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數次提及，“孝”雖是中華文化特有的、無疑也是最美好的價值之一，卻在實踐中曆來問題多多。
比如孝順就不如孝奉：父母的言行如果正確合理、對自己的生存發展有益有助，我們當然應該盡可能地順應照辦，否則會害己、還可能會害人。而孝奉又不如孝敬：奉養父母雖是感恩的表現，但過分強調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 （尤其是倘若把贍養老人的重擔全部壓在子女身上，孤寡病殘很可能被遺棄，而無經濟能力的子女在生活上也會雪上加霜，因此，老人必須主要靠社會贍養才可能有保障，才能真正實現社會正義。）再者，孝敬也不如孝心：敬往往只是外在的表現形式，如果胸中常懷感恩之情，孝心則必然會在我們的言行舉止上自然流露、且會無處不在。
依老猿看來，國人之孝，常常是順、奉有余，感恩之心卻不足。
“忠”或許代表了中華文化中一個比較獨特、且也不無普世意義的人生價值。
自古以來，國人迄今依然十二分強調為人要忠：傳統社會中要忠于君王皇帝，終于朝廷上司；當今社會裏也要忠于黨團祖國，忠于長官老板，當然還有忠于丈夫/妻子，忠于友誼等等。
與西方文化相比，我們的特點在于更加強調政治之忠， 尤其是對最高統治者的個人之忠。在此方面的長期曆史實踐中，國人之忠明顯有三大偏頗：一是“愚”忠，即對所謂明君、甚至庸君、暴君、昏君、亡國之君無條件地效忠，盡管此種行為有時迂腐可笑、有時還可能會助纣為虐、或毫無意義。二是“假”忠，即在口頭上、甚至在某些淺層行為上對最高領導者表忠，近代如喊口號、跳“忠字舞”、發文章聲明，但心中其實並無忠誠之意。三是“盲”忠，即抽掉了做人做事的原則、罔顧公平正義、不分善惡對錯地向上效忠。
進一步言之，忠于某個抽象的事物、如原則、理想、信念必然有助于完善自我或實現自己的人格獨立， 而忠于某個具體的他人無疑會多多少少失去自我或自己的獨立人格。因此，平常人與人之間的非政治之忠， 比如對愛情或友誼之“忠”也許不失為一種美德，但國人的政治之忠則在絕大多數情景下都失之偏頗，所以還是少強調為好。
此處所說之“行”，主指代步方式。
在傳統社會，國人出行窮人靠腳，富貴坐轎。在當今社會，汽車則是絕大多數有經濟能力者的第一選擇。對車主而言，汽車往往是面子，是炫耀的資本，是地位身價的表征。因此，有産者出行開車品牌十分重要，而官吏外出坐車一定要講究等級。換言之，國人之行大多過于注重其社會意義，這一傾向也許有助于“搞活經濟”，但畢竟屬于不良的社會風氣。在國外，名車、豪車往往都是華人開的； 反言之， 華人開的大多都是好車，這一現象無疑讓外人覺得華人太愛自我炫耀。
衣、食、住、行是人們生活的四個基本方面。當今世界最名貴、最奢侈的生活用品的品牌很少是中國原創原産的，但其買主絕對大多數是國人。對一般國人而言，其社會功能及意義常常最重要。這種重面子、輕裏子的非理性醜陋風俗正好證明國人實在太淺薄及中華文化含有太多的糟粕。
315-國人之住
國人在居住方面有三大非理性的不良傾向。
首先，我們太注重寓所的社會功能。孟母三遷是為了後代獲得較好的社會環境，但對大多數國人而言，住房則是身份、身價的物理象征，是地地道道的“面子”工程。有房無房、與何人為鄰、居何種房款比其他考量更為重要。
其次，我們太注重房屋的經濟作用。尤其是對當今許多購房者來說，買房最最重要的目的（有時也不得不）是投資、甚至是投機。因此，國人愛炒房不但在中華社會內部引起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還把這些問題逐漸出口到外國。
再次，我們太注重住地的“風水”特點。風水雖不乏合理成分，但畢竟是僞科學。因此，盲目地講究風水實是迂腐可笑。比如巨門就不一定招財，高廳也不一定聚寶，所謂煞氣、陰氣重更不一定讓主人倒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