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000年元月十七日，星期一
易明：
今天早晨据电视新闻报道，位于东部的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的气温为零下42度，而温市的雪虽还没有完全化尽，却阳光灿烂，温暖如春。我出去跑步，顺便给你寄去第六封信。曲指一算，想必你已收到我的第二封信!按我的经验，寄回湖北的信通常快则八天，慢则十二天。如你及时回信，再过十天左右，我应当能看到你的第二封书信了。我等着，盼着。
新闻还说，云南最近发生地震，上万栋房屋倒塌，死了许多人，今天又发生徐州大黄山煤矿事故，也死了好多人。世间只有人的生命最宝贵，却又最脆弱，远不如大自然的其它生物，一棵小草既使遭人折断或践踏也不会突然死去的。讲到此，我突然心血来潮地想，我死后要妻将我的肉身和你的书信一起火化，再将我的骨灰给你分一点点，今生今世我们结合无缘，但愿死后让我的一部分与你永相厮守。当然，我担心妻到时不会按我的这种遗嘱办，更担心你会象二十年前一样对我说：我爱你，但我不要你。
记得在十八年前我与月姐谈论最多的，除了到北京谋职的事务性话题外，就是两个我一直都不理解的问题：一是命运既然安排我与你相见相爱却又为什么不让我们成为眷属?二是我又红又专、个人条件如此优异，为什么把我贬分到宜都山沟?这两件事是我一生中在事业上、爱情上所受的最大的打击，不但发生在同一时期——一九八0年上半年，而且其强度同样大得使我痛不欲生，乃至令我以后的人生产生决定性影响。两者在冥冥之中是否有某种联系?这些问题令我十分费解，但至今尚无满意的答案，也许永远没有答案。或者，人生的真义本在追求答案，而非获得答案?
对上海交大基础部掌权人物最终将我罚配大三线这事，我和月姐交谈后所获得的初步结论是，当权人物有意打击我。我班的辅导员本是一位姓杜的年轻女老师，她教我们一年级听力课，因我进步大，成绩优就名列全专业前茅，相信对我的印象一直不差。但基础部分管我班和日语班学生的干部马中祥对我不但缺乏好感，还与我有点格格不入，他也是上海人，个头瘦小，没上过大学，当过兵，爱抽烟。我注意到他经常和两个班的男生在一起聊天、抽烟。我因为穷，自己都没钱买烟抽，当然也不配象其他爱抽烟的男生给他敬烟；再加上我年纪比较小，世面见得少，不象其它工厂来的成绩通常较差的学员年龄与他相妨，能和他天南海北、时事女人的无话不谈；我又是一个不会讲上海话、大三时只关心自己学业的乡下人，对他总是敬而远之，因此，只要有机会，相信他是宁愿说我坏话，绝不会替我美言的，而他的话在当时仍然很“左”的气候里远比教授、教师的话有份量，甚至举足轻重、一言九鼎。也许更重要的是，毕业前不久在一次由党支部书记主持的全班政治学习会上我讲了一句不太符合我这个党支部宣传委员身份、不符合场景的玩笑话，现已记不清说的什么，结果在一次由基础部党总支领导主持的全班党员会上逼我做了检讨。整个过程我现已记不十分清楚，但我当时的确感到某种压力。姓俞的党支部书记本人、组织委员兼班长的徐姓同学，以及所有党员在班里的成绩属中等偏下，甚至是差，连担任学习委员的月姐的成绩也只达中等，出类拔萃的仅我一人而已。当时提倡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我的一句玩笑话可能得罪了某人，从而触发了某些人的忌妒情绪，最后导致我在类似批斗的会上当着总支领导、全班十几个党员及辅导员杜老师、分管学生工作的指导员马中祥违心地批评自己“只专不红”。我相信没有人计划要整我，但一旦有了借口和机会，落井下石的人大有人在。我不知道是那个人或那些人挑起这番攻击的，我只知道自己嘴无遮拦，引火烧身。我当时也有猜测，认为是愈姓同学(他年龄比我大六、七岁，在上海某造船厂当过团委书记)，首先向徐指导员告状，然后徐把党总支领导推出来整我一通，我当时的还曾私下发誓，如果我三年之内跳不出宜都山沟，我就要弄把枪到上海找人报仇，后来认识你，也就完全打消了这个念头。现在看来，我在毕业分配时受到打击并非没有原因，我的落难也并非由一人一事所致，我是人际斗争中的失败者，极左政治的牺牲品，如果我象其它党员的成绩一样差，没人会在意我的任何玩笑话。换言之，正是因为我“又红又专”的优越条件使我丧失了进京工作的机会。
功亏一篑，木已成舟。八0年初，我从上海灰溜溜地退回湖北，途经武汉在松滋驻汉办事处与一位李姓高中同届同学不期而遇，他本在湖北念书，毕业分配后，正要到北京四机部(即后来的电子工业部)报到工作。他的春风得意与我的一腔悲凉形成鲜明对照，使我倍感自己命途多桀，我请求父亲找关系，趁我在宜都报到之前将我转调到武汉。当时我找到了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高教处处长的松滋人周时炎(他若干年后曾升至国家教委副主任)，他告诉我说章凤波也分回湖北，眼下也正在为调动工作的事在武汉活动。听了我的情况，他对我的处境颇感同情，也觉得我是一个有点真才实学的人，可以到正在重建、恢复的中南民族学院任教。他邀请有关的另一位处长向我的研究所人事处交涉，结果在电话中遭到所方坚拒，回到松滋后，我曾对爸妈耍孩子脾气，说：“你们好心肠，帮这么多外人调动工作都成（爸妈因同情一个在松滋的上海知青为她上下奔波求人，经过四、五年努力终于将她调回上海），轮到自己的亲身儿子就什么事也办不了”。
八0年二月初，经多方努力失败后，我万般无奈、满怀凄怆地带着简单行李，坐汽车先到了松滋口码头。等船的时候，我看到我所熟悉山林农田——三年前我下乡插队的玛屿河林场正是松滋口所在的地方。我当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沉重：我奋斗了五、六年又回来了!”“社来社去”的政策又把我赶回我当年艰苦拼斗、一心想离开的穷山恶水，这样回来突然使我感到无脸见江东父老。我独自蹲在码头不敢碰见任何认识我的人。我当初护林治虫时曾流着血汗走过全林场的每一个山头；山上每一棵松树都被我为治松毛虫喷过六六六粉；我也在山间的许多坟堆上枕着石头睡过觉、打过盹；我曾站在高山之巅，途经山脚下东流的长江水发过愿、写过诗；我还独自住在深山草棚里守林，半夜三更听到狗吠狼嚎就手握一把锈刺刀彻夜不眠；太寂寞的我曾在山间小路上边走边放声高歌、吹笛子(后来受到批评，说守林人不应该暴露自己)；大雨滂沱时我曾索索发抖地裹着雨衣在密林深处躲雨；每当我饥饿辘辘又吃不到饭时曾拨茅草根充饥；我还在没菜的情境下用盐水拌饭吃，偶尔吃一顿油炸花椒树叶、棕籽豆腐都感到心满意足，当我太想父母，为前程担忧实在忍不住辛苦时，我还曾在草丛中独自长叹流泪……所有这一切历历在目。我为跨过城乡之间的鸿沟吃尽了苦、受尽了罪。“社来社去”却又使人“惟上智与下愚而不移”。这是人生中多么残酷巨大的讽刺!难道乡下、小县城孩子无论怎么奋斗，无论有多少才智到头来都只能回老家，蹲山沟吗?我搭上又脏又臭、又乱又挤的小火轮沿江而上，再经过宜都县城转车到达大山沟的研究所。所里因单身汉少，食堂只开一顿饭，害得我每天连饭都没着落，要买几个鸡蛋自己做菜还得走几里山路。我几乎完全颓废了，失去了斗志，与一些同学、故旧从此断了十八年的来往，对所里热心要为我这个名牌大学高材生牵红线毫无意趣，只是打定主意，等心情平静后再准备报考研究生——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和打算。
但我看到了你，并一见钟情，我本毫无在研究所谈恋爱、结婚成家的念头，我还要给自己找机会东山再起，而且，我自视很高，对于一般的女孩子从来不屑一顾。可是，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似乎一下子在你身上突然全都呈现，你婀娜多姿的身形，爽朗清甜的嗓音，妩媚漂亮的脸庞，如草似茵的长发，尤其是你那深湛明亮的眼睛，端庄矜持的神情，使我感到心旷神怡，一瞥而定终生。交谈不久，得知你也是因“社来社来”被罚配分来的上海医学院学生，你也下过乡，而且离我的下乡之地只有一江之隔。你知书达理、善解人意，练达能干，心灵手巧，多才多艺，精明而脱俗，贤慧又纯情，你的才女之心与我的文人之质似乎灵犀相通，尤其是我们似乎同为沦落人，使我坚信你才是上天给我预备的女人，并是替我疗治心灵创伤、激发我奋斗不息的医生。因此，我不管你是否对我有好感，也没想过你有否自由之身，我们见面没几天我就鼓起勇气向你十分唐突的传交了求爱诗——天下只有能激起我写诗的女人才是我的女人。记得当初刘姓朋友也对你十分爱慕，你一定记得他比我会献殷勤，而我的室友察觉我和你有不正常交往时还笑着说过一句他们巴东县人的口语：你们是一个要锅补，一个要补锅”。这种不堪入耳、令人亵渎的话我当然从未对你讲。
不久，你与我首次约会，晚饭后在桥边的公路上一边散步一边告诉我说，“可惜太晚了。”你与别的男人已有了婚约。我本想激流勇退，但也许是我认为自己仍然有权追求你，也许你对我的吸引力太强大，也许当时的我需要你在我受到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打击时给予安慰、关怀和爱护，我稍有犹豫后又全心全意地投入了对你的爱，尽管你口头上从未松口，但你似乎也很快地爱上了我，而且在当时的我看来也好象爱得不假，不浅。现在事隔整整二十年，你在信中对我说：“今天我以上帝的名义(今天是圣诞节)郑重地告诉你：20年前的我是爱你的。”我相信这句话是真的，并非完全是为了满足我的自尊心、爱惜我的情感的好听说词，我当时想，到现在也认为，谢明的解释多半是对的。
“她为什么没有答应嫁给你呢?”月姐也曾问过我，而这也正是我常常向她表示迷惑不解的问题，我对她说，我什么都想过了。我曾认为你可能已失身于人，为此我反复还向你暗示过，即使你已不是处女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求我的女人婚后对我忠实；我曾想到过可能我的身材长相不如你的男人那样对你有更强大的异性吸引力，(我见过他一次，但没说过话)，或许也不如他现实、能干、厚道，但我发现你并不特别在意男人的外表，我虽个小但绝不丑，他虽个高也绝非男子，即使白净些、英俊些，似乎有点女人气，而生活本领总是谁都能学会的，我曾疑心你担心我会象绝大数男人一样婚前百般殷勤、婚后慢慢“算帐”(我曾偷看过一封年龄显然比你大的朋友的信，信中因对你就此提出过善意的警告)，但你应该知道我是痴情型的男子，并非爱献殷勤的人(事过二十年我对你仍怀念如初，证明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还想过许许多多其它的可能性，想了一二十年，转了无数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你并不“爱”我。我爱你可毫不犹豫地为你去死十遍或以全世界为敌，你“爱”我却不是以使你为我抛弃几个微不足道的窃窃私语。对不起，我现在无意与你在这一问题上和你纠缠不清，说些貌似怨恨的话请别介意。我只是在深深的怀念中讲起我深深的遗憾。我说过，人生的趣事莫过于追求答案，答案往往要么根本就没有，要么永远也无法找到。
我和月姐谈论你我之事越多，她似乎对我越一往情深。不久，她对我的情感便溢于言表，等我有所体察时颇有猝不及防的感觉，记得我在师大最后半年一边要应付学业考试，一方面还要抽空撰写硕士论文。我在交大时从未用英文写东西，作文课一共没上几次，每次还是将几个现成的句子改写一下然后再串成一段，后来，即所谓“GuidedComposition”(可理解为“模拟作文”)——这种作文课我后来至今从中国到加国从未再上过，甚至没听说过。写论文很苦，整天搜提肠刮肚也想不出来要写什么，偶尔有两三个念头一时半天也谈不出合乎文法的英文句子。有一个上海刘姓同学还说她写得直挥眼泪，而另一个比较幸运的龚姓同学因与洋人教授关系密切，听说她有好多论点甚至例句都是老外给她打印出来给她的。在苦于无话可写、又对你百般思念的时候，看到月姐情意切切的来信常感到很大的慰藉。有一次，她在北戴河出差期间写来一封颇有文彩的游记式情书，结尾处竟然是：“紧握你的手”，和我当初给你写信的结尾语“吻你”二字一样令人顿生绮念。见面后我真的主动与她握了握手，她表示希望我能娶她，我说要征求父母意见。同时，我反复问她：“是不是因为我现在是研究生了才爱我?”她说，“早在交大我就对你非常有好感。
“你就坐在身边，我怎么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你对谁都那么冷淡，谁敢接近你?”
“我交大毕业分到山沟那会儿，你为什么没主动和我联系呢?”
“我知道你那时心情不好，想等我在北京替你找好去处再与你联络嘛。”
虽然她的解释非常牵强，我不知为什么并不认为她是一个比较势利的女人，也许是我自己势利，一心想进北京吧，我不无敷衍地给父母去了一封信，故意明确提出月姐大我约五岁。正如我的期待，母亲回书明言断然反对，说女方年纪太大(月姐比我母亲只小十二岁多)。我给月姐看了这封信，她问道：“你自己爱不爱我?”我说：“爱啊。”
“那你能不能把父母的地址告诉我?”
“不能。”
“为什么?”
“……”
我相信“日久生情”的说法。我在交大都从未想到过与月姐成婚，现在有你这面镜子，在自尊心、自信受过一系列沉重打击后又获硕士研究生身份的我更没想到与她结合的这种可能性。但是相处越久，我对她竟也产生出一种越来越深的依恋之情。我得不到你，但必须有一个爱护我的异性听众，听我倾吐对你的思念，就象当初的谢明一样。月姐这位听众似乎比谢明更开通，在心理及空间距离我也都更近，并对我的喃喃思念毫不介意。我说听人讲你生了一个女孩，她后来告诉我她还私下给你寄过一个贵重的洋娃娃——我至今不知你收到否?我非常感念她的大度和深情。无论在天津，还是在北京，看到她象母亲、大姐、妻子一样的关怀我的起居饮食，我觉得她越来越亲近。她瘦小、平常的外表本来对我毫无吸引力，时间一久，我也看得很顺眼了，她年纪已不小，八年的下乡生活早已度去了少女少有的矜持与腼腆，但我对她的大方、能干、开朗也很适应。她既不是名门淑女，也谈不上是什么小家碧玉，但她确实用她的真情温暖了我的心。我虽还没有最后下决心要娶她(一旦我下决心，全世界人反对也无法改变我的决心)，但也不想伤她的心而坚持拒绝她。我和她似乎都把婚嫁问题暂时搁置一边，只是一味地放任自己的感情，任其发展下去。
有一次周末她专程来津看我，在我的学生宿舍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钟。她说该出校园外找旅馆了，我突然对她依依不舍地说：“这么晚了，就在这凑合一夜算了，我睡室友的床，她睡我的床。”当时我无意勾引她，并自认为对她的“性”趣不大。她欣然同意我的提议，各自说毕，上床后，我和她隔着帐子继续说着话，这时的话题无非还是你，北京，论文这几个。大半夜后我们都睡不着，我一时冲动钻进自己的床，她便紧紧地象大人拥抱孩子似地爱抚我。这种经历我很早就有过。当时我除了许多已向她说的，还有许多埋在心里让我难受却又还有许多埋在心里让我难受却又不敢说、不便说、不愿说的事，比如我考研究生曾做过弊，比如我渴望你的亲吻(在你之前我从未吻过女人)等。在月姐女性的温柔和激情中，我感到莫大的心理满足。但是我们虽然象热恋情人那样互相依偎一直到天明，却并无越轨行为，说出来外人一定不信，但事实如此。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似乎都有一种罪恶感，我没有说什么话，她也就收拾了一番勿勿回家了。
过不多久，我因论文关系到北京中科院语言研究所，按我的指导教授唐老师嘱吩向他早年的学生、全国有名的赵姓中青年语言学家登门求教。知道我这位不速之客的小师弟的来意后，赵研究员看了看唐老师的介绍信，然后将眼镜拿下搁在摊开的字典上，直截切入主题。
“哦，你也是唐老师的学生?!”
“是是，是。”
“你这个选题［“试论英语中的否定”］实在太大了，大得连我用三本书也写不完啊。”
“那您看我该怎样缩小论题范围呢?”
“你去多看几本书。”
接着，赵研究员边哼边哈地借题发挥，语带讥绡不耻地把年轻研究生们都数落了一通，说我们不知天高地厚，书没看几本，就想做大学问云云，当时国内研究生还很少，书也少，参考资料十分缺乏，学术非常落后。)我感到他有些闹情绪，让我下不了台不打紧，对唐老师的面子似乎也不顾。我唯唯喏喏，谢谢他的指教——尽管我任何有益的帮助也没得到，然后便蹑手蹑脚，惶恐异常地退了出去。
满怀委屈、自卑、愤怒的心情，我到月姐的职工大楼去找她。她又象过去一样安慰我。吃过晚饭，她说她两个室友都不会回来，我可以留在外间过夜，用不着立即回天津或找旅馆。这次是我欣然同意她的提议。我们谈到晚上八九点多钟，然后又象上次一样互相依偎、爱抚。然后，这次我们忍不住一时冲动偷尝了禁果。十点左右她的一位室友突然回家，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在我爱心已碎、年近二十五周岁时破了童身，而她也在三十岁时才真正从一个老女孩变成一个年轻妇人。尽管我在婚前仅有这一次性经历，但自此以后，我在心中又多背上了一副沉重的道德的十字架。
我曾经是一个诚实、正直、聪明，外貌不扬，语言木讷，自卑感与自尊心同时很强、上进心与意志力超强的少年，在八0年初到八二年初短短两年时间内，我先因事业理想受挫而堕入爱河，又因恋爱受挫而考试作弊以求出路，再因失去恋人和学业自信而伤害一个无辜的好姑娘，最后又因怀念恋人和寻回自尊而放纵堕落，以致又失去道德的清白。我似乎已进入某种摆脱不掉的恶性循环。
回到天津后，我感到空前的自责、自卑和自怜，我需要找回自尊、自信与自负才能走出自筑的囚牢。我强烈地意识到，我可能是为事业而生的，上天本来就没有给我安排、准备一个爱人。因此，我初步决定牺牲本就不属于我应有的爱情(我当时认为和月姐结婚与其是爱情，不如说是道义责任，或者是权宜之举)。为了全心全意投入事业，为了确保功名之路畅通，为怕最终与月姐不能成婚，我竟无耻地向月姐的室友、甚至还向一位我知道在北京的影星写信求偶——结果可想而知遭人耻笑一番或石沉大海。我认定自己只剩下一个解救自己的出路：进京。对我的疯颠行为，月姐虽然感到很伤心，但她原谅了我，并继续为我的分配联系说项。等我通过论文答辩，得知个人档案已经上调北京，大功基本告成，我便舒了一大口气回湖北松滋过暑假去了。
六月十八日，星期三
八二年盛夏，我在松滋渡假时曾到宜都山沟去过一趟，名义上是回原单位看看，感谢有关领导放人，其实是想去见见你，我在所里没有见到我的共同的熟人刘姓朋友，以及我的室友，我也根本没去看什么领导，只是与另一姓张的交大同届同学过了一天。张姓朋友是荆州地区高干弟子，他最终只得在宜都报到上班时，我已离开，对我在所里的情况不甚了解，我绕着弯向他打听你的去处，他不太清楚说你已结婚，并可能生了一个女孩(现在一定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吧?叫什么名字?)身体不太好，后来我又问另一个有高干背景、晚报到的徐姓交大同学，他说：“你打听她干什么?”我说：“没什么，当然一起分来的，只是想知道一下。”他也说对你的情况不熟。不过他说你当时并不在所里，可能回家探亲去了。第二天，我无精打彩、满怀失望地回到松滋。这便是我二十年前与你分别后第一次专程去找你的经过。我自知我的内心充满了丑陋与罪恶，本是毫无脸面去找你、见你的，只是我对你的怀念至深至切，哪怕不让你知道偷偷看你一眼也好。但是我未能如愿以偿。从此，我们十八年杳无对方的音讯，天各一方，尤如生死相隔两茫茫。
八二年九月我返回天津师大，途径北京时找月姐打听我最终的分配去向，她说我的档案已被打回天津人事局，北京名额已被别人顶去，我又一次被打懵了头，精神一下子垮了，等我稍稍平静后，月姐解释说她曾通告教育部和天津人事局，说我和她解除了(其实根本不存在的)婚约，因此我又改回由天津地方分配。了解到事情的经地，我几乎声色俱厉地质问她：“为什么?”“你回湖北两个月竟然没给我写一封信，是不是在松滋与易明结婚了?”“瞎扯!我与她早已解除婚约，还和她结什么婚，亏你想得出!”听了我的话，月姐后悔莫及。她捶胸顿足，几乎号啕大哭。一气之下，我转身匆匆赶回天津。过不久月姐也来到天津，以挽回不可挽回的情势，见过面之后，我对她说：“我本来还在考虑、犹豫，有可能不顾父母反对、亲友耻笑和你结婚，现在再没有什么可谈的了。”月姐回家不久来过一封信，说她与我分别的当天并未回北京，独自在天津海河边坐了一整夜，还曾想到过自杀。从此至今，我和她再没有来往，也从来没有她的消息。我和她自始至终都关系不正常，不是朋友却比朋友更知心，不是情人比情人还亲密过，不是夫妻又在生活上曾有几天不分彼此过日子。我虽非事先有计划、有蓄谋，但客观效果上我为进京谋职利用了她，并且在她身上体验了你当初对我的心意与情感，即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无辜的她进行了报复。这一经历实在见不得人，说不出口，所以一直是我最忌讳的丑事，最令我不安的秘密之一。在内心深处，我常常忏悔，常常感到自己实在太可耻、太丑陋。我还常常想到，以我这样卑鄙的人格，你拒绝我是很有预见性的。女人的直觉往往比男人的洞察力更准确、更可靠。可是我要说，正是因为我还没得到就已失去你才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我的堕落全然直接、间接地导致于你，你本人却毫无过错，因此也大可不必自责，甚至叹惜，谁让我当初并没有赢得你真正的爱呢?月姐从来没有回答我你为什么“爱”我却不嫁给我的疑问，但我似乎亲身体验到了这个答案：当初的你并不真正的爱我，在我看来，真正的爱人为对方连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牺牲，还有什么不愿、不敢、不能克服的呢?我还是不懂。人生中往往不是没有答案，只是真正的答案太残酷无情、太刺伤人，从而也就变得模糊、不准确，或者干脆消失了。这样也好，保持答案的神秘会使人生丰富、更充实、更有意义。不是么?
木已成舟，功亏一篑。北京去不成，天津师大也没脸回，不敢回。我便匆匆找熟人、托人情将我改分至天津市外贸局工作。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在情报处当翻译，二是到前途难卜的“天津经贸学院筹备处”。我觉得翻译官象假洋鬼子、狗腿子，有挟洋自重没有自我的味道，因此，我毅然于八二年十月到经贸筹备处报到。
当时的筹备处一共只有十几个人，包括七八个老师。处领导及其勤杂人员在局本部大楼办公，老师则在远在与市郊接壤的外贸中专大楼里分作“英语组”和“外贸组”办公。因没有学生，老师们的工作就是整理图书，学习文件，每天都议论纷纷，翘首期待外贸部正式批文建校。除了前后有几位正式分来的七七级、七八级本地大学生，其它老师都是在原单位不得志、各显神通从中学、中专调来的。因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又是党员，马上令人刮目相看，有人甚至感到了极大的威胁。有位并无正式头衔的余姓领导还在背后阴损无比地说：“什么研究生，噍他写的那几个疤疤字儿”——真是冤枉，我从没给他看过我的字，无论在哪儿，从来也没人讥笑过我的中文字写的难看。记得在高中、在交大，还有人有意学过我的字。从这一句不公正的评语，你可以想象我的处境是多么孤独、无奈，又多么象我从上海交大分到宜都山沟时的情境。尤其是，我和住校的两位单身每到晚上还得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室友姓孙，五十岁上下，因早年划为右派，罚配在内蒙二十多年，未婚，神经有点不正常，每晚象祥林嫂似的对我诉说他二十多年所受的种种磨难。另一个单身是位与我同年的年轻姑娘，名叫孟霞，当过兵，党员，开朗，歌唱得不错，相貌长得较好，与我是半个老乡。北方人以面食为主，每人每月只能配十斤大米，而我每捞上一顿大米饭吃就高兴得要死。我们三人自称是单身俱乐部，孙、孟两人常常笑话我的一句口头禅：“爹亲娘亲不如米饭亲。”
新的生活开始了。谁也不知道我的过去，我也想趁机解脱自己，尽力忘却我过去的一切，尽可能不再去想你。
也许是出于关心，也许是看到我和孟霞彼此互有好感，孙老师经常在我面前称赞她，显然很有意撮合我们。他本人因正在经历晚来的初恋，经常出去看他已丧偶、有子女的年老对象，有时很晚才归“家”。我孤寂难耐，时不时地与孟霞聊聊天。我对她颇有好感，常常暗自将她与我经人介绍、见过一面的姑娘相比，觉得人品强些，也比在师大的另一乔姓女大学生漂亮、可爱多了(我从没和乔讲过话，后来是龚姓同学告诉我，那位七七级大学生因想接近我曾与龚热络了好几个月)，但这次我不想再失败，再犯错，再做亏心事，我想一方面慢慢观察，二方面改过自新，找一个可以与之白头偕老的妻。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包得很紧，与孟霞闲聊，也是不痛不痒地偶尔谈一两句与我近几年丑陋、痛苦人生毫不相关的往事，比如在湖北老家上中学。
七0年春，正是文化大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因分别时任松滋县八宝区委秘书及妇联主任的我父母长期在乡下蹲点而无法兼顾我，加上父亲认为我从小应到农村去吃点苦，知道“一粒大米一粒汗，锅是铁做的”，便将十三岁不到的我寄养在公安县镇河公社莲华大队二小队的姨妈家里。念初中一年级姨父在外地工作，三个婊弟妹都小，我一边念书一边要帮个小体弱的姨母干许多家务活。队里要求每家每户为革命养猪，我便每天都得寻猪菜，为猪食奔忙。有一次剁猪菜还在左手食指上留下一条深深的永久刀痕；队里要求为革命积肥，我便一下学就听大人话拿起葫芦瓢四处去拾鸡粪、牛屎，为了和别人抢，我常常不用木筷、铁刮，而是卷起袖子用指头抓、双手捧；队里号召为革命自己解决生活困难，我便出去砍柴禾、拾麦穗、挖野菜。平时在家，我经常还要帮“抓革命、促生产”的姨母替全家洗衣服，烧火做饭，担水挑粪——湿草青枝点不着火，浓烟滚滚总是薰得我泪流满面，而比我腿高、比我人粗的水桶、粪桶每次都压得我呲牙咧嘴。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看见姨母把白米饭、青菜留给比我小五岁的婊弟，而把混有野菜的菜饭和咸菜留给我吃，不太懂事的我感到委屈极了，一个人躲到大堤下小河边哭得好伤心。我当时还不愿告诉我母亲，因为我认为她们姐妹更亲，妈妈知道后还会骂我(因怕妈妈伤心，此事我至今没向她提起)。我那时觉得没有人爱我，有时还怀疑我是妈妈在路上捡来的野孩子。我一年四季很少看见父母。每看见一次，还会遭爸爸打一顿，说我在学校成绩太一般，表现也不好。其实，我自五岁上学开始到现在，一共只与爸妈在一起断断续续生活过五年。我从小缺乏母爱，也没有任何人爱我，不知一个人躲在外面伤心落泪几多次。
大约是七一年初，刚过十三周岁不久的我因开始变声、嗓门粗大，被莲华中学的“红歌”课老师推荐给学校宣传队。当时全国兴起演“样板戏”，学校宣传队的胡老师靠一把京胡组成了《沙家浜》剧组，让我扮演“忠义救国军”的草包司令胡传魁，为此我得意了好几天。我们刚开始只排练了第四场《斗智》，因演得好，农村人爱看，胡老师雄心勃勃让我们排练了全戏，而且先在本大队各小队，然后到相邻大队、最后在全公社境内巡回演出。因我演得最活脱可爱，不久便成了一个名人，走到哪里都有人问：“胡司令，救过你命的阿庆嫂呢?“家里的舅舅们也常开玩笑说，“这下大明［我的乳名］有了本事，在哪儿都能混顿饭吃了。”最后我们还参加了区、县汇演，着实让我开心了一段时间。
我在戏中演坏人，在台下有时学坏人。说话故意象胡司令那样嗡声嗡气，有时还偷抽一两支烟，亲友熟人都知道我最怕爸爸，尤怕他揍人。每当他们听我高声喊唱郭建光的歌词：“这几天，多情况，勤了望”就笑着问我：“怎么样，大明，是不是你老子快回来了?”可能是七一年春节期间，爸妈赶回乡下老家过年，腊月三十那天傍晚，刚到家的爸爸看了我的成绩单，说了一声“总算有点进步”，可一看到“有时不遵守纪律”等页面评语时就火冒三丈。他照例立刻让我跪下来思过，没过两分钟，我趁他回头不注意，突然一转念头冲出家门。二舅马上出来追我，我一边跑一边脱下洗得有些发白的外衣，在昏暗的暮色中消失了。来到三、四里开外、在《沙》戏中扮演日军黑田大队长的李姓好友家，并提出他将我转移到他的邻居家里，半个多小时后，家里派人到李家打听我的下落未果。一两个小时后，我正和朋友聊天打牌，听到三舅、四舅边骑车、边讲话地从屋后大堤上经过。三、四个小时后终于在李家被家人抓住带回，路上向我保证爸爸不再打我，我回家睡觉，第二天爸爸一巴掌把我从床上打起来，痛斥我象蒋匪特务，这桩趣事使我终身难忘。
当时因我成了一个小小的知名人士，班上有位比我大一两岁的周姓女同学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请我的小婊弟交给我，我一看开头就脸红心跳，结果没看完就交给了老师。我很喜欢比我高一届、大我两岁、在《沙》剧中扮演新四军卫生员的张姓女同学，心里还害过一阵单相思。不知何时我与班上另一位大我一两岁的女同学开始约会。记得她名叫程业琼，个子高挑，瘦削，白净，漂亮，脸上有颗美人痣，是我家二小队副队长的女儿，其兄魁武有力，是铁匠。可能是我非常需要母爱，也可能是我的单相思无结果而移情别“恋”，我不知是如何和她建立起约会关系的，我总告诉她，只要她下课时听到我唱郭建光的唱词：“听对岸，响数枪声”就接约赴会。我们的约会地点总是在河边芦苇荡前的沙地上，时间是我发出暗号当天放学后的傍晚。我回想当时我们约会的总次数绝不会超过十次。每次我们都静静地坐在一起，我让她象年轻母亲搂孩子似地紧紧拥着我，不时用手抚摸我的头发和脸颊，谁也没有心思杂念，只是默默地听着彼此的心跳，听着河里的水声。就这样半个多小时后，我便像吃足了奶的婴儿心满意足地和她道别。那种甜密、纯真、宁静、安定、满意、悠远的感觉象最美妙的图画、诗句和乐曲一样一直铭记在我的生命里，每次回忆都令人无限神往。这种感觉记忆好像我伸手可触、睁眼可见、张耳可闻。我相信这种记忆是人间最珍贵的一种记忆，这种感觉也是人间最美妙的一种感觉。我不记得我和她是如何、何时结束这种富有诗情画意的独特幽会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恐怕一辈子也不会再见到她、听到她的消息了。但可以猜想的是，她现在一定仍是湖北乡下某个角落不知名的农妇或已失去娘家本姓的母亲，甚至祖母。每个人生都有一些只可追忆、难于言传的美妙经历，这种经历本身实是最有价值的财富，如果能慷慨地拿出来与至亲好友、甚至陌生人分享，这能否算是精神生活中的一种慈善行为呢?是的，经历就是财富。只要你肯去读，每个人生都是一部美妙的书。这本书中最细腻、最动人的章节，或许就是各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个约会，第一个情人，第一次拥抱，第一次吻，第一次发表处女作，第一次登台演出，第一次为人父母，第一次上班或第一次中奖。
可能是在七一年暑假，我去探望父母，时逢解放军正在八宝区招兵。我本想去当文艺兵，好象此路不通。碰上一位团职干部，说我很机灵，同意我去给他当勤务兵，可是爸妈又认为我太小，不愿放我走。为此，我难过了好一阵子。你知道，那个年代参军不但最光荣，而且还是改善个人命运的最好途径。我自从“懂事”、即上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基本在农村上学、生活。我一直认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上初中演戏多少见了一点世面，看到乡镇街上的孩子那么神气，感到十分羡慕、自卑。记得有一次，早晨我和一个同伴将前夜捉来的青蛙剥皮后拿到四、五里外的镇上去卖，看到街上的人掏钱给孩子买早点吃感触很深。我们当时饿着肚子，即使卖了三几毛田鸡肉，也不能把钱随便拿出来去买油条、烧饼吃。钱还要留着今后买煤油点灯呢。我们逮住那些青蛙吃了不少苦头。每到半夜，我和邻居孩子结伴而行，一手持电筒，一手拿着一根梢上插满大长针的棍子，到水田间、小路旁“打猎”。看到青蛙用电筒一照它便不动，一伸手准能逮住(有时看不清也可能无意中逮住一个癞蛤蟆)，看见鳝鱼用电筒一照也会不动，然后用针靶一靶一个准(有时也会误靶着一条水蛇)。天亮前回来赶紧剥掉青蛙皮，吃点东西后把鲜鱼留在家，背着篓子赶集去卖拾掇好的田鸡肉，为挣几个灯油钱，瞧我们要吃多少苦。也因为太辛苦，这种打猎活动我一共只干过两三次。看到街上的同龄人衣着干净，穿着入时的鞋——我们乡下孩子通常是打赤脚的，因此脚趾通常间距比城镇人大，知道他们可以天天看到汽车，家里有电灯，还可以在电影院里看电影——在乡下每年只能看到一两次露天电影，每次还要走好远好远的路，我常常希望能做一个城镇里人。而我初一、直到初二上学期的理想就是日后到县城里，去当工人。由此看来，人任何时候都是需要有理想的，只是不同的阶段，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理想。能因时因地变更自己的理想，这便是一种成长，这便是真正地适应环境。
参军的理想破灭后，我不久又失去了继续演戏的机会。母亲发现我学习不够专心，帮家里人干活少了还不打紧，尤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台下的我走路说话也有了胡司令的几份匪气。因此，她请求她的母校、她的老师和同学，也即我的学校和老师停止让我参加排练、演出。那时，我的成绩的确也不太好。比如有一次写作文，我生造了许多词语，还闹出将某物事比成“牛粪”的笑话。到了七二年初，我的生活与学习又因父母亲调动工作发生了戏剧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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