长莫及;再想到学习压力太大,不壮士断腕我一定会人、名两空。因此,我才最后写信,痛骂你一场,一为出气泄“恨”,二为自己解脱。如果不是那句尖刻的话,我多半还会和你“死缠”下去,直到你结婚为止。(后因赵姓同学每晚睡觉必吹鼻不止,让我夜夜难眠,几近发疯,对他的态度也变得日趋恶劣,不久就逼他搬走了。)
第二个李姓同学本是七七级大学生,因同上法语课认识而成为朋友。他与我同年同月生,我告诉他在我家乡可称为我们“老根”。他聪明、用功、内向、志大、体弱(长期患严重哮喘),我们很投机,有年生日我还是应邀在他家过的。他的同年级女友或未婚妻是天津市副市长的女儿,比他大两岁,非常爱他,坚拒许多想高攀的才俊之士的纠缠,使我非常羡慕他。后来他也考入本系研究生专业,八六年赴美读博士,至今不知踪迹。正是因为看到他有一个好女人在身旁与他分享忧愁与胜利,我也萌生了在京津就近成家的念头。
第三个是一个姓苏的室友。他大约八一年就从英国留学返校,成为天津文革后首位拿到洋硕士学位的人。回到天津机场,听说市府还派车接送,着实风光了一阵。但不久我就得知他的留学经过与常识,发现他并不比我强多少,无非是口语、听力好些而已。他名声大,求爱者多,好心人也多,手中经常有十几、二十多张年轻女人的求偶照。我建议他分门别类,按一定标准和次序“选妃”,最后他选了塘沽的一位女大夫(当时凡年轻有为的男子似乎对女大夫情有独钟)。记得早晨常与他一起跑步,顺便学点活生生的英语,那时我便开始萌生出国的念头,但还不敢相信我这个冒牌货、穷小子能否成行。换言之,我只是常常想想而已。(苏姓室友现为南开大学教授、某系主任)。
第四位室友姓戎,他是历史上盛产“进士”、才子的江苏武进县人,属七八级苏州大学毕业生。他与我年龄相妨,有爱妻在家,聪明、反应快,有才情,和我是外文系唯一的两位念研究生的南方男人。我们本来很投机,但我内心总嫌他锋芒外露,他也说我太愤世忌俗。说话尖刻,为人冷漠。(他哪里知道我心中的痛楚!) 他对文学理论感兴趣,常在我面前夸外国专家多么欣赏他,而我最讨厌主义,也不太欣赏(有意无意)爱表现自己的人。他越高谈阔论,我越觉得理论之无聊无用。也许这是部分原因,我终于选写实用性较强的课题做为硕士论文。事实上,我班五人写翻译课题唯我一人,其它四位均写文学或比较文学论文。正因为我逐渐对美国后现代派文学及文字理论深恶痛绝,私底下常有极端的言词,结果我和刚进校时非常欣赏我的美国教授关系越来越远,又听说班上有人可能利用我的气话挑拨,以讨取洋人的欢心而走出国捷径,我便和洋人教授几乎从此敬而远之,至今只与他用电脑通过一次仅几行文字的短信。(而戎姓同学迟我一年半毕业后回常州某大学任教,后与我合作译书但未果,曾与我不约而同在《中国翻译》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后来我出国曾联络过一次,也许因我帮不上出国忙而断了联系。)
以上四位后来都应很有成就,当时都在无意中对我的学术、性情的发展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在当时接触的人中对我以后的人生道路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八一年秋(?)不知不觉走进我生活中的一个上海女人。她也是我交大的同学(我是班党支部委员兼团支书,她是学习委员),比我年龄大将近五岁,在江西井冈山地区下过八年乡,能干、练达、字写得漂亮,小时练过气功,个子较矮,人瘦,面目平常,与你先生同姓名,只是多了第三个字:月。我不记得我们当时是怎么联系上的,也许因她在北京六机部工作离我最近,也许传说本来与她同时分配到部里工作的应该是我,而非另一个湖北沙市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汪姓女生,或因某种道不出的缘份,我们不但开始往来,而且越来越勤——她常出差到天津顺便来师大看我。不久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我写信称她为“月姐”,她称我为“明弟”。她很快就得知我的两个心病:一是我为当初未能分到北京工作,在“社来社去”的政策下被贬到宜都山沟而十二分耿耿于怀,二是我曾狂热地追求过你,而且对你一直揪心地怀念。她每次来天津都开导我,关心我的健康,送我营养品,还鼓励我想办法到北京谋职,把失去的机会再抢回来;同时,更重要的是,她成了我可以向之倾诉对你的思念的最耐心、最同情、最善意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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