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連載-6】

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的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000年元月十三日星期四

易明：

因为信超重，早晨送妻上班，顺便到邮局发信。把青儿一个人留在家里半个多小时，这在加拿大是违法的，(加国法例规定，年满十二岁以下的儿童必须有成人陪着)。不过，小家伙身体像我，过了四岁生日以后开始感到晕车，现在哪怕坐10分钟以上的车就吐得满车都是，够他受罪的。我犹豫了一个多星期，终于买了一盒烟，在戒烟40个月以后的今天，把自己关在自家办公室里抽着烟给你接着写信，真是一种莫大的改变!——尽管这第一支烟使我感到呛喉、头晕。你放心，我意志较强，会随时再戒的。我昨天对老同学说，我现在有四大爱好，一是胡思乱想，二是博览“闲”书，三是自由研究，四是随意写作。

据今日《温哥华太阳报》头版及工商版报道，温哥华与瑞士的伯尔尼、苏黎士及奥地利的维也纳近日又被英国独立研究机构“麦氏人力资源咨询公司”评为全世界最佳居住城市，其评比参数有39项之多，包括政治安定、个人安全、经济、环境、公共服务、医疗保健、教育、运输、交通等因素，参加此一调查评比的城市在全球有218个之多，得分最低的为刚果首都。除了人文条件优越，温市的地理气候也得天独厚，全球中只有在温市可以同时划船放舟、溜冰滑雪、打高尔夫球。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全球的华人，尤其是港台澳、东南亚富商巨贾以及大陆高知和科技人士都纷纷来温，中国的偷渡客也想方设法先到温哥华落脚，然后隐姓埋名溜到美国纽约、硌杉矶等大城市去打工赚钱，以便尽快赎身(通常为3—7万美元)。至今为止，大温地区的华人已近三十万，在三分之一的主要市区里，各类华裔华人所占本市区人口的比例已达22%～33%。我常和妻及开始懂事的青儿说：“我从湖北农村充满蚂蝗的水田里，经过几十年个人奋斗，把你们带到世界最佳城市生活、学习，你们要明白这来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啊!”

但十八年前，我是不顾一切、努力找机会到北京去发展的。当时，我有几个异常执着的念头。首先，尽管天津是中国民风最纯朴、生活条件最宜人(夏不太热、冬冷却有暖气、火炉、实比南方好过得多)的大城市、直辖市之一，但万一我的丑事一旦不能被一纸文凭包住而见光，我会立即身败名裂，因此，我必须设法离开天津。同时，我从小在文化大革命中培养出来的从政野心，尽管在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被击得粉碎，现在死灰复燃，又重新获得年轻、高学历的资本与机会，我一定要到近在咫尺的京城去闯。我相信，以我吃苦的精神，坚强的毅力、灵敏的头脑、超常的适应能力、年岁不大资历不浅的共产党员招牌、虽货假但价实的研究生身份和无牵无挂的肉身，只要到了北京，我就有机会像我从小就佩服、具有超常意志的个人奋斗者，如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罗马国时期的斯巴达克思、《牛氓》中的亚瑟、科西嘉岛上的小个子拿破仑、甚至维也纳街头的流浪汉希特勒那样痛痛快快地奋斗一场——但我从下乡开始就想从政并不仅仅是为了过过官瘾，满足个人的权欲，而是想为祖国的强大做出自己的贡献，尤为清朝晚期以来的种种辱华行为雪耻(我从小就有爱国心及爱国理想不便在此处详谈)。即使我一官半职也捞不上，我至少可以退而求其次——做学问。而要把学问做到顶尖水平也必须到北京去。只要我能到北京，即使我前无大树，后无凉亭，我也能一试身手，无论是从政或搞学问，我都可以更快地往上爬。记得下乡后期在大山沟里与一个野心同样膨胀的知青战友离别时，十九岁的我曾意气风发地说：“北京见”。如果我能在京城闯出名号，也可向你证明，是命运让你打败了我，彻底打败了一个坚强的胜利者。意志越坚强的人，其感情越脆弱。沙场上的斗士往往是情场上的羔羊。

当你看到这些以及我将向你连续寄去的文字，你一定会发觉我既熟悉、又陌生。其实，你当时只知道我疯狂地爱你，有一定的才情，但绝不知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我落难时又遭到爱人的拒绝，这种双重的致命打击是如此残酷，我又能向谁诉说呢?既然弦已断，还有谁来听呢?也许你现在能理解，我当时为什么沉默寡言，为什么极少提及我过去的经历、未来的理想与打算，甚至我当时的心态。而这一切，世上也许只有妻若干年后才在我时常自嘲中了解一二。

八一年寒假我回湖北过年，除了与老友郭健聚聚，很少出门。我本就不是一个爱张扬、喜交往的孤独者，与谢家断交闹得满城风雨，自知是一个冒牌货、心事重重的我只好“闭门思过”。等我匆匆返津，我已有了到北京去钻营的初步方案。我是师大学生，按政策只能在津分配工作，或回原单位。原单位是回不得的，一则学不致用，二是穷山恶水，三是我的伤心地——我以为你仍在原研究所医务所工作。但我身上揣有寒假期间弄来的一封“介绍信”，写信人本为松滋县城关中学教英语的支老师，收信人是他以前武汉大学的同学，时在国家教育部学生处任职的胡同志，我想通过他帮忙，给天津人事局一个到京分配工作的研究生名额。“月姐”对北京中下层官场较熟悉，她陪我找人送信，并在京替我跑腿联系。后来名额下来了，但天津方面不放人，又是月姐专程来津亲自先向我的系主任说项，然后到人事局与主管处长交涉，结果该官同意放人，并届时将我的个人档案转至教育部，可能最终将我分至新华社驻外记者部。要不是我人生中一段我最忌讳的插曲导致此事发生戏剧性变化，我千辛万苦挣来的那个名额就不会由南开大学一个本地刘姓女研究生捡便宜、喜从天降地顶替我，被分到外贸部(后听说不久与其夫在驻加使官团聚)。

前已说过，月姐是作为一个老同学、朋友、重新出现在我的生活中的，我在心中自然没有向她设防。她来津看我无论专程还是顺便，一共也不超过五六次。但每次相见，我们都谈得很多、也很投机。头一两次，我们畅谈了在上海交大的同学生涯，我在交大的三年是极不得志、性情大变的几年。

七七年春天首次离开湖北，乘船抵达上海，一路上踌躇满志，内心本来得意非凡。是啊，二十七个月在长江边上的码峪河林场流了不少血和汗，甚至把命几乎丢在那里，真可谓吃尽了人所难吃的苦，忍住了人所难忍的泪，终于走出了农村，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中国最有名的高等学府之一。记得在被推荐上大学时，我因表现突出，各方面条件在全县不是数一，也可算在前五名之内，加上父亲时任县招生办公室主任，全国名牌大学招生人员在松滋看到我的先进事迹，尤其得知我是成绩优良的高中毕业生、根红苗壮、年轻有为的党员干部，都争相抢取，什么清华、天大、武大、交大等院校，简直可以让我随便挑。可惜北大，人大当时没在松滋招生，武大新闻系、外文系又是后来才有的名额，我只好选了当时唯一能选到的名校文科：上海交大基础部(科技)英语专业，送申请表前父亲半夜曾与我“谈心”，说我母亲体弱多病，爷爷奶奶解放前分别只有二十六、三十九岁就病故，劝我等一等，改报武汉医学院申请学医，而我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坚信只有学文才有从政提干的希望，尽管爸爸伤心的落泪，我也毫不动心，还是选定了英文这一行。为了进交大后能顺利渡过摸底考试关及体检关，我尽力作了准备。其时，毛主席早已逝世数月余，我唯一耳熟能详的英文句子“Long live Chairman Mao”是派不上用场了。我便重新把26个英文字母背得烂熟，还死记了好几十个英文单词——那时我从未见过任何英汉字典和铅印课本。为了消除因下乡劳累过度而患上的风湿抗O过高、心律窦性不齐、血压偏高及眼睛本来弱视、闪光等问题，爸妈领着我多方求人求医，最后还是请本县杨林市公社乡下一位大胆中医叫我大量吃三七片、并在眼窝里注射胎盘组织浆、在臀部注射一种农药，才稀里糊涂地把血压降下来。进校不久，体检关平安渡过，摸底考试全专业二十九名工农兵学员，我大约排在二十三名左右。也许因为我英文底子太差，也许因为我是湖北偏远小县城出来的土气包，也许是班上上海人太多，他们又天生有太强的优越感和排外情绪，也许大家都在工厂农村干出过一番业绩，且年龄资历都比我高(仅两位同学比我小)，结果我只被工宣队指定为英语专业班(后分为两小班上课)党支部宣委兼团支部书记，没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当上班长或党支书。第一次在辅导员主持下开党支部委员扩大会，其它几位竟没想到我一句上海话也听不懂，只顾自己叽叽喳喳，“阿拉阿拉”地给我坐了一顿冷板凳，叫人着实气闷。我想努力改变这种“人小言微”的困境，又像初下乡时那样动脑筋，事实上我也干过几件事, 如组织全专业团员到杭州一游, 结果使我领导的团支部不久被评为全校先进团支部之一。尽管如此，我在学习及政治方面的处境仍很尴尬，后来筹组系、校学生会，也和我完全无缘，当时正争取入党、英语成绩比我好得多的安一鸣一直对我很尊敬，但自进入系学生会后便让我感到态度有变化，就是这一感觉使我日后对她抱有很深的成见。

随着对“四人帮”展开深入批判，二十岁的我觉得整个社会在政治层面似乎有了某种变化，这种变化越来越大，明显地不太时兴天天搞政治， 同时感到也得不到同学的尊重。因我一开口讲话就是满嘴湖北腔，舌头自觉又短又粗，在短期的语音语调学习过程中，常常受到老师的批评、同学的调侃。记得我因地方语言习惯，“n”和“l”不分，老师还专门指定一位杜姓上海女同学帮我纠音，两三个多月后，我的语言语调仍令人不敢恭维。即使不是为了争强好胜，为了维护自尊心也应把学习搞好，因此，我逐渐把注意力放在英文上，政治热情也就随之降温了。七七年暑假，我为省钱没有回家，白天与一位学日语的白姓室友在学校打小工搬砖，业余时间温习功课、看看闲书。

元月十四日，星期五

当时市面上充斥各类文革、政治读物，很少有令我感兴趣的书。不知何时，也不知从哪借到一本《斯巴达克思》的汉译本。我一口气将书念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一个被浮的奴隶，一个供人观赏的角斗士，为了改变自己的卑贱身份、改善自己的人生，竟然靠个人的智慧毅力几乎推翻了整个罗马帝国，其男子汉大丈夫的品格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当时我想，要不是他深爱苏拉的女人而招致另一个女人(可能叫英姬华达?)的嫉恨，他的军团也许不会分裂而最终被各个击破。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造反英雄，在中国史上，也许把项羽的气概、爱情和石达开的意志、壮烈加起来才可与之相比。后来在师大念研究生，我之所以独对密尔顿《失乐园》中的撒旦深感兴趣，原因可能在于我在文学与历史中找到了某种令人回肠荡气的造反共相。

在交大期间另一本使我感兴趣的书是《拿破仑传》的汉译本，主人翁本是法国属地科石嘉岛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穷小子，可是由于他善用火炮，结果从士兵到元帅，从军人到皇帝，从蕞尔小岛上的小个子成了世界大帝国的大英主。其豪言壮语、雄伟气魄、奇思异想及精明强干给我以很大的启发。伟大的心灵常常蕴于渺小的躯体，雄壮的身岸、英俊的面目、显赫的家世、崇高的地位都比不上个人的性格魅力。或许当时也在上海医学院念书的你还记得，上海当时曾有一则报道，说某大单位团委领导一切都出众，就是因为个头太小而使姑娘们敬而远之。这一消息实际上反映了不止一个时代或一个社会的风气。就是昨晚我在开车时还听温市英文电台报道说，据最新调查表明，高个男人比矮个男人对女人更有吸引力，甚至史前的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因为个高男人可以给女人提供更多的肉体保护。此事对于常被人讪笑个小的我震动很大，我想，身体外表是父母给的，心灵却可以由自己来塑造。如果不以心性才智取人，那是多么愚蠢的事!

最后一本令我终生难忘的闲书是《田中角榮传》的中译本，那时中日建交不久，交大放高仓健主演的《追捕》，我是每场都看的，影片中男主人翁的冷峻、沉默、机智、坚毅、富有正义感，使我想到现代东方的男子汉大丈夫本应如此，也感到和周围的男人们(如室友、同学)大都是些女里女气的小白脸，平凡无志，没有性格，没有一个真正令我欣赏、可以与之交朋友，而从平民到首相的田中角荣为求取功名刻苦学习、背字典的故事，不仅使我异常感动、钦佩，而且导致我在现实生活中大加模仿。可以这样说，对我的事业乃至人生之路有最大开启性影响的，莫过于此书、此事。

在大学一年级，尤其是在以英语语言语调学习为重点的第一学期，我的口语始终不如人意。尽管我像其它刻苦用功的同学一样自学美式英语《九百句》和英国英语《灵格风教程》，每天课后在教室里听录音，反复摸仿(当时全班只有一台老式录音机)，我的口语及听力成绩不遭老师、同学的讥笑都不错了。我鹦鹉学舌的能力实在太差，十分好强的我感到非常自恼、自卑，对那些常受老师表扬的上海同学，及包括安一鸣在内的基础较好的同学感到非常羡慕、佩服。但随着专业学习的深入，因我理解力强、记性好，很快就与先进同学缩短差距，当时的课文也的确简单，无非是批林批孔类的口号，《半夜鸡叫》、《刘胡兰》等。在一年级期末考试时，我的分数已在全班前三名之内。大约是在二年级开始后不久，我每天早晨提前二十分钟进教室，别的同学都在操场上边走边读课文，念发音对话，我一个人在教室内背字典。记得当时市面上没有什么字典，全国有名、一直畅销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汉词典》于七九年三月才正式出版，九月份我才弄到一本。在此之前，我不知从哪弄来的一本小字典，不厚，橘黄色硬封面。我学田中角荣，每天撕一页，逼迫自己记下当页自认为有用的词汇。我曾试过，有一天早晨，我花了一个多小时，竟然记住了近200个生词。不过，到周末只剩下三十几个了。看我的强记能力这么好，一位周姓同学和我开玩笑说：“你替我记单词怎么样，一毛钱一个?”除了记生词，我还默读课文，并将每篇强记在心。我实在不懂为什么大多数同学记性这么不中用(其实是因为他们大多数比我大，以前缺乏记忆训练)，更不懂为什么老师把学生当傻瓜似的不断反复讲解同一个语言点。老师鼓励，要求全班自己找对手(通常是男找女)每天练口语、会话，我除了对安一鸣有好感外，不想与别的女生(也懒得做这种没话找话的无聊作业)，而安好像故意表现出只喜欢与我在交大唯一相好的周姓同学操练，我便在心中自己和自己讲几句，室友看我经常一个人躺在床上发楞。其实，我是在默记课文、生词、与自己练习英语对话。

二年级我自学了一套英人编的教材，名叫《Essential English》，此套教材远远超出我的水平，碰到许多问题问老师，年轻一点的只是比我们早毕业几年的工农兵学员，往往答不出来；年纪大一点的杨姓女老师是文革前念过研究生的讲师、戴老师也是从清华调回的讲师，在回答问题时要么不够耐心，要么不得要领，使我非常失望。我想，老师的英文知识也是从书本里来的，如果我找到同样的书，我也可以学得像老师一样好，甚至更好。于是，我把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本权威书，即张道真编著的《英语实用文法》仔细通读了一遍，连一个标点符号、注解也不放过，结果使我的英文文法获得长足进展。老师有一次给我们出了一道英文文法游戏题，把四个that并列造一个句，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当场就造出来了。从此，我对自己的英文文法功底深有自信。尽管这样，因老师们对我这个满嘴湖北腔、孤廦寡言的学生有成见，大多不怎么喜欢我，而每当杨老师重复、拖堂，与“月姐”同坐在最后一排的我就烦得直摇桌子，恨不得从背后离地面四层高的窗子里跳出去。三年级时，我又坚持自学了一套叫《Discovering English》的教材，也是问题多多。不过，终是咬着牙吭哧吭哧地学了一遍。此外，还每天到图书馆借阅葛传榘教授编写的英文《惯用法》，和港人钱歌川编写的几本英语学习教材(这是那几年市面上仅有的几本书)。我看过的英文课外读物除了狄更斯的《双城记》、《大卫·科玻菲尔》、《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等简写本外，名著原著只看了一本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不过，此书看了两遍也令我似懂非懂，隔雾观花，只是觉得不是傲男就是怨女，锁碎，无聊，表面上，有几分像《红楼梦》。

从二年级开始，我每次大小考试的成绩不是全班第一就是第二，而且每次考试我都头一个交卷。记得每次全校统一期末考试，我总是提前半个至一个小时出场，然后一个人跑到学校空荡荡的大食堂等开饭。卖饭的大多是年轻的女师傅，知道我这么早出场，一定是高材生，有一两次还有人先夸我一句再故意多给一点菜。但我的好成绩从没得到负责我班教学的杨老师的表扬。她每次给我分数似乎都很不情愿，经常把我的分数算少了，名次也变了。她似乎对一位成绩在全班最多能排前十名，从湖北来的刘姓男同学特别欣赏，每次提问总忘不了叫他，而他无论说什么都给予肯定，还似乎故意撮合他与另一位面貌姣好、但身材欠佳、眼睛略凸、从四川来的温姓女同学相好(他俩后来结婚，可能现在武汉定居)，杨老师在课上答题或做练习很少叫我，对此，我还提过意见。我觉得她有失为师之公正之道。后来我在温哥华请她吃过一顿饭，以表师生之情。对我有好感的只有两位老师，一位姓徐，从厦门大学调回上海。我也很喜欢他。但他看我聪明、学习好竟说“你真像一个上海人”，听了这话我觉得受到某种侮辱(难道外地人只能是笨蛋?)。另一位是年逾花甲的副教授葛老师，她对我的口语及造句能力颇有微词，但却比较公正，后来为我的毕业分配还说过几句公道话，她根本不知道，我自上高中以来的作业本一直都非常难看，总是红杠杠、大叉叉。因为我总想用另一种方式答题或做练习，往往错误多多。其实，我当然知道老师讲过、课本中出现过的正确方法，我只是想多学一点。不过，我在考试时总是用最保险、最正确的做法，因此，分数当然也低不了。我的这种学习方法一直沿用到我在加国结束学生生涯为止，尔后也常常向我的学生们推荐。也许这是我当学生成功的秘诀之一：平时练习不要默守成规，尽可发挥试验，考试时应采用绝对“正确”、保险的方法。

在上海念书期间，我几乎从未迟到旷课。记得有一次我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发了，天旋地转，头晕呕吐，我也照常去上课，在课上虽然很少听到有趣的知识和讲解，大多是一些自己学过的东西，但一方面为了验证我自学的效果如何，一方面想着能否在心里解答别人向老师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听听英语对话，所以我养成了从不旷课的习惯。到了最后一年，成绩好一点的几位同学都蠢蠢欲动，经常谈到毕业后准备复习考研究生，我更是默不作声地积极行动。班上有位姓李的上海女同学，不知出于好感或是同情，神神秘秘地给我弄来一份研究生考卷，我也参加了系里首次举办的“托福”模拟考试。当时这些事即使在全国也才刚刚开始，令我不太了解，无从下力。但自认为有一定的实力，毕业实践项目是教学，我替七八级学生上了半小时课，结果还算满意。口语实践是陪同来交大参加文革后首届校友联欢会的华侨以及到交大来访问的外宾。当时我曾有过模模糊糊的出国一闪念，但也竟是一闪念的而已。公派根本轮不上工农兵大学生，“自费出国”还未听说过。不过，我在前不久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独自置身于洋人林立的大会堂，正站着听洋人在台上讲演，我现在还能历历在目地回忆起梦中的画面，记得梦中的自己非常渺小，身旁站着的许多人高低不齐，但都比我高许多。在当年，即使在赫赫有名的上海交大，出国留学(更别说移民国外)也只是一种隐隐的传说，一般的大学生们连想也不敢想。我也没想到过，新的社会潮流，正在蓄势待发，敏感的青年学子如果幸运是可以捷足先登的，而我因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先天不足，不但没有抓住时机使自己成大器，早成器，结果一托再托，几乎赶了个末班车。五十年代“入伍“(参加新政权工作)，六十年代当兵，七十年代上大学，八十年代出国，九十年代经商，这是中国有为青年的潮流和理想，我的好多美梦都白做了。

元月十五日，星期六

周末一直是我最忙，也最辛苦的时候。现在是下午三点，因安排上出问题，我有两个小时的空档，回家一趟没有意义，只好呆在冷车里靠在方向盘上给你写信，打发时间，也好暖暖心头。事实上，你很难想象我常常是在什么情况下给你写这封长信的。有时在自家，有时在车里，许多时候都是我在别人家一边工作一边写的。好多年来，我已习惯同时看几本书、同时干几件事，而且从不乱套。

车里车外都这么冷清，使我很快想到我当时在交大常常也是形影相单，周围没有一个值得我去追的女生，朋友也没有真正交到。刘姓同学既是我的湖北老乡，又是睡我下铺的室友，我们常在一起散步、闲扯，但我内心十分讨厌他的人品，他家里有钱却总爱有意无意地占我这个穷人的小便宜——我的每一张菜票都是算好了用的，他常常借了不还，我又不好意思催，使我感到极为气闷。尤其是他爱缠女生，每天上教室前都像女人一样对着镜子打扮半个小时，自以为是美男子。我讨厌这种纨绔子弟的做派，有一次做恶作剧在他的大镜子上写下“王八”二字，他还是照个没完，我注意到他只要和女生坐在同一个座位，总是和人越坐越近，直到对方无处可挪最后只好起身。他的优点是很用功，每天在外练口语，有时在梦中也叽哩咕噜地讲英文，毕业前的那一学期，他经常与女生缠混，每晚都是熄灯铃响后才溜回来，因他的习惯影响我们休息，同屋其它五位室友都很烦他，我们常常故意把他关在外面。另有一个周姓室友，知道我是一个人穷志大的人，和我相处最好，我们每天早晨一起跑步，为锻炼身体，意志，我们还坚持每天清晨用凉水冲澡，即使冬天也是如此。晚饭后也常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他年龄比我大，正直，有同情心，学习很用功，但成绩一直不好，很有自卑感。他很喜爱安一鸣，害了一两年的相思病。我先是鼓励他去追，他说毫无希望，我虽对他说：“如果我真的看上哪个女孩子，我会不顾一切去追的。”但他说：“安一鸣成绩比我好得多，人又这么漂亮，怎么会看上我呢?”我看他始终没勇气，到毕业前就不再鼓励他，只是偶尔拿他的单相思开玩笑。也许他深知我和他并不是同一种男人，他说一句令我很难堪又感叹的话：‘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只是你现在没有朋友，把我充个数’。他的手头比较宽裕，而我为买一台时值50多元的红梅牌收音机收听“美国之音”学英语，一下将半年的小用钱用光，一直不敢和他上街，连电影也不能看一场。有一次，他得知我母亲生病住院，说：你把地址告诉我，我给你妈寄点钱去，当时我感动得眼泪都快冒出来了。但我从小就是一个人穷志不穷的人，到底没让他去做，也许他也只是说说而已，就是这句话，我一辈子都感念他，前年与他取得联系，他现在江西财大当教授。

另一位黄姓室友，也是湖北(武汉)人，高大，白净，浓眉大眼，当过兵，能歌善舞，父为高干，女友和他同班，都是学日语的，其父是武汉军区领导，早年为驻苏使馆的武官，他或许像他交往的那批高干子女一样，本来很看不起我们这些一般干部或工农子弟，但处处表现得“平宜近人”。在宿舍里对我这个英文专业的班干部、高材生很客气。但我们从来就没有推心置腹地谈过一句话。我之所以提到此，是因为我们中间发生过一次使我终身感到受侮，但又无机会雪耻的事。有一次，他说他戴的什么高级手表不见了，一口咬定是在宿舍丢的。起初，他颇有风度地反复询问每个室友，结果大家谁也不知道。我对他说：“你把寻找范围扩大一点试试，我当时想，我们宿舍一共六个人，三个是日语专业学员，三个是英语专业的学员，来往的人两个班都有，门又常开着，情况比较复杂。可他也许因为知道我最穷——我家穷，口袋没钱，很少上街，抽烟也是断断续续，攒足了钱，逢年过节才买几盒回来过瘾，也许因为我多说了几句，叫他别把注意力只放在室内，他好像认定我是贼，很长时期内对我旁敲侧击。他不敢把话捅开了说，我也只好强忍着怒气应付。后来不知他是否找到，整个过程就像疑心邻人偷斧的故事。此事至今想来都令人生气。也就是从这件事上，切身体会到人穷了就没有尊严。至少，穷人的尊严是可以被富人随意凌辱的。

我本想与徐姓同班同学交朋友，他聪明，成绩优秀，有思想，知识面也较广，但我觉得他有点孩子气——他十六岁多上大学，比我还小三岁!尤其是为了表示自己人小但知识广博，常爱高谈阔论，而我从来就不太喜欢太炫耀自己的人。我一直认为，喜笑怒骂随时形于色，说的话比想的、做的事还多的人，都是肤浅之辈，缺乏男子汉大丈夫应有的深沉气概。再者，我与他同属全专业成绩最好的两个人，我是党员，但他更年轻，毕业分配一定要面临竞争，因此，有一次当他明言表示要和我做好朋友时，我却顾左右而言其它。我现虽知他在美定居，且有三子，但想等到今后再找机会与他叙旧。

我在交大校外仅仅只有一个严格说来并不能称之为老朋友的老朋友。他叫张风波，湖北荆州人，中等个，浓眉大眼，头显得略偏，聪明，记忆力极强，我和他本来是根本不认识的。因他也在松滋下乡，申请大学时显然没有贫下中农的极力推荐，父母不过是荆州地区血防站的普通干部，但他用英文写了三页长的申请材料，使时任招办主任的我父亲见才心喜，破格将他录为上海外院日语专业的学员。我们不知在哪见过第一面，父母亲俩常要我向他学习，夸他才是真才实学的人。这也难怪，他父母很有文化，家又住在荆州城，文革期间听说他爸妈对他的学业抓得很紧，加上他天资聪颖，在下乡知青中出类拔萃并不足奇。我父亲为了录取他，不录取地区军分区某领导的儿子，因而被人在长途电话里指名破口骂娘。我父亲当时的态度是：即使丢乌纱帽，我也要把这个真正的人才送上去。为此，张风波一直心存感激，有一次我到上海外院去玩，张说外院是小妹妹，名声还不如交大。他也应我邀请来交大住了一晚，对交大的气派颇有几分向往。在那年寒假，我们都趁机背字典，三个星期我只背了几百、一千不到的生字，他却记背了一本，大约有五千多个片语的小字典，我表示非常敬佩他的记忆力，他说：“日语里有许多汉字，比英文单词好背”。有一次在青年宫游玩与他不期相遇，他告诉我他猜中了好多奖。我说对这些事兴趣不大，人也较笨。大三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考上北京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因不愿留校任教，决定继续在上海上学。他说他想留在上海。若干年后，他成了全国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我以后在北京还见过他几次。

元月十六日，星期四

早晨起来本要开车去工作，一看窗外又是大雪纷飞，全市银装素裹，一片宁静的景象叫人真想伸出手去尽情抚摸一番。上午我就呆在家里，等路况改善后再出车。

自从开始写这封信，我的性情一改常态，变得越来越祥和，妻感到非常欢心，这些日子也变得格外温柔体贴。出国这么多年，我们这还是第一次恩爱如初，真像新婚燕尔。昨夜说了不少床头话。结婚十好几年，她首次担心别的女人会把我从她手中“抢走”。我说：“不会的，要是我再结一次婚，还是会娶你的。”妻说：“这话我爱听。”我接着开玩笑说：“要是在旧社会，我这个情孽深重的人一定会像武侠小说中的少侠，娶两三个妻子。”妻说：“和几个人分，那该多难受啊。幸亏这不是解放前的旧中国了。幸亏易明离得远。”

我有时怀疑自己是否心理变态，为什么我可以“一心二用”呢? 也许是我在交大学拉手风琴的后果。那时，我感到非常寂寞、孤独。身边不但没有值得我去追的姑娘，连值得深交的朋友也没有碰上。失望之际，我开始自学拉手风琴，我对音乐一直非常爱好。刚上高中时，我一个晚上学会了吹口琴，经常和郭健等人在一起合奏。高一快结束时，我本想学拉小提琴，但我妈妈一生最好的朋友的丈夫、曾在军乐团当过小提琴手的李姓叔叔说我的手指太短、太粗，只好作罢，改学吹笛子。下乡后又自学拉二胡，每逢下雨不能上工，我们就七、八个人坐在屋里齐奏“赛马曲”或其它文革期间流行的歌曲，我们私下常常唱各种“知青恋歌”——我最爱唱的是“红旗渠”主题歌曲，歌词的开头几句是：“昨晚上，我梦见，妈妈来到我床前。双手摸着孩儿的头，眼泪往外流”。最后两句我最喜欢：“只要你勇敢地抬起头，苦水就会变美酒”。这些填入新词的旧曲很能表达我们当时渴望跳出山沟、回城与父母团聚的情绪，但因其“小资产阶级情调”，我被人打小报告，受到过知青队带队干部及党支书的严肃批评。后来不敢唱了，只能一个人偷偷地哼哼。下乡时，因我们属于林场工人，月薪十八元，交完伙食费，手上就剩下一两元钱了，我家穷，不忍找爸妈要，从来也没钱买一把二胡，但潘姓室友买了一把，我借他的学，竟然还比他先学会。在交大我们班及同室室友有三、四个男生一起学拉手风琴，没有人教，也没有教材课本，只有我一个人算是坚持下来学会了。我练琴成癖，也有的是时间，每天都在宿舍里拉一两个小时，但考试期常常遭别人抗议。为了学拉分谱，我每天瞎练两三个小时琴。这种要求左右手配合、一心须二用的技巧有很高的难度，其它几位一个都学不会，我竟然也慢慢学会了。后来本班和日语班搞点演唱，还赶鸭子上架，叫我伴奏，但我拉琴只可自娱，上台面实在不行。因我拉琴不再是一种噪音，后来提抗议的人也就少了，有时还能逗引几个不相识的同好凑在一起切磋琴技，过过琴瘾。记得七八级有两个曾在正式宣传队干过的学生给我印象很深，他们的琴技是职业水平，有一位“骑兵进行曲”、“土耳其进行曲”和“快乐的寡妇”等欧洲名曲拉得美妙极了，可惜他们因学习太忙，仅与我交往过一两次。自从学会拉分谱后，我便觉得自己有时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一心二用。比如我现在有时一边给你写信，一边给学生们上课，谁也觉察不出来我同时正干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回想起来，学拉手风琴的经历对我以后的生活实在有很大裨益。一方面，我找到了排解忧伤、落寞情感的方式，一方面也培养了我一心二用、高效率工作的本领。

到了七九年下半年，全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越反击战一事。对于越南当局恩将仇报的小人行为，尤其是对他们迫害华侨的残酷手法，我当时听到校园大喇叭广播反击作战的消息后，感到十分痛快，心里激动了好几天。不过，随着毕业分配问题的提出，我和同学们一样开始感到非常紧张、焦虑。在大上海学习、生活了三年，突然想到很可能滚蛋，留念之情油然而生。我们班有三分之二的学员来自外省市，其中还有许多是上海知青，几乎人人都不想走，我们761班是上海交大有史以来第一届英语专业，虽名有“科技”二字，实际上是属基础部领导的师资班。同属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的我当然知道，由于七七年已恢复高考，我们的身价一落千丈。教育部听说有明文规定，一律不准留校，原则上仍按原招生政策所规定的“社来社去”方式分配工作。有门路的高干弟子泰然无事，有心计的同学则四处打听。当时班里流传说全班将有两个外省市学员到北京六机部工作的名额，有两名上海知青在沪就地分配的名额，其它则“社来社去”。我听了感到莫大鼓舞。我是全专业最年轻的党员班干部、成绩优异，除了语音语调略差，各科考分，包括口语考分在全班一直数一数二，自信到北京去的名额非我莫属。许多同学也认为理所当然，更有一位王姓同学和我打赌，说我一定会去北京，否则他输我一块手表。表面上我不动声色，心里却激动得一天到晚砰砰心跳。在上海倍感压抑、孤独整整三年，一切都将得到加倍的补偿。一旦到北京我就可以续做下乡期间培养出来的从政梦，这比留在大上海还令我欣喜若狂。不管从哪个方面考虑，我坚信自己一定是首选，但公布分配方案时，我得知我被分在位于宜都县境内深山大沟的六机部七一七所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记得那是一个寒冷的下午，我听到这一消息当场感到天昏地暗，整个下午至晚上我一句话也说不出，由于过度震惊我整个心身抖了一个多小时，连烟都点不着，拿不稳。当晚传来消息，说某系高干子弟听到分至陕西大三线，竟然上台要打系领导，还高喊：“老子三天之内回武汉。”他们有人靠，可我又能靠谁呢? 转天稍稍平静，打听出公布分配方案当天的上午我还是到北京去的人，不知为什么突然大变动，葛老师还专门对我及他的另一得意门生徐姓同学语重心长地说：“没有办法，我们说话没份量，今后靠你们自己了。”我自己从来也没弄懂过，为什么我从下乡开始就一心一意按“党组织”的希望，各方面培养自己、锻炼自己，真正使自己又红又专，到头来党组织却这么不公平，甚至连一个解释也从来没有? 我绝望，我不解，我愤怒，但我已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一冷酷的事实。这是我一生中所受的最大的、影响最深远的打击，我当时几乎都快疯了，我对事业的狂热追求、我赖以生存的自信心和希望，被人家在名字上这么轻描淡写，漫不经心地一划全化为乌有。我败了，我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