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000年元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易明：
今天雾大，行车不便。我的人生之路也常常如此。不过，我早已学会在扑朔迷离中欣赏朦胧之美。在视线不清的环境里探索前进，不但可以使行路者变得小心翼翼，还会使人在对阳光的期盼中充满希望。只要你脚不停步地往前走，再浓的雾迟早也会散尽。
后来我终于透过浓雾探出真象，叶姓同事的话又幸而言中：廖蘅湘的母亲是坚决反对我和她女儿来往的。我曾到廖家去过几次，还吃过几顿我想吃的大米饭。廖伯父是湖南人，有文化，抗美援朝归国后一直在天津市河东区某机关任科长，偶尔在天津市委的月刊上发表文章。伯母是天津人，在某塑料工厂任工会干部。她嫌我个子太小，比她女儿还矮了一指，吃饭、讲话都太快，左看右瞧都不顺眼。每在出门前都叮嘱她女儿不要再与我来往。母女意见极为不合，娘俩斗气常常一起掉眼泪。廖伯父也许同是外乡人，对我即使好感不大，至少非常同情。他一方面劝我们不要心急，慢慢做伯母的工作，一方面提醒我们不要只顾谈情说爱、荒废了学业。我对廖伯父的态度感到很受鼓舞。他是一位非常明智、令人敬重的长者。
就外表而言，我的确是不“配”廖蘅湘的［其实从“内心”讲我更不配］。就是在“高级”知识分子成堆的筹备处，人们大都持这种世俗的看法，但廖蘅湘虽年轻单纯、言词极少，却默默地顶住了母亲的压力和同事的闲言碎语。她对我说：“一米八的高个也伸手可及，我喜欢的是你的才情与学识。”为了减少不太中听的议论，她把爱穿的时髦高跟鞋全都处理掉，只穿平底鞋，和我在一起站着的时候也总是故意站在低处［这两点还是我后来经人提醒才知道、注意到的］。我看到廖蘅湘的态度是坚决的，我便提议尽快登记结婚，以免夜长梦多。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在没有事先给两边父母打招呼的情况下，她趁家中无人把户口簿从柜子里翻出来和我于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偷偷”在街道办事处申领了正式的结婚证。我们从十月七日初次约会到在法律上结为夫妇，前后时间刚好整整一百天。百日之恋时间虽短，但如果爱是真的，又何必去管世俗的偏见和社交的惯例呢?爱情虽然不是一种商品，却也应讲究质量和强度，你说呢?我和你的百日之恋同样也是高质量、高强度的，其结局为什么只是终生的、最大的遗憾?其实只要爱是真的，力量和智慧早已包含其中。大丈夫何患无妻!我这个小个的穷小子、野小子从此便有了自己的婆娘。记得在宜都“永别”时，你曾语重心长的对我说：“你是生活中的一个强者。在天津会有一个美丽多情的好姑娘等着你。”事隔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在“阴间”重逢，你尚不知道我的任何情况，却在第一封信中写道：“我的朋友，我一直祈祷着上苍：给你一位善良、美丽、聪慧、安静的妻子；给你一个调皮可爱的小男孩；给你一个温暖自在的家；让你的内心永远充满愉悦和宁静。”谢谢你，我最怀念的初恋情人，谢谢你无私、善良、高尚的祝福，谢谢你在冥冥之中的引见与撮合!虽然在我婚后的生活中还有许多曲折、艰难的故事，毕竟是你的虔诚祝福让我获得新生。
领到结婚证后，我对妻说：“谢谢你，你没有耽误我太多的宝贵时间。”八三年夏我弟弟因腰间盘脱出在津治疗半月，他离津时我对他说：“告诉爸妈，我现在终于有‘撒骄’的地方了。”听了这句幽默而饱含辛酸的话，与我同月同日生、整整小我六岁的弟弟哈哈大笑地说：“真没想到，我老哥还是这么一个风趣的人。”暑假开始时，我和妻参加了一次别有风情的聚会，与她一生中最要好的三位闺中女友及其丈夫或恋人把酒言欢。席间，何姓女士(现为天津某大学英文教授、系副主任)的丈夫王老师(教中国语文，现为天津某市级中学校长)一脸正经地对我说：“昌明，你在我们四个男人中个头最小［其它几位都身高一米八、九，标准的北方大汉］，学问最好，蘅湘却是四个女人中个头最高的。她年龄最小，也最单纯，结婚后你可不能欺负我们的小妹妹哟。”八月初，我和妻分别到甘肃，陕西招生，工作结束时，我乘飞机在西安与妻会合，住在有名的“芷园”，吃过有名的“羊肉泡馍”，晚上休息时我本想趁出差之机公费旅行结婚，但想到自己的心身俱不清白，我犹豫良久，最后还是退出了她的房间，没有“欺负”她。
八三年九月八日，我们在廖家两室一厅的房间里举行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主婚人是天津颇有名气的孙姓说唱演员。参加婚礼的只有女方几个近亲代表，我家有个远亲代表。我们没有留下当场的镜头，但却录了音。婚宴结束后，由妻弟及其几个年轻表兄弟骑着自行车陪送我们回到由刚刚正式成立的天津经贸学院给我分的一间仅8.75平米的(同屋的大房间仍是新婚不久的老室友孙老师)。新婚燕尔，我非常激动，妻首此离开父母也感到十分紧张。入睡前我让她先上床，她显然还感到有几分恐俱。夜深人静，月光如洗，微风把窗帘吹得如波似浪，我半跪在床前，忏悔地对妻说：“原谅我，我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也因为怕失去你直到今夜才对你说。”
“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妻平静地问。
“我曾和别的女人……睡过。”
“谁?是不是你常提起的那个易明?”
“不是，是另一个与她男人几乎同名同姓的女同学。”
“……”
“你能原谅我吧?”
“……”妻沉默了片刻说，“我能原谅你，反正那时我们都还不认识。只要我们今后好就好。”
接着，妻也向我不无忏悔地说，“我也和以前的男朋友亲过嘴。”
“那你为什么为他分手了?”我问。
“因为他爱动手动脚，不规矩。”(若干年后，妻曾表示为这点小事和她以前的男友“吹”，其实是“不该的”，即反应过度。)
“我有时也不够规矩呀?”
“这不一样，我们早就领了结婚证。”
就这样，妻以她纯洁的心拯救了我肮脏的心灵；并在当夜又以她少女的鲜血除掉了我罪身上的污点。爱情的罪恶只能由纯洁的爱情来洗涤。我在你结婚两年多以后才最终从人生的滚滚浊流中爬上了岸。就像基督徒受洗一样，我找到了爱人，灵魂也有了家。
成家之初，虽不能说家徒四壁，囊中也的确没几两碎银子。妻的嫁妆全在两个箱子里，大多是衣褥。我买了一张床、写字台及炊具，后来湖北父母托运了几件家俱。结婚费用当时一般也在万元左右，因穷我家出资仅2500元，其中弟弟给的五百元还是他从朋友处借来的。我尽量节省，记得年底回湖北省亲还给父母大几百块，母亲都难过地流出了泪。结了婚，人生告一段落，我本想学师大同学马上联系出国留学，但一想到连“托福”的十几、二十多美元都没有，也无钱去换(我是从来不愿开口找人借钱的)，也就只好打消这个念头。为改善生活，我们必须想办法赚点外快。妻英文语音语调较好，天津经院首届学生进校后一开学就上了讲台，而我还要等到学生升上二年级才“有用武之地”(其实我是受排挤，有人故意让我坐冷板凳)。我便在妻友何女士的引荐下在河北区职工夜大兼课。不久，我们用攒来的280元钱买了一个二手的13寸黑白电视机。又到处求人，终于弄到一个煤气罐，烧火做饭也方便了。北方冬天来得早，我一个人买煤背煤，累得直不起腰来。妻心疼地劝我干活缓着点劲，可自下乡我就奉行自己归纳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活着干，死了算!
此时此刻，青儿玩累了，象小狗似蜷着身子在我的座椅下睡着了。他那里知道，我成家未立业的时候，生活是多么清贫而艰辛。斗室蜗居，天天的北方大白菜加平装的“恒大”牌香烟已使人苦笑无言，工作上受排挤，事业上茫无头绪更使人感到压抑、消沉，最令人担忧的是我竟突然失去了斗志，新婚的头一年，也许是夫妻过于恩爱，如鱼得水，我好像完全忘了从前的志向，也没了往日的毅力，整天将自己放任于温柔乡里。结果可能半因纵欲无度，半因旧伤复发，腰腿疼了一年多，每天坐卧都不适。有的医生说我是坐骨神经痛，有的说可能是腰骨劳损或间盘凸出，老年的同事们则欲言又止的笑话我不够节制。到了农历八三年年底，我携妻与在北京工作的李姓高中同学夫妇一道乘京汉特快列车回松滋老家，让并不丑的媳妇第一次见了公婆。因南方天冷也不在家生炉子，甚至窗户也不关，妻感到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感到凄冷无比，我只好陪她早睡晚起，一天到晚，裹在两三层被子里不愿下床。在湖北过完春节，呆了两三周便匆匆地赶回天津上班了。
八四年晚春，发现妻仍然没有身孕，叫我着实沮丧、焦急!我一直希望人有的，我都要有，可在这件事上，无论我俩怎么努力都毫无效果。我开始埋怨妻新婚初期不该避什么孕、不该不想马上要孩子，过了半年再想要也要不成了。我们多方求医，最后经一位有类似问题、教法语的年轻同事张姓朋友(十几年前去法国，据说现已成了一个富翁)的推荐，找到河北道中医院的马大夫，诊断结果是妻的“宫冷”(我怀疑她“性”冷)，我的“精子数少，成活率太低”。我按医嘱坚持喝了二、三十瓶他自制的“生育一号”糖浆。到了八四年九月，妻被派往北京经贸大学进修半年，在她首次返津探亲之际，即九月八日晚十点半，那片并不肥沃的北方冻土上，播下了一粒源于江南、并不壮实的种子。无论这粒种子今后是否成长为参天大树，或是路边小草，我都感到无限的慰藉和愉悦，因为我知道，即使我明天就走，我的生命也有了延续。
早在妻怀孕之前半年，我为锻炼身体，也为自治腰腿痛的病，已开始恢复晨跑，并有意在工作、事业上干出一番成绩。自从走出师大校门，我已静养了将近一年半。静极思动。我认识到不能永远沉溺于温柔乡里，虽然情势不允许我再象以前那样充满野心，才识也不足以让我一鸣惊人，我不能无休无止地躺在妻的怀抱里喃喃细语、自暴自弃。一旦有了决心，机会总是可以创造的。只要有了斗志，人生就不会空虚乏味。属鸡的我经过了漫漫长夜，盼来了黎明，即使是嗓音嘶哑，不能高歌一曲天下白，至少也该出来觅食了。英谚说得好：只有早起的鸟儿方得食。我自知我的天赋最多只属中等微偏上，我的运气从来就不佳，我虽然时时想依靠他人的帮助从来也得不到，我的学识、才智几乎与我二流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名不副实，我在天津除了妻便无依无靠，我要想做出一点成绩，丰富、充实自己的人生，唯一的出路在于靠自己的毅力和大脑苦苦拼斗。
元月二十三日，星期
从今天开始，温市的“中文电台”普通话节目的播放时间正式由以前的每周十八个小时改为每周五十四个小时。以前大部分中文电视、电台节目都是用粤语播放的。近年来，每年平均约有一万个讲普通话(本地随台湾人习俗称之为“国语”)的华人从中国大陆、台湾及世界其它各地移居来温，与其说给我们讲普通话的温市华人增加了声势，倒不如说给精明的生意人带来了商机。不管动机与效果如何，我都为此感到欢心。我喜欢看方块汉字，喜欢听“正宗的”普通话。无论何时何地，我胸中跳动的永远是一颗中国心。远离祖国的人最爱国。远离故乡的人最爱故乡。这并非因为祖国、故乡的月更圆、山更青、水更秀，而是因为时间或空间的错位象万花筒似地将悠远的过去变为心目中的美好图景，从而使人感到与故土的人更亲、情更切，血更浓。
其实，我当初仍在国内时并不觉得自己的祖国到底有多么可爱，更感到周围的人实在太多、太无教养、太不友好、太过贫寒。尤其我们工作单位天津经贸学院，虽与京、沪、穗三地的经贸学院同为大老板外贸部的四大首属高等院校，负责培养、培训华北、西北八省一市的外贸干部和专业人材，其教职员工极为良莠不良不说，创办初期连自己的校园也没有。八三年大约60名首届入校的大学生满怀亲情的从各地来津就读全国最热门的外贸专业，没想到上课念书、吃喝拉睡竟与七、八十个天天上班的教职工同在从天津外贸中专借来的两层半楼时，上至从北京经贸大学教务处长任上调来管教学的梅副院长，下至从民工中随意招来的烧开水的临时工，每个人口里、心中都有一句响亮的失望的感叹：这哪里象一所大学!
这的确是八十年代在中国正式成立的一所十分重要的高等学府，对中国历史上首次推行的真正改革、开放政策具有直接的支撑作用。但是，因我院地处市区边缘，一走出借来的小小校园，满眼看到的都是尘土臭沟，到处可见驴屎马粪。尤其是员工队伍七拼八凑，整体素质极差，完全是文革期间流行的“土法上马”的搞法。我院自筹备时期开始，人员来源主要有三，主要干部、业务骨干调自天津外贸局，他们是地方军，也是嫡系部队、主流派，其最高代表是贸院领导小组组长、时任天津外贸局局长的赵姓领导(后专任贸院党委书记，若干年后死于中国驻秘鲁商务参赞任上)，他们可在贸院呼风唤雨，但不懂教学。第二个来源是从梅副院长为代表的京派。他们是正规童子军，其主要成员是从北京经贸大学陆续分来的大学生，他们人少力薄，但有负责全院实际工作的教学专家梅姓领导后台，因此大多年少气盛，不可一世。第三个来源是五花八门的杂牌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形形色色，无依无靠。我和妻均属此一吃草拉车的牛派。全院教学单位刚开始仅分外语组和外贸组。两组及其它各单位负责人不必说都是津贸系统出身。
俗话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可是外语组却将我当块废物扔在路旁。直到八四年初，刚从赵局长夫人办公科室调来任外语组副组长的王姓外贸业务员对我这个年轻的党员研究生似乎慧眼独具，或抱有几分不平和同情，或想看看我的真章，出出我口语不很好的洋相，在得到梅副院长首肯后终于让我也上了讲台。为了争一口气，我在夜大兼课有意积累了不少经验，此次上课前还虚心求教，请只上过中专但教学经验丰富的吴姓老师帮我演练，结果赢得十分挑剔的新大学生们的赞扬和钦佩，从而使对我不利的种种因素或势力不攻自破，连注重业务教学的梅副院长马上对我也有了好感。不久，我看到梅只身一人在津，吃饭有时也象我当时那样成问题，便和妻商量请他屈尊光临我们斗室，吃了一、两顿饭，席间我趁机就学院里的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这是我自下乡后就擅长的拿手好戏)，他似乎很有兴趣，也听进了不少，比如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管理培训师资队伍，确保第一线任课老师不致被年轻气盛的大学生的轰下台等等。令他似乎更感兴趣的是，我这个年轻的元老级人物对经贸学院从筹备到成立的人事变迁所知甚多，而且观察也较入微。
其实，以我丰富的知识、系统的思路、活泼的形式及独特的风格一下子获得仅比小六、七岁的大学生们一致好评不是偶然的。偶然的是我的良好教育效果与其它上回头课的老师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偶然的是因学生与教职员工交往既多而且密切，我的“干活是一把好手”的名声通过学生之口一下子几乎传遍全院。
即使不认识我的人也听说我这位全院仅有的一个研究生，一个“到底是研究”出身的老师。也许是出于权力斗争的平衡考虑，也许是为了安抚无所依靠的杂牌军，也许是真正发现了我这个“货真价实”、“又红又专”的年轻人才，院领导小组不久就将我指定为英语教学小组负责人。当天津市委外办主任信同志调任我院院长并正式组建各级领导班子时，我被直接任命为全院最大的基础英语教研室主任。我头上虽然有两位副系主任，但因为我是党员，且在党内兼任教务系统党支部委员，对我还是礼让三分。人事处的赵姓女干事经常私下告诉我说，该领导对我期望很高。赵书记本人还是表示有意让我进入第三梯队，并提醒我要安心一步一步地上，他说他从来就反对破格提拔。从此，我似乎一鸣惊人，成为经院的风云人物，年轻不足27岁的我不但手握重责，掌管全院半数以上的教师，还直接负责几乎是全院日常的教学工作(学生升到三、四年级后才逐渐转入外贸业务的学习)。院领导个人对我很赏识，各系、处、室、科领导至少在表面上对我十分客气，普通老师对我也无不恭敬。可惜好景不长，也许因为我不通权谋，且天生有反骨，敢犯上不忍欺下，再加上树大招风，暗箭太多，到了八五年之初我已开始自感“失宠”。
导致我“失宠”的直接、主要原因想来可能有二。第一件事有关数学秩序。我院初期学生人数本就不多，又和梅副院长同住一层楼，对那个老师一有意见就越级告御状，梅的“耳朵又软”，每每唯学生意见是从，经常不事先打招呼就甩开系、室两级直接更换老师，搞得老师人人自范，再加上梅是学外贸专业的，对外语教学的规律本身并不熟，比如他有只重口语，忽视文法的倾向，老师对他也很有意见，有见于此，我在系领导及老师们的支持下，对他采取“兵谏”——我在召开本教研室讨论会时请他下来一同与老师研究教学问题。因会上火药味较浓，听惯了赞扬话的梅满脸通红，但还是极力按捺自己向老师们细心解说了他的立场和做法。自从他退出这次不愉快的会后，他再也未曾来我室讨论工作，甚至听取汇报也没再来过。第二件事有关教学组织。我看到全院的工作重点都在我的外贸外语系，而我系的工作重点完全在我室，为合理化起见，我曾建议并鼓吹将我室从外贸外语系中独立出来，名副其实地统管全院的基础英语教学工作(当时国内不乏先例，后来在国外看到各大学都有其似做法)，各层领导书记都认为我一心想升官。其实我也是想升官。我写过“论外语教学十大关系”的学术论文，结论是借用克格勃训练间谍所采用的“全封闭式”教学法最有效。我想获得相应的权力后实施这种当时在国内尚无人提出，更无人试验的大胆做法。几年后，我才认识到我犯了官场上的大忌：一是不给领导面子，甚至有要“挟领导”之嫌；二是伸手要官，不懂以退为进。仅此两条，已注定我的官运将不多也不通，但当时的我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更说不上做出积极有效的补救。我只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我认为我的事业心于公于己都是好事。除了上好课我还把占全院工作室一半以上的教语室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从而连续两年被评为全院先进教研室；身为教务系统党支部委员，我一边参加整党和各种政治学习，一边还鼓励、支持占全院教师总人数一半以上的我室老师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我丝毫没有放松自己在业务时间苦做学问。
八二年师大毕业后到八四年九月，整整两年内我从未主动地深钻业务，但我也做了两件事，一是修改毕业论文，并于八四年十二月赴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参加学位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后获该院颁发的编号为“0011”的文学硕士学位(师大外文系当时无硕士授与权)；二是在八四年夏经师大外文系主任推荐与天津外语学院一位梁姓教授合作将英国作家柯林斯的名著《月亮宝石》译成汉语。我当时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简直是废寝忘食，八三年我因新婚不久回湖北过年，尽管指导教师唐教授建议让我这个“快手”回来参与，我的两个师大同学等不得：“另找他人合译并出版了一本题为《外星人》的畅销书，我对此还有点耿耿于怀，认为老同学不够意思。这次与人合译小说，一可证明我不亏为“快手”，二可借他人之光发表译著争口气。可惜书译了不到一半，出版社说已有另外两家出版社即将别人的译稿付梓，我们只好被迫停笔。
八四年任教研室主任后，我苦苦思索，写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外语教学十大关系》，此文虽投过稿却无人发表，仅在贸院宣读过。同年九月，趁妻在京进修，我开始酝酿，经过一个多月苦思冥想，计划分题撰写十本专著，争取35岁之前升副教授，40岁之前正教授，然后随心写作、自由研究。我想这一计划向本系第二外语教研室主任、比我大一二十岁的法语讲师张姓朋友透露了一些，他对我的学术野心及人生安排颇感认同(他后来成为我国最早的符号学家之一，后去法国失去联系)。八四年年底，我已着手撰写我的第一部专著《英语比较结构》。我每天在家啃面包、吃冷菜、嚼馒头，妻返津探亲才好好吃几顿饭，三个月就把初稿完成了。我和妻开玩笑说：“我们比赛，看我们谁先把孩子顺利地生下来。”此书几番修改，经梅副院长引介，最后于一九八八年春由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出版。书薄，仅135页，印数21，000册，单价为1元。稿费不多，大约两千元左右，一半给了我的审订者单老师。这本小册子份量虽然不重，但却从选题取材到撰写校阅完全都是我这个“冒牌”的研究生一人所干，说明28岁不到的我不但有一定的独立的学术眼光，而且能在工作十二分繁重的情况下，分心做学问。当赵书记得知我如此玩命，曾瞧着我消瘦的面孔说：“别玩命，小袁，悠着点干嘛。”我发现我的学术文章并非无内容，无创见，而是因为我这个人名不见经传。于是，我仔细研读大教授、各专家的学术文章，尽可能摸仿学术大家的笔调。将此书的重要内容压缩为一篇论文，于八五年十月寄往北京，次年突然发生在全国翻译学界最权威的学术杂志《中国翻译》第五期(页14-17)，从而成为我一生中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正好是我29周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八五年元月十日清晨，发现妻的洋水已破，我在她的大肚皮上用手写出“袁来”二字——望我儿后来居上，然后匆匆从五楼赶下去骑车到经院求人将她运往市中心医院产科。下午五时长子比预产期提前一天出世，看到蜷曲象条动物的妻被人用床车推出来，一副虚弱无力的样子让我感到一阵心疼，但当我得知母子一切平安时，骄傲与舒心一下袭上心头。我也有了梦寐以求的儿子!我从一个农村来的野小子变成了一个父亲!当晚陪妻在医院熬了一夜，第二夜我给她送完催奶的鲫鱼汤就回去看我爱看的香港电视连续剧《上海滩》——我对任何人从最底往上爬的人物或故事都感兴趣。为这件事妻后来一直耿耿于怀。你说我有错吗?长子出世的第三天夜晚我将妻儿接回岳母家。第一次给他换尿布，我自鸣得意、情不自禁地亲了亲他的小鸡鸡。妻在旁看初为人父的我举动滑稽，不禁也笑了。
我母亲冒着酷暑从湖北新安家不久的荆州特意赶到天津服伺儿媳坐月子。看见我不但早已从二楼的九米斗室搬至顶层的五楼大房间(约15平米)，虽仍与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条件改善多了，而且我下子就当上了正科级干部，与干了几十年的父母、岳父母平起平坐，学问上了路，儿了也有了，母亲感到由衷的快慰。只要看到我最敬爱的母亲的微笑，我经受的一切委屈和困苦都是值得的。
到了八五年深秋，我又着手撰写我的第二部专著《英语歧义类型》。有一阵子思路不通，害怕孩子的哭闹，我将妻、子都赶回岳母家，我一个人又在家里边工作，边吃冷菜，啃面包，不到三个月，初稿又完成了。尽管此书的学术创见多，选题新颖，但终因出版销路有问题、征订数目太小在各个出版社辗转数年至今尚未正式发表。在此书写作期间，妻做了一次人工流产，据医生讲也是一个儿子，我的两个真老二就这样被人为地扼杀了。
八六年深秋，我按计划开始撰写我的第三部专著《英语替代用法》。这次没有独自留在家里啃面包，每天都吃着妻做好的热饭热菜。为了多挣几个稿费，我每天夹着香烟、蹲在椅上想法把句子拉长一点，妻为此经常取笑我。此书大约也只写了三、四个月，后交北京外贸教育出版社审订，因销路及稿费问题也拖了几年，直到一九九0年初才正式出版，因妻曾参与此书工作，我将她的姓名也印在封面上，该书的摘要形式也曾由一家权威学术刊物发表。看到我完全靠自己走上了学术研究的正道，师大的老同学及室友都感到很羡慕。对此，我自己也十分得意。我私下常常想：“谁还能说我是冒牌货。
八五年我在工作，学问、家庭生活中都获得长足进展，周围的人们对我无不艳羡、妒忌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二十八多不到，我有娇妻、爱子、党票、全院唯一最高的硕士学位、学术成就、禄位、院首长的青睐、同僚的敬重、学生的爱戴……可谁知道，这一切没有一桩不是靠我的个人奋斗得来的。当我有一天在饭厅排队听到雷姓某处长说：“真有你小子的，连生的孩子都是一个胖小子”，我能像别人在背后说我一样说自己是“少年得志”么。
元月二十四日，星期一
早起跑步，霜重天冷，但却阳光灿烂。过不了几小时，温哥华又会温暖如春。
八五年初夏，天气越来越热，我的仕途上开始出现了寒霜。其时，全院经过大半年整党后正在酝酿组建党委。据有些党员猜测，我的条件优越突出，很有可能入围。我本人不动声色，心中却充满希望，甚至有点“舍我其谁”的感觉，全院党委委员名额一共仅三个，如按老中青三结合的传统模式，除了赵书记、信院长、其它各系、处、科党员干部无论从实力还是从政绩上都不能和我这位少年得志的元老级人物相比。如果能进入院党委，一旦有了权力，我将尽我的智慧和能力在短期内把我院的外语教育学搞得闻名全国，把我们系搞成全学术界最知名的系。我不但在内心深处早有了底案，而且非常自信我的计划一定能成功。我一直想当系副主任，尽管我觉得两位系领导能力有限，广位素餐，但上面有新近入党的赵书记的亲信王副主任压着，一直没有机会，如果能进入院党委，我便名副其实地进入“第三梯队”的行列。前有赵书记的暗示，我感到成为位高权重的院党委委员指日可待。
令人万分沮丧的是，进入院党委的第三梯队不是我，而是比我大七、八岁的外贸经济系的一个刘姓教研室主任。他本是天津财经学院派出留学美国的，拿到洋硕士学位主动联系于八五年上半年来到我院以便大显身手。他挟着洋文凭，一进院就替他分房，调动爱人工作，还虚位以待地让他当了教研室主任，后来我与他一起进京开会，白天与时任经贸部长的李岚清同桌讨论外贸大计，晚上与他同卧一室，几天交往，我发现他学识一般，格调一般，只是谈到在美国怎样省钱时才涛涛不绝。尽管还没上什么课，更没写出什么学术文章(后来若干年他也没写出来)，他们的一纸洋文凭把崇洋媚外的国人镇得五体投地。统管全院教务的梅副院长本人有三大倾向：一是崇洋，看不起国货、土学位；二是重外贸经济专业，轻外语专业；三是偏重口语等门面功夫，忽视笔头等基本功。他大会小会，逢人便夸刘。而刘本人也下过多年乡，文革阅历比我多，对高校官场也很熟，再加上本地人、读硕士的条件，将我击败其实不费他吹灰之力。进入院党委没几天，他又被提升为外经系副主任。当时他系曾有位党员干部余性教师私下为我不平。他说：“什么玩艺儿，是驴是马还没拉出来溜一圈，用人也太不公平。我们小袁好歹也是自己培养的硕士，工作也很不错嘛。”我在内心也一直气闷，但也无可奈何。我后来知道，中国的官场文化自清朝开始就有“宁给外夷，不给家奴”的传说。正如俗语所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在许多国人眼里，洋和尚是无需念经的传道高僧，而沾点洋气洋味的假洋和尚才配念真经。
八五年下半年，我被轻易地评定为全院最年轻的讲师。因我的教研室越来越大，最多的时有三十几人，我将全室教师分为二个教研组，在征得系院领导同意后指定了各组正副组长。我们副主任张姓老师是个女强人，和丈夫编著过几部字典和书，与梅副院长的关系很热络。为工作需要，也为对她有所牵制，我极力说服上级让只念过中专的吴姓朋友担任“精读”教研组组长。老吴在天津著名的南开中学教学多年，其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教学效果也很好，而且能写会画，颇有几分才气。他本我大十二岁，老练世故，因两件事和我关系比较近。一是我任室主任初期，曾在某个范围内背着他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认为全院中英语语言语调最好的，男的是吴全玉，女的是[我妻]廖蘅湘。”为此，他曾说我具有古人“举人不避嫌“的君子之风。另一件事是我曾极力为他争取补贴，她妻患肝病多年卧床休息，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全靠他一个人的微薄工资。不过，尽管我和老吴关系较近，仍然属于工作关系，旨无私交，他与室张副主任矛盾很深，两人经常在我面前诉说对方的不是，我总是尽可能和稀泥、搞平衡。为了处理教学问题，调解室内的各种人事纠纷，二十七、八岁的我常常觉得我的许多精力都浪费了。年纪大的有六十多岁，个个阴阳怪气，老奸巨滑；年纪小的是刚刚跨出大学校门不久的二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个个娇声嗲气、幼稚无知；中年人更是明争暗斗，刀光剑影，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大家表面上都彬彬有礼，言词温和，好在我手中有权，只要工作好，我尽量做到公平、赏罚分明。在安排青年教师进修、调整教学阵容、组织备课试讲、评职称要补助、出差休假等各种事上，我尽量维护本室全体人员的利益，相信大家还是基本满意的，尤其是在主持政治学习时期，我常常故意让老师们尽快走过场。开事务性会议，我常常都不让老师们坐下来，三言两语便结束。我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常常让人觉得我不够稳健，他们哪里知道，我的时间是多么宝贵！
时间太少，我干家务活也就很少，长子初出世，我和妻分工，由我洗尿布、取奶、买煤、洗碗；她做饭、买菜、带孩子，洗衣服。为了省时，我将早、中餐的碗筷留在晚饭后一起洗，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孩子的尿布也是两、三天才一次性地洗一次，每次都在大盆里连揉带搓地在几分钟之内完事，多年后妻还笑话我这个父亲当得不认真；早晨跑步取奶一举两得。我最怕的就是买煤，每次从煤店里用板车拖到家门口已把人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还要一筐一筐沿着又窄又陡的楼梯爬到顶层五楼，一个帮手也没有，每次结束后都使我的腰腿更加疼痛一两周。我教书备课从不花正时间，只是在蹲厕所时提前看看课本教材，组织一下思绪。我把正经时间都用在看书、做学问上。当然，一有好电视节目，我是从不拉下的。
八五年年底之前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为了给老师们增加点收入，在全国创收热在天津还没成大势时，我向系院领导提议由我室组织走向社会，利用教室等硬件（其时共有四层的整幢中专大楼已由我院借用，教职员工办工也部分迁往附近的一所中学）在校外招收英语学生办理创收，系领导尚有几分支持，赵书记却说这是不务正业，间接地批评我“党性不纯”。我的这个绝佳主意不久就被我室张副主任以个人名义实施，在征得天津市府领导的同意后，成立了天津第一所私立外语培训学校，结果非常成功，一两年内据说赚了几十万，使她成为全天津最早的富婆。八七年后自费去了日本，听人讲已发了大财，入了日本籍。我的一个好主意使我自己吃瘪受训，却成全了与我明争暗斗的副手。从这时起，我已明显觉得自己实是一个弼马温。如果当初不当这个芝麻官，我一定会捷足先登，成为天津最早的富翁。另一件事的结局同样对我也不利。因首届学员已升读三年级，院领导十分重视，特延请曾是我系王副主任及我室“泛读”教研组汪组长的老师、全国著名学府南开大学声名显赫的英文教授李老师来我院教英语专业三年级的“高级英语”必修课，我自己则教外贸专业同级学生的“高级英语”选修课。也许我生性太过争强好斗，也许我是初生牛犊太不怕虎，我竟然在私下与李教授较上了劲，结果声入洪钟、名扬天津的他败给了我这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后生——上他的必修课的学生竟有几位偷偷转到我的选修课来上课。这一事实不久就被系、院领导查知，相信李教授得知真象后一定很伤心。对他来说，对付一个连在他手下做全国一流名牌大学研究生的资格都没有的江湖晚辈，胜之不武，败之受侮。对我来说，我又有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实力，证明我当初考试作弊不过是权宜之计的大好机会。这一回合，我是胜了，胜得令人非常得意；同时也败了，败得一塌糊涂，因为让几位能量不小的人物丢了面子，从而导致在我的对面渐渐形成了一个存心对我攻击的联合阵线。
我一直认为，最积极反对我的主要人物是我系另一教研室（专管外贸业务课）的王姓主任。他个不高，红光满面，一直在天津外贸系统的中专工作，本人最高学历也只到中专。他先天不足，但很聪明好学，更善钻营，非常练达世故。每一句话都是领导想讲、想听的话，每一件事都是领导想干、要干的事。瞒上不让人知，欺下不让人晓，和和气气，一团笑脸，尽管他无大学学历，无业务强项，无科研成果，硬从中专普通老师升至我院室主任，这一简单事实本身已说明他有能量、有神道。我的副手和老吴与他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总在系领导面前恰到好处地说他们几句坏话，还经常非常“善意”地叫我提醒他们。系里一共只有两位付副主任年老不爱管事，王副主任从政资历浅、党龄奇短，如果再由内部递升一位系主任，我便是他最大的障碍。我根据两大现象判断这位室主任是暗中攻击我的头号狙击手。一是我室两、三个感到受我压制，对我缺乏好感的人，以及院人事处明显对我有嫉妒心理的王姓干事和校园内其它几个与素来格格不入的人都与他来往密切；；第二个现象是无论我在本室有什么“过格”的言行马上都会捅到他那边去。以他为首的势力与系王副主任似越走越近，而与梅副院长也明显过于甚密。由于我锋芒太露，漏洞太多，在我室主任两年期满续聘时竟有人坚持要降我做室副主任，据说还是颇有威严的赵书记亲自过问才算保住了我这个尚不入品的芝麻官。我听之任之后感慨万千，在有几分灰心的同时也感到了反对势力的强大。
到了八六年初，我依次升任系教学副主任的美梦完全破灭了。赵书记把另一个在天津财院并不得志的党员王姓老师请来做了我系自史以来的第一位正主任，还对我语带玄机地打招呼说：“是我给你们请来了一位当家人。”王主任一来马上掺沙子，先从中学给我室请来一位常姓教研组长，后又从财院进口了一位业务教研室副主任。从此，本系都认为这位“正主儿”是“皇上”亲信，惹不得。可惜这位正主儿虚有其名，口语不如王副主任不说，连笔头也不行，文章没发过一篇，书没写过一本，教学效果也不突出。只会拉帮结派，大搞“顺我则昌”。不知到底是出于工作安排，还是为了排除异己，他将我和老吴送往外地轮流进修，参加由经贸部与联合国贸易组织在华首次联合举办、为期三个多月的《国际贸易基础课程》训练班，还煞有介事地说我俩不懂外贸，院领导特意要栽培我们，为日后能重用我们而弥补不是，这话在当时听起来还是令我十分受用的。
三月底，我把妻及未满周岁的长儿送回岳母家，然后与老吴搭上了开往上海的特快列车。这次进修头两个月在上海贸院，后两个月在广州贸院，因属部里直接举办的项目，两个贸院对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外贸系统的四十位青年“菁英”特别殷勤。我们每餐都吃鱼肉，每夜睡高级招待所，出入有车，待遇优厚，院长的不时来嘘寒问暖，简直让人觉得不是在进修，而是在疗养。除我和老吴年龄最大外，其它都是刚刚走出校园不久的大学生。开班不久，我们被告知，训练结束后将从学员中派若干人出国。我并不抱希望，因为专业不对口，怎么也轮不上我，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分析是对的。此次花花公子们的进修经历除了让我多了一张无用的“结业证书”，其实乏善可陈。但与老吴打开天窗说亮话，每天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对我的工作、生活，甚至为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天津经院，从工作关系上讲，我一直是老吴的顶头上司，从无私交，这次我们终于摘下面具，彼此象江湖朋友，我成了一个想割据一方的草莽英雄，他自愿作我的狗头军师。他说我不懂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不清人际斗争中的利害关系。他经常说：“你在院里一贯表现给我很深一个印象，我每天看到你就想象有一个鼓起翅膀准备拼斗的公鸡。你更象一个年轻、爱争强好斗的武士，随时随地都准备拔剑决斗，殊不知你剑匣里根本就是空的。真打起来，你谁也斗不过。”他说我的情况象一个横身练硬功的江湖豪客，其实经不起别人寒阴指轻轻一戳，概括起来，他使我认识到，我知己，但不知彼；只知进，不知退；只善阳争，不善阴斗。他表示愿意辅助我在系里先夺权，再升官，但他也反复表示因为他看透我和他毕竟属于心软的善人，最终必定以失败而告终。他对《三国演义》非常精通，经常一大段一大段地背出来，给我讲解心得，我对中国政治传统与文化了解很深为了道义，他愿学孔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劝我既不要学刘备太讲面子、太虚伪，也不要学阿斗“跛驴扶不上桥”。我和他谈得很多很深，其内容写出来可以编成一部运用于现代中国社会人际斗争、权力斗争的兵法书。我对他非常佩服受教良多，受益匪浅。我一生朋友极少，能与之自由自在谈得投机痛快的日子也不多。沪穗将近三个月（中间他因妻病返津一个月）与他朝夕深谈实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片断之一。
七月自穗返津，发现妻还没按我早先的叮嘱给来儿断奶，我发了一场脾气。我嫌她太懒，不愿动手动脑想法让儿子吃好，每天一哭就塞进本就十分不够的母奶头了事，结果孩子人小瘦弱，不好好吃东西(至今如此)。妻感到很委屈，她一人在家带孩子，等我回来还遭一顿埋怨。第二天自岳母家搬回我们的小家，我硬着心肠强行给来儿断奶。时至今日我都能听见儿子看见母奶头上的黑色芝麻酱伤心大哭的哭声，我半夜三更搂着哭碲的儿子在阳台上来回走的情景也历历在目。
九月开学不久，老吴按原计划首先将系王副主任从我的敌对阵营中分解出来，并与我结成反对系一把手、对抗另一个教研室王姓主任的同盟。这件事由于老吴动用了克格勃惯用的“握人把柄、拖人下水”的办法而一举办成，从而少了一个反对我方的“诸王之一”(老吴曾开玩笑说贸院对我们老老少少碰巧都姓王)。又过了一两月，老吴又使出杀手锏“美人计”与赵书记达成反对他的政敌梅副院长的某种默契。所谓美人计，即利用我也教过，吴的得意女弟子、贸院校花马姓学生向赵书记说项。因该同学太天真，只懂学习(她毕业就考上北大英文系研究生)，几次说话未尽人意，后由老吴找机会亲自出马圆话。第三步是我出面笼络师大调来的人，建立势力山头后争取让信院长“收编”(他的一个亲信有师大背景)。这些事说来可笑，但我当时很想跟着老吴学几手“阴招”，锻炼自己，提高人际斗争、权力斗争的艺术水平，每当我在家谈及与吴的交往，妻都非常担心，她说老吴太可怕了，万一对我不利，我这个学生便会“死”无葬身之地。我安慰她说：“你放心，我会用最简单的铁腕对付他最复杂的阴招。”为让她放心，我很少和她说我与老吴的密谋。
为了便于推行我与老吴的即定方针，我报请系、院领导批准，将老吴聘任为室的第二副主任(第一副主任由从西安调来不久的郭姓副教授出任)。为了巩固后方，我和吴有时故意在室内、系里闹不和，以便甄别那些爱上窜下跳者的真正心向。我们一切进展顺利，既最大限度地孤立敌对者，也最大可能地扩大、巩固了乙方人事地盘。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老吴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在当时的中国境内，几乎每一个工作单位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个诸侯混战的封建王国。真正有本事、有公心、有道德的人很少有出路，很少有好下场。我一直被上级用而不衙、培而不养，正是因为我的优胜之处恰恰正是我致命弱点。多年后，当我在加国翻阅意大利某作家在中古时期的写的有关阴谋政治的书时，我曾掩卷长叹：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阴谋，古今中外皆然。
可惜又好景不长。八六年冬，对我早有提拔之意的赵书记被调任中国驻秘鲁商务参赞。临走前去看他，他说：“我本有意带你走，只可惜你不懂西班牙语。”之后，信、梅两院长的权力斗争升级，双方对我这样的实力少壮派似乎都有戒心，老吴劝我不要心急，要静观事态的发展，我也就耳提面帘，乐得回到我的安乐窝去做学问。我的第三本书才刚开始收集资料不久，我的第二本书还没有落实出版单位，第一本书虽已排版，但仍未开印。同时，我为系好，一方面与系王副主任及一直对我不够友好、尊重的下属、右派摘帽的汪组长(两年后他因出车祸死亡)共同将一部英文《动词短语词典》译成汉语，后据说通过本系学生之父在陕西出版，一方面为团结本室业务骨干组织人马将一本英人著的《谈判技巧》译成汉语，但最终也未能通过吴的关系在京出版。我本人的科研成果甚丰，在各类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数目有限，但在全院教师中还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大约也是在八六年进修“疗养”期间，我从报纸上突然看到有关我的老熟人章风波的事迹报道。《中国青年报》有关版文章，通栏标题好像是“在日本轰动日本，回中国振兴中国”，随后得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还有《光明日报》等也报道了他在日本成为京都大学第一位获经法学博士的中国人的情况。大约是通过我父母(后听说他从日本归国后还带点心专门到我家致过谢)，打听到他的地址后，我于八六年秋趁到北京出差去拜访了他。他住在国务院机关内。一见面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的字样我还记得有两行：上行是“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下行是“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经济学博士”。他解释说他本可去中科院，只想呆在属于赵紫阳总理幕僚机构里，进可以出仕，退可以做学问。我对他的成就表示非常高兴，也为他的打算拍案叫好。他似乎也有极强的从政野心。我鼓励他说，“既然你现在已是副局级待遇，为什么只想当个总干事、部长?搞得好，当总理也并非没有可能啊!也许我道破了他的心思，他很不好意思地说：“那里，那里。”一起在食堂吃过晚饭后我们又聊了一阵。他说他当初从上海外院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单位也很不理想，在武汉活动期间，碰巧有机会为一个日本代表团做翻译，结果被一位日本教授看中去了日本，但看到仅学日语没前途，他便改学经济，并利用数学模型帮日本国铁解决过一些问题，从而在日本也出了名。这次是轮到自叹一番了。我说自己才智远不如他，成就也提不到桌面上来。他说，这是各人的机遇不同。后来我好像又见过他一两次，发现他很忙。了解到我出书难，他爱莫能助地说：“可惜你不是研究经济的，否则我和你一起合著出书。”然后他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我近几年要出几本专著，几家出版社抢着要，我打算让出《毛泽东选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又说有许多高干亲自为他介绍对象，著名的女人照片一大堆，我又建议他分向别类，缩小范围，并劝他找一个“秘书兼保健医生”型的淑妇，他颇以为然。听到他接电话时对别的名教授略带训斥的口吻说话，我想起老吴的比喻，心想章风波多半也是一个“日本武士”。
八七年初，我深感乱世之中由英雄造时势，治世之中由时势造英雄。我本非英雄，更无机遇，只能安心做一头野狼。不久，我的生活重心又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也就不太关心经院的人事、权力纠纷了。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