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并寄出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000年二月三日，星期四
大明：
我忍不住要改用我以前对你的昵称。还记得、还喜欢这个称呼吗?你比我大一岁，你也叫“明”，而我的乳名又叫“大明”，咱们还是恢复二十年前的苦恋和“甜觅”吧。你是否也愿意改称我为“小明”?
早晨一起床，我就对妻说：“为什么易明在根本不知道我的任何情况时从当初到现在都认定我有一个美丽、‘宁静’的妻子、‘可爱、调皮’的男孩?”妻笑而言它地答道：“你这个人哪，非要让别人说好，自己才觉得好。”在外面替车铲霜，然后还送妻上班时，我喋喋不不休地说了许多话，我说，出国十年来，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十分舒心、愉快，夫妻和睦相爱；也是二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美满、幸福，人生值得留恋：我同时拥有两个异常聪明的儿子，两个独特可爱的女人——你们从未见面，但我相信今后有朝一日相遇一定会感到似曾相识、十分融洽的。我还联想到在中国人的世界里，之所以有数以千万计的武侠小说迷，是因为作为成人童话，武侠小说以意淫的方式满足了人们对旧中国文化某些方面和向往与怀念之情。比如每一部武侠小说的主人翁都是在功成名就后拥娇妻、抱美妾归隐林泉，过吟诗作画、逗儿弄女的闲适生活。这些意识里面也许含有最纯正的，但不一定都符合现代标准的中国文化基因：儒家的积极入世，道家的逍遥自在，地主的妻妾林田及智者的宁静淡泊，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正如你所说，一切都似乎变了，唯有没变、也不会变的是人类在情感世界里的需求和追寻：亲情和爱情(友情似乎需重新界说、人情也今非昔比)。我老实地对妻说：我也经常有些在穷人看来颇不健康、不道德的“wildfantasy”(疯狂的或未开化的幻想)，比如我想象武侠小说的主人翁一样，“同时娶你和易明为妻，你给我生三个儿子，她给我生三个女儿，咱们过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隐士生活。”“亏你想得出，看你怎么玩得转。”我当然知道，今生今世我已不可能在物质世界里再与你结合，但在精神世界里，无论你现在怎么想，我是把你当“正妻”的。再过一年半载，我也许真的会选过现代隐士生活。我二十年来最向往的境界正是你经常为我祈祷的“宁静”——你不愧是我的知音。
九年前，念莎大英文系，编《莎省华报》的我既无看中文武侠小说这种精神奢侈，也无生活中的片刻宁静。九一年初夏，中国驻加使馆杨姓教育参赞到莎大按例看望中国留学人员，我因办报需要更多的免费资料，他因我是莎城华界的知名人士，邀我在他市中心某个酒店的下塌处会见。我与他谈办报经过和所需资料，还问到他的上司、任教育副主任的我的湖北松滋同乡邹同志的近况。本想与他谈谈我对“政治移民”的看法及内心的矛盾，但看到他在态度上已把我们全部无一例外的当作加国新移民(我当时尚未拿到“绿卡”，也没作任何个人或家庭决定)，又看到还有其它两三个人(显然是党员或联谊会头头)，我只是与他塞喧了一番便回到家里。因忙着准备开学，很快将此次会见之事忘了。
但是，加国政府当局却对此时刻不忘。大约是会见后的第二、三天傍晚，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洋人男子从省城里贾拉市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要求与我在次日寓中相见。我感到事有蹊跷，但还不至于惊慌，便泰然应允。翌日见面时，他彬彬有礼地递上一张名片。我看了一眼，上面除了他的姓名“B.D.(Brian)Peacock”外，没有任何头衔和身份，只有两行电话号码，其中一个还是北美长途免费专线，下面的地址是属于代号性质的信箱。该位皮考克先生自我介绍说他是“加拿大国家安全局”(即秘密警察)调查官。等我充分意识到谈话的严肃性后，他和我便开始了就我记忆所及的下面一段对话：
“据我们所知，你几天前曾到［某］旅店［某］号房间会见过某人?”
“您怎么知道?”
“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还知道你与中国外交官谈了一会儿话。”
“那又怎样?”
“你现居加国，我们有责任保护你。”
“……?”
“中国外交官没有试图强迫你做什么事?”
“没有啊。我只是为办社区报纸请他协助提供有关中华文化方面的资料。”
“这个我们知道。他有没有强迫你接受什么意见?”
“没有。”
“这么说吧。他有没有……呃，比如说，要求你登载什么文章以影响本地华人的意见?”
“没有。”
…………
“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为了保护在加国居住的人，防止你爱到外国势力的胁迫。”
“谢谢，谢谢。我没有。”
“请你有时间时时回忆回忆，如想起什么务必随时给我打……嗟，这个免费电话。”
“一定，一定。”
送走客人后，我紧张得直冒冷汗，第一，我不知他们真正意图是什么?第二，我不知道此事对我们一家的移民申请有何种程度的负面影响?我唯一知道的是此事绝不可伸张。我嘱咐妻对任何人也别提及此事。她感叹我这人总是会碰上些怪人怪事。尽管我仍未最终决定是否在加定居，但移民申请如能批准，毕竟多了一个选择，眼下已听说许多人的“永久居民证”(即“绿卡”)已陆续批下来，我们一家三口的申请仍在“犯罪与安全审查”之中，在这个当口被加国反间谍、反颠覆的秘密警察盯住实在令人惶惶不安。
我认真回忆了一番我和他的谈话过程，自信即使如他所暗示他们从头到尾都曾监听、监视过我与杨的会见，我对皮氏的简短答问的也无懈可击：既无任何带有暗示意义的字眼，也与事实过程严格吻合。独自思考良久，我决定只可对两个人说，一是报社刘董事，他是加国公民，又是我老板之一；二是莎大国际学生处处长。皈依基徒多年的刘董事很体谅，他说：“你只是报社雇员，他们若再找你，你就请他们来找我。”莎大处长则说：“你可以放宽心，他们是例行公事，经常跑到国际学生家调查调查，你别少见多怪。以我的经验，保证对你没有任何有利影响。”后经我仔细、周密分析，此事的内涵一定是这样：杨参赞赴莎省前，刚好有几名加国国地议员在访华期间，因“六·四”之事冒犯中方政府而被驱逐，加方为反击报复便跟踪中方在加的高级外交官，一旦发现有“不轨”言行就将其立刻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我作为《莎省华报》编辑，身份特殊，就这样身不由己成了中外一场外交战中举足轻重的小人物。想到此，我觉得豁然开朗，庆幸自己反应敏捷、言词得当，没有做对不起祖国的事。要知道我那时很看不起那些为自己早日获得“绿卡”不惜出卖祖国、出卖良知而向加方告密害人邀功请赏的小人。(后听说莎大某一迟姓夫妇与另一个人就因被人诬告为“中共密探”而迟迟未获“绿卡”。)我还想到，别说中方没有任何“过格”的言行，就是有，身为中国人的我也不能当汉奸(我终身赠恨汉奸，有时还想写一本“汉奸论”的小册子)。
与我主办《莎省华报》有关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小事发生在九一年冬。苏联崇洋媚外的政治低能儿戈尔巴乔夫因推行了其所谓的“新思维”而使国家解体、民族分裂、自己也被推出历史舞台。西方媒体对了“好话连篇”，我却对他“恨之入骨”；他不但因向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卑躬曲膝、举手投降而使伟大的苏联人民遭难受辱，更可恨的是他的盲目崇洋与政治低能使我的祖国一下子成了招恶风的独大树。我一直希望由好斗讲狠的苏联与邪恶虚伪的美国继续对峙，以便中国卧薪尝胆、趁机振兴起来。但我的这一显然过于“自私”的国际政治希望被无情地打破了。小人物无所事事，再说，我学业、工作两忙，实在无时间、精力写社论，，即使写社论老板也不一定让发，为了出出憋在心中几个月的这口乌气，我在一则综合报道中毫无真凭实据地加了几句：此间也有许多西方媒体报道戈氏实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跳梁小丑云云。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有何反应，但我从此事中深深体会到当今信息时代，谁掌握了媒体，谁就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与新闻、舆论的体制或自由度并无多大关系。在我看来，以美国政界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主力军正是高喊新闻自由的各大媒体。
我的政治立场和社会文化观点是与我的学术论点一致的。在众多的文艺理论中，我对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新历史主义”情有独钟，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法”、“读者理论”、“文本批评”等五花八门的其它主义虽有接触，终是兴趣不大。有时我怀疑自己是否因从小受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薰陶而人云亦云，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是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最终认同“新历史主义”的。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济慈诗歌中的社会政治面面观”。导师为哈丁教授。九一年夏秋之交，我不但顺利地通过论文答辩而获英文硕士学位——我因早已有硕士学位对此一点都没感到高兴，而且赢得全额奖学金(每月1，300加元)从而成为本系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念博士的东方人。我其实并不很聪明，也并不很用功。我常对我的学生说：“最用功的学生绝不是属于成绩最好的学生，而成绩最好的学生绝不是最用功的人。关键在效率和方法。”我还说，“会念书的学生并非是聪明的，更非最用功的，但一定是最细心、最认真的人。”在当时，就我所知，在加国中西部念正宗英文博士的是中国人中似乎仅我一人。其它在国内念英文的人出国后大都改念比较文学、汉学、语言学、英语教学法等被台湾朋友老蔡称之为“旁门左道”的专业。能与洋人拼实力、争奖学金我的成功在于圆熟地使用了四大招术：一是“笨鸟先飞”(下真功夫)，二是“投机取巧”(我有许多偷懒妙法)，三是“搞好关系”(我与所有有关的老师、同学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四是“表现实力”(比如在奖学金申请材料上突出表明我一边念书，一边办报，还一边在国内发表学术作品——其实我在国外念书几年中先后被国内转载、出版的文章或书籍都是我国前就写好了的)。换言之，我在九一年下半年心情稍稍松驰了一下(只要将平均成绩维持在八十分以上，博士奖学金便可以延续三年。我觉得有八、九分胜算)。这段时间我最感到舒心的时候，就是晚饭后干完家务再带着上小学的来儿到外面散步。
来儿小时非常可爱，而且有点早慧。前已提及，他两岁已能认将近两百个汉字，学说话早，口齿非常清楚。他学走路时，我总是晚饭后带他出去散步，每次看他摔跤，我都臭骂自己一顿。有次在家隔着椅背摔在水泥地板上，长期让我担心他的智力是否因此受影响。他每次下楼玩就不愿回家。我因要做学问、写文章，常常死拉硬拽把他拖回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硬把他扛回家，他在我肩上乱蹬乱踢地大哭大叫地乞求道：“爸爸，爸爸，让我在外面玩一会儿好吧，就五分钟。”可是当时我把时间看作生命，竟然连五分钟都不愿给他。
来加后，我和妻上学、打工，经常违法地把五岁的他独自留在家里，他很懂事，听我们话，讲究整洁，一个人在家不乱爬乱跳，不玩电玩水，不接电话，不给陌生人开门。他总能自己找游戏方式，比如用牙签拼汉字，我每天教他一个汉字，(周末休息)用粗笔写在纸上后再贴在墙上，以便让他随时复习。我每一个月让他背一首唐诗或宋词(刚开始几个月，一首五言诗要领读上百遍)。在国内从没教他一个英文单词，第一次送他到幼儿园，看他战战惊惊地走进陌生的洋环境，想到他也要象我一样从小吃苦受穷，我难过地一边流泪、一边赶紧推着自行车走了。他出过一次水痘，我们没想到要捆住他的手，结果他睡着后因奇痒搔脸面后留下几点痕迹。冬天大下雪，有时车打不起火，只有接他步行回家，门前的雪常常厚达两尺，无路可走，他有时连滚带爬地淌过去。有次在超市偷拿了几块糖，回来让我发现后责罚他跪一个小时，后因妻说孩子太小改为半小时，他非常友爱，总喜欢伸手抚摸别人表示和睦，但这个习惯竞使他受到伤害。有次在学校可能他去抚摸别的洋孩子，结果让凶狠壮实的洋孩子撕破了他的嘴角，至今还有伤痕。九一年冬，他上一年级时与洋孩子们一起演戏，扮一个老头，样子逗极了。我在莎城中文学校兼课，他非常喜欢和我一起去上学。因从小没玩伴，生活在穷留学生家，使我对他倍感怜爱。
二月四日，星期五
今天是除夕，早上接到我父母从武汉发了小财的亲戚家打来的长途电话，可想而知国内一定是亿万灯火，普天同乐。我们在加国十余年，因春节不是法定假日，再加上忙、累，我们家里从无过年的气氛，圣诞节这里是很热闹，但除了近几年为敷衍孩子们，装饰圣诞树、挂彩灯、松树圈外我只是趁机与故旧联系，寄寄圣诞卡而已。不过，九一年圣诞节前两天，我曾代表莎城中国留学生接受英文《凤凰星》日报的采访，向当地洋人社会介绍了中国人过年的传统。我除了表示思念故土与亲人，还希望加国能让少数族裔有法定假日庆祝自己节日，从而丰富加国的多元化文化生活。现复印一份采访报道寄给你，算是给你拜年的礼物，请笑纳(看我九年前的照片，你能想象出我现在是胖、还是瘦了?)在此，我也祝你健康、健康、再健康些!来信告诉我，千禧年的第一个春节，你是怎么过的?(向你的家人致意，要是女儿是你一个人生的该多好!)
大约是在九一年底或九二年初，我们全家顺利地拿到了加国“绿卡”，从而成为合法的“永久居民”。同时也逼使我回答我一直不愿回答的问题：是永远留加抑或届时返华?如果定居加国，我和妻无专长、无体力、无金钱资本、无就业机会、无亲、无友、无好运。非纯文科类专业人士毕业后迟早可以去当教授、当工程师，进公司、进主流社会；进政府机构、有本钱的可以去开店、做生意；年轻的、无妻小的可以改学好专业，另谋发展；有亲友、有好运的迟早也都会拱出一条路。而年过34岁的我只有一个事事靠我的妻、幼小体弱的儿及不足三万加元的全部积蓄。别说发展无望，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如果学成归国，人们又会无情地嘲笑我无能，说我在外国混不下去才败回中国；找一个称心的新工作单位不容易，再说，不出国我早可提升副教授，拿了洋博士头衔回去反倒还得等一年；各种待遇已不象早几年归国抢位置的人那样可以得天独厚，碰上几个奸官又会受压受挤；与天津院虽然感情深厚，可是院方人事环境改善不大，系里更是顺“王”则昌，(妻曾说我出国后由王主任亲信常姓教研组长取代我当室主任，一年不到竟给她穿过几次小鞋)。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情景下，我决定先按初衷拿下博士学位再说。奖学金得来不易，我可利用眼前无资助之忧的条件想法在专业上偏向汉学(在对中国文科留学人员来说，在北美如果学中国历史、政治、语言、文学、社会宗教、哲学甚至各种比较学科反倒有优势，不难在大学谋课教职)。我想起中国农村的一句老话：骑驴看帐本，走着瞧吧!
这几天咳嗽太厉害(医生诊断为花粉过敏)，彻夜难眠，从左脑后、脖子直到肩部都有热痛感，头晕目眩今天就暂此搁笔。
二月五日，星期六
按天津习俗，大年初一拜父母，初二回娘家，初三看朋友。就饮食而言，是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合子往家转。我是海河的女婿，更是长江的儿子，现在太平洋彼岸，遥祝我的古老祖国和初恋情人龙年吉祥、康安无恙。八年前当我家三口都办妥加国“绿卡”后，我虽然没有做长远的重大决定，但却有两项眼前的安排，第一件事就是给妻做思想工作，让她答应再生一个孩子，我有两个考虑，一是无论日后何去何从，添一个加拿大儿子对家庭、后代的发展都多一条路；二是我从小感到孤单，身边缺少至亲，经常羡慕别人有兄弟姐妹，我们在加一共只有三个人，再加一个不但今后“人多好办事”，来儿长大不致在我和妻死后又孤苦伶仃在北美一个人面对全世界。妻好不容易被我说服了，可是也许因为我铁心肠要儿子(我总怕生女儿象我不好看)，怎么努力都孕不上。我开始认为莎城天气太冷，湖北的种子过于潮热，无法在异国他乡的气候里落土生根。后来我私下认为妻不但可能子宫冷，更可能情意冷，因此，里外都是严寒冰霜，我的心无论怎么热也化不开周天寒彻。我想起九一年夏，拿到驾照不久的我立即教妻开车，我因学徒是自己的老婆便很不耐心，看见一个小错就大动肝火；妻因教练是自己男人也没好声好气，时不时与我怒目相向。有一次练车快到家门口，妻忍无可忍双手一甩把车停在路中间，我看她毫无理智，耍小姐脾气，气得我语无伦次，一挥手打了她一巴掌，她看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竟然出手打人，也象恶猫一样对我又咬又抓，手臂都见了血。正当我一边开车一边和妻大吵大骂回到家门前时，看见可怜的来儿一人正趴在窗前等我们回来，我的心一下子碎了。后来听人说夫妻出国最忌互相教开车，为学车甚至有些夫妻还闹离婚，不管怎样，我当时已后悔不该对妻动粗，更不该让孩子看见我和妻经常吵架。我想一切都是因为贫穷，我们自动丢掉了国内优裕、舒适的体面生活，在异国他乡又白手起家，重新开始，如果有了比较足够的钱，就会象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瓦西里对其幼子所说的那样：“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为了更有效地进行原始积累，我坚持对家里的财务实施统筹安排，我认为妻比较糊涂(事实上她经常连自己的帐户情况都搞不清楚)，手也松，只有我能精打细算，相信只有自己才能做好这件大事。但我牢牢掌握财权，妻更无安全感，经常为此与我拌嘴斗气，强烈要求分别各处存取。我说：“你别学台湾的方太太，专想法子对付自己的丈夫。我在给父母的信中曾谈及由我坚持当家管线的想法，爸爸来信说：“昌明从小节俭，还是建议让他理财。”妻看了这句话显得勃然动怒，说我爸爸多嘴多舌，“干涉内政”。后得知她不久还私下写信给我爸爸，质问他，指责他不该多管闲事我爸爸看过信气得心脏病发作，还住了一段时间医院。差一点因贫穷闹出人命惨案。对妻动不动就殃及他人的做法，对她在外适应能力差，在家与我争嘴斗气(她话语虽少，但说出来往往可以把人噎得半死)的现状，对她似乎不能与我共同吃苦奋斗的心态，我感到非常失望和烦恼，甚至不无后悔。这时，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谢明。她下过乡，吃过苦，我相信她一定能与我患难与共。我也更多地怀念你。在我精神苦闷、为前途耽忧，为现实焦虑的当口，相信你一定会给我安慰和鼓励。你不但因下过乡能吃苦，而且因你的医学专业好根本就不致于完全靠我一个人的智慧和体力为全家生计操劳。(蒙市老李的妻和你一样是工农兵学员，一到加国就找到了高薪工作)当然，我是被你已扔掉的烂包袱，怀念你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幻思。但谢明当初却是真正爱我的。她学的是工科，有一点闯劲。我有时非常羡慕那些因妻子专业好，能干而会挣钱的留学人员。他们可以在妻的全力支持下改学更好、更实用的专业，最终谋得高薪职位，从而使家庭进入良性循环。我不但丝毫不能指望妻的帮助和支持，还时常和她阴雨绵绵，缺恩少爱，因此，我时不时地在朋友老孙处说妻的坏话，借以排解心中的苦恼。在家对妻、乃至对儿的态度也逐渐开始变得恶劣起来。
中国在北美的留学人员是否能在国外生存和发展，其决定因素离不开名校、名师、“名”专业(即比较实际、热门、易找工作的专业，现在如电脑、工程等)。在此我可各举一例。我在莎大商学院的湖北同乡江教授本是湖北华中工学院念英语的，因八0年就出国，最后在哈佛商学院毕业，刚拿到文凭就被波士顿某大学聘为助理教授(相当于国内讲师)，后在澳洲呆了一段时间，转到加国莎大当了正教授(现听说已放弃教职，在北京外贸机构当一名高薪主管)。我在天津师大的凌姓师兄因其导师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全美亚商文学研究界泰斗，经他推荐，毕业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凌一下子被聘为加洲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助理教授(现已成为副教授)。“名”专业毕业的留学人员或一出校门就被高薪回聘请的例子则比比皆是。有实力、专业那怕比较冷门，机会好的也可找到好工作。比如我的朋友宗姓博士生在莎大社会学系拿到学位后在其华人导师的协助下竟然受聘为莎大本系的助理教授。这些例子就发生在我身边，有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迹。我常说出国留学的中国人虽非人人“菁英”，个个优秀，但其智力水平相差并无天壤之别，大家都不笨、也很少有人不用功，关键在于四个字：“早”(出国越早越好)，“少”(出国时越年轻越好)，“名”(在名校追随名师或选攻“名”专业)，“遇”(遇到“赏人”或机会)。当然，成功的概念难以界说，在大学任教只是一种方式，能进入主流社会，能有高收入也应该算入成功之列。
想到自己，我出国至少晚了六年，年纪比大多数留学人员也至少大了六岁，一辈子除了一次死里逃生的“好运”外从无任何机遇，所学专业、所从导师、所在学校与“名“的距离相去甚远（莎大属加国一流大学末流，哈丁教授在北美浪漫文学界虽有名了，但毕竟只是一个无权的书生，而“英文”专业对我来说“正宗”得使我毫无就业希望）。在必须保持莎大奖学金这一全家用最具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前提下，我四处打听“钻营”，终于找出一条权宜之计，我利用莎大与位于温哥华的卑诗大学（今年刚刚被评为全加一流大学的第二名）的“研究生院长交流计划“，申请到卑大修读学分，同时将我的博士论文选题定在英汉比较文学范畴。经过我的说服论证，系研究生委员会除了一人有保留意见外（该教授可能因我未按他的期待选修他的课对我泄私愤），其它人，包括我的英文导师哈丁完全同意，而且因我在学术上有闯劲对我不无赞许。最后，我将选题定为《政治与诗艺：济慈与李贺比较研究》，详细论纲也在六月顺利获得通过，我这样做有两点考虑，一是通过专业偏向治点“名”字的边，二是到华人多的大城市找机会。
九二年七月底，我将八月期的《莎省华报》编排好，将刚换不久的一辆较贵、较豪华的美国车登广告卖掉，又在家举办“搬迁摊卖”把不便带走的东西全部处理完，于八月一日在老赵全家的热情款待相送后，携妻带子坐了二十几小时的“灰狗”长途汽车到达我们“两眼一抹黑”的温哥华。
我之所以不顾妻的反对将汽车卖掉，主要出于安全与节约方面的考虑。我们一家人都晕车，我又有美尼尔氏综合症（时有阵发性头晕目眩），车技很一般，路程太远（两千多公里），车又不十分可靠，为全家三口安全计，坐车实为上。我们在莎城收入虽不高，但精打细算，加上生活费用很低，车买得起，也开得起，而在温市仅一年的保险费都可在莎城买两部二手车。当然，妻当时也不能完全体会我的用心，只是一味指责我太“扣”（吝啬）。我因她的意见常常不对、欠考虑，头脑简单，有时也懒得耐心向她解释。不消说，我的“专横跋扈”和“一意孤行”使我们夫妻关系开始进入某种程度的恶性循环。
到温的第一夜，我们一家住在事先托人替我们租好的公寓里，（月租550元，比莎城的房地产租贵一倍多）因无床无垫，我和妻刚刚坐了二十多小时的汽车，趴在地毯上怎么也睡不着，半夜两、三点妻实在熬不下去，我提议出去捡旧床垫。妻虽不情愿也只得同意。我们象夜贼似地从半里之外分两次拾回一套有六层新的双人床垫，总算在天亮之前睡觉了。第二天上午十一点左右起床，为按电话我去叫邻居的门，结果粗暴无礼、半醉不醒、不白、不黑、不黄的单身让我吃了个闭门羹。后因事与公寓管理员一个讲蹩脚英语的法裔烂婆娘交涉，结果也被她无礼对待，我与她吵了几句，末了砰地一声使劲在身后关上门。她气得大嚷要去叫警察，我吼了一声：“Goahead!Gotohell!”（“你去叫好了，见你妈的鬼去吧！”）这便是我们到全世界最佳居住城市头二十小时之内发生的事。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贫穷与尊严不可两者兼有。口袋瘪的时候就应当把自尊心装进去。
因为孩子爱动，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常提抗议，我们于九月迁入了月租仅340元的，非常方便合算的新居。当然，无亲无友，不爱求人，又好省钱的我是用自己的两只手徒步搬的家。妻也吃了不少苦。我虽然有时对她“凶狠”，心里常常觉得自己太没本事。也许，正是因为我时年不佳、干看着别人事事顺心（我有一年曾说宗姓朋友是“八喜临门”）而倍感自己窝囊、无能才经常在妻、儿身上出气的。刚刚在莎城混出点名堂，又因为前途着想不得不毅然放弃莎城的“田园诗式”的生活来大城市重新开始。
开学不久，我顺利找到卑大亚洲学系德国人施密特教授，请他兼做我博士论文的中文导师，在台湾呆过多年、娶的台湾太太，会讲流利国语的施教授，虽然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却欣然应允，这使我走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本想转至卑大汉学中国古典文学，但经过打听，亚洲学系人际斗争异常激烈，八年来未给一个大陆中国人博士学位，唯一获博士学位的是系主任的台湾夫人，在感到此路不道的情况下，我又与卑大比较文学系系主任接洽，但谈得不投机。加之经济资助少，妻一时又无工作，最后只好安心在卑大做“交换研究生”，打消了转学、转专业的强烈念头。因我是无人事问题的外校生，英文又不错，上施教授的“唐诗宋词欣赏”课（北美的汉学全用英文讲评、写作，只是看中文原著），分数两学期都是“A”，这对我保住奖学金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比较文学系感觉很不好。上学年选修系主任克劳勒教授亲自上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第一次因教学风格的差异给她留下挺不好的印象。她好象也是德国人，非常严谨或古板，希望学生按讲稿念，而不提倡随意发挥。我认为既然是口头作业，就没有充分深思熟虑，更未全部付诸文字，结果没让我把话讲完就叫停，使我内心感到莫大的侮辱。她特别喜欢新加坡来的一个年轻、英文特好的华桥，就像上海交大杨老师对待刘姓同学一样，似乎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都令她万分欣赏，期末结束，我虽然分数较好，但我知道她与我实在是在学问上格格不入。我怀疑也许因我是外校生，她多给了两分的“面子”分。
第二学期在比较文学系修的是曾在莎大英文系任教的卡维尔教授主讲的“西方文艺理论史”。该教授年轻气盛，有强烈的文化沙文主义倾向，对西方的文艺思想推崇备至，尤对现代西方文艺思潮津津乐道，我对此非常反感。因此，自认非常爱国的我每次在必须上交算分的“学术周记”上故意用古代中国文艺思想的灿烂火花间接地“压”他，“压”西方，让他不要以为世界上只有亚星斯多德和尼采。他似乎感到非常不以为然，对我也十分冷落，最有趣的是，他将我的期末学期论文（相当于期末考试）改完后神秘而得意地对我说：
“你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什么？”
“你无需再干什么，现在就可拿到分数。但分数不够高。”
"是多么呢？”
“不及格。”
"其实您是说我有一个选择罗。”
“不错。你回去写一篇‘自我检讨’，我再给你打分。”
“请问这篇‘自我检讨’应当如何写？”
“你的这些论点不恰当，很有问题。”
"哦，我明白了。谢谢您，我马上回去写。”
我知道卡维尔的理论立场是掺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尤其“解构主义等各种“唯心”学派观点的大杂烩，而我论文中的立场是纯正的“唯物”的“新历史主义”。为了获得对保住奖金关系重要的分数，我不但违心地迎合他的立场，而且耍小聪明站在他的理论立场上，以权威、居高临下的揶揄讽刺笔调把我固有的学术观点批判得体无完肤（多亏文革教会了我写“自我批评”和“大批判”的技巧）。这篇幅检讨我只花了两个多钟头，连草稿都没打，结果交上去给我换回了我在莎大一年都难得的一个“A”。这件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弱国[岂止]无外交”，甚至连人文学术也没有！
我想起在莎大选修索普教授“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自传体小说选读”一课的经历。尽管我和另外一位来自上海、曾在英国上大学的印姓学妹（她在英的同学一个成了大大有名的华裔女作家，另一个与妻在天津也曾是同学）每次口头报告都获得洋人同学的喝采或掌声，但因老师对我们讲的中国东西明显不感兴趣，结果我俩“口头报告”的分数都远远低于预想水平，由此可见，我在“欧洲中心论著”及文化沙文主义最盛行的英文系孤军奋战（印姓学妹未曾升读博士）是多么艰难与悲壮！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我的导师哈丁教授为我感到（有保留的）同情。但他也常常对我说，我在北美寻求教职完全是天方夜谭，我深知，以我中国留学生身份拿到博士头衔后如在大学教英国文学，那将是一个违反逻辑的，对清一色白人学界的侮辱。加国研究少数族裔问题的社会学家宗姓朋友常感慨地说：“北美正牌大学几乎哪个系都有华人教授，至少有少数族裔教授，只有英文系是清一色的白人。”（但我在加大英文教亚裔文学的凌姓师兄似乎是个神迹式的例外。）
西方或北美大学有许多黑暗面或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教授对学生绝对的“有生杀夺予”大权（此点我今后再给你细说一二）。另一点就是教授在很大程度上“良莠不良”（这与国内情况颇为相似）。在几年学生生涯中，我学会了将老师分为“专制型”与“民主型”两种，前者是那些年少力盛、多年媳妇熬成婆、唯我独尊、或心术不正的人，他们对学生一方面苛严无比，给作业奇多，给分数极低；一方面又对学生毫无帮助，既提不出或不提具体的改进意见，又不容学生提出不同的意见或看法。他们手中的杀手锏就是其具有绝对力量的分数权或签字权。卑大的卡维尔教授堪属此类（我在莎大碰见过几个）。“民主型”教授大都是敦厚、老实、善良、友好的真学者。他们了解、同情、乐于帮助学生，在学生术上一方面要求严格，一方面善于包容异己。莎大的哈丁教授应算此类。正因为这样，我先后才请他做我的硕士及博士论文主要导师。可惜，这类学者似乎是少数派。
既然转校，改行无望，我便在“业余”时间注意交际，以便找生存的机会。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绝大多数都是按广义上的同学、同乡、同行、同“时”（即同批到达同一日的地的人）、“同志”（志同道合者）、同“好”（有相同爱好、兴趣者）而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也许因为从小重友谊，长大后对朋友“要求”过高，我虽然一生中象寻求恋人一样刻意结交过不少一般朋友，真正的朋友现在几乎可以说少之又少（这正是我长期苦闷的原因之一）。我讲究君子之交谈如水，遇事先替朋友着想。但我看到的、碰到的大多是一些有利则来，无利则去的各种势利小人。我到现在仅因这种原因就已主动与至少五人断绝了往来，他们也许常常为能利用我这种“精明人”而得意非凡、沾沾自喜，我却为友情的变质与堕落感到悲愤与衰叹。世道在变，人心不在，我这个“现代齐人”惟有安心与你这位“妻”这位“妾”厮守“寒舍”。也正因为如此，我常劝来儿趁在中学期间多交朋友，一旦上大学，进入社会，因利益冲突或势利就不会再有真正朋友。想到自己，我的“一妻一妾”可能是我余生的唯一慰藉和情趣。真是衷艳至极。人啊，人！
初到卑大，我与台湾朋友老蔡邂逅相遇。他开着他的奔驰车带我逛了几圈。可惜他又因与同学、老师关系处理不当，被人在后面搞鬼而失去博士候选人资格，上课刚开始他便改行到美国名牌大学南加大学去学建筑硕士去了。后打电话来因妻忘了记下他的号码而且从此失去联系（北美流动性很大，电话、地址常变）。我非常怀念这位朋友，蒙市老李在美国找到高薪工作后也与我错过联系机会而至今杳无音讯。莎城老赵与宗姓友人与我见面机会极少，只能圣诞节期间在卡片上寒喧几句。在温市已有八年，我费尽心机，委曲求全，但至今仍无半个真正知己。不过，九二年一到温我经人介绍到一家私立英语学校兼了将近一年的英语课，又与一帮组织起来合买六合彩、投资房男女朋友交往了几年（其中一位王姓女士能量奇大，与中、加总理都合过影，以前还是经过我的手调入天津经院当我的手下后出国“叛逃”的——津贸领导用语）。现在，这个俱乐部早已解散，但大家似乎都还混得不错，有回国开公司、做独资生意的，有在加打工卖体力的，也有两边飞，当“太空人”的，还有的已成为加国高薪阶层。
九三年六月初，来自莎大、在温找到好工作的一位黄姓朋友携妻来我的陋室商讨借两千加元，我对他印象很不错，就破例地答应了。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他太太的公司有上市股票，最近可能有动作，想赌赌运气，我一听当场决定跟进。我给他先借了两千，后去看望我来温新交的、与他同乡同姓的上海人朋友（在美曾拿过名牌大学的舞台设计博士学位，现在温办进出口贸易公司，业务很不错，但与我近几年很少来往，也许因有了点钱，想“把肉埋在碗里”自个儿吃吧），从不敢买股票的他那替自己又借了一千。因事出仓促，手头没有现金，当月的租金我还是打另一天津老乡借的，元月上旬到七月上旬，我连续投入了八千加币，可是不多久股票市值下跌一倍，使我感到吃不下，睡不觉，好在妻并没有责怪。我只有咬牙硬挺着，当时留学人员中，尤其是在校学生还极少有要买股票（出国前后我们对股市一窍不通），我向来心不够细：“胆却贼大”。其实，更准确地说，我是“狗急跳墙，穷则思变”。不懂股票，又怕上当受骗，我第一次去找一个姓赵的台湾经纪还不懂装懂，谎称以前已买过股票。到了十月底，我按要求在半年之内看了将近两、三百本英文作品及其评论专著后（其实我都是靠偷懒妙法完成此一艰巨任务的），回莎城住老赵新买的洋房，参加博士资格大考，笔试为开卷，在七个小时内（包括中间有一小时休息、吃饭、上厕所）写四篇即席论文。我因提前猜中三个选题，准备比较充分，一口气写出两篇，上了一次厕所，边吃边喝一口气写了两篇而顺利通过（感谢老孙为替我省出吃、喝时间给我准备便当及10盒高丽人参茶）。口试也只出了点小疵漏而一举通过。
正当我复习迎考期间，爸妈来信说弟弟因受单位领导逼迫经创收亏损十八万元人民币。这对我家简直是天文数字。我当即回信请家人自己想法，我同时要求弟弟：宁愿坐牢，也没钱赔，若干年才深知，其实受骗亏损高达38万元，当时我的母亲象伍子胥一样一夜急白了头，爸爸心脏病发作住了几次医院，弟弟为减轻家人负担曾静坐长江江畔几次想学我大舅一死了之。他们知道我在外正在为生存艰苦奋斗，对此事只是轻描淡写，怕我着急，后来才知道，弟弟遭难，其原因一是单位领导用人不当——我弟弟长大后发奋读书，成为全湖北省中国银行系统非常出色的会计师，还给全省一些干部上过课，出过书，但他太厚道、老实，不是经商的料子，一上阵就上当受骗。因此按我的意见，应由单位负责承担损失。天下哪有这种道理：你赚了，拿回来大家分红；你亏了，由你一个承担后果，负责赔偿？!另一个原因是弟弟的恶妻相逼。她在我家族全力支持下因年年超额完成工作指标而升了官，嫌我弟弟的既未升官，又未发财，不顾爸妈坚决反对，在家整日逼弟下海。结果损失后她更加与弟离心离德，直至九八年初狠心地扔下十岁不到的儿子，卷起约有十万“私房钱”与弟离婚，为自己谋福利去了。(可怜命苦的弟弟至今仍独自“鳏居”、落落寡欢。)
你瞧，真是屋漏偏遇连阴雨，船破又迎顶头风。我自己虽已有三、四万加元的积蓄，可那是一家三口在异国他乡的保命钱。我的奖学金最多只能维持到九四年八月，兼课也赚得少，尤其是毫无就业希望。妻到温后吃了半年失业救济，学了个秘书专业(本想学易找工作、可拿高薪的护士专业，因妻未上过正式中学不行)，找了个华人老板天天受气，熬了三个月又辞了，然后一直到九四年初夏，只能断断续续地打点零工。好在我冒险投资终于柳暗花明，在我自莎城返温之前，妻按嘱将上涨的股票全部抛出，结果净赚了两、三万加元，我回家后旋即给父母寄了点钱，打理各种关系，后经全家族人全力支持，弟弟于九八年初已将大部分债款还清，还恢复了工作，领一半月薪。现在才完全走出工作、经济方面的层层阴影。此时此刻，我也想到了你可爱的小妹，她一切可好?
今天大年初一，晚上莎大在温的校友举行会餐，原想别后多年首次去凑凑热闹，但妻要上班，我和青儿都咳嗽不止，来儿要做作业，只好作罢。其实，今天给你写了这么多文字，感觉会与你非常亲近，远比任何其它的过年方式都令人惬意。
二月六日，星期日
昨晚发烧流虚汗，辗转难眠。今晨一量体温，仍有低烧，咳嗽不止。但我不顾妻的体贴，仍坚持照常工作10小时，开车一百公里。我想一鼓作气，赶快完成自定的经济指标，然后过“全隐半退”的生活。我现在突然开始觉得人生虽艰苦，都还是值得留恋的。我怕自己刚刚可以享乐，过过安定、平静、舒心的日子时又病魔缠身，也许是上天的好意，我一生中每当快活得得意忘形时，总是给我增加点病痛或其它什么大煞“情”景的事。我的人生中好像有个规律，每隔两、三年都从低谷走向一个波峰或从一个波峰走向一个低谷，这种频繁的、呈正弦曲线的周期性变化，决定了我的人生可能丰富、充分，但成就终是不高。唯一令人慰籍的是，我没有虚度年华。
九三年年底顺利通过博士资格大考，投资股票初战告捷后，我一边开始撰写博士论文，一边继续开掘生财之道。这两件事同时进行不悖，熟悉我的人都感叹我精力充沛(其实我只是按自定的“活着拼命干，死了算玩完”的原则作事)，对绝大多数留学人员来说，这两件事任何一件都必须至少付出全部时间和精力。好多人最后未能拿到博士头衔，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为挣钱太“分心”。
手上有了近七万积蓄，我想以“投资加自住”，即可攻可守的原则买房，我大量收集、分析温市房地产行情，也看了许多房子，终因银行看我无工作、妻无收入拒绝贷款而作罢。此路不通，我又开始转向我并不太明白的股市。九四年初，在报上看到一个加方小型投资分司在安徽与中方合资兴建行动电话网的小广告，我立即意识到电讯在中国前景广阔，便打电话给该公司(我以后将其译为“最旷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后我先压价直接从公司总裁麦辛吉先生处买了一点股票，一个朋友得知后也随我跟进买了一点，为谨慎起见，我要求会见一次总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但亲自调查到该公司并非完全骗人的皮包公司，而且推销自己也见到了成效。麦辛吉抱怨说公司的中文宣传资料上报后买股票的人仍不踊跃，我自告奋勇一试，结果因我措辞打动读者，一下子使股票明显呈上升趋势。麦辛吉大喜过望，当即决定改让我翻译所有的文件资料，还请我替公司提供咨询服务，负责公共关系事务。我一方面索要高价替公司做翻译(四个月内仅此一项零星额外收入近八千加元)，一方面带领一批熟人入市，使股价节节攀升。唯利是图的商人麦辛吉把我当成摇钱树，不但给我装了全北美免费的长途无线电话，还接行情中最高比例准时用比市价低几倍的股票形式给我咨询费。我因自己坚信股票会不断上涨，几乎把全部理想和热情都发挥出来，曾经在温市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替他集资十几万。在市面上，成批的散户争相入市，小小公司一时成了北美有钱华人的宠物，记得硌杉矶有个大华商要高价收购总裁手中的全部股票，结果因麦氏太贪未能成交，我也随之失去一个可赚40万加元的机会。
在替最旷达公司工作时，我觉得自己对股市的有关知识、经验、技巧都远远不够，就虚心请教我的台湾经纪，他建议我看有关书籍。我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古代浪漫文学研究，仔细研读有关北美股市运作方向的英文原著。我逐渐发现狡猾精明的犹太人麦辛吉一方面竭尽全力推销他的公司“业务”，一方面在另一白人专职推销员的默契下大量出售手中的股票。我意识到完全在利用我(其实商场莫不如此)，我便主动给台湾经纪好处，让他配合我在股市上与麦氏暗中斗法对抗(我自己不愿亏蚀，也不愿看因我而入市的华人散户吃亏)。结果我又“逼”着小部分比将本已按低价出售的股票又以较高的价买回去。在这一过程中，我尽快抛售他应给我、但尚未给我的低价股。有一次，他面色铁青、旁敲侧击地劝我不要带头抛售手中的股票。我相信他虽可电脑跟踪分析，他并不能绝对肯定是我从中“捣鬼”，便说市面上出现敌意对抗并不奇怪，也没办法只要把股价推上去就行。我本想效忠于他，但看“只准自己赚钱，不准别人赚钱”的搞法太自私了，他不“仁”在前，我“不义”在后便无所顾忌了。
当时加拿大正修改投资税法，我便趁期限之前几乎将凡是赠我的股票以类似“卖空”的方式全部抛出。短短三、四个月之内，我大约净赚了八千加元(包括翻译、咨询及股利统统与“最旷达”有关的收入)。其中约一万加元是我在十分钟之内打完一个免费长途电话净赚的，另有八千是我三天之内因业务集资所得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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