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并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０００年二月九日，星期三
大明：
我和青儿的病症完全一样，看着我们爷俩在家争先恐后地咳嗽、打喷嚏，比赛流眼泪、擦鼻水、发烧，真叫人哭笑不得。我们一家四口人体质都很弱，但相较之下，妻和长子稍健，我与幼儿稍差。关于我和青儿的抵抗力谁高谁底，再过几天可见分晓。但愿你能替我们父子做裁判。
记得九五年十一月，半岁的青儿非常健壮可爱(事实上，他两岁半以前从未生过任何病)。妻很辛苦，每天独自带孩子、做家务。我除了细心揣摹莎大主考官的立场、观点及要求不停地反复修改、打印论文，还要挣钱养家。我们从中国出来的留学移民几乎清一色都是白手起家，有工作、有“铁”饭碗的每天担心被老板炒鱿鱼；没工作的人最怕靠取存款度日。我微薄的失业救济不多，交完房租、吃饭、加油的钱都不太够，我不得不想法给幼儿挣尿布钱(洋尿布都是一次性使用，一个月要花上百加元)。
十月下旬，我一个人只花了两个星期就翻译了三千加元的中加合资公司的文献资料，因是天津经院的王姓老同事拉的活，我们三、七开，分给她九百。这次又尝到了脑力劳动价值高的甜头。我本想成立翻译公司，可是一来我不会搞市场，二来我懒得去花钱上课考加国中英翻译的执照(对我来说，要我这种翻译家去考执照简直是对我的教育经历和学养实力的莫大讽刺)。我认为自己给任何的加国老师当先生还绰绰有余，去给他们当学生完全是一种教育、文化歧视行为，是一种侮辱，因此我宁愿不要这种合法的执照)。十一月我根据报纸广告应聘同时为两家私立专上学院教“托福”课。因我的实力雄厚、名头响(“英文博士候选人”)，当地最大的中文日报之一、香港著名高档报纸在温的加版《明报》邀请我撰写专栏文章：“托福讲座”，写了大约十几期，后因改版停刊。到了九五年底、九六年初，因我的教学态度好，实力雄厚，又关心学生，颇有师德，经熟人、同学介绍已有了十位左右的“托福”或英文门生，虽然一共大约只工作二十小时左右，月入已开始超过我打工的工钱。在此期间，有两位学生值得一提，因为他们对我此后的工作乃至生存方式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个是台湾国际留学生，姓赵，初来加时二十六七岁，当过兵，个小，自己承认从小到参军一直是个“小混混”。他是我在哈佛学院任教时的学生，因嫌学校进度太慢、洋人老师磨洋工，主动请我给他个别突击辅导，结果上了大半年课，他几乎从一个英文文盲水平(托福初试不足400分)提高到专业水平，于九五年夏以647的高分托福成绩进入属于美国常春藤大学之一的布朗大学。他当时因与我年纪相差不算太大，和我几乎成了朋友。他学我背字典，按我的方法自学为主、补习为辅，居然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变成了一个“大器晚成”的人。大约是九六年初，他从美国首次打电话来给我拜年，(因电话变更，他只到近年才没给我打电话)说他学习很紧张，但仍然靠我给他的那套东西替别人补习“托福”，以此赚点烟钱。他表示非常佩服我上托福的本领，建议我多收些学生，并说台湾有许多“托福”名师每年的收入不少于一般的小生意人，如开补习学校更能与一个上好的生意家庭相比。我当时告诉他，我一边教托福、替人补习英文，一边准备博士论文，毕业后还是想找工作。
另一个学生是新加坡华人，比我略大几岁，个小，健朗，肤色微黑，称李小姐，初中文化，靠自己白手起家，成了新加坡中型化妆品进出口及生产公司的老板娘，英语口语非常好，但笔头、文法较差。因在加有房地产，每年回加在社区学院学几个月英文。几次接触后，我对她非常钦佩——我钦佩任何靠自己的真本事白手起家的创业者，也逐渐产生出某种类似依恋的好感。除了教、学英文，我们在一起有时也偶尔拉几句家常。她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女人，对男人颇有戒心，她不象其它学生让老师到家中上课，而是安排我在她亲戚刚刚投资盖好的高级旅店或住宅去上课。有一天，天气颇冷，新接的暖气未全开，我们都感到很冷。快结束时我们又聊了起来。她提到她本有丈夫，是一个电气工程师，在赴台工作时包了二奶，因此，她与他虽名为夫妻，实已仳离多年，近几年面也未曾见过。她说着说着难过地流下了眼泪，说男人都是好色之徒、无情之辈。我一时冲动，本想替她擦眼泪，刚抬起胳膊突然意识到我有妻，尽管我与她常常闹得很不愉快，尽管我对她感到很不满，但我在内心还是爱她的，不愿做出可能导致家庭破裂的错事。因此，我呐呐地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并没有起身去为李小姐拭泪。我非常同情李小姐的处境：事业上成功了，但没有家庭，没有爱情。在我给她每周上两次课的几个月里，我在心中常常把她看作月姐、霞姐式的女性，因为我在她那仿佛能获得某种保护。但我始终克制自己对她的依恋之感。我知道她非常有戒心，而我觉得她对我的戒心不啻是一种曲侮：我对她的好感、同情甚至依恋并非因为她有钱，而是我在情感生活上因妻的曾经动心而需要理解、同情、甚至保护。如果她以为我是看中了她的财产，那她根本就看扁了我。我当时的确需要一位“大姐”，但我深知这位大姐只能、也只应是第二个霞姐，绝非第二个月姐。我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人可穷，但志不可短。
我们家为什么几十年来一直倍受贫寒的压迫呢?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妈妈娘家家大口多，二是父亲一辈子乐善好施，三是荆州人礼情太重。我爸妈同为领薪的国家干部，工资虽然不高，但养好两个儿子应不困难。但我妈妈有两位本是胞亲的穷娘家。养母这边全是偏远农村的穷亲戚，虽支援不多，但即使略表心意也很费钱财。将养母、养父养老送终后，我妈妈又转而尽力支援其他在偏远农村的生母一家。我的新外祖母因夫早死再嫁，一家共有十几个人，仅孩子前后就有十三个，最小的比我还小两岁。妈妈年轻时，其继父早已失去挣钱养家的能力，长期在家卧床养病，大舅因母改嫁不认继父，而且自顾不暇(他七十年代初因贫穷贪污而畏罪投河自尽)，二舅十岁就辍学开始务农，挑起养家的沉重负担，二姨从小被送给别人，其它一堆年幼的舅、姨都张着嘴要吃饭。很讲孝心的妈妈尽可能地克俭自己，把挤出来的一分、一毛钱都拿出来贴给娘家。记得在八宝区时，机关食堂打牙祭，妈妈如买下一盘肉或鱼都要骑自行车赶十八里地连夜送回娘家，而我们自己却吃青菜、萝卜。这种穷苦情势直到七十年代头几年才有所缓解。七二年冬天，我陪爸爸在单位过年值班，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长大后找对象千万别找娘家人口太多、关系太复杂的姑娘。”这话我后来虽未刻意奉行，但给刚满十五岁的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且与我妻娘家的情况“不谋而合”。在此，我好奇地顺便问一句，你娘家人口多、关系杂吗?我记得也不是。
七十年代初期，我妈妈娘家的弟妹逐渐能够自食其力，母亲的压力稍稍减轻，可父亲的乐善好施又逐渐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我爷爷是汉阳乡下人，二十六岁病死时我父亲刚出世没几天。祖母守寡，独养两女一子。我父亲十三岁那年冬天，年仅三十几岁的祖母因病无钱医治，痛苦难当，半夜趁孩子们熟睡时，只穿着单薄的内裤，自己偷偷爬到厨房将头伸进水缸自杀。自杀前还将自己的衣服尽可能的改留给爸爸及两个姑姑穿。每讲到此，爸爸就为伟大的母爱感动得涕泗横流，而我也为此觉得哽咽。父亲十三岁开始独自流浪。有一次生病发高烧，他爬向一个泥塘，自己挖冷泥敷身子降温，诸如此类的悲惨事只到共产党夺取政权让他参加革命工作为止。以他的出身与经历，父亲的乐善好施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感情根源的。在我的记忆中，他曾经脱下鞋子给乞丐穿，自己光着脚上山下乡到农村蹲点。他身上哪怕还有5分钱也一定要施舍出去。有次领着我在武汉治眼睛，他把口袋里的五毛钱车费全给街角里的乞丐，拉着十二岁的我走了好远好远。八十年代中期搬到荆州去后，他常常逢年过节从家里把钱“偷”出去私自请乞丐们一起下馆子，弄得自家人缺吃少用。他总是抽最劣质的香烟，好一点的香烟总是拿来敬别人，而且一只连一只地敬，因此有些爱占便宜的人就常到我家来过烟瘾，抽个痛快(最后因缺钱吃饭，他只得于1978年戒烟)。他异常勤快、干净，下乡蹲点或出差，常常为下级洗衣服、叠被子。人常称他为“袁菩萨”。妈妈常说：’你爸爸在外面得了个好名声，可把自家人弄苦了。”他如此不能自控、常年累月地乐善好施无疑使我们从小倍觉贫寒，也给可怜的母亲带来了数不尽的忧愁。
荆州人，尤其是我最熟悉的松滋县人，似乎特别讲究送礼。每逢节庆假日，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亲戚故人之间总喜欢你来我往，送东送西。我爸妈一生奉行“宁可人负我，我绝不负人”的做人原则，除了在工作上、处事上克己奉公、克己让人，在送礼方面也是如此。爸妈如收人两元的东西，一定要还人三元；收人十元的东西，一定在还人十五元。这样总是超值还礼，到最后按妈妈的说法“又是一个大洞”。因此，我从小对好些例行公事式的、虚情假义的人际往来深恶痛极，也对松滋人的这一反理性陋习深感无聊、悲愤。
三座使我家贫穷的大山从小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负债累累的爸妈好不容易于八十年代晚期还清所有债务，九十年代初因弟弟下海蒙受巨额经济损失又使一家人愁云惨雾，本只想、也只善于求功名、做学问的我，每时每刻都深感赚钱的压力。无论是为我自己的小家在加国生存，还是为父母弟弟在中国翻身，我都必须去忘我地挣钱。钱，是当今全世界公认的成功标法，也是日常现实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东西，还是高雅精神生活的物质基础。
也许是因为李小姐对别人的戒备或失望，也许是因为我自己觉得受到某种误解或曲侮，我对她“霞姐式”的依恋不久就随她返新而停止，并永远不再联系。但她出生贫寒，受教育不多，却十分耐劳能干，尤具商人的精明与智慧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帮助了我，也“保护”了我。她说话不多，只言片语地提醒我注意英文补习的市场商机虽然有限，但事在人为。她劝我一方面尽可能多收学生，一方面尽可能压低开销。她给我提出了一个因地制宜、很适合我心态、性情的好主意：办流动英文补习学校。大温地区港台有钱人新移民多，其子女和许多国际学生都需要优秀的教师为他们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换言之，温市有许多华人子女要补习英文。考虑到城市太大，居住太分散，集中租教室办校固可冒风险赚大钱，但租金、管理费用、办公费用、广告费用、人事费用等开销大，生源并非绝对可靠，从而会使人有尾大不掉、过分操心的感觉，不如以学生自家为教室，就近组办家教班更简单有效。觉得这个建议正合吾意，操心最小，费用最少(一个班仅需一个白板或若干彩笔)，薄利多销，开、停方便。可是，这种不靠广告，只靠口碑，不靠吹嘘，只靠实力，不靠形式，只靠效果的硬拼硬方式并非人人能做到，个个能成功的。我只有摸索着往前走，争取在补习学校林立、私立专上学院多如牛毛、补习老师比学生还多的大温市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我在国内下过乡，插过队，当过吃尽人间苦的“知青”；我在国外也打过工，卖过血汗，做过流尽心中泪的“苦力”，我已年近不惑之年，就业前景暗淡，妻小要靠我养活，我在人生途中又陷入背水一战的境地。
以我几乎是自学成才的经历及加国正宗英文博士生的实力，加上我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独特地性格特征，我很快成为老板的“摇钱树”——受到学生及家长的好评。但世纪管理学院的老板、台湾人李姓博士经常在背后谩骂、挖苦大陆读书人，说我们没有他连一口饭也吃不上。对此，我耳不听，心不烦。可是他对我有话不算数。我教了三个月，于九六年初，一期结束后就没再去了。他当初曾说，班上开班时仅八个人，若超过十个就将我的时薪从20加元升到22.5元，可是我班上的人增至14人他一分也未给我加。我平生最讨厌食言的人，觉得他为人太差，办学如开店(台湾人称此类学校为“学店”)，我只好退避三舍。我离开世纪管理学院时，有几个学生请求我私下再单独替他们补习，这对我来说当然正中下怀。
海外华人似乎特别注重外表、排场、衣饰等在我看来非常庸俗肤浅的东西，我的衣饰、汽车曾受到过好心人的挑剔，我廉价租来的陋室当然在有钱人眼里也惨不忍睹。为扩大生源，便于教学，我在没有任何就业前景、即没有任何稳定收入的情况下决定买房。我想如多付首款就可少交利息；如能有租客，再加上把房子当教室或教学中心，一省一赚，可攻可守，非常合算。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凌晨一点，我经过广泛的调研考查及十分艰苦地讨价还价之后，终于以24.7万加元成交，买下了我一生中第一幢、在各方面都满足我的要求的“独立屋”(即有前庭后院的单家独户)，也就是我现在仍在居住的房子。这个房子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我一生中最近、最好、也最大的转折点。对于北美人来说，买房是每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最大家事，这既需要经济实力，更需要胆略、眼光和智慧。温市是全加房地产最昂贵的城市，也是全北美最昂贵的城市之一。下决心买还是一件大事，能否买着更是一件大事。我无固定收入，妻无收入，银行均不愿贷款。我便通过贷款经纪给我在全市找，终于找到一家小信用社愿意冒险给我贷款，为了满足我事先订下的有关地点、样式、价格、再卖价值等各项要求，我象寻找你一样费尽了心思与周折。四月的最后一天，我只身一人接管房子，独自在自己家住了头一夜。
这一夜使我久久难眠。一方面我感到三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顺利办完各种手续买下了最适合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自豪。我从原始积累开始，在经济方面多年来独断专行，不顾妻的反对与数落，攒下了足够的首款。这证明我在家庭计划与发展上所作的一切决定都是对的。我从中国农村一个地地道道的“贫下中农”、无产阶级分子一举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主或房东，我的奋斗精神、适应能力、决心与魄力在短短七年里给我带来了大多数本地白人一辈子也难获得的成功。房子在北美是有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的象征，也是房主的独立王国——我有权叫警察驱赶任何闯入我财产禁地的、或不受欢迎的人(西方法令历来非常重视保护私有财产)。大多数中国留学人员即使刚刚找到好工作也没有这个实力和胆量在温市这种城市置业，我没有工作、没有生意、甚至还没拿到学位已在经济实力上比我的导师们都过硬。为了怕妻怀疑我怀有二心，即为了让她放心，我不怕麻烦、不顾税务上的亏损而将她同时在法律文件上列为房主。与此同时，我也感到巨大的压力。分期付款对有固定收入的双职工家庭来说都是一个经济上、心理上的最重大的包袱，对于我，更是一个沉重无比的负担。我不但要养老婆、两个儿子、车，还要独自面对还债的挑战。
九六年五月一日，当你正在国内享受“劳动节”时，我请学生帮忙搬入了新居。房子坐南朝北，处于宁静、安全的街区中段。地皮面积比温哥华市标准地(33英尺×122英尺)略短，有后巷，前有围栏、草坪，后有大阳台，可眺望山林风景，小停车场同时可泊六辆车(我以前因无地停车曾被拖车、罚款多次)。房子分两层，上层三室一厅，厨房、厕所非常宽敞，其中一个大寝室用作我的办公室兼教室；楼下有2/5在地面以下(北美独立屋通常都有地下室)，共两室一厅，另有出入口，厨、厕齐全，还有锅炉，供暖供水供电等各种设备，阳台下是洗衣房兼储藏室，外带两个有顶露天泊车位。楼下租给一对洋人中年男女，每月所交租金帮我们还一半当月的银行贷款。租客非常好，草坪由他们替我剪理，连垃圾也主动替我们倒，有外人来还自觉为我们守卫监护房产。不象绝大多数初买房的中国留学移民，我们一进屋就住在主楼(如自己住地下室将主楼出租可收较高的租金)。多年来，每当朋友谈及我这个房子，都有人说：“倒底是博士的脑子，干事就是漂亮”。对此，妻感到非常高兴，用我自己巨大的内心压力换来妻小愉快的笑容，本是我作为人夫、人父的责任，你说是吗?
二月十日，星期四
昨晚非常高兴。一是我通过登广告终于找到了房客，是一个电影演员，西皮士之类的洋人音乐家。空置两个月的一间屋子有租可收了，我也暂时了却了一块小小心病。第二是我今年第一个家庭英文教学班(即“家教班”)，也是我第40个类似小班正式开办并当场收全了当月学费，按国内说法，我这是正月初五“开门红”。
第三件使我既大喜过望又百感交集的事是，妻等我夜11：30下课回家上床与我情意缠绵后，突然半真半假地主动说：“我知道你有一个梦，我想让你圆这个梦。”“什么梦?”“我今后允许你与易明过一夜。”
听了此话，我一时竟感动得无以对答。我不知道其中的道德、社会、家庭、伦理等各个方面的含义如何，更不知道你的思绪和情感怎样，但我深知我的妻现在又变得象当初一样可爱，甚至更可爱了。我非常感激她对我的理解与同情。我说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太严重，生命中有太多的“封建糟粕”，情思中有太浓的“旧中国文化之沉淀”。你和她都可以痛骂我异想天开、腆不知耻，可是我无论怎样也摆脱不了这双重的爱。我爱妻，也爱你。我对妻说，“你认为，易明并不象你是一个敢想、敢爱的女人(其实妻也不是)。我只是有时暗暗想过，今后有朝一日，我在请求你的应允后，吻一吻我的初恋情人。”“亲嘴没关系，你去亲易明好了。”可是，你想、你愿意、你敢让我象二十年前那样与你长吻不醒吗?
如果说现在我能与妻再度蜜月(蜜“年”?蜜“生”?)全赖你的成全，九六年初春我与妻相爱如初则全因我们的感情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和物质基础。我知道妻绝不是一个真正势利、轻浮的人，她只是不适应、不喜欢贫穷与艰苦而已。经过一番努力，我虽没有正式工作，但同时在几个学校兼课，又有自己的私徒，我每月的进项不但已接近、几乎达到中等水平，而且还比较平均稳定。当然，我整天东奔西跑，非常辛苦。为节约时间，尽可能地多赚钱，我饭在车上吃，屎在家里拉——每天晚上到家我都饿得发慌、瞥得要命，有时一边进食、一边如厕让妻看得直好笑。我常想，太忙的人是赚小钱的人，不忙的人是不赚钱的人，忙中有闲、闲中有忙才是赚大钱的人。我与上市公司、股票市场脱节，没有赚大钱的机会，我只能走拼命苦干的路子。此所谓“大商由天，小商由勤”。
稍稍得意，我又想让妻添丁，我从小孤独，喜欢有自己的大家庭。妻不工作，在家两个孩子一起带，人虽辛苦，但效率高。尤想到我生青儿、来儿都是靠吃中药帮的忙，我渴望有个百分之百的“自然孩子”。经过动员，妻总算同意了。不久，妻居然有了身孕。可是十周左右后发现胎儿并未继续长大，结果医生推断胎死腹中，在万般无奈、无限遗憾之中只好又让妻做了流产。这大约也是九六年春的事。
到了初夏，莎大来函通知我本校及外校主考官均签字同意让我准备进行口头答辩。我在温匆匆准备了一下，又乘长途“灰豹”汽车到莎城住进老赵家。答辩场所的布置及所有人员的穿戴都十分庄严，其过程却比我想像中更顺利。在立论观点、论证方法及论据阐释等与内容有关的重大方面并未遭到本校主考官劳德雷教授的故意刁难。事实上，他们对于我有某种弥补性的高抬贵手的做法。在文字、语言、修辞等形式方面，也没有人提出批评。记得我在进行硕士论文答辩时，有个教授说我每页有两、三个文法(实为修辞)错误。换言之，一篇百余页的论文竟有两、三百个“文法”错误。他曾说：’我知道英语是你的外语，但在英文系，不管你从哪儿来，也不管你以前受过什么教育，我们对文字水平的要求不能降低。”当时，听完这话，我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为自己的低水平感到羞耻，我也为这种不公平的要求感到愤怒。我的导师面上也很不好过。这次写博士论文，我投机取巧，在文字上下了不少功夫，考官们无错可挑本是意料之中的事。唯一让我当场认错的一点是，一个女考官指责我在文中有使用“性别歧视语言”之嫌，比如我在谈与诗人有关的理论问题时，常常仅用“他”、很少用“她”来替指诗人。女考官象大多数属于女权人士的教授一样为此很反感。我当场签名下场后立即解决这一我早就有预感的难题。答辩进行了将近两个小时，三个主考官与我的导师及系研究生主席五人讨论了一番，然后通知惶恐不安、十分兴奋的我回场，并对我宣判：“本答辩委员会一致建议莎大正式授予你哲学博士学位。”读完判词，劳德雷教授热情地伸出手向我道贺，并成为我一生中第一位称我为“袁博士”的人。返温不久，我按答辩委员会的书面意见最后修订全稿，请我的朋友、莎大社会学系宗教授代我装订四套给莎大(一套给主导师，一套留系资料室，一套存莎大图书馆，一套送加拿大国家图书馆存档)。我在扉页上同时用英中文写下如下字样：“献给我的父母亲袁宏启、刘瑜”。要知道，我至少有五十次想放弃博士学位，因为它实在太难拿到。一篇文学博士论文实是一部皇皇专著，写起来太耗精力。我每一个字几乎都是绞尽脑汁挖出来的。不太懂文科的数学博士老赵曾开玩笑说：“昌明就象盗古墓的小毛贼。千百年来，古墓早被历史上的巨盗偷得片瓦无存，你现在还要挖地三尺想再刨出点砖渣什么的，真是难为你了。”对搞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来说，老赵的话简直字字真切、句句属实。另一个使我常常产生放弃博士头衔的念头是，学衔是高，却一无用处。千辛万苦得来的东西填在履历表上不但不会为己增光，而且还会一眼让人觉得“over-qualified”(资历过高)。除了能在大学任教；哲学博士在社会上不是恐龙就是“白象”(价高无用之物)。我教洋人英文，工作一定胜任愉快(我在教学实习中曾分别教过大学一年级及四年级英文专业洋学生，每次结束都赢得台下学生的鼓掌喝彩，此为明证)。但我没有机会，也不愿去碰壁受辱。要不是为了我的初衷，要不是父母、尤其是爸爸的热切鼓励和殷殷期望，我很难再边打苦工、边卖命养家时把论文写完的。因此，我将硕士论文献给陪读的妻及来儿，把博士论文献给生我养我的父母，也算是为了“光宗耀祖”、感念父母“望子成龙”之心吧。
九六年秋，莎大给我寄来正式的博士文凭和校友通讯名录。在已获正宗洋博士的物证到手后，我在枕边终于向妻吐了我已隐埋16.5年的秘密：我当初上师大报考研究生时曾做弊。我说，“这么多年来我在学问上力求上进、力求超越同辈，目的之一就是向自己、向你、向世人证明我并非没有实力，而当初的作弊行为实在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妻似乎无动于衷：“你本来就是一个会念书、会做学生的人。”我感到非常舒心。长叹一声，我心想，为了没能得到易明你，我“情”急跳墙，作弊而去；为了除去我良知上这一不为人知的污点，我奋斗了整整十六年半!我还对妻说：“莎大英文系念博士，历史上统计平均需时八年，而我在这么艰难、繁杂的情况下一共只用了五年，连系里的有关老师和研究生秘书都夸我真了不起。”你知道我念书成功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吗?
我常常告诉我已上大学的一些学生们，在北美大学(文科)念书有四大“生存技巧”。一是“投其所好”(不轻易违背老师的学术立场、观点，写他们想看爱看又知之不多的东西)；二是“提前抓分”(切实按实际的分数比重分配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重点项目或作业一定要提前按要求准备好)；三是“趋花避刺”(与有关的老师、同学搞好人际关系，尽可能躲避那些“专制”型老师和爱捣鬼的同学)；四是“一稿多用”(用同样的材料研究相关的选题或数篇学期论文用相同的资料)。我第一、第四两大技巧用得很好，尤其是第四技巧我用得简直出神入化、又天衣无缝。早在刚进入博士课程学习初期，我就将论文大纲和腹稿打好了。我针对这一腹稿选课，每一篇学期论文实际上就是我论文的一个主要章节，等选课结束时，我不但已写出几乎是论文的五分之三的内容，而且还经过任课老师的“批评”掌握了导师、考官的反馈。因此，我常得意地说，我并非一个十分聪明，但却十分精明的学生。我并非一个非常优异、但却非常成功的学生。把我的学习心得、成功之道写出来，一方面是想让你分享我的过去，二方面旦愿你告诉你女儿或其它亲人以备后用。
九六年夏秋之交还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天津有位王姓大款的太太(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是什么“大款”)想出国，便以给丈夫的胞姐当保姆为名来温，其姐在川本有丈夫，早几年出国后先后与洋人同居，弄出几个难看的混血儿后又被抛弃，独自打工养一堆孩子十分艰难，她有计划、有预谋地骗取亲弟媳的一万元美金，使王太太偶然想起我这个她在国内打听来的天津老乡。我非常同情王太太的遭遇，更不耻她那为移民加国而“献身”的夫姐，便在家让妻服伺照顾她，并在百忙中亲自陪她追讨钱项，到她夫姐工厂施加压力、到中国驻温领馆活动并与警方联系，终于在我的“穷追猛打”下帮她把美金如数追回。我这么说也许让王太太夫妇认为我象他们在国内外所碰见的人那样是巴结富人，因此长期以来总想支使我们，以致于我下决心与其断绝来往。其实，我当初根本就不知道王家是“大款”，我只是同情不懂英语的她因几个臭钱被富人摒弃在异国他乡。我见过许多有钱人。我每一个学生的家都是台湾大富。我从不知道，也最看不起巴结人的人。妻有时一再坚持对他们示好，拉不下情面，总被我训得一楞一楞的。直到这几天，她才对那些利用穷人爱巴结富户的卑贱心理而支使别人、同时又不尊重别人的有钱人有了深刻认识。另一件事是，我自专门替富家子女补习托福以来的第一个学生(陆姓同学)仅一次就以高分顺利通过托福考试，结果皆大欢喜。风声传出去，我的生源也就慢慢多了起来。在没登任何广告的情况下，我于九六年秋在家正式开办了一个无限期循环的“托福应考班”(直到去年圣诞节前才结束)，同时在外也开办了两个“英文家教班”。到了九七年初，我已完全自立门户，自己做老板，成立了“昌明英文教学中心”。教室、办公室就设在自家还专门买了复印机(传真机、电脑及激光打印机等现代化办公用品已在此之前逐一购齐)。我对妻说，按计划来，一年买几个大件，办几件事，我们的生活会芝麻开花节节高的。从此，我也不再过问妻怎么购物，只是要求她月一次性开支超过50元以上、购买非食用品时给我打声招呼。我因忙得吃饭、喝水、拉屎放屁的时候都没有，一切家务自然就归妻一人承担了。
到了九七年仲春，我考虑到全家的生计完全靠我一个人不妥，万一我天天出车碰到不幸，一家人生计无着，房子也会被银行拍卖收回。又考虑妻不愿再生孩子在家“赋闲”实是浪费人力，懒得找工作，也找不着，找着了也保不住，根本不适合替别人打工，我便决定买个适合妻一人打理的生意做。经过广泛调研考查，根据自己的经验，我知道买十万加元以上的小生意有八、九分赚钱的机率；买五万左右的生意有五、六分赚钱的机率，买三万元以下的仅有三分以下的机率。但只要有眼光，三万以下的生意也能赚钱。我们有位赵姓朋友，他们夫妇以一万五千加元买下一个咖啡店，后经两人精心打理，每月净入达三千以上，几年后标价七万还有人抢着要。我不信我就毫无生意眼光。五月初，我只身一人抽空看了一家自助洗衣店，当场就交订金以2.85万加元成交。半月后办完一切手续，我将妻摇身一变，把她从家庭主妇变成老板娘。
在加国，我和妻的生存方式实际上是令人羡慕的。我是在家办公的自雇自由职业(用国内术语，可被称为“教育个体户”)；妻则是小生意的老板娘。据前两年多伦多市一项民意调查结果，绝大多数被访者都认为“自雇小经营者”是最应受到社会尊敬的人士，我们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技能、知识和体力自食其力，不但不依靠社会，发展得好，还对社会大有贡献。据统计，加国绝大多数受雇者都是从中小工商业实体领工钱交国税的。我一直不想发展，一来考虑税重，二来想省麻烦。洗衣店共有十一台水洗洗衣机，七台烘干机。妻会缝纫，我替她买了缝纫机替别人改衣。再加上代为干洗、水洗等服务，一月刚开始除去水、电、租各种费用，净入仅一千四、五百元。与打工的收入差距不大，但非常辛苦。每天早9：30开门，晚上6：30关门。一辆车、一个两岁多的儿子，我们常常要分秒不误地配合才两不误。她一回来就做饭、洗碗、做家务；我白天力争在家一边看孩子、一边给学生上课，晚上就出车到学生家登门辅导，这样收费才能高一些。
开店除了辛劳，还有心烦、肮脏、受骗、危险的苦衷。顾客大多很友善，但也有刁钻、无礼、油滑的家伙。因为怕惹事，我们曾忍疼替别人陪了一百多元一条的高级意大利牛仔裤，尽管是干洗店，并非我们水洗店的错。最令人头疼的事是机器老旧，常常停转耍癞，洋人技术员每次来都大敲竹杠，十分钟的活足要拖上半天两日，以便多骗我们的工钱。我这人心不灵、手不巧，除了会拍拍打打、踢踢捶捶就无法可想，只得求人。妻常抱怨我连个钉子都钉不直。开了这么多年车，自己动手修理的能力还是远远比不上工科出身的人。有次我想下决心自己换根皮带，结果下下来又装不上去，最后还是请人帮忙。我主要是对这些事实在没兴趣，也没时间，不如我多赚几个钱请人方便些。好在邻居电器维修店后来易主，换成台湾来的刘先生，我们主动替他们翻译，他则常常替我们修理。除了让我们自买零件，他总是收最低的人工钱，有时甚至免费。
店里的主要收入来源只有两个，一是为一个大慈善组织开办的类似童子军、少年宫之类的学校代洗运动衣、裤，二是替二、三十个男女或家庭代洗衣服(均按一机四元收费)。这种服务包括洗、烘、叠、装、送几个环节、最让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妻整天叠别的臭男人的臭内裤、袜子和被子；我给她帮忙时也要替别的懒婆娘叠胸罩、裤衩等乱七八糟、叫不出名的妇幼用品。周末忙的时候，简直把人累得晕头转向。每天两人回到家里都已万分疲惫。因工作、习惯有变，我自妻怀上青儿就与她基本分床。我要么睡沙发，要么睡地板。人苦心烦，两个人都怨声载道，动辄发怒、生气、相互指责，鱼水之欢一个月也仅有三、两次。
与时常遭抢被偷的杂货店、餐馆相比，洗衣店本应是比较安全的：全是笨重破旧机器，只有硬币小票。可妻在店里也被偷过两、三次。有次她趁没人上了趟厕所，两分钟不到，辛苦一天的收入全被人偷走。最令人怒不可遏的是，有一个夏天的下午，妻一人在柜台后休息，一个年轻的洋混蛋闯进门来，抬手朝妻脸上喷辣椒水雾。他趁妻灼热疼痛难忍、双手捂抹眼睛时竟将她拖向里面欲以强暴，可怜我妻力小慢慢被他拦腰拖向离后门不远处，妻一手拼命拽住机器，一手与他奋力搏斗，同时高喊救命，最终使恶徒狼狈逃走。警察到场后直夸妻是一个勇敢的女人。我得知消息马上赶到店里，为自己无能保护妻而感到深深内疚，更为歹徒白天行凶怒火难当，我当时想，如果我在场，我一定杀了他。警察说再碰到此事也不可防卫过当。我与妻后来详细研究出几套应变方案，我还教了她几手与人肉博的武术招式。这种暴徒当然属于胆大的。还有好色无胆的家伙有时向妻套近乎、变相求爱。但妻说：“我可是有丈夫的人。”从而让其知我而退。这里我联想到中国留学生中有两个很值得注意且颇为普遍的现象。一是许多男女出国后拒不实讲、或从不主动讲自己在国内已有配偶甚至子女这一事实(这种人无疑想在国外趁机寻花问柳、偷人找汉，或者想水涨船高，见异思迁)，另一个倾向是个人的行踪去向极少告诉别人，甚至友人也要等到临别当日才略知一二(对此我至今不明其中玄妙)。想到忠实的妻为保持自己的清洁卫生曾与形形色色的洋混蛋打交道，我现在感到自己实在无能、有愧。我本应能更好地保护我的妻小的。昨晚妻还讲到，一个她见过几次面上海留学生小瘪三两年前有次趁她不注意还摸过她的手，就跟你当初在宜都有男人偷看你洗脚一样。古今中外，无聊、低能、有色胆没出息的男人还真他妈的多。两个儿子加上我，三个男人未能保护好全家唯一的女人，实在令人可恼。
九七年夏，经朋友推荐，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将一本很厚的英文书译成中文，于当年十月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题目为《邓小平的遗产江泽民的困境》。为纪念我英年早亡的爷爷，我是用他的名字发表的。翻译此书稿酬只与我一个星期挣的钱着不多，但我想借机逼自己复习复习我的翻译技巧。出国八年极少用中文写字造句，我怕时间太长把我亲爱的母语“忘”了。事实证明，我的中文的确荒疏了。好多字已不会写，好多成语、典故、词汇、句型都想不起来。如果不是常常翻汉语字典，我的译速可能快得更令人惊讶。不过，翻译此书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借此以知识、信息表达我的爱国之心。在我看来，西方传媒界对我中国政府从来就是要么神秘化，要么妖魔化；而对我中华民族从来不是漠不关心，就是揶揄鄙视，因此在造成西方人对中国人缺乏正确的理性态度这一历史社会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大的恶劣作用。我希望通过我的译著，让同胞更加了解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心态，同时也更加了解自己。只有知己知彼，虽不能战无不胜，却至少可好自为之。可惜这本书在大陆看不见，带回去还可能被当成不友善的读物。我听我一个北京来的学生说，她舅舅曾在香港买了一本带回北京，关心时事的中年人都很喜欢看。当然，他们不知道此书的译者就是我。
我就像一个不断吹气的大气球，终于有一天爆成碎片。但我倒下来并非由于病魔的折磨，而是意外事故所致。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照常在五分钟之内“吃”完晚饭匆匆赶到一个学生家去上课。天下着毛毛细雨，路面很滑，灯很亮，但视线不清，七点二十分左右，大约三、四十米左右的前方路口由红灯变为黄灯，我为抢时间照例一踩油门从正常的市内最高时速60公里加到70公里冲过去，没料到正前方一辆美国造的大面包车突然在黄灯下左转，与我撞个正着。只听砰然一声大响，尖锐的金属声好像猛然划过我木玻璃似的神经，我一想“今天完了”就刹那间失去了知觉。大约几分钟后，我隐隐约约觉得胸闷，呼吸非常困难，全身似已瘫痪，四肢及各部位好象都已被那道金属声刺得麻木一片，我一动也不能动，相信不久就会有人来救我。我等着，等着，呼吸越来越弱，我渐渐感到窒息，大约又过了几分钟，我听到有人在旁边用英语说：“Are
you OK?”(你怎么样?)我感到一阵慰籍，赶忙有气无声地答道：“OK”。不久，救护人员到场，我慢慢睁开双眼，发觉胸前的方向盘已连根断裂。我被几个人小心翼翼地从车中慢慢抬出去，四肢及脖子套上甲板、甲套，救护人员一边替我输氧，一边催着赶快将我平着抬进救护车。到了医院，医生检查我的身子，除了几处青肿，并未见血，然后又拍片，也并未见到明显骨折现象。医生让我休息了几个钟头，一边叫护士注意观察，一边请警察了解出事经过。凌晨一点左右，我庆幸没有伤残，只是感觉迟钝，恍恍惚惚，我便自己乘公共汽车回到家中，妻和儿子早已入睡，我对妻说出了点车祸回来晚了，然后便各自安寝。我想是我专门挑选的车救了我，是奶奶的在天之灵保佑了我。我安然活下来了。
二月十一日，星期五
近两三个星期，因咳嗽发烧，早已重新戒烟，也没有跑步，一天到晚不是工作，就是写信，晚上与妻讲讲“脏话”，畅谈幻想。今天上午去看病，青儿和我都可能是过敏性哮喘性咳嗽，准备再约专科大夫看看。只要肺音清晰，就不必忧虑了，是么，我的易大夫?
出车祸后的头一星期，除了神志非常恍惚、头晕眼花、头脑迟钝外，尚无其它明显感觉。我匆匆租了一辆日本汽车，仍然坚持上课，焦急地等待事故判决。后获通知，错完全在对方，我便长长舒了一口气(如果是我的错，将有一连串有累积效果的经济损失)。卑诗省汽车保险局急不可待地给我赔偿了一笔钱，包括“车辆全损”费、两周的收入损失等，后来有朋友说我太傻、太老实，我可以“脑震荡”为由至少敲保险公司三、五万，但我不想赚这种钱，觉得自身无大损，经济上不亏有赚，我很知足了。何况我还要按自己的计划行事。
第二个星期，我开始觉得全身疼，尤其是脖子不能偏转，一动就疼，晚上睡觉无论采取什么姿势也疼痛难眠，腰、背更是令人坐卧不安。开车也能正常操作，心理上已明显有障碍，总觉得有把锯子在不停地锯着我本已麻木的神经。看看坚持不住，我急急忙忙地又买了一辆与被撞全毁的红车属同一型号的Dodge牌美国车，但颜色是兰、灰色，无空调，里数不足十万公里。这辆车至少买贵了两千元，而且事后也给我们添了不少心事和麻烦。至今我们还开着它。这是我置的第六辆车，也是唯一从车行里买来的。因推销员、车行做假骗人都是职业水平，我们又急着买同类型信得过、又熟悉的车，只能自认倒霉。好在我后来几经交涉，终于逼他们免费换了新电池及新启动器。现在车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可我从此讨厌任何推销员，凡登门推销者，无论生人“朋友”，我一概冷言打发或闭门不见。
我自九五年就一直希望父母从湖北来加探亲，结果加方仍然拒签，又让我爸妈从荆州到北京白跑了两趟。花钱事小，浪费精力、希望事大。我对加国驻华使馆这种势利、虚伪、残忍、无理的做法恨得咬牙切齿。仅仅因为我们是自雇人士，没有响亮的公司，高额的工薪，他们便鼻子一哼，拒绝让母子、祖孙相见。他们哪讲半点“人权”?连起码的良知及同情都没有。如果你有钱(如港台人士)，他们会派高官四处游说，求爷爷告奶奶似的请你来加投资，来加移民；如果你口袋空空(如中国“人蛇”难民)，他们就用警棍、手铐先把你关进监狱再说。人世间是非常邪恶的，谁的拳头硬，谁的钱多，谁就是真理或领导。
没有办法请父母来加，我便按原定计划携幼儿，在“八年抗战”胜利后于九七年十二月上旬首次返华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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