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并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０００年二月七日，星期一
大明：
看到上封信尾处，你一定替我拍手叫好吧?不错，我当时自己也非常得意。来温不到两年，本是“无友无钱”的我又成了中国留学生中的“名人”。我门前若市，陋室中经常是高朋满坐，电话铃响个不停，传到莎城都说我“发了”，成了“百万富翁”。但好友老赵孙曾代我劈谣说：“你们就甭瞎扯了，袁昌明要是发了，我第一个知道。”我不但结交了一大堆“朋友”(其实个个都是趋利而来的投机者)，更使我为自己的精明、能干感到自豪。人说玩上市公司的人是最精明、最狡猾的商人，在我眼里也不过如此；人说小散户在最成熟的北美股市上买股票十买九亏一平，几乎没有赚钱，我却一年不到靠股票赢利赚了可以免税的十万加币。而且靠玩股票玩来了工作，玩出了花样。在内心还经常可怜那些不同肤色的“打工”男女，包括一些高薪人士，麦辛吉要我辞掉我在另一个地方的兼差，专替他公司到美国市场推销股票。我经过一两个星期的思考，最终回绝了他。原因有三。一是他公司太小，无发展前途，纯属炒作股票的“迷你”型投资公司，而且难有固定的好项目，几个雇员也没有固定收入，完全靠所谓咨询费。二是“政治”风险大。我看了几本书，得知美国证券法比加国的严格得多，多说或说错一句话都有可能被冒充股民的联邦官员起诉受罚。我们一家三口在加尚未入籍，一出问题我们又会前功尽弃。第三个原因是我在别的地方已有非常好的就业前景。
后来看公司底气不足，毫无后劲，又不敢到美国股市上去冒险，我的效绩也越来越差，也就自动逐渐淡出。到了晚春，我便结束了与麦氏公司的一切往来。不过，我给他们推荐的一个来自天津南开大学的杨姓女人(我从未与之谋面，完全是长途电话中认识)却放胆在美国股市上推销了一年多，据说她至少赚了三、四十万加币。她来加比较早，住在多伦多，硕士没念完，拿到“绿卡”就开始做生意。由此我常常感叹，书念得越多，越发不了财。脑子太周密，反而自我束缚。会赚钱、赚大钱的人都是赚的容易线，赚辛苦钱的人绝不可能成为富翁。从九三年初夏，搞金融投资(买股票、互惠基金等)至九四年年底，身为小散户的我大约总共赚了十万左右，但也总共亏了近三万加币，正负相抵，我的财富仍然净增了七万左右。因此，尽管我的奖学金到九四年八月底结束，我并未感到惊慌，继续要求妻全力配合再添一个儿子。
九三年年底我同时还做了另外两件事。一是“自愿”被一个学英语的、五十余岁的王姓上海人利用，协助他成立“卑诗省中文翻译协会”并挂名任其副会长，不过半年后我自动退会，非常同情地让自封的王姓会长打着协会招牌替自己去找挣钱糊口的机会。另一件事是应聘到一家由台湾投资移民陈姓医生刚刚成立的私立学校兼课。校美其名曰“哈佛学院”，位于风景如画的海滨，校长是一位曾任中学校长的白人退休老头，七、八名教师除了我全是清一色的洋男女。首届学生人数不足十名。陈老板平时在台湾行医赚大钱，一年若干次飞回温哥华赞赏、倚重。他与我同年，个头与我也差不多，彬彬有礼，但眼光颇为狡黠，与我谈得十分投机，彼此都觉得相见恨晚，在以后的一两次接触中，他反复表示要请我接替洋人出任校长，还计划将哈佛学院最终办成名牌私立大学，招生对象主要是一心想拿洋文凭的国际学生。他劝我别为最旷达公司工作，想玩股票争取今后玩自己的公司股票。我觉得遇到了知己的明主。看到他单身一人在温便请他到我的陋室吃饭，席间他对妻的仪态与烹调手艺都夸赞了一番。妻听了非常受用。我也与他长谈到深夜，帮他拟阶段性发展计划。为减少他每个月的高额亏损，我主动提议自己带头减薪，但他说杯水车薪不济事，只要坚持住头几年，最后一定赚大钱。
也许陈老板对白人校长打过招呼，我在学校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兼课教师，但所有职员、教师都对我尊重有加、另眼看待。我也以“内定接班人”自居全面关心学校事务。当最旷达公司老板麦辛吉劝我全职为他工作时，我也考虑到要按自己的兴趣、特长和实力，倾向于在哈佛学院替陈老板办校创业。
大约是九四年四月底、五月初，陈老板又回到了温哥华，他说对白人校长不太满意，想尽快地换我上任，又提到白人校长让自己的太太一同参与管理学校的后勤和账务。我为维护陈的利益，建议将账务转由自己信得过的人掌管。他说让我妻去管。我说，可以让她去教书、管学生，但不能让她管账。这样一来，夫是(内定)校长，妻是会计，如果对老板不忠很容易产生出失控的局面。陈对我这种设身处地的忠厚想法很称道。于是，我不但替自己找了个前程远大的兼差，还给妻找了个夫为上司的兼差。她也开始每周两次到学生宿舍组织学生进行“晚自习”。
妻刚到哈佛学院组织了一次晚自习，也对学校的事格外热心起来。按时下班后一直和我谈论学校的事。上床后还带着与我同样兴奋、得意的口吻叫我为学校的事多操心。我说，只要学校走向正轨，我们夫妻的就业问题还没真正出现便已解决好。我还准备请几年教学好手加盟。总之，我对妻说我有一整套计划。只要我全心全意地扑上去，我一定会成功。等日后成了北美私立名牌大学的校长，那将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对国内压制我的人又是多么大的讽刺。
第三次妻上完晚自习回家比预估时间迟了一个多小时。因为妻乘船过海、转高架列车再坐公共汽车，我非常焦急地等待她，我十分担心她只身一人的安全。我虽与她时常闹得很不愉快，对一家人的人身安全我一直是放在首位、异常重视的。妻到家后解释说与陈老板聊了一会由他开车送回来的。我也就放心了，还对陈老板心怀感激。当晚在床上，妻带着几分莫名其妙的口吻求我、让我翻译学校的宣传资料，我隐隐感到有些吃醋。翌晚，我给学生辅导晚自习时无意了解到妻前夜九点半一下课就离开了学生宿舍。联想到一向缺乏热心、头脑极为简单、懒惰的妻对学校如此瞎操心起来，我突然产生了警觉。回到家上床后便开始对妻严肃地进行“审问”：
“我知道你昨晚是九点半准时离开学生宿舍的，到家是十一点左右。”
“……”
“自己坐公车回来需要半个小时，开车时间应当更短。”
“……”
“你和陈老板是在什么地方聊的天?”
“在车里。”
“……。两人坐在停着的车里聊了……大半个小时?”
“嗯。”
“聊什么?”
“聊学校里的事呗。”
“他哪有这么多事和你聊，你又哪有什么意见和他说?”
“就是聊学校的事么。”
“我是你丈夫，有权要求你老实回答我的问话。”
“你问吧!”
“他有没有在车里给你说好听的话?说没说他在台湾多有钱?有没有在车里和你动手动脚?”
“没有。”
“请你老实说，我一定要知道你和他在车里大半个小时都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
我下床看了一眼睡在客厅的儿子，随手把主人房的门关上，窗外的路灯闪着惨白的灯光，路上不但早没有行人，连车也很少看见，只是偶尔听到远方的警车鸣笛、呼啸而过。我压着满腔怒火，重新拥被坐在床上，妻流着泪趴在床上无可奈何地继续接受我的审问。
“我是男人，知道男人的色心色胆。我是学文学的，对男女之事非常敏感。今天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们谁也别想睡觉。”
“那你要我说什么?”
“你们在车里大半个小时都在干什么?”
“……”
“在干什么?”
“没干什么。我们在途中下了车，他说肚子饿，请我陪他去‘伯爵’饮食厅去喝咖啡，吃宵夜。”
“他有没有和你谈情说爱?比如称赞你长得漂亮?”
“…没有”
“你有没有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
“没有。”
“那你为什么回来不讲老实话，你从来不会说谎。这次为什么要对我隐瞒?”“……”
“你是不是动心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要隐瞒?”
“……”
“你觉得他很有钱，想扔掉儿子甘心去做别人的小老婆?”
“没有。”
“那你为什么回家后不说实话?”
“……”
“你以为他看上了你，把自己的老婆休掉再娶你?”
“没有。”
“那你为什么等我逼问才讲老实话?”
“……”
“为什么?”
……
我看妻一直抽泣，问不出名堂，就没有坚持打破沙锅问到底，同时也不敢再问下去。想到陈老板居然敢请我的女人陪他喝咖啡，想到我一贯老实巴交的老婆开始对我存心隐瞒，我气急败坏，又妒火中烧，更羞侮难忍。我对妻说：“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要再去学校了。”妻虽然不愿意，但见我的态度严厉坚决，只好点头同意。到了五月底我便安排妻带着来儿回天津探亲去了，直到八月底来儿开学前才返温。
其间，陈老板一直在台湾。我多方打听他的为人及家庭情况，知道他主要是靠他太太及她家的钱和关系硬撑门面的。他为骗学生入校，在台湾各大城市聘用年轻小姐替他推销，在温哥华做了许许多多令人发指的假动作、假宣传，因支不付出，亏损过大，又骗学生家长投资移民的高额款项，他一人在温居无定所，连电话号码也秘不告人。有人说他是怕台湾黑社会追杀才移民加国的。还有的人说他“吃女人豆腐”的手法很高明。我一方面为妻的动心深感伤痛，一方面对陈恨得咬牙切齿。我本想报复他，但想到自己身在加国尚未入籍，不可造次，也许他本无心，只是妻太自作多情。无论怎样，为维护家庭和夫妻关系我不能再替他卖命。因此我告诉白人校长，等学生们七月份返台，我就辞去工作。校长非常同情，也似乎非常高兴。最后离开之前，我对见不到陈本人，只好对学生宿舍的财物略做了点破坏为自己出点气。
妻儿走之后，我一边在家继续搞研究、写论文，一边想了许许多多与学问无关的事。首先，我对妻的动心——而且还似乎是自作多情式的动心深感莫大的屈侮到哀痛。就是因为我比陈穷，妻竟然萌发出与别的男人私下来往的念头。我也感到了贫穷的可怕，它不但可以摧毁一个大丈夫的尊严，还可以轻易地驱除一个小女人的爱心。我想起出国多年来所听见、看到的，数也数不过来的留学人员们家庭变故和悲剧。男女择友，收入、工作为第一考虑要素。夫妻之间，不但相互埋怨，气大声粗，时常吵架斗气，更有人无情地抛弃对方及子妇去追寻个人的幸福：男的去当“面首”；女的去做“妓女”——有钱人的情妇、小老婆。离婚、重组家庭的简直是比比皆是。妻本是与我热恋成婚，非常正派的女人，连她也动了心，若不是我发现早，处理得及时果断，我的儿子不但可能要失去一个正常的家，我自己还可能要经受比失恋更大的打击——被人带绿帽。我不敢想象，一旦我受到男人所能受到的最大侮辱，我可能失去理智去照样害人。我从来就不准我的女人有丝毫不忠。妻自结婚当初起就知道我这个作为丈夫的基本要求，记得她爱跳舞，新婚不久她跳舞迟迟不归，我赶到学校把她叫对她发了一大通醋劲，她从此不再去参加舞会(我因个小，自觉舞姿不雅，从不到公众场合下跳舞)。那时，我不是怕她本人动心变心，而是我怕世上的坏男人太多，怕她上当受骗、为家庭带来不应有的不幸。昨天妻还“交待”说，我第一次出国期间，他带两岁多的儿子到学校舞会去跳舞，结果让来儿用双手分开挡住，使妻与舞伴硬没有跳成舞，我还对儿子的表现大加赞赏。每次与妻小别或长离，我都暗示她严防坏人，严守妇道。我经常强调，我一生还可能受到的最大打击是侮辱，而最大的侮辱就是我女人的不忠。
在我深感分离之可怕时，我在内心对妻进行了全面的重新评价。她当初的“天真无邪”逐渐变成了现在的“头脑简单，反应迟钝”——她说话办事总是缺乏考虑，错误百出，因此总受老板、他人指责；她当初的“清洁卫生”变成了“丢三拉四、杂乱无序”——我放一个火柴盒都有固定位置，地下床上不整齐我都睡不着觉，她却常常可以不收不理。每当有外人夸妻贤能，家庭整洁时，我都急不可待地解释说完全是我收拾的；她当初的“学业优秀”变成了“无才无能、本领奇小”——别的女人不会说英语却可以到处闯，找工作，支持丈夫改读高薪专业，她这个英语科班出身出国多年的人一定连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她当初的“纯情温柔”变成了“感情麻木、缺乏爱心”——她和我话虽不多，却常常恶言相向，结婚十年以上，她很少问寒问暖，只是在我第一次回国后与她母亲共同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专门做饭庆祝我的生日，而那年还是因我回国给了岳父母一台大彩电(我现在早已习惯她忘掉我的生日)；她当初的“善解人意”变成了“单调乏味、不懂情趣”——她很少有独立思想，除了爱看电视、琼瑶小说，与我和儿子很少去开拓精神生活的领域，比如在结婚纪念日、儿子生日等时机从无表示(我已习惯，也不再有什么要求)；她当初的“纯洁善良”变成了“动辄伤人、殃及池鱼”——她不但在说话时怎么最能气我怎么说，还常常连我父母一起贬损；她当初的“贤妻良母”变成了“只可同甘、不可共苦；只图省事，不顾后果”的妻母——作为人妻，她“分手”“离婚”常挂在嘴上，自出国后就一直恨我手太紧，嫌我钱少，与我常常同床异梦；作为人母，她恨麻烦，很少为儿子的教育考虑周全、长远，而且极不耐心，说话粗声粗气。当然，我深知我也变了，温存变粗暴、“民主”变专横、赞美变呵斥、迁就变不耐烦、体谅变无奈、爱慕变指责。但我认为我一直在努力，对家庭极端维护与负责。我错在对她的要求产生了变化，她总是不体贴丈夫。我反复思量，她至少暂时没有对我做出无法容忍的大错事，即使她害得我失去了唯一的、美好的就业机会，我也不能太过格而不饶恕她。我始终未曾做过对不起妻的事，她动心这件事就算在道德、感情账上与我扯平。想到妻本质纯良，只是不长进、能力差、不懂事、太平庸而已，我不能太苛求于她。惟一的出路是我自己努力多挣钱，尽快闯出一条生计。尤想到她言词极少、性格极端内向，我必须掌握分寸，以免她步她母亲的后尘(岳母因性格极端内向、心态极不开朗，又因文革受过批斗，先是幻知幻觉，与邻人关系极坏，后终于在妻出国后不久被医生诊断为精神失常，至今已在家里被锁了七、八年)。
我虽然在内心深处原谅了妻，但却开始深深地怀念谢明。我相信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对我变心，更相信她能与我同甘共苦。我有时非常后悔，真不该只是为了图求生活的便利及满足对外表的某些非常要求而与她分手。我认为命运对我的惩罚是公平的，一切都咎由自取，苦酒是自己酿的，只能自己喝。我也开始常常地思念你。我坚信地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最能满足我精神生产的需求，而你也不忍让我独自一人为养家操心操劳，让我累得精疲力竭。但我一想起你最后给我的那封红色绝交信就觉得自己可怜、可笑：我是一个被你骂为’未吃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厚颜无耻”的、“本想叫(你)男友痛揍(我)一顿”的“小人，居然还在情不自禁地思念你，这难道不是可怜得令人发笑吗?
妻回国探亲三个月后携儿平安返温，我已把家搬到了对门条件较好的套间。一两周后我只身到阿尔伯塔省参加在阿尔伯塔大学举办的第十四届世界比较文学年会(第四年举办一次)，并在会上首次代表莎大宣读了我的论文：“罗寒蒂与苏轼：诗歌中的绘画特色比较研究”。此次经历本代表了我的最高学术成就，也的确是令人瞩目的学业成就，但我因发言时间未掌握好而被迫中断，信感窝囊。一、两年后听说该篇论文要被澳大利亚某著名学者收入比较文学论文集，我因失去联络地址，又因兴趣发生变化就没有去探出该文的最后结局。不管怎样，我在这么短时间，在这么多不同压力下能做出这么高水平的学问，自己感到自己学养深厚、精力过人。当然，莎大研究生院及英文系也非常高兴，他们想办法给我报销了与宣读论文有关的一切费用。
返温不久，惊喜地发现妻子有了身孕。我感到三年多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初步的结果。为了生第二个儿子，我三年来严格控制饮食，不吃或少吃酸性食品，如鱼、肉、蛋、奶等高营养品，还按湖北偏方在冬天用醋水洗过三个月头，当然后来打听邮购或捎人带来天津马大夫的“生育一号糖浆，喝了半年多。同时，我三年来尽力节欲，除了算准时间与妻交合外，平时我自控极严。我至少做了三十次梦，最后在透视时发现妻怀的真是一个儿子。我激动地请洋护士小姐把带有清晰可见的男性生殖器的胎儿透视照片用电脑打印出来，并告诉她等儿子和大后我要交给他的女朋友。她笑着说：“你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父亲。这张图片将是最特别的礼物。”
第二个儿子终于被搞出来了，可是生计却搞没了着落。奖学金早已结束，两个工作几乎是在一个月之内同时丢掉。论文初稿还只完成了五分之三，我又必须从“零”开始。我按早先的应诺在妻怀孕后买车。为省钱，我花了200元从一个会修车的熟人手中买了一辆里外破旧但功能良好的二手美国车，开始探索我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做小生意自谋生计。九四年底、九五年初，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进行调查和分析，了解到适合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移民”做的小本买卖，无非是：洗衣店、杂货铺、快餐店、理发铺和音像出租店等。有许多未能就业的人都已开始走这条路埋头苦干。我认识的一位从湖南来的姚姓熟人开洗衣店因大胆卖黑市烟一年可能至少赚了七、八万。我们想到在国内无后台、无背景、不能象有些人可以靠国内关系当“国际倒爷”，大赚中国人及共产党的钱(这些例子举不胜举，说起来叫人羡慕、眼红，也更令人替中国扼腕、悲叹，不说也罢)。为谨慎起见，我们通过广告与一个安徽来的、念完博士在洋人公司行高职的孙姓华商接洽租借他的洗衣店一、两个月。
我一边和怀有身孕的妻轮流打理洗衣店，一边继续收肠刮肚地撰与论文。看到自己为生计这样不耻下贱、不辞辛劳地奔波忙碌，我为能自食其力感到开怀，也为自己同时兼顾“阳春白雪”和“下泥巴人”倍觉辛酸。九五年三月，我们决定买下孙店，但一交完定金，孙立即逼我们在未见房东的情况下于当夜交清全部货款，我这人一辈子不愿被逼，也不愿轻易就范。结果孙说我故意拖延付款而提价，我表示怀疑他做法有鬼而退出合同(合同因在双方的共同熟人、即姚姓湖南人夫妇知情下未主明付款限期)，他明确表示生意不卖了就是要吃我的二千加元定金。为此，我和妻一个星期内气得简直象得了一场大病。没想到骗我这个自以为精明透顶的人总是自己的同胞，而且不是“朋友”，就是朋友的朋友!后经另一赵姓朋友点化，我借来电话录音机，把他在电话中所讲的、违背合同的话私下录了音。然后我告诉他说，两千块钱是小事，我几万都输过，但这口气我咽不下。我明言告诉他，我没工作，有的是时间，无论私了、公了我与他没完。第二天我故意带着一个装成温市黑社会模样的朋友给他面交书面通牒，限他按时还订金，否则法庭上见。转天清晨，孙亲自送钱到我家，对我陪礼道歉说大家都是中国人，是朋友，一时的气话让我别当真。其实，在中国留学移民“自己人”中坑蒙捌骗的丑事并不少见。我对中国人无论在世界什么地方都最善“内战”感触颇深。
店没买成，将近半年的努力都白费、失败了。我又开始专心准备论文，一有空就看武侠小说——这是我唯一的解脱苦闷和放松思想的方式。在修学分的前四年，我除了办报，几乎连一个中文字都不能看，只能等到圣诞节我才看一两个通宵，然后睡个懒觉。我常常想，一旦拿到博士学位，我准备五年之内只看我喜欢看的中文书籍，如武侠、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妻看我一读武侠小说就废寝忘食，多年来非常反感。一天下午，她一边洗碗，一边看我又拿着武侠小说往沙发上躺去便大声数落起来，骂我不出去挣钱，光窝在家里看闲书。她越说越气，随手开始摔碗打碟。我心想都是她害得我失去了好的就业机会，她不但从无内疚、自责、还尽学一些熟悉女人的坏毛病，比如与丈夫闹分账，一生气就摔东西。我也嫌她一看电视就忘了自己姓啥名谁，一起身便把电视机摔了(一个低档13寸彩电，我本想要换新的)。她一看大哭大闹，随手把崭新的高档录像机拉出来使劲摔了两遍(后花了五十元修理还是不能再用)。我看在家没法呆下去了，就一转身一声不吭地下楼走了。
二月八日，星期二
最近一周春雨连连，正是情意缠绵的大好时光，每天白天我一边勤力工作，一边利用每一分钟给你继续写这封信；晚上与妻细语不停，长夜难眠。她昨晚一边与我做爱一边对我说：“你别吃碗里的，护锅里的。手摸着我，心想着易明。”我说我很坏，很无耻。最近一个月，我除了工作，什么也不太关心，总在想着你，她(谢明)和妻。妻笑骂我说：“你就别在心里把我们这几个比来比去了。你真是个臭男人，现在把老婆迷成这样。”其实，我这并不是为自己“风流”厚颜无耻地沾沾自喜，只是为我的“情孽”深重入魔而自觉伤感。我心理已经老了，身体也累了。我只能通过怀旧、恋故才能排解心中无限的遗憾、悔恨、疚愧、苦闷与悲伤。
来儿每天上学，与我见面机会很少。青儿咳嗽正在好转，又开始流涕、打喷嚏，我仍每天低烧，咳嗽，可能“花粉症”又转成感冒了。妻稍健，照常上班。
这几天北美股市不错，我今年首次学习从银行贷款投资，成绩尚佳。妻幽默地说：“你是我买的最好的股票，这么多年来增值不少。”我说：“是啊，做女人真幸运。你只需认买我这一支股票就够了，我却为增加自我价值不得不终生忘我地奋斗。”
五年前的现在，我是绝对没有这等闲情逸志的。事实上，九五年是我在人生中从最高点降到最低点，即最艰苦、最沉沦的一年。就在大半年前，我几分钟打一个电话所赚的钱超过一个棒小伙打一年苦工、卖一年血汗；三个月内赚的钱比两个正教授一年实拿的工资还多；博士论文还没写到一半，已有两个老板抢着雇我，可是九五年三月初我与妻吵架后，步行到唐人街“万昌”超市硬找了一份卖血汗的苦差：当送货司机，从此，我这个无奖学金，要养活三人四口之家的文学博士生，一转眼完全变成一个鱼目浊杂的唐人街中一个可怜的、年纪大体力不够、手脚慢不通广东话、倍受华人老板华人工友欺骗呵使的“打工仔”。我每早7点多起床，用冷水抹一把脸清清神便开着两百元买来的老爷车匆匆赶到超市仓库去上班。具体工作就是搬运、分货、装车、开车、送货，每一个环节、每一个动作对我来说几乎都充满了劳累、侮辱、辛酸与悲苦。每天晚上归家都累得有气无力，看着隆起肚子的妻及瘦弱的儿，我每夜一个人躺在沙发上都欲哭无泪。我一周干六天活，一天在外十几个小时，一个月拿回来的钱仅一千五百加元(典型的打工仔收入)。但我必须打掉牙往肚里咽、打肿脸充胖子地继续干下去。我们没有就业前景，虽有点积蓄，但这十三、四万的原始积累既是日后生财之本，也是眼下保命之道，我们绝不能坐吃“山”空。我一边度“时”如年地熬着，一边计划、准备办我父母来加探亲。如果成功就可以让父母代我看顾妻儿，我便可以再买小生意做。同时，我还在写我的有关中英古典浪漫主义诗歌的比较文学博士论文，当然，进度只能是一周最多一两段。
九五年五月五日凌晨一点。妻在圣·保罗大医院终于顺利生下青儿，因她一周前不听话搬东西，结果让儿子早产近六个星期。青儿在医院温箱中靠输液过了一周。我每天打完工在家炖好催奶的鱼汤送到医院。回家再照管来儿学习、吃、睡。将妻、小儿接回家时，我让人照下青儿第一眼见大千世界的照片，回到家里第一次换洋尿布，我又忍不住亲了亲他的小玩艺儿(当然，出世前我曾在妻肚上用手写出他的姓名，祝愿他青出于兰胜于兰)。从此，尽管我感到十二分劳累、凄凉，每当我想到青儿我都觉得一切都是应该的，只要看青儿一眼，哪怕他不说、不笑、学什么都比正常孩子似乎晚三个月，我也感到舒心。他成了我人生中唯一的一线阳光，唯一的一点快乐，唯一的一丝慰藉。有一次我冒雨替一家中餐馆送货，碰见一位西服革履、陪高朋吃贵宴的老熟人，他实然看见我一幅落破、沦丧、狼狈、肮脏的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我却主动地自嘲说：“口袋瘪了，就得这个样子。”其实，一想到我的青儿，什么艰难困苦、哀伤悲凉我都能在自嘲中一扫而光。面对可爱的幼儿，我想办的事终于又办成了一件。
青儿出世后，即五月下旬我照例去一家台湾投资移民陆姓老板开的豆腐坊去取货。他观察过我几次，觉得我一定不应是打工仔。我辛酸地坦白告诉他因生计无着落只好靠打工养家。他好心地要我试试给他十六、七岁的儿子补习英文。陆翻天复地是虔诚的基督待，其儿子年少有材，仅11岁时就在台湾发表文章。他故意刁难我，开始时也明显对我不尊敬，不友好(他事后告诉我在我之前请过几个补习老师都令他失望)，但以我竟想不到的实力，一下子就赢得了他的钦佩。从此，我每月多了一点外快。陆先生十分善意地劝我换辆象样的汽车，穿戴略讲究点，别一让人看就是个打工仔。我深知台湾的中国人爱讲面子、讲排场。但我既是一个打工仔，又何必违拗自己一生“不修边幅、扮猪吃虎”的习性呢。尽管如此，为兑现妻的承诺，六月份我花了两千五百元经报纸广告之媒换了一辆八九年出产有空调、音响、自动排挡、靠前轮驱动的美国“道奇”车。开起来舒适、安全（碰撞系数得分较高)，令人大有“鸟枪换炮”之感。这是我来加后买的第五部汽车，价格非常合算，红色、铮亮、虽属便宜的大路货，却是妻的宠物，我的骏马。
在万昌熬到八月，老板不顾我的意愿把我调到门市部干相当于领班的重活，一天到晚在他眼皮低下，十小时连续不停地搬运(有时用叉车、铲车)，连二十二、三岁的棒小伙都熬不下来，纷纷离去，已是三十八岁、本是脑力劳动者的我更是熬得死去活来。更令人气愤的是他拒不按当初的承诺给我加一份工钱。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于十月底不但提出书面辞呈，还上告温市劳工局。该局官员十分同情我便逼老板签署有关文件以便让我申领就济(通常为半年)。当然，这一步棋是我谋后而动的(按加国法令，凡自动辞职者不能申领失业救济金)。我想趁此机会力图东山再起。我深深地感到，在国外对华人盘剥最狠心的老板是华人老板，对华人欺压最厉害的工友是华人工友。可怜的穷苦华人，尤其可怜的、来自中国大陆的穷苦华人在国外生存是多么艰难!新老华侨之中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粗粗而言似可以这么总结一番：老华侨有根有底，经验丰富，一代“猪仔”(被骗卖至美加的华工)；二代“三刀”(理发刀、菜刀、剪刀)；三代“四师”(会计师、医师、工程师、教师)；新华侨中港台移民口袋有钱，财大气粗做老板、做生意、做“空中飞人”(意指在港台赚钱、在国外安家常常来回飞的人)；大陆移民有知识、有技术、有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做名牌大学教授兼高科技上市公司总裁的一夜成名，一举变成百万富翁，也有做洗碗工、杂技、送报童似乎永远不得翻身的可怜虫。我的“英文”专业在北美等于无专业，我没有什么技艺(妻出国前，我曾让她学理发，结果未结业就出国，除了给自家人理，当然也不能算有技艺)，更没有什么关系。我唯一可靠的是自己的智力和体能。看来，我只能心甘情愿地自认倒霉，做一辈子的可怜虫。
辞工后，深知父母因我这方工作、经济情况不良而遭到加国使馆拒签，我指望父母来加看管小儿，让我与妻合力开店的计划落空。因半年之内不能动用存款吃饭，我便硬着头皮又回到桌前写论文。好不容易在脱了几层(头)皮之后把近三百页的论文初稿寄到莎大，又得知系内主考官全是否定。后经分析，校内主考官苏格兰人劳德雷教授原本是系主任，牛津学派的，与我主导师哈丁教授可能有门户之见而故意“打狗给主人看”。这种例子在大学、尤在博士一级非常多。学内常流行一种做法：硕士做学问，博士搞斗争，硕士因较普通，只要认真钻研懂学问规矩，一般都可顺利拿到。博士是最高学衔，除了学术上需有创见、有系统，更需要人左右逢源，八面迎合，只要有一个主考官不同意，学位就拿不到。因此，文科博士念到最后都是政治及人际斗争，其中的阴暗与激烈非亲身经历，外人是无法想象体会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美国分别有两位二十多岁的中国博士生、台湾博士后枪杀洋人师长、同学后饮弹自杀，这两桩著名恶性事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理解其原因。而我在莎大也有两个熟人因导师拒签、主考官刁难终于放弃了为之奋斗了八年的博士头衔。他们本都是高材生，结局凄惨，最后都皈依了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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