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若17次寫完并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000年元月二十九日星期六
八八年九月初，天津经贸学院派专车从北京将刚刚归国的我接回早已搬入新址的学校。晚上到家，看到妻已将新分给我们位于五楼两室一厅装饰得十分整洁、明亮，心里感到豁然开朗，可是三岁多的来儿看见我老长的胡须、疲惫的神情竟然瞪着一双大眼睛，直往妻身后躲，突然又使我觉得怅然若失。出国整整一年，我挣了一笔在当时看来数目颇为可观的美金，长了不少见识，交了许多朋友，还多长了几斤肉，可是我失去了学业上的雄心，为人的傲气和敏锐的反应能力；还有一百多个一年就已让儿子学会的汉字他也完全忘记了。
上班之后，看到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听到似亲切却疏远的声音，坐在也狭窄也宽大的办公椅上，我觉得本已远远跳出三界外的我陡然又置身于滚滚红尘之中。连最知己的老吴也说我完全变了，变得和他、和一切都疏远了。是啊，还没有完全恢复时差的我正面对着东西方社会文化的巨大差异，还没有调整好蒙市蓝领苦力与津城大学讲师之间的角色距离，更未将穷困潦倒的单身汉与拥有温馨妻室的小书生完全合二为一，我同时感到错锷而超然麻木而激奋。一方面我好像成了一个万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看到经院4院长到伙夫在大千世界微不足道的一个小角落里你争我抢，感到既无聊不解，又滑稽可笑，另一方面我又好象变为一个被推向角斗场的斗士，无论我是否强壮，是否有利器或技艺，都必须与睁眼不见、却遍地皆是的对手近身肉搏，否则就会被无情地伤残、践踏、我本想继续做一个旁观者，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想卷入人事的纷争也不行。
自从经院正式迁入自己的新校园，人也多了，机构也健全了，一切都变得井然有序，尤其是等级森严。为了摸清院领导的真正意图，我冒着可能使系领导感到很不快的风险，越级向上汇报我访问学者的经历。我说在国外扩大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旁听了许多课程，但未能展开科研项目。(当然，除了妻，我对谁也没有提及我在蒙市打工赚钱这一“见不得人”的经历。)听了我的业务汇报，梅副院长不但只字未提升我为副系主任的事，还对我这种在国外溜了圈、并未拿到洋文凭、洋科研成果的人隐晦地表示看不起。他的态度使我感到爱了莫大的愚弄、侮辱、欺骗和委屈。他那客气、冷淡的神情，同情、理解的口吻比直截了当地轻蔑和潮讽更令人难受。我马上意识到我按期回国的决定虽然没错，但我不能再呆在崇洋媚外、浅薄虚荣的环境中。我已经晚了许多年，不能再被弼马温的紧箍咒箍着。老吴说得好：经院领导对我的搞法就像“给狗鼻梁上挂块肉，让你跑死也吃不着。”
不久，被经贸部派往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处理我院原党委书记赵参赞死后事宜的外语系王主任返津回院，与我同时赴美进修的王副系主任也回国。其间我听新调来不久管行政的系蔡副主任点到为止地说，王主任趁我在国内之机曾力图贬我做教研室副主任，并将只有中专学历的讲师老吴从室副主任降为教研组长，以便将王的亲信常组长等人升上来，不过，由于对我一直非常有好感的信院长等领导说话，我才保住了我本欲弃之如弊履的芝麻官。老吴早已打过招呼说蔡副主任是“自己人”，我听到蔡的这些话后更是怒不可遏，同时也更强烈地意识到我在经院很难呆下去了。
一方面我发现学院领导对国产硕士有不可扭转的偏见。他们对持有洋文凭的人不管是否有真才实学无不奉若神明，不但言词上褒扬有加，工作上虚位以待，生活上也百般优惠。对我这种工作能力强、教学效果好、科研成果多的国货只是视而不见，用而不重，培而不养。尤令我难以忍受的是，学院各位领导表面上称赞，甚至诱骗我按期归国，私下却附合一些中下层领导及一般教职员工的意见，认为凡听话回国的，其实都是没真本事的人，在国外混不下去才不得已“逃”回来。所有这些做法和议论在很大程度上不无道理。比如经院初建，需要有名头响亮的教授、博士、硕士进行撑门面，但对有真才实学且工作颇有成效的创业者不该有意无意地长期压制，连安抚之言都不愿施舍。再者，按期归国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没本事，好多人只是根据自己的事业、工作、家庭等实际情况做出了对自己最适当的选择，这本应无可厚非(比如我拿着万元美金就不愁没有留加之道)。但国人之崇洋媚外历史悠久，这种偏颇、愚昧的社会心理没有几代人的艰苦的努力根本就无法纠正的民族弱点。另一方面，我感到经院人多以后山头林立，有院长兼书记派，副院长派，副书记派。在天津官场并无任何渊源的我不但在各位院领导心中只是一条会拉磨的驴、一只跑得快的狗，即使在系领导看来也只是一根肉中刺、眼中钉。因为我有实力，会干活，他们表面上对我客客气气，笑脸相迎，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我、依靠我，但在他们心目中我的点数、分数其实低得可怜。我逐渐意识到，我想升官，想掌权后把我系搞得全学界知名的理想只是不切实际的痴人之梦。我以前经常想到，如果给我一个室，我可以把它搞得全院第一(这一点我不费吹灰之力可以做到)；如果给我一个系，我可以把它搞得全学界知名；如果给我一个大学，我可以把它搞得全国闻名。这些想法充满了个人野心色彩，但我的确坚信我有这个能力，更有“士为人知己者死”的古人之风。可是，我不但没有知己，有的是压制我、利用我、排挤我、嫉恨我的奸官与宵小。因此，我回国后不到一个月便已开始准备、联系自费出国。当然，在未见头绪之前有我没有声张。
老吴也非常灰心、消沉，甚至上班也不积极。他这个副室主任经常偷懒，我还得在我的另一位副手郭姓教授面前替他圆谎搪塞。老吴说，世道在变，钱才是最可靠、最实惠的玩艺儿。他告诉我在我出国期间，他因倍感排挤，只好到校外想法捞钱。他动用了一个奇妙的计谋(实际上是标准的“克格勃式”的先设圈套、拉人落水后再变相勒索之法)逼迫某名牌大学高官就范，同意与他公私合作，开办英语、外贸人才培训班，结果两个月让他赚了十几万，而且还高薪聘请我到他办的私班兼课。我欣然同意了。我虽然腰缠万贯回国，但几大件、几小件一买，只剩八千多美金。人民币从来就不够用，尤其是所准备携妻儿回湖北探亲，联系出国需要大笔的钱，我不得不一边工作、一边赚点外快。留着那八千美金压箱底，以备日后之需。
为了确保我自费留学成功，我必须力争获得全额奖学奖。这次我充分汲取了前次在加求学未遂的惨痛教训，九月底我根据归国前精心收集的情报及定下的计划，一下子向五十所美加两国各大学的相关系科致函索取申请资料，陆续收到这些资料后，我按自己的兴趣(发展研究、比较文学、美国学，英文、英语教学)将其分成五类，同时又按可能性极大、一般、极小将其分成三等，最后用我自己设计的“矩阵遴选法”挑出二十五个申请单位按轻重缓急准备各种文件。填表是自己可以干的，我便从极大的耐心和细心将每一栏都尽力填得令人满意，成绩单必须回师大求人，我便带着洋烟逐一找人盖好所有公章。推荐信我做了点手脚。为省事，尽量少求人，我请师大导师唐教授、经院外语系前领导傅副教授各写一份，然后复印再签二十份，比较文学方面请师大俄语专业李姓教授允许我替他写好后再让他签发二十份，英语教学方面则给留校任教的师大学妹付姓讲师(妻之挚友，现在美国任职于公立图书馆)打过招呼干脆用她的名义代写、代签二十份。我先寄出二、三十份大大小小的个人申请材料，再邮出五、六十份形形色色的成绩单，同时又将七、八十份推荐函准备好后，为避免露出破绽，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用不同信封、不同邮票、不同字体逐一发出去，当一切都准备好、寄出去后，我早已累得要死，烦得要命，穷得发慌。但我相信这一次一定能成功。在加申请学校，一则太轻信那些识途老马，一则舍不得掏太多的申请、手续费，结果仅因申请学校太少而泡汤。这次人在中国，我可以采用别人经常采用的“地毯式轰炸”申请法(听说我的李姓朋友当初曾申请过五十所、凌姓师兄索取过近百份申请材料、纪姓学姐也与二、三十所大学联系过)，而且还无需交太多的申请费——美加各大学知道当时大陆的中国人交不起申请费，且国外汇管制一般人也无法弄到美金——这是事实，我很精明利用这一事实：我在每一份申请材料中都在信里提到我的各种优越条件，同时也提到我暂时交不起申请费。仅此一项，我节省了近千美元，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在蒙市打工期间早已根据自己的教训和别人的经验预定好的谋后而动的。
在等待申请结果期间，我一边照常上班教学工作，一边在外兼课赚外快，一边大搞科研。仅八九年一年时间，我在全国权威学术期刊(如《中国翻译》等)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正式论文(其中有关“英汉修辞比较”的论文因有创见、有份量，我出国后曾被某著名学者收入翻译学的论文集)，还应邀组织编撰了当时全国最新、最大的《最新汉英对外经贸词典》。(我是具体负责的“副主编”，编辑中有妻、老吴及几个关系不错的同事。我出国后最终由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正式发行，定价23.80元，现在国内仍有出售。)我写的第一部专著也于八八年年底正式发行，第三部专著则于八九年下半年完成校对付梓。在外人看来，我八九年在学术丰收似乎是我出国后的收获，其实都是我回国后现想、现编、现写的。我的主编、责任编辑、北京经贸大学教授单老师曾对我夸奖说：“我在北京外语教学与出版界呆了这么多年，也认识这么多人，很少看到在学术上象你这么少年有成的人。真可惜，这么优秀的人才竟然出现在外地。”听了这话我心中既浑身解恨、出气，也觉得自己的确是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否则，单根本就不会舍近求远，邀我这个天津讲师级的三十一、二岁的年青人实际负责编撰对中国改革开放直接发挥作用的大型《经贸词典》，更不会成为能与我推心置腹的师友。
更令人出气、解恨的事是，八九年我不仅被评为全院优秀教师，还获得全院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第一届“教学科研成果奖”。尽管我受系里某些领导的排挤，院里某些领导的轻视，但我的实力却得到了人们公正的称许。我公私兼顾，里外都忙，一年之内能做出几个人也很难做出的各种事来，可恨的是，这个无人事渊源、无学术靠山、无洋纸方凭、不会阿谀奉迎、不会讨好卖乖的人终究得不到当权者的青睐。也许是上天有意讽刺我不要等待，日益膨胀的个人野心、惩罚我丑陋、灰暗、疯狂、邪恶的过去，我等了三个月，院方谁也没有提及给我升职的事，曾给我写过信的梅副院长，似乎彻底忘了，信院长兼书记对此事似乎从不知晓。我绝望了，我为自己的事业心、理想、报国之志感到悲哀，我为天津经院感到悲哀。
八九年初，我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向外语系主任、党总支负责人方书记(即我任支部委员时的前任教务系统党支书)平静地提出自费留学的正式申请。实权人物王主任当然欣然同意(我知道我的这个请求对他来说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梅副院长似乎不太同意(我相信他心中有数，我的申请是在对他绝望的心情下提出来的，失去一个很会干活的人对他并非一桩美事)；信院长毫不犹豫地表示理解、支持(他求贤若渴，极需有洋博士头衔的帮学院充门面，但也哪里知道我走的却是一条不归的路)。为打通关节，我与妻商量给梅送了一个小件——一套崭新的洋产随身听，又利用清廉的信院长做梅的工作。也许主管全院教学业务的梅深知我去意已决，对我内有有愧，再加上“吃人家的口软，拿人家的手短”，不久便同意我“公派自费留学”。
元月三十日，星期日
这几天，每天早晨霜重，出车前至少得花十分钟铲霜热车，真是浪费时间。青儿病好不到两天，昨晚又开始发烧咳嗽，妻要加班，我周末最忙，只好把他丢在家里由他哥哥照顾。青儿不爱喝水，咳嗽起来有时上气不接下气，还伴有呕吐症状。来儿与他年龄悬殊太大，非常讨厌他调皮、捣蛋，对他总是声色俱厉，视如仇敌，真叫我为幼子牵肠挂肚。
八九年初我携妻带儿回湖北荆州城过年，随便给家里几件洋产家电、礼品，本来心情还不错，可是我的弟弟与他的女人闹不和，把节日的气氛、团聚的时光搅得乌七八糟。弟媳进门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她这样不顾大体，赌气回娘家，连刚满一岁的儿子也丢在家里不管，害得我和妻一天到晚窝在屋里替她抱孩子，真叫人气闷。弟弟虽然有些小毛病(比如有时爱出去和朋友打牌聊天，抽烟喝酒)，对她自始自终都非常眷恋。我对她的看法却极差，她本是一个农村姑娘，凭自己几分长像及父亲是公社干部，高中一毕业就进供销社工作，与弟弟恋爱成婚后，在家外很会做人，回到屋里对丈夫颐指气使，对公婆假心假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整天给家里人气受。万令人不可饶恕的是，连对自己的亲身幼儿都不管不顾，实在是一个心狠阴毒的女人。在我看来，女人尽可以与全世界的人讲狠斗气，却不可以不爱护自己的孩子。不爱自己孩子的年轻女人不但失去了做母亲的伟大资格，也失去了做女人的起码尊严。换言之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最不可饶恕的女人就是连自己尚需要人身保护的亲生骨肉都不爱护的女人。母鸡母羊、母蛇母狼、母牛母马都有括犊之情。当然，男人更应该爱护未成年的儿女，赡养年老的父母，这是为人最起码的道德与责任。
爸妈得知我已决心自费出国留学，开始并不太赞同，认为我已过而立之年，在天津无论是工作事业、学问生活都已走向正轨，并提前成为小康之家，犯不着再出国受洋罪。但我说单位不会重用我，甚至已容不下我，爸妈非常理解、同情我的境遇。我说经济上不用担心，我坚信我成绩好，托福分高，有工作及发表经历，一定可以获得某种形式的资助。爸妈便说：“那就好。”唯一使对国外情况一无所知的父亲最不理解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人人唯利是图，为什么他们愿意掏钱让社会主义国家去的人为自己念书?
在湖北过完春节反津不久，我收到加拿大中西部莎斯喀彻漫温省莎省大学英文系录取通知书，虽然我必须重读英文硕士(中国正牌大学的各种学位在此系一般都获认可，英文专业则大多属于例外)，但该系正式答应给我全额奖学金(每月九百加元，比当时当地一般全日苦力的月薪还稍多)，我喜出望外，心想这次出国留学完全可以成行了。有了这封信，我就可以顺利办签证，而护照因院方已同意放人也不会出问题。我本希望有更多的选择，但等所有回函收到后，发现还是莎大最适合，其它虽有更名牌的大学、更有名的都市，或令我更感兴趣的专业，但要么没有资助，要么资助太少，或还有附加条件。比如纽约的世界名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录取我直攻“英语教学”博士，但只给我一千美元奖学金；美国俄亥俄大学录取我念“发展研究”硕士，却无资助金，加国卑诗大学录取我念英文硕士，而且也给资助，但必须让我每周干十几个小时的“助教”工作，一学期不过三、四千加元。我最想去的是哥大，但因奖学金太少，估计办签证不会很顺利。我第二想去念“发展研究”，回国后一可按国家规定跳槽，二可将经世致用的专业直接用于报国，但没有资助、掏自己的血汗钱念书太苦，办签证也可能不顺利，更重要的是，即使念完归国，也可能象在经院一样遇不到“明主”最后在人事件纷争浪费我的一腔热血。为舒适、稳定起见，我最终决定还是到莎大。
至此，一切显然都按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可是到了八九年四、五月一场从北京为辐射中心的政治大地震震动了全国，也震惊了全世界，我对当时反腐败、要民主等口号感到强烈共鸣，更为学生的爱国激情所振奋。看到我的一些学生坐车到北京天安门参加抗议活动，又看到一些同事也走出校门上街游行，我每每有跃跃欲试的冲动。但想到我的护照还没办好，还是等办好正在办的事以后再说。我一生已有几次功亏一篑的惨痛教训，这次应当等拿到签证后才可以舒一口气，到五月底、六月初我一直坚持在岗上教学，只是以极富同情的旁观者心态关注世态的发展。六月四日早晨，我在课堂上听说开枪了，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复杂。我感到政治的残酷、小人物的可怜，更为我多难的祖国难受。下完课，老吴见我一反常态，默不作声，邀我到学校操场上去散步。
走出教学大楼，我和老吴各自点燃一只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躲开所有的人群，远远地来到操场的一角。我们又象八六年在上海贸院、广州贸院那样推心置腹、毫无忌讳地谈了起来。
“你老弟是党员，对今天的事怎么说?”
“我心里很乱，说不出什么。”
“我没党票。你当初劝我争取入党，其实很让我为难，老方那［系党支部书记］我都不愿答理，你这儿我也是敷衍。”
“这我知道，你并不想争取。”
“岂只这样!共产党杀过我的爷爷，对我有杀亲之仇。可是我家在解放前也有人跟共产党闹革命。文革期间我因出生不好在北京被赶到工厂当工人，可是我生活有困难也吃过共产党的救济。我对共产党又恨又爱，但主要还是怕，所以我的搞法是敬而远之。”
“那你到底想讲什么呀?”
“我是想说并不怎么喜欢现在的共产党，但是我要对你说中国这么大，这么落后，没有一个党领导不行，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行。要国民党回来更糟，让那些乳臭未干的青年学生上台只会天下大乱。大乱对谁都没有好处，就是你我一样也没有好果子吃。”
“这话不错。可是学生们的愿望是好的，国内的政治也的确腐败。”
“你是说不该开枪，不该戒严?”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的心情很复杂。”
“文革那阵你老弟还小。我在北京见识比你多。每次运动谁知道到底谁对、谁错?政治上成者王，败者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小老百姓永远都不知真象，谁保证那些大学生不是被商人利用?
“你说得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今天要劝你的就是少掺乎，不要心血来潮，瞎起哄。咱怕乱，只要不乱，共产党爱怎样就怎样。”
“我这个年轻的老党员一定听话。”
“你还是抓紧办你的护照吧。”
“谨受教。”
可是由于天安门广场清场后，全国形势急转直下。所有护照必须重新办理，最后还得由所在系统的副省、部级以上领导亲自批准，最后还得有出境证。我国在六、四前后一直紧守岗位，没参加游行示威，没说过过格的话，也不存在思想上的问题，因此我不但顺利重新登记为党员，系院各级领导、各位领导都对我再次开绿灯放行。等我到了经贸部，我感到非常紧张，六、四风波前我在天津外办办护理很容易，打着曾任过外办主任信院长的招牌、又逢大小官员，秘书办事员先塞几盒洋烟，两个小时就把公章盖齐了。我在经贸部两眼一摸黑，不管谁只要那天早点吃得不顺心，上班心中窝过火，甚至抽烟呛了嗓子都有可能让我的事搁浅、泡汤。幸运的是，有一个年轻办事员认出我是天津经贸学院的老师，赶忙走过来问我认不认识他，我说一时看不出来，他说是津贸分配至京的大学生，我曾经教过“高级英语”。我虽然还是对不上号，但客气地说：“对对对，没想到你分到部里来了。”他了解我的情况后，立即四处张罗，逢他的办事员小哥们就喊：“哥们儿，这位是我们全天津经贸学院最棒的老师，请各位一定多多关照。”不到两个小时，这位好心，能干的学生居然从教育处到人事局，从人事局又到秘书处，从秘书处到部长办公室，把所需盖的公章全部盖齐了。为此我无以为谢，只是发了一声长叹：“我是托了学生的福啊!”同时，我也非常悲哀的想到：“可爱的天津经贸学院，我不得不忍痛与你告别了!
好像是回到天津当晚或不久，一个平时非常尊敬我的男学生神情紧张地找到我的住处，说他在京游行期间不知怎么弄到一把军用手枪，听了这话让我和妻感到既恼火、又紧张，还有几分同情。他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添这种麻烦。我如果上报，肯定能立功受奖，可是我不忍出卖、伤害心地单纯、简单，对我十分信赖、爱戴的学生；如果知情不报，万一泄露我自己不但出不了国，还可能被公安带走，而落井下石的人随时随地都有。我左右为难，寻思良久，然后严肃地对这位学生说：“你是十八岁以上的成年人，我也一直把你的当成人看待。我提两条意见，你自己做决定，后果由你自负。同学说：“请老师快讲。”“一是立即上交公安部门，把来龙去脉讲清楚，相信会对你酌情宽大处理。”“那第二条路呢?”“如果你自信这把手枪谁也不知道在你手上，你今夜就把它扔进海河、永不提起。不过，我怀疑你有这把枪的事只有天知、你知、我知。”此事我后来没有、也不敢再过问，他过了一两个月返课校课，为我送行也没有再提到此事。当然，至今我也不知他当时到底是怎么处理的。
放暑假时，我一边等签证，一边经人推荐替一家天津与西班牙合资工厂翻译合同等有关文件。两个星期不到，赚的钱比我这个马上可以提副教授的讲师四个月的正工资还多。考虑到护照已正式签发，一切文件齐备、过硬，加国使馆迟早一定会给我学生签证，我便携妻带儿首次自费出去游玩。我们先到北戴河。第一次扑进蔚兰色的大海简直令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从小向往大海，欣赏大海的深沉、开阔、充满能量和神秘。在我儿时的梦中，青少年时期的想像里，大海总是强烈地意味着宇宙间一种无穷无尽、浪漫无比地永恒力量。我在水里曾经死过一次。我想像假如我有朝一日死于大海，那将是一种永生，将我脆弱的生命、渺小的身体、灼热的内心、不安的灵魂一起溶进大海，按照物质不灭的定律，在宇宙间安息、长存，岂不是人生最好的归宿!我想起了初唐四杰之一，去海南探父途中渡海溺水而死的王勃，又想起英国十九世纪伟大浪漫诗人、二十九岁在大海中溺毙的雪莱，只有无边无际、汹涌澎湃的大海才配接纳、安葬一颗孤独而伟大的心灵。看到不久则满四周岁的儿子兴致勃勃地在海水与沙滩接吻处捞着海草，我一步步推着不会游泳的妻往没有人迹的大海深处走去。在远离人群的水域，我突然兴奋冲动起来，以苍穹为帐，以海洋为床，不顾妻愿与愿意，就在干净、温暖的海水里与她交合，把我的生命、希望、力量、意志、沮丧、失意、愤怒，豪情与雅致、自卑与自怜一道全渲泄进她阴柔的肉体，全渲泄进沉静的大海。我感到放纵的莫大快感，诗情的无限开怀。这次不无亵渎的痛快经历使我终身难忘。
在山海关，我独自去登长城。我从小激赏毛泽东的伟大诗句：“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一直故意不去游长城，因为我觉得自己根本算不上一条好汉，绝无资格到长城去登高望远。可是，我很可能要离开我可爱的祖国山水了，我要到异国他乡去奋斗，我愿象文革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李玉和那样，喝一碗母亲斟的酒，去对付天下最残暴的刑罚。我特意到海水与城头接合处抱着长城亲吻，然后我反过身来，灵机一动做好耶酥被钉上十字架上的姿势，请一个陌生的游客给我照了一张像，游客看到我这种奇怪而滑稽的姿势，以为我有精神病，这个姿态显然不优美，但却蕴寓了连我自己都不能完全领会的意义。这一不伦不类、恶作剧式的黑色幽默实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构想之一。
返津不久，签证下来了，我订好九月十五日出国的机票(因名义上属“公派”，贸院出钱替我买票)，又请父母从湖北来津与我道别。母亲看到贸院院、系各级领导络绎不绝来我家祝贺，为我感到非常自豪、慰藉。我的洋学位还未到手，全院大小官员似乎突然把我当成了神明。
我觉得十分出气、尤其当过教师节我拿到“优秀教师”奖品时，我内心的快感简直难以言状。我把奖品(手表)送给了爸爸作纪念。九月十四日夜，妻、儿掉着眼泪、嗓音哽咽地应我的要求给我录了一盘录音带。次日，我内心哼唱着“风萧萧兮易水寒”，第二次离开了我可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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