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并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０００年元月三十一日，星期一
今天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正是让人回顾、沉思的良辰美景，我未加思索地想到，千禧年后头一个月内所发生的世界头等大事应该算元月十日的一则报道：美国历史上最悠久、最成功、最庞大的多媒体王国“时代华纳”公司与美国实力最强、客户最多、规模最大的高科技网络公司“美国在线”同时宣布合并，从而成为全球最大的企业同盟。这本是工商、经济界的重大新闻，我却认为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广泛的社会意义。在信息时代，最强大的政治势力莫过于媒体王国，对人们的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电脑网络。这种强强相加的结果不但对当今世界头号强国本身有巨大、深刻的现实影响，而且对整个时代和世界都必将会产生难以预想的影响。在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几乎已成为同一板块。令人感叹的是，当有识之士和强大组织正在积极鼓吹、实施整合、加盟的同时，一些眼光短浅者或弱小实体却在提倡独立、大搞分裂。我相信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大同、走向强盛、走向繁荣。
就我个人而言，在千禧年后第一个月内所发生的头等大事莫过于收到你的回信。尽管至今为止，我已先后给你寄出了总数至少有十万字的十封信而仍未看到你的第二封回信，我相信你的存在不但极大地影响了我过去的二十年，还会极大地影响我未来的——如果我还有的话——二十年。正当我处于苦闷、傍徨、孤独、空虚、脾气恶劣、身体病弱而又异常忙碌、倍感“内外交困”的中年危机时期，我找到了你这位大夫——世上对我的病史、病根、病症、病理最熟悉、最能理解、最具同情心、最能予以治疗的大夫。
青儿发烧、咳嗽得非常厉害。他一边自己对着塑料盆干呕，一边流着眼泪要妈妈。我已约好另一位家庭医生，下午两点半带他去看大夫。其实我自己有些病也应该去检查、治疗了。我的嗓音昏浊不清，喉咙疼痛已有大半年，每隔一年半左右就要咳嗽三、四个月(现在正在咳嗽)，经常干呕想吐，长期胸闷气胀、脱发尿频，经常失眠多梦，几年前出车祸受伤至今颈脖不适、腰酸背痛。但我相信自己无大病，死不了，只是活受罪。就象我对待自家的小汽车一样，只要在运行，不耽误事，及时加油赶路，等熄火抛锚再说吧。
八九年九月中旬到达莎大所在城市莎斯卡通，匆匆与另外一老一少两位公派访问学者合租一间地下室。我一个熟人也没有，还是搭新交室友老乡的便车才把两箱行李搬到新居。因学校已经上了两周课，我赶忙到银行开户头，到超市买米、菜，到系里报到、选课。为表示感谢，我分别给系研究生主席、系主任、系秘书及有关任课老师在国内就已精心挑选好的见面礼。这件事非常必要，除了表示感谢，更重要的是先打好一个人事基础。后来几年的经历表明，中国留学生这种惯用的做法是非常精明、有效的。
为了适应环境，试试自己的实力，我只选了两门课，一是剑桥学派哈丁教授的“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选”，一是迈斯逊教授的“英美讽刺小说选续”。各上了一堂课后，我马上意识到我面临的将是平生最艰苦的学业。在天津师大念书期间，尽管我因先天不足而学习压力较大、随时都有身败名裂的忧虑，再加上情感生活波澜起伏，我感到度日如年。但中国的教授颇有人情味，中国的大学难进易出，充分发挥我的那点小聪明，熬下来的胜算毕竟至少还有六成。但是，以我工农兵大学生的底子，加上两年不精不专的研究生学习，我连加国英文系大学三年极的水平也不到。上课听讲最多只能懂六、七成，课下看小说最多只能看明白七、八成文字，看诗歌则只有三成左右。北美大学的人文学科特重“学期论文”，我的英文写作功底限于十句以内的应用性文字，文学评论在此之前连看都没有看过。换言之，我的研究、动笔能力在一百分中最多只能得二十分。再加上我对文学欣赏虽感兴趣，却特别反感文学研究，尤讨厌、甚至深恶痛绝枯燥乏味的文艺理论。自八二年秋结束学生生涯后，我一直当老师、管老师，现在事隔七年再重新低头做学生，心理上实在不适应。总观自己的知识、智慧和技能，我的综合胜算最多只有四成。在正宗的英文系做研究生，70分才算及格，而我必须保证总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才能保住来之不易、绝不可失去的全额奖学金，系研究主席曾说过，莎大成立近百年，英文系研究生历史上最高分仅为89分!
在背水一战的情势下，我只能使出浑身解数。一方面我请妻尽快寄来面面俱到的、由台湾著名学者梁实秋用中文编著的三大册《英国文学史》，从中窥探英文原著的主旨、人物、情节及出版背景；一方面看英美文学评论家近年写的、富有影响的专论，并从其似懂非懂的文字中找选题和启发；一方面降低任课教授的期望值——即把自己的苦、难、弱、短处告诉老师(就像国内官场上下级故意在上级面前把要做的事形容得比登天还难)，而把自己的实力、有趣的论点及用功的程度隐而不说；最后一方面是厉行“笨鸟先飞”的原则。室友上学校搞实验，我趴在卧室里的地毯上翻来覆去地冥思苦想，用半天写一句的蜗牛速度开始造句。室友每天看我眼望天花板发呆的样子，取笑我是一只下不出蛋的公鸡。经过一个多月的挖肠刮肚(上课分数比重小，我就做表面文章应付)，我终于凑出了平生用英文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到达限期的前三天，我又虚心地让“受宠若惊”的洋人同学看看，给我提修改意见。但他们认为我是拿奖学金的“高材生”，对我文章的观点、结构、例证毫无异议，只是非常客气地指出我的文句不够通畅、笔法僵硬、格式不太符合规范。我连夜按他们(一对恋人)的意见修改，一切准备停当后，我一个人在系办里以奇慢的速度、错误百出的指法将长十二页的文章用打字机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敲打出来(当时电脑还不十分普及，我也不会用)，花了两天一夜才完工。交给老师后，我一边等待结果，一边如法炮制，把另一篇论文也琢磨出来。等成绩出来，诗歌课居然得了82分，小说课也得78分，平均分数刚好保住奖学金。初战告捷，
我的艰苦努力加投机取巧使我终于“生存”下来了。
我清楚地记得，八九年九月的最后一日，莎城下了第一场雪。我感到新奇、寒冷之际，才注意到莎城的美丽。全城约20万人最大的族群是二十世纪初来的乌克兰人，华侨只有三几千人，没有唐人街，只有华人街，而在校的中国学生大多集中在工学院、农学院(莎大农学世界闻名)，人数约有一百二、三十人。全城位于美丽、多鱼的莎斯喀彻温河两岸。因城内桥多，在加国有“桥城”之誉。城内绿树成荫，花草遍地，房舍雅致，街道整洁，人们和蔼可亲，对外来寄居的人尤其友好。但是，在莎大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内部，大家并不友好，尤其是对我们“六·四”之后出国的人似乎还充满怀疑或敌意。
十·一国庆那天，莎大中国联谊会当局为纪念“六·四”组织同学们到两小时车程以外、位于莎省省府、曾是莎大分校的里贾拉大学与其中国联谊会联合举办什么“烛光晚会”。我对“六·四”风波早有自己的定见，当然没去参加。当有人请求我为他们修改英文演讲稿以便向当地媒体宣示时，我以学习紧张为由非常策略地拒绝了。经过几次接触(如联谊会组织放中国电影、开会等)，我认识到无论是国内、国外的中国“民主精英”，大多是一些个人野心家(象我当年下乡时一样)、失意受压制者(象我在天津经院那样)、或者是为移民加拿大想方设法替自己增加“政治难民”点数的投机者(象我半年后不得不如此那样)。这些人使我想起了当初在蒙市麦大发迹、现在国外声名狼藉的王姓著名“民运家”。他们真正为之奋斗的究其实百分之九十九是个人的名利，并非我中化民族的福祉。我常对室友大发议论说：“他们要是真的为中国、为芸芸众生，就应该学年轻时的毛泽东、周恩来，回国闹革命、搞民主，那我会佩服得五体投地。”
由于我的观点与立场和别人格格不入，再加上我学习忙，对那些为利用别人而交友的精明人怀有很高的警觉，我在莎大头一年里几乎一个稍稍知心的朋友都没有。同时，我也观察到莎大的中国人象文革期间一样互相严密提防，似乎每人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不久就真象大白。十月下旬的一天，蒙市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大教室突然闯进一个冷血杀手，用自动步枪对着学生扫射，结果死了十余个女生，伤人也不少，此事轰动了全北美。那天晚上，我们一边做饭、吃饭，一边看电视新闻，议论此事。我说在蒙时曾多次去过蒙大，还差一点做蒙大英文系的博士候选人，张姓小室友说他担心蒙大的亲戚。我说天下事哪有这么凑巧，蒙大有九个工学院，谁知是哪一个。不久，电话铃声响起，蒙市警方打长途说室友的女亲戚是受伤者中唯一的中国女生，过了一两天，我也想到打长途电话给蒙市的好友老李。他听到我的声音简直不相信，感叹我有好本事后，他提到加国当局在六·四后立即向中国学生、学者宣布了提供类似政治避难(实际为抢夺人才)的特别移民部长会，对所有在加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饿汉抬头，突见天上掉下大馅饼来。大家公开地、隐秘地、成群结队地、独自一人地、不管前途如何地、也不管自己的理想、初衷和感情地几乎百分之百递了申请。有少数民运口号喊得最响的人已经都获得了正式的移民部长特许证(相当于美国的绿卡)。老李问我申请没有，我说知之不详，尚未申请。老李好像也是在这次电话中曾同情地提到，我们“六•四”后出来的人可能不符合条件，为时也过晚，我这个学文科的即使移民也难以在加国生存下去。后经打听，莎城情况果真如此，但大家因怀疑有几人可能是中共密探(后传说是个别人为泄私愤或捞取“反共”资本故意陷害、诬告他人)，在未被批准之前谁也不敢声张、透露，谁也不承认自己也递了申请。我们新来乍到、不无中共密探嫌疑的人自然又瞎又聋。
给老李打电话后不久，我独自直接到莎市移民局去证实加方对中国人是否有特别移民项目。接待我的移民官非常明确地表示有些计划，虽然期限已过，中国留学生仍可以申请，但受不受理、批不批、何时批，谁也不知道。他反复表示，他本人及地方当局对有关特别移民部长会颇持保留态度，甚至非常反对。为了解事实过程，也为备不时之需，我不管移民官并不欢迎的态度，未加思索地要了一份申请书，打算拿回家仔细考量，并与妻从长计议。
趁室友都不在家时，我仔细看了几遍申请书。虽属“政治避难”性质，但并没有要求申请者填写反华反共的栏目。除了绞尽脑汁写学期论文，有两三个星期我的全部业余心思都集中在这一简单问题上：填不填表?如果申请移民，我的政治条件并不符合（我没有证据表明我在六。四期间参加过游行或受到清查——后听说有许多人曾为此提供过假照片、假文件、假证据)，受理期限已过(加国各地似乎因地方反对设有不同期限)，如果最终不批准，我会在政治上、良知上留下一个足以致命的污点；如果批准，我这个学纯文科的如许多人所知是无法在加国生存下去的。最主要的是，我自费留学的初衷只是为了拿个洋博士学位——对国外情况已非常了解的我如果为移民一开始就不会选学莎大英文专业，我还记得初到莎大注册时，一个官员看到我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外国人到这学英国文学，还笑着对我说了一句令人终身难忘的话：“Areyoucrazy?”(意即：“你脑子不正常吧?”)。从本质上分析，我第二次自费出国留学实是一种赌气行为——与梅副院长赌气，与国内崇洋媚外的人事大环境赌气，同时也是为了满足妻的心愿。她本是学英文专业的，小学因成绩好而在五所小学中脱颖而出，不是象许多天津高干或有路子的人走后门，而是靠保送进了人人想进的天津外语学校，结果连普通中学、高中都没上过，后又在天津外院本科学习四年。她的英文功底其实比我这个自学速成的半吊子冒牌货好得多，其语言语调还特别好。但是因为她在我手下工作，我身为经院最大、最主要的教研室主任为避嫌又不能推荐她出国进修，唯一的办法是靠我私费把她带出来。正因为如此，我出国前经院各级领导都欣然同意让她马上申办护照，随后来加陪读。
尤令我内心斗争激烈的是，我从小在家里、在学校、在党内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从小萌发出来的雄心壮志，我的一切经验、才智和能力，都决定我本应是也最适合做一个报效祖国的人。移民申请表上虽然没有让人写《红岩》书中“甫志高式”的“悔过书”(我从小尤恨叛徒)，但靠“六·四”移民，我强烈地觉得我将背叛自己本来的立场，而且势必要背叛党和祖国，即成为以前曾口洙笔伐批判过的“叛党投敌”及“里通外国”分子。我一生中与之直接打过交道的共产党人绝大部分要么是满嘴党纪党性、私底下全是自私妄为的伪君子，要么是无才低能的幸运儿，要么是老实巴焦的可怜虫。但是，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社会理想我是认同的，共产党的章程和领袖、尤其是第一代革命家早期为中华民族卓绝奋斗的精神我是钦佩的，父母从小对我的薰陶——他们一生都是焦裕禄式的共产党基层干部，我父亲不知得过多少奖，我母亲的先进事迹在退休前还见诸湖北省一级的报刊杂志——我是感念的。我很珍惜我几乎用我年轻的生命换来的中共党藉，更眷念祖国的大汉文化。如果我带着洋博士头衔回国，找一个好的工作单位，即使遇不上小伯乐，我这匹百里马至少能自己跑出一条路来。我过去的经历表明，仅凭我个人的实力，一定会在国内有所作为。因此，我初步决定不填表、不申请移民。
到了八九年年底、九０年年初，妻的护照正式到手，办签证已提到议事日程。这时，我开始关心、打听家眷办签证的过程及成功的规律和机率，在给妻的信中也经常提到在加留学生申请移民的事。当时有两件事令我心情又乱、又坏。一是听说只有已申请移民的人的家眷才能成功获得签证，对此我起初既不相信也不希望这样。另一件事是，我因在信中经常谈及有关移民、签证之事，妻常常收信很不及时，而且还出现过一次邮失现象。有人说这很可能是国内安检部门盯上了我。我认为盯上我倒没关系，但不能耽误正常的邮递工作。我一方面企盼妻尽快办成签证来加，一方面还常要她给我寄一些学习资料，这两桩事对我的生活和学习都是至关重要、刻不容缓的。想到此，我非常恼火邮路不通畅，为避嫌，我有几次干脆不用信封在明信片上给妻写“公开信”。结果也一样。室友老薛同情地开玩笑说：“你寄明信更有鬼，安检部门得花时间破你们的谜码。”九０年春节前妻上京申办签证，结果真的被拒签。拒签当天她在北京按约给我打来长途电话，我当晚就匆匆填好移民申请表，第二天一早便争分夺秒地交给了莎市移民局。接待的官员语带讥讽、颇不友好，为了尽快办妻来加，我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妻办签证被拒，我为此非常愤怒。这是第一次领略到西方政府的虚伪性。他们一天到晚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到处指手划脚，在我们身上连起码的正常的夫妻团聚权都不给。在西方社会文化中，夫妻团聚实是最神圣、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愤怒之余，我给加国当时的外交部长写信，收到的当然是无懈可击的官式公函，我又上告莎大英文系系主任、系研究生主席，他们为我专程联袂找国会议员，并出面质问移民局官员，结果让他们碰了一鼻子灰，说我已委托律师与移民部门打官司，叫两位好心的、颇有身份的大学教授少管闲事。其实我并未请律师。原来，我的导师哈丁教授得知我的处境后觉得自己无能为力，便私下掏腰包安排让我向他的律师朋友（其实是主雇与客户关系)咨询。谈过一次谈话后，律师非常热情地叫我把有关文件给他，嘱咐我有问题应随时给他打电话。我便与他在电话上又联系了几次。结果哈丁教授很不高兴，很委婉地叫我别再找律师。经多方认真分析，才知道哈丁教授只出了也只准备私下为我出一次律师咨询费我不知内情，等于利用他的同情，“逼”他为我多付了律师费。了解这一真象，我一想全完了。作为我的硕士论文导师，他对我的学业有“生杀”大权”又作为系研究生委员会秘书，他对保持我赖以生存的奖学金也有“夺予”大权，得罪了他，我精心打下的人事基础就会全部崩溃。我一想到此，就紧张得出冷汗。于是赶忙与哈丁解释沟通，一再赔礼道歉，坚持自付所有的律师费。也许是我的过激反应令他难堪，抑或律师费本就不高，他和律师两人闭口不谈数字，我只好找机会请哈丁上餐馆，加送重礼。尽管如此补救，本对我极好的哈丁从此明显地让我觉得他在某些方面“提防”我。我和他的“蜜月”虽因此宣告结束，他还是善意地向两位系领导解释我并不知道自己请了律师。这件事所产生的师生阴影至今也未能完全排除。这都怪我胆大心不细。我就是这么个人，一旦对某事真卯上了心劲，我会不顾一切、不计后果地穷追猛逐，直到我碰得头破血流或猎取目标。因此，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一头孤独的、不停地奔跑着的野狼，常常想站在荒山之巅仰天长嚎。
二月一日，星期二
今天早晨出车送妻上班前，我在九点零五分终于在邮箱里看到了你的第二封来信。我告诉妻说：“易明来信了!噍，我对你毫无隐瞒。”上午带着青儿出去给人付了油漆工钱，又到圣。约瑟夫医院替青儿透视拍胸片，然后到温市市府大楼付了将近三千元的首期地产年税，再跑到卫生所请药剂师示范怎么给青儿喷药雾。转了一圈回来，让青儿喝了一碗稀饭，教过一个汉字(“怪”)，已中午一点了。
你的信我开车等红灯时看了几眼，在医院看了三遍。让我最感慰藉的是你不但及时给我回了信，而且允许我向你诉说我的一切。我最欣赏的一句话是：“我答应你，在你我的精神世界里相互守望，直到永远。”我最觉得别扭的半句话是后面紧接着的文字：“我们好好地做朋友。”——我从来就没有把你当什么朋友(人到中年，我也不可能再有什么真正的好朋友)，现在今后也不愿做你的什么朋友，也许你忘了，二十年前几乎使我精神失常、从而对我以后的人生在深重负面影响的就是你的这半句话!二十年前，你是我无限热爱的初恋情人，二十年后的现在，你是我心向神往的精神伴侣，二十年后，二十年后的事我无法预想，但我相信我今生来世也不会做你的什么朋友!请你千万别再用这样带有“朋友”倒钩的矛，刺透我并无实体的精神之盾，再挑开我二十年未曾弥合的伤。
我感到最亲切的文字是你娟秀的落款：“你的 明”。记得二十年前，每看到这三个字我都如痴如梦，你现在祝愿我的心理、生理都健康，但我一直怀疑自己有点精神失常：我尚不足43岁，内心却早已过古稀之年；我明明丰衣足食，却常常自比乞丐；你从来就未曾属于我，我却总是臆断你完完全全是我的；我的头其实比平常人还略小，可是我的心却比两颗常人心之和还大一倍——我现在对妻的爱已远远超出一个普通丈夫对妻的爱，可是我对你的思念也大大超过一个普通情人对初恋情人的思念。我是不是在同时深深地眷恋两个女人：一个已是我的，一个本是我的?这可能么?这种心理状态或精神境界难道属于正常范畴吗?怪!
为了与你这位大夫配合治疗我的精神病，更进一步减轻我的“中年综合症”，还是让我先自述病史吧。九０年初春，我第一次切身品尝了加拿大的寒冷。莎市下雪最早可以早到九月底，最晚可以晚到五月上旬才化尽。为了省钱——如果我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清教徒，但从小已使自己过惯了斯巴达式的艰苦生活——换言之，为了日后归国能多带点美食，或为了在加生存多积累一点原始资本，我没有象绝大多数很体面资助的留学生那样想得开买汽车。在奇冷的加拿大冬天，每年因汽车途中抛锚都可能死人(莎大前几年听说就有一个中国留学生因此亡命)，而根本就没有汽车的人更可能被冻得半死不活。零下十几、二十度在莎市是司空见惯的事，上学下课一般还可以骑自行车。有一天黄昏，我骑车回家，在小坡上路滑摔了一跤，这一跤竟让我连人带车摔出一、二十米远，疼得我呲牙咧嘴，一下子爬不起来，一个好心的路人看见后赶忙跑过来说：“AreyouOK?”(“没事吧?”)他一边扶我起身一边好像还解释说，不管是否摔伤都要尽快爬起来，时间一长，如果没人，不冻死也会冻伤。最冷的一次是零下三十九度，我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步行约20分钟去上课。走了十二、三分钟以后，眉毛、胡子全冻成了一块，两颊和鼻子象被寒风千刀万剐一样难受，呼吸困难，好象随时都要倒毙路旁。我突然精神抖擞大吼一声，高声怒骂了一句：“真他妈的冷!”总算凭着意志走进了温暖的教学楼。其实我本可以去搭别人的便车，也可以掏一、两块钱坐公车，但我不愿求人，也舍不得花钱，更想与天斗斗狠，更想体验体验加拿大的隆冬到底是什么滋味。
等过完加拿大第一个，也是我一生中所遇见的最寒冷的冬天，我已通过自己的业余活动使莎大商学院与天津经贸学院结成姊妹学院。经院新任主管教学的周姓副院长带着两系系主任来莎访问。外语系王主任替我带来几条妻捎来的、我爱抽的天津“恒大”牌香烟(为省钱，我一直到戒烟之前抽的基本都是国内捎来的烟)。我在津常常开玩笑说：我就是喜欢“恒大”才留在天津做女婿的。另一个令人觉得不无讽刺的消息是：只爱听奉承话、极端盲目崇洋的梅副院长虽然因调任商务参赞而圆了自己的出国梦，去的却是中东或非州某一不知名的蕞尔小国，级别仍是副局级。
按加国驻华使馆规定，拒签半年之后才可再次申请签证。九０年七月初，妻分秒不误地赴京再次申办手续，果然因我在莎已递交移民申请而一帆风顺，当场拿到签证。同月二十二日，妻才携满五周岁的来儿平安抵莎。从此，无亲无友、无专业特长(我们的英语专业在加国当然不能算专业)、无好运机遇、无本钱、无体力的我们为在异国他乡生存开始了你可想而知的漫长、艰难、曲折、辛酸的奋斗。
重逢如新婚。妻、儿与我同住在地下室约十五平米的客厅里，与国内自家提前进入小康水平的条件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在这儿几乎无家电、无家具、无炊具，儿子睡沙发，夫妻睡又旧又破的单人床，还要与另外两个男人共用厕所、洗澡间和厨房。尽管从小没吃过苦、没受过穷，除了学过几天农并没真正下乡锻炼过的妻很不适应，但首次出国的新鲜感、与我团聚的恩爱情使她和我依然温情脉脉、鱼水两欢。我希望她再替我在加国生一个儿子，这样等我拿到学位可按初衷回国，而小儿子长大后可移居加国发展(加国法令规定，凡在加出生的都算加国公民)。我在蒙市就很羡慕这种在中国留学生中很多人想、很少人干的事。但妻象她当初新婚后一样，不愿生孩子，我表面上并未表示强烈不满，但心里却很失望，因为她的任性将打乱我的整个家庭、人生、事业的安排。其长远影响当时还看不清楚，现实影响却睁眼可见。想到无论日后是在加生存，还是学成回国发展，我们都必须象所有的中国留学、访问人员一样尽可能地开源节流。事实上，除了少数一些年轻的单身汉或不善精打细算的中国人外，所有的在加留学人员都只关心两件事：学位、金钱。(至于移民之事，尽管几乎人人翘首等待)因此，我让妻休息了两周，就催她象大多数陪读家眷一样托人引荐出去打工。
二月二日，星期三
今天我只需工作两个小时，青儿发烧，咳嗽得非常厉害，我决定不出门，让妻自己开车上班去了。她很喜欢自己开车上、下班。可是，九０年八月上旬她首次乘公车到莎城一家洋人开的缝纫厂去做工作服时是很不情愿的。她抱怨说我有点心狠，刚到两周就让她出去打苦力工。我说：“有许多家属时差还没倒过来就急着出去挣钱，你又不想生孩子，还是干点事好。”她刚出国，期望值很高。在想像中曾经是非常浪漫、丰富的异国情调被贫寒、辛苦、奔波、受气的无情现实所替代。衣、食、住、行远远赶不上国内的水平还不说，更无主人翁的尊严地位、待遇和舒泰。尚未被批准为永久居民的中国留学生本人是连二等公民都算不上、寄居他人篱下的高级“乞丐”或思想、知识难民，留学生的妻、儿更是生活在加国最底层的可怜人。我一方面要应付学业、力争保住奖学金(这一项几乎要占去我的全部精力和时间)，一方面也要找路子挣点外块，还要带孩子、做家务。妻看到我不够体贴她，逐渐开始积怨。她嫌我太“吝啬”：上超市买食品专拣降价货；衣物用品、玩具家具等除了从国内带来的，所有在加购置的东西全都是二手货、旧东西；一家人挤在一间并不宽敞的地下室，连一部便宜点的二手车也舍不得买。我常常对她说：“会精打细算的中国留学生个个这样，家家如此，别人能适应，你为什么不能?”因为我曾经非常贫穷，很善于精打细算，也习惯过艰苦生活。她虽非高贵出生，但从来没有缺用少穿，省吃俭用，我买食品的原则不是想吃什么买什么，而是什么降价买什么，反正超市各种食品按期轮流降价，想吃的东西总能轮着，只是等一等罢了。我单身时曾有一个月伙食不到40加元的最高记录，连同屋自认最省的访问学者小张也感叹我能省。我答应妻尽快换房，但必须找非常划算的。在国外，房屋租金是最大开销，也是节流的最关键项目。我认为在吃上面可省钱，但不能省营养，在住上面上必须尽可能地省。我们一家三口一月租金仅120加元，比别人多节约120元，不到半年，就可把省下的钱拿来买一部便宜的二手车。至于物用方面，反正属暂时的寄居性质，无需讲究新、旧品牌，只要功能有效即可。北美非常时兴周末“车库(或后院)摊卖”：一个家庭如有多余、无用的物品就选一个天气好的周末把它们全摆在门前草坪或后院、车库里贱卖，买方可以放胆压价，这种做法实是中英美人讲究理性、功能的独特行为，不但物尽其用，而且买卖双方都不亏有赚——我提倡在中国也兴起这种做法。国内出来的留学生每人都爱逛这种家居小摊，有的人甚至长期有此奢好。机会好，有时几块钱可以买到价值几百元的好东西。我曾用八块钱买了一个组合音响，用了六、七年。还用85元买了一个比一些全新产品的效果还好的大彩电。几年后我离开莎城时也摆了个家居摊卖，这架电视机我还多卖了10元，直到前几年我们还在后悔不该卖掉它。尽管我对自己比别人更会精打细算而沾沾自喜，妻却不以为然，还常常为买东西与我闹别扭、生闷气。为了缓和气氛，也稍加改善生活环境，我们于九０年十一月搬入一个一室一厅的公寓，月租240元。妻因为实在觉得辛苦，工钱也不多(周薪约200加元)，搬入新居后就辞去了工作。休息了几天，我又催她去找工作。她非常不情愿，又加上她实是典型的、传统的中国女人，性格极为内向，适应能力差，毫无闯劲，会讲英语却找不着什么工作。有几次还是我事先都好说词把她硬推进门的。过了两三周，经新交不久的好朋友、天津南大来的宗姓博士生(现为莎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全加知名的华人问题专家)夫妇引介，妻在一家中餐馆找了份女侍工作，但工钱按最低时薪给，额外的小费并不多。一个月收入约六、七百元。
妻仍然很不高兴，总在车的问题上和我闹意见。其实，她到加不到两周我就花了一百元买了一部老、旧的“富豪”车。她嫌这辆老爷车太破旧，我说先学会了再换。你现在已知道，我从小就晕车，坐敞蓬大卡车，迎面吹着风还可以坚持一两个小时，坐小汽车等于钻地狱，一分一秒都难熬。在国内每次坐车我都觉得生不如死。因此，在内心我就排拒小汽车。后听人家说，再晕车的人自己开车也不会晕。我一试果然如此。考驾驶执照分两步，一是笔试，一是路试。笔试很容易，我一次通过。通过笔试者可以领到学习驾照上车实习，但必须身旁坐有一个有正式驾照的人。我为省钱，象大多数留学人员一样不上正式驾校，也不请教习，自己登车甩方向盘。我因结交少，也不愿求人，让一个熟人教过一次基本动作后干脆斗胆违法独自练车。刚刚学会换挡、倒车、拐弯，我就上了大路。为了满足妻希望象别人那样有车接送的愿望，十月初的一个傍晚，时逢莎城下第一场小雪，就胆大妄为，准备过桥、穿过市区去接她。结果在桥上因车快、路滑、视线不清、刹车不及时而撞上前面(因撞了别人而停下来)的一部小车。我吓得冷汗直流，一想这下闯了大祸，我违法开车撞别人，搞得不好可能还得卷铺盖回国(其实不会如此)。但下车一看撞得不厉害对方苦笑着对我说他自己反正今天认倒霉，没有按常规要求我出示驾照就放了我。也许，这可以算作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中国留学人员之间在北美聊天按不同阶段共有四部主题变奏曲：一是车库摊卖；二是车(买车、卖车、开车、修车)；三是(拿到学位找比较对口的正式)工作；四是定居、买房、添子、捞钱(第四部曲与老一代华侨追求的“五子登科”相似，即“房子、车子、争子、妻子、儿子”)。我九一年元旦前后两三个月为车的问题伤了几乎半年脑筋。“富豪”车经常是三天抛四次锚，修又修不起，找朋友又欠人情，又解决不了问题。挨到九０年十二月我便登广告把车卖了200元(除去广告费用，学会了开车还净嫌了80元)。九一年六月份从内蒙古车的一个小子手中花了600元买了一部自认为非常合算的日本揭背式“日产”车，转天自动变速箱漏油发现大问题，不得不忍疼花了250元修车，心里觉得这么精明干练的我竟被一个同胞小子(他比我早到加几年，又是学工的，很懂车)骗了，气得我一个多星期吃不香、睡不着。考驾照也很不顺利，第一次因太紧张，刚上路三分钟考官就逼我下车让他把我送回莎省汽车保险局结果连分都没给我打。第二次考车因平行停车的技术不过关、车速不匀等问题不及格。直到九一年五月，我才真正有了合法的驾照。我那部修过的日本车还比较可靠，但外观实在太差，妻坐在车里每每觉得脸上难看。有一阵子夜晚太冷，零下一、二十度，我考虑到自己无合法驾照，车技本身也不过硬，又怕车不争气中途抛锚，还怕来儿一人在家让人不放心，晚上十点多下班，我只得让妻步行回家(行程不超过15分钟)。她的一位洋妞工友得知后曾对她同情地说：你怎么嫁了这么个丈夫?此事当然在妻心中的“账本”上成了最粗大的黑点之一。
我的学习压力从来就没有丝毫减轻过。同系的另一个大连来的女生读得常掉眼泪。几位为数不多的、我认识的、知道的、在加攻读正宗英文专业学位的中国留学生都有掉眼泪的时候。当然，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一生从没有为工作、事业、学问、吃苦、受穷掉过泪，我掉泪都是因为爱情和亲情，孤独和悲伤。我常想，意志越坚强的人，感情越脆弱。越是坚毅、顽强的大丈夫，越需要懦弱、胆怯的小女人的呵护和爱抚面临在异国他乡孤军血战的困境，我和妻本应更加心手相连，同甘共苦，但因我积极主张“原始积累”，厉行“勤俭节约”的原则，对妻闯劲小、能力差不够体谅，我们常常相互斗气。她有时一连几天不理我，我有时“小肚鸡肠”，不够大度也有时一连几天不理她。这在天津婚后的头六、七年里是从未有过的。我开始认为她能与我同甘、不能共苦。不能干、挣钱少没关系，但她作为我的女人，必须要有与我共同奋斗的吃苦精神。每到气闷难受时，我就训斥她不要在生活上总是向高水平看齐，在能力上总是向低水平看齐。她或许误解我是埋怨她挣钱少，因此感到非常委屈、烦恼。象许多留学生家庭一样，由于贫穷，夫妻常常闹矛盾。我不但贫穷，而且还比绝大多数人都更节俭。有一次妻愤怒地指责说：“这么多中国留学生，就数你存的钱最多。”其实，我并不是守财奴。我想到我的专业不好，今后若须在加生存，根本无望找到正式对口工作，也不可能象别人指望妻的能力，唯一的生计在于自己多攒点钱，有备无患。妻当时对这一重大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认识。作为丈夫、父亲，我必须一意孤行，为全家作长远打算。
九０年年底，我向当地几个为挣钱正筹备建立小型私立学校的几个小华裔提建议办报，一下子说到他们心坎上。他们说虽有心，但没人。我回忆起蒙市老刘办报的情景便毛遂自荐，荒称自己有过办报经历。他们喜出望外，当即要我开出办报最基本工具的所需费用，以便他们一起编列预算，权衡得失，同时我趁寒假未完和他们一起开了十几小时长途汽车到加国中部最大城市温尼辟去取经。为了装内行学本领，我一开学就抽时间到莎大学生会会报编辑部当义工，两、三次就基本掌握了我以前蒙市唐人街只粗看过一眼、并未留心观察学习的办报过程和编辑技术，再加上我在国内的出版经历，凭着自己的几分才学和聪明劲，居然很成功地于九一年元月中旬在全省发行了第一期《莎省华报》。这是一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该报不但是莎城第一份中文报纸，也是全省当时一万五千个华人的唯一、首份中文报纸。莎省英文日报《凤凰星报》还专门派记者采访了我，登了我的工作照(见复印件)。全省的华侨、华人也都为之拍手叫好。因我的文笔、编排内容很对华人口味，有许多人称赞我的报纸象个“老报人”办的，还听说有的人将某些丰富的版面当资料保存。不消说，我不但因此成了莎省华界的小名人，也受到莎大英文系有关师长的赞赏，从而对保住我的奖学金也起到了“加分”的作用(系里认为我不但学习好，还闯劲大，能力强)。
办报的收入与当时当地打工(即男洗盘子、女做卫生等在留学生中最“流行”的苦力活)的水平相比当然很不错。我每办一期一个月大约需要投入六、七十个小时，但我可以自己安排灵活使用时间，平均算起来，时薪大约6.75加元，而洗盘子不过4元，最多5元。换言之，每一期发行后，我的老板、香港新投资移民赵先生给我400元作为报酬。我常常得意地与妻开玩笑说，没机会得自己创机会，打工挣钱也应该想法打白领工。我只干三、四天挣的钱，她要干三个星期才能挣到。认识我、知道我的人都很羡慕我，夸我有闯劲、有本事、精力充沛。但谁能真正了解其中艰苦!
《莎省华报》不但是我亲自创办的，也可以说是我一人办的。刚开始仅八个版面(第三期扩为十二版)，属免费赠阅(北美许多社区或少数族裔报纸都采用此法)为迎合大多数读者，采用繁体字、竖行、从左向右开；每月上旬发行，每版发行500份(莎城地区此时约有8000华人，发行300份，省城有7000华人左右，发行200份)派人送至全省各城镇华人常光顾的商店、中文学校、联谊会、图书馆、餐厅、华人集体宿舍等场所。经费来源有二：一是公司拨点款，二是靠当地广告。我是编辑，只管组稿、排版，不管印发和广告。办公室虽离家车程约20分钟，但宽大，停车也方便。硬件包括赵先生从家里搬来的一台旧286电脑，从香港买来的中文软件(当时市面上很少，而且极不好用)。董事之一刘先生是小金银首饰店老板，心灵手巧，硬是按我的比划(他们只讲我不太懂的广东话，英语沟通有困难)自己动手制作了一个简便的、经过革新的工作台，然后就是一把铁尺，一块胶板，几把刀片，几张花边贴花，一个复印机还是租的。我平时的工作是分门别类地收集各种资料，主要来源为加国英文报刊，“四海通讯”社，中国驻加使馆，及我在国内的父母双亲。有些免费来源当然是我为报社省钱而挖出来的。每到月底的最后一个周末，我就开车带着各版的资料袋，妻做的包子或其它便当和儿子到报社工作。我经常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内就干二十小活，连续两、三天废寝忘食地一直把各版排好，五岁多的儿子在旁边看，看腻了就下楼自己一个人去打球，打累了就自己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睡，睡醒了吃点东西又看我干活。如果不等广告，我通常一个周末40个小时左右就可完工。可是经常要等广告等到最后一天，而且经常需要反复根据客户要求修改广告，有时还主要靠我打字(打字工作由赵先生的太太帮忙)，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得干五、六十个小时活。每月第一天由刘董事负责把报稿拿出去印发。
《莎省华报》的报头是我请当地一个台湾早期方姓先生写的，他因打双份好工作挣钱多而在莎城华界颇有影响，很热心，但脾气极坏，与其妻常闹得不可开交，与我在加最好的朋友天津人老孙的关系特别密切(他们都爱杯中物，但我一生滴酒不沾)。为方便读者联系，展示个人负责精神，我把自己的小名也用最小号的字框在报头之内。第一版为加国、莎省重大新闻(为让生活困难的人赚点小外快，我让报社出钱请一个王姓上海人先将新闻译自英文报纸，然后由我自己润色定稿)，第二版为莎省华界动态加一个“投资专栏”。此两版、最后一版及所有广告内容需要打字，其它各版是现成的中文印刷资料，我根据版面情况扩大缩小、剪剪贴贴。第三版为中、港、台新闻集锦。第四版为“旅游之窗”，介绍世界各地风土人情。第五版为“生财有道”，每次从一本书中节选几段，介绍华侨做生意的心得、招术(此书本是我第二次出国前从天津经院老吴处借的，觉得可能有用，一直未还)。第六版为“世界影视珍闻”。第七版为广告版。第八版为文化文艺版，其中的几则幽默及散布各版的漫画、笑话非常受欢迎。第九版为“医药保健”，该版的中英文对照“美点佳肴”(菜谱)连不懂中文的洋人也曾有过好评。第十版为宗教生活。第十一版为“百科之窗”，知识性、趣味性极强。最后一版为不定期的“人物志”。介绍莎省有影响、在成就的华人，由我撰稿。从这些版面的内容简介，你一定可以想象我一个个收集整理资料多么辛苦、艰难。每一期发行后，最热心的读者当然是我自己。每一条花边，每一个标题，每一段文字都是我劳动的结果，我看起来当然情最真、意最切。正象我每出生一本书一样，每一期报纸出版发行后，我都给我父母寄了一份。我给爸妈寄钱不多，但我非常讲究精神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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