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中华267-国人为何短于分析思辨？

国人长于感受但短于思辨，长于综合却短于分析。

这两大特点可从两大方面来看：一是语言。因为思辨离不开语言，作为工具或媒介，语言本身的特点必然会对语言的使用者有较大的制约。汉语是分析性/孤立型象形文字，与西方的屈折性拼音文字相比，显然更富于形象，但逻辑性较差，抽象性不够。因此，中华文化多产诗人，真正的哲学家少之又少、甚至根本没有出产过能与西人比肩的世界级哲学家。

二是传统。由于春秋微言大义及孔丘述而不作的立言榜样，国人自古不愿或懒得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去苦思冥想，在感官之外寻求真理，在思维深处夯建体系。我们一味讲究领悟/意会、概括，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分析能力的培养。

2017，8，25 [星期五]

老猿：诗迅二则

1。昨晚刚刚从天津返回温哥华，谷歌电邮累积了一大堆，处理过程中发现我已新获黎巴嫩著名“2018纳吉-阿曼国际（荣誉）文学奖“ （the Naji Naaman's International Literary [Honour] Prize)，适逢端午（屈原/诗人）节，颇令人感到今年的粽子味道不一样。（链接：https://atunispoetry.com/2018/05/30/naji-naamans-literary-prizes-2018/）。在来自66国家2371名作者中一共有64名获奖者。此刻想到美国著名的’小推车文学奖‘ （Pushcart Prize)我被提名多达10次，可惜一次都未能入围。

2。同时得知我第3次获得塞浦路斯《加缪之子国际作家》(the Sons of Camus Writ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 autumn 2017 issue 13) '杰出诗歌写作奖‘。以下是4次获奖的详情以及‘最佳’网络文集入选作品，在此一并存档：

Awards:

1.     “Extraordinary Poem Award (2012),” offered by The Sons of Camus Writers International for my long poem “Chinese Legends Modernized”

2.     “Hall of Fame Certificate (2013),” presented by Torrid Literature Publishing Group for my poem “Me & Sand,” [link::http://torridliterature.com/2013_Members.html] 

3.      “The International Best Poet (2014),” co-certified by Int’l Poetry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Center, the World Poets Quarterly, and Chinese Poetry Int’l.

4. “the Extraordinary Poem Writing Award (2017),” offered by The Sons of Camus Writers International for my poetry collection China Theme.

Best of the Net Nominations:

1.      “With More Than One Being,” nominated by Drunk Monkeys for the 2016 Best of the Net Anthology. http://www.drunkmonkeys.us

2.      “Generative Genesis of Grammar,” nominated by Lunaris Review for the 2017 Best of the Net Anthology. https://lunarisreview.com/

3.      "Anagrammed Variations of the American Dream,” nominated by Concis for the 2017 Best of the Net Anthology. https://concis.io/news/2017-best-of-net-nominations/

忧中华266-国人何无公共空间观？

在现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我们终于慢慢建立了私人空间的概念，如今我们也不随意当面打听别人的年龄、家庭成员、收入及配偶情况等等私秘，学会了与人交谈、过往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但是，我们远未树立起’公共空间’的观念，有的人对此甚至一无所知。

什么是公共空间？最显见的莫过于一切公共场所，比如城镇、街道、医院、学校、机关、图书馆、广场、车站及机场等等。还包括各种各样大大小小、或流动或固定、或陌生或熟悉、或直接面对或从不谋面的社会环境， 比如社团活动、专题集会、网坛、报刊、书本等等。这些公共空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其中的成员都是偶然到场、往往与自己不熟乃至无关。他们大多生活在国人自己世界的边缘或圈外。

所谓公德和礼貌，就是确保自己的言行风度在公共空间给大多数别人留下正面/良好的感受。

2017，8，25 [星期五]
[小注：明日启程回国探母，下月底再会]

忧中华265-国人为何缺乏公德？

国人可以把自己屋内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但多半会把一堆鞋子乱放在门前。我们可以在宴会上彬彬有礼、谈吐得体，但可能在公共场合中高呼大喊、随地吐痰、乱扔垃圾。。。所有这些恶习说明我们的确缺乏公德。

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公共空间的概念，我们的世界仅仅限于以我为中心、由与我有直接间接关联构成的圈子，这个圈子自然包括我们所有认识的、可能与自己有牵连者。在圈内，我们是文明人，但是在圈外，尤其是在流动的地方，哪怕是公共场合，我们便恢复野蛮人的本性，随心所欲，毫不顾忌圈外人的感受。

所以，国人缺乏公德，主因在于我们世界太小，小到只有‘我’及与我有关的极少数人。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64-国人为何无平等思想？

在国人眼里心里，人是绝不平等的。

从伦理层面来看，国人自古就分为三流九等，君臣、父子、师生等各种人际关系都有等级的区分；在精神领域里，因为从无共同的宗教信仰，我们不会认识到在上帝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反而深知在娘胎里就不平等，生在帝王将相之家和升斗小民之家，其人生价值有着天壤之别。即使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强调人人生而平等，但在实践上，人依然是不平等的，甚至在法律面前，高官违法和小民犯罪会有不同的审判结果，连服法的过程和待遇也不尽相同。

是的，在一个特别注重人际关系、强调人伦规范的社会里，人是不可能平等的，也就不会心怀平等的思想。对国人而言，凡与自己有关联的人都可分成上、中、下三大等级，与自己无关的别人要么是值得仰视艳羡的人上人，要么是让人视而不见的同类中人，而所有剩下不如自己的人则实与树木昆虫无异。

因为不平等，所以国人爱攀比、爱内斗。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63-国人为何不遵重生命？

佛家不杀生。相对而言，中华本土出产的儒道两教很少提及尊重生命。换言之，中华文化根本没有尊重生命的传统。

对国人而言，只要是有生命的活物都可以上餐桌、烹来满足口福。历史上，饥荒年代人吃人的现象屡见不鲜，战乱时期的人肉包子铺不知凡几，即使是太平盛世，富贵们为了养生、治病乃至猎奇、炫耀而吃婴儿、吃活人器官也时有所闻，这一切说明，正因为中华文化不尊重生命才导致此类邪恶至极的罪行。

不尊重生命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显然缺乏神圣信仰；二是也许觉得人多命贱；三是笃定（无关的）他人非人。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62-国人为何遗弃海外华人？

今日的中华政府似乎已经有所改变，对海外的公民开始提供实际帮助甚至某种方式的保护，但是对失去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却依然采取不管不顾、让其自生自灭的态度和政策。

历史上，海外华人靠吃苦耐劳的个人意志在世界各地打拼奋斗，即使在受迫害受屠杀时也从未享受到祖国的帮助和保护，但在祖国需要时却心甘情愿地奉献自己的钱财甚至生命，这种’单恋’精神简直可以动天地、泣鬼神。

国人政府冷待海外华人的原因很多。简略言之，一是将其当作不忠的叛民； 二是在其身上失去权威；三是怕影响外交关系；四是能力有所不迨；五是缺乏冒险精神。但是不管什么原因，中华政府亏欠海外华人实在是已经太多太多。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61-国人爱国与国爱人

通观古今，中华社会似乎从来只强调人爱国，不提倡国爱人。历朝历代都讲究忠君，鲜提爱民；时至当代，我们只听说人要爱国，很少感受到国也爱人。

不是吗，西方政府历史上常常用大炮军舰为其商人、移民开路，如今也随时准备为保护侨民不惜向当地统治者开战，而中华各时期的政府除了偶尔想起来时提出几句不疼不痒的低声抗议外，极少怒吼声援，更别说为其移民侨民、同胞子孙而出头动武了。印尼当初把近百万华人当鸡鸭一样给宰了，越南则将数十万华人的财物抢劫一空后又把他们象死狗似的扔进大海，还有世界各地时有此起彼伏、大大小小的排华浪潮，中华政府从未开过一枪一炮，连拳头也没挥过一次。但是为了建立民国，为了抗日，海外华人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命出命，比国内的国人更爱国，而他们当初出国谋生吃尽了苦难，受尽了侮辱，唯一依靠的是他们个体的意志。

人类之爱都是双向互相的。有鉴于此，我爱国，国也该爱我。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60-国人为何重物轻人？

以人为本的中华文化本质上是自我中心主义文化，所以只有在我们的社会里才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言行。由此类推，除了我以及与我有关的人才具重要性，其他的人根本不重要，与物相比，尤其是与有一定商业价值的器物相比，（他）人有时简直不值分文。

是的，物有价，可以倒卖赚钱；而人，一是常见、从不匮缺，二是善变、难以操控，三是能动、不易收藏/占有，所以国人向来重物轻人。老祖宗的玩物、古旧的器皿远比活生生的人更值钱，我们可以牺牲无数军民的生命保护石器古物，也乐意用天文数字的价钱买回种种’国宝‘，但很少花费心思钱财去培养吸引人才。

在老猿看来，这是国人的文化心魔之一：物总有可能为我所用，而与我无关的他人则分文不值。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59-国人为何好古？

也许因为孔丘推崇西周并提出克己复礼，国人自古就有好古复古的传统。无论是实际器物，还是精神典章，似乎越旧越好，越古越好。尤其当人们今天感叹世风日下、今不如昔怀恋过去时，更觉得古人古物的可敬可爱。

其实，由于时间的隔膜，即使是痛苦的往事在回忆中也不乏淡淡的甜味，而过去的一切远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历史学家好古乃出于职业兴趣，商人好古是为了炒作赚钱，一般人大可不必有好古的心态、复古的愿望。往事不可追，代有新人出。

怀念过去就是不满现状，好古不如创新。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58-国人为何敌视批评？

或许是我们以人、以肉、以我为本的文化熏陶，国人大多具有过于自负的心理倾向。虽然古今的贤哲都提倡闻过则喜，但除了圣人，我们对批评意见总是情不自禁地有所反感。即使觉得批评意见十分正确并加以采纳，我们对提出批评的具体人还是不放心的，因此我们要么将其当作异类加以防范，要么干脆将其视作敌人予以打击。

其实，国人虽然大多非常自以为是，但对批评意见也并不绝对地一概敌视，我们真正敌视的是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换言之，我们有对人重于对事的倾向。不足为奇的是，在一个强调人际关系的‘人本’社会，我们关心、注重的永远是人， 尤其是人的态度和立场。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57-国人为何欺生？

国人骨子里虽然有崇洋的文化基因，但对同文同种、生活在同一社会的外乡人却一直是鄙视的。因为口语方言、吃穿习惯、甚至长相身材的区别，比如北人吃面而大多高大，南人吃米而通常瘦小，哪怕是同住一城，共处一村，国人也是瞧不起外地人、外来户的。这种难以理解的地域优越感造成国人内部互相排斥的倾向。

国人爱欺负外来的同胞，说明我们极端缺乏内部的容忍心。我们也许理解、甚至欣赏外族人的‘奇装异服’，但是强调内部的绝对一致，稍有差别便产生反感。这种心态显然是我们的一元文化所致，也说明国人的地域歧视是多么的无聊可笑。

2017，8，25 [星期五]

忧中华256-国人为何难与同甘？

很多夫妻只可同甘，不能共苦。而在一般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在以男人为主的政治生活中，国人向来只可同患难，不能共享受。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或者殊杀功臣的故事数不胜数。

其中主要原因大概有二。一是一元文化即大一统的历史政治传统导致国人‘唯我独尊’的心结。一旦功成名就，为了确保自己高高在上的老大地位，凡是离自己比较近、当初出过大力的兄弟现在都是潜在的威胁，所以必须除之而后快。二是国人过于自私的本性导致吃独食的恶行。就像抢劫犯得手后想方设法搞掉同伙一样，最终的享受者人数越少，分赃所得越多。三是国人莫名其妙的‘不服气’性格。也许是以我为本的文化土壤培养出唯我独大的心态，不管自己的能耐如何、成就怎样，国人总是对他人无端地不服气，所以在事成后总是忍不住要贬损、搞垮别人。

这样说来，在中华社会，与女人同甘远比与男人容易！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55-国人为何依附强权？

道理唾手可得：因为人治的历史传统，在皇权专制下，不依附强权、不与统治者妥协甚至合作不单会吃眼前苦，最后也不得好死。清初去发留头的故事就是最好的历史注解。

也就是说，从活生生的、沉重的历史经验中，我们深知至少暂时和强权妥协的必要，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久而久之，我们逐渐养成了逆来顺受、随时准备与强权合作的品性。为了活着，我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了活命哲学的忠实信徒。

因此，随着不断的逆来顺受，国人早已失去了抗争的勇气和血性，做叛徒当汉奸成了许多人的理智选择。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54-国人为何不善权力交接？

除了上古有几次屈指可数的禅让事件之外，中华政治几千年来的权力交接都充满血腥。没有暴力、没有强大的拳头和有力的阴谋诡计，即使是父子兄弟相传，皇朝也难有平和的权力交接，更别说群雄逐鹿、寡头问鼎的现代社会。

这种常常伴有血腥的权力交接现象，显然是我们制度的重大缺陷。没有体制上的刻意设计和法律的有效保障，权力的传承只能最终靠拳头说话。

中华现代政治的困境和悖论是：在人治下真正实行民主法制太难， 而真正的民主法治又只能在人治下实现。台湾的蒋经国之所以被人们称颂，也许是他在小岛上基本解决了这一难题吧。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53-国人为何缺乏友爱？

象如何其他族群一样，国人并不缺乏友好之意、爱恋之情，但我们友爱对象绝非共同信仰的上帝，更不是信奉同一真神的兄弟姐妹，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我们友爱的对象也绝非一般的他者，而是根据人际关系、血缘关系的远近区别对待的。

换言之，我们只友爱与自己有关联的他者，越亲近越友爱之，而一切与己无关者，包括所有不认识、不搭界的芸芸众生，我们是不屑关顾友爱的。

因为这一心理倾向，国人对即使生活在同一社会中与己无关的其他人总是视而不见、冷漠无情。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52-国人为何好内斗？

自从中土出现了人类，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人们在政治层面上的争斗就限于江河南北两岸的同一族群内部，西边跳不出荒漠峻岭，东边跨不过汪洋大海，窝里斗成了中华民族的地缘宿命。

在这一历史惯性作用下，加上如下几个主要因素，长于内斗、热衷内斗逐渐成为国人的人格特征之一。1）以人、以肉、以我为本、强调人际关系的的社会环境；2）东方式/中华式的竞争习性 （即想方设法让对手失败就是己方的胜利）；3）崇尚专权、暴力的政治传统；4）安土重迁的农民意识。

国人只要窝在一处，必然矛盾不断，僧多粥少，内斗不止，何况与（自己）人斗还其乐无穷！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51-国人为何特重血统？

中华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文化族群，人际间最牢固、最粗壮的纽带既不是共同的宗教信仰，更不是制度化的全民契约，而是最原始、最自然的的血缘。这种既高度社会化又独靠血缘纽带的社会必然最强调人际关系。

维系人际关系者不肖说有多种类型，比如同乡、同学、同事、同行、同辈、同好、同岁、同宗、同党以及友谊、爱情、上下级等等。不过所有这些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偶然从而也是可变的，所以并不牢固，只有血缘关系才是最稳定、并不可更改的。由于这一简单事实，中国社会中大自皇权的接交，小至家庭财产的传承，无不以血缘关系上的远近距离来定。

这就是中华政治经济生活中广泛实行的血统论。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50-国人为何穷则造反？

富则腐败，穷则造反。此乃中华社会在经济政治生活中之常态。国人历来造反好像是官逼民反， 究其实是穷则思变、穷则造反：当人们贫困或穷途末路无法继续生存时便揭竿而起。

这个广义上的‘穷’字，追根求源显然是政府胡为或体制有缺所致。具体言之，中华社会的人治体制从来没有将广大底层民众的意愿反馈到决策层的正常渠道，更没有疏通疏导民意、参照民意立法决策的有效机制，当人治的环节出现重大漏洞时，‘穷’人就只剩下造反一途了。

广大国人并非不能容忍贫穷，但只要继续实行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纰漏、根本没有制度法律保障的人治，中华社会就免不了会周期性出现穷则造反的动乱局面。这是不敲自鸣的历史长钟。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9-国人为何为富不仁？

国人自古就普遍认识到‘无商不奸’。所以难怪历朝历代商人都处于被压制、被鄙视的地位。但是在近现代日益商业化市场化的社会，他们却象古时的戏子、婊子一样突然都成了令人艳羡的时代骄子。尽管如此，商人的为富不仁在当今还是众所周知的。

国人中为何常见为富不仁？以老猿来看，中国的富商巨贾在起步时大多具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他们要么有权势背景，要么有信息通道，因此总可以近水楼台、捷足先登；在财富积累过程中，他们利用已有的资本运作，要么在公权护卫下巧取豪夺，要么在黑势力帮助下攻城夺寨，和对手展开不对称竞争，以致在商场上获得节节胜利。正是这种在起步及过程中都占有不公平、不正当的优势，造成中国的富商巨贾，他们的为富不仁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人治的中华社会，正如无官不贪一样，一般而言也是无商不奸，无富不恶。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8-国人为何爱买官卖官？

官位本是公器。即使在旧时代，朝廷命官都是吃皇粮的。但是中华社会只要是人治时代总有买官卖官的现象。但是，除了第一代优秀共产党人领导初期，当前此风渐盛、防不胜防，为什么？

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体制问题。如今实行的选拔制，实际上是钦点制，所谓组织考察、群众评议等等环节不过是走走过场，真正起作用的是第一步：领导推举，这在一个唯长官意志是从的官本位社会，等于把公器塞进了私人的腰包。只要是各级掌权者认可的‘候选人’，一般最终都必然得到提拔。

公器一旦成了私物，在市场规律作用下，私相收受从以物易物演变成明码标价、暗中买卖是必然的结果。因为官吏的本性都缺德、俗气又贪得无厌，买官卖官无官不贪岂不十分正常？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7-国人为何无官不贪？

吏治腐败自古以来就与中华社会如影随形，除了创立初期可能有短暂的例外，各代王朝无不最终在日益腐败的吏治中分崩离析，共产党领导的当世目前看来也摆不掉这一历史规律。

为什么在中华社会清官好吏总是那么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当今的港、台、新小社会似乎给我们有些启示。首先是制度有缺陷。无论是古代的世袭、推荐、科举还是现代的选拔制，‘中举’者本都是‘心之官则思’之徒。从官吏来源看，他们都是把官位看作人生最大追求目标的人，就像逐臭的苍蝇、图利的资本，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而无所不用其极。从动机上看，国人出仕绝大多数都是为私而官，即使在这个类型中也如前文所说属于上品者少，真心为公而官者理论上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实践中几乎为零。

所以，只要没有制度上的变革，没有公平民主选举，没有有效的舆论监督，没有严格完备的法制保障，高薪养廉也好，铁腕反腐也罢，贪官还是会前赴后继，直到社会周期性坍塌。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6-国人为谁而官？

古代有没有老猿我屈指难数，当代除了为数有限的第一代优秀共产党人以外，国人出仕极少真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换言之，国人都是为私而官，为己而仕。

不过，这种为私而官的品行就动机来看也可分成上、中、下三等。上品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体现自己的管理价值而官；中品为光宗耀祖、为家族利益而官；下品为个人权势、为物质享受而官。国人出仕也许掺杂了不同程度、不同比例的各种动机，但无一例外都是利己为私的。

从原因上看，国人为私而（努力升）官一是因其世俗实用，以我为本的文化薰习；二是缺乏道德、理想及个人情操。本质上讲，国人中的官吏绝大多数都是缺德俗气的伪君子。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5-国人为何特别迷信？

尽管当今科学昌明发达，国人依然比较迷信。 一方面神棍骗子多、邪教组织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上当受骗者众迷信活人者多，甚至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吏平民也不例外。从此可见，迷信与教育程度并无必然的关联。

最主要、最深层的原因在于国人的自然心理倾向。因为缺乏正教或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导致一些人的内心深处空虚、狭小而阴暗，又因为认知的局限，比如理论上我们明明知道所有魔术都是假的，但技术上感官上我们总能受到高明的蒙骗，三因为具体合情合理的诠释，即在实际过程中，有些效果似乎可以得到某种验证， 所以，我们一旦被人被己说服，认定特定人物是灵验的，就会毫无保留的信而仰之，包括政客、教主、中医和方士等等。

换言之，国人迷信的传统与个人的教育水平、社会地位、时代背景关系不大，与民族文化的心理基础联系更紧密。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4-国人为何特爱钱？

国人特爱钱，与犹太人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似乎举世闻名。只要能挣钱发财，我们什么都敢干能干，哪儿都敢去愿去。

原因很简单，我们爱钱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娼妓似的犬儒心态：世间一切都是假，唯有银钱才是真，一切人事都会变化，只有真金不怕火炼。

这种心态显然与我们的农耕原始文化有关。脸朝黄土背朝天，靠老天吃饭常常是靠不住的，旱涝象灾难一样难料，只有存粮才能渡过荒年。此外，在充满压迫动乱的专制社会中唯一的生存之道就是用钱保命。

由此这种文化的、历史的原因，我们对钱都有妓女式的狂爱。（所以国人也热衷储蓄。）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3-中华社会中邪教昌盛

自古以来，中华社会不但盛产神棍、骗子，还有层出不穷、形形色色不同程度的邪教，原因固然不一而足，但就其大端而言，老猿我看有三：

一是缺乏正教。由于中华文化内部从未产生过真正纯粹的宗教，而儒道两家又是以人、以肉、以我为中心的指导体系，在没有正教的社会，邪教不断是必然的。

二是太讲实用。无论是佛教还是其他任何宗教，甚至是准宗教伪宗教，国人对之所采用的都是实用主义态度，灵则信，不灵则不信。一旦某种似正实邪的教派骗取国人的迷信便可升天。

三是过于迷信。不管是因为事出偶然，还是因为缺乏正信，或是因为感性胜过理智，国人总是容易轻信、上当受骗，常常因为一人一事的见证而迷信某人某事。

有些人明明是人，硬是把自己装扮成神，或自欺欺人地把自己真当成神，而为了分享神的光环，一些信众也就不遗余力、自欺欺人、心甘情愿地将其推举为一尊真神活神了。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2-中华文化的尊佛传统

老猿我在此只是胡言乱语几句。国人虽然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信仰，但对尼泊尔传来的佛教还是比较亲近的。

无论是对统治阶级，还是黎民百姓而言，佛教都是随时可供选择的体系。所以，国人一旦感到需要，就会‘临时抱佛脚‘。我们对佛教总是采取实用主义的心态，有用则取，无用则舍；灵则信，不灵则弃。由于这种心态，佛教在中国早已本土化，即世俗化，迷信化，专业化。

如果说在大多情况下，儒家指导我们积极入世，道教影响我们不得意或退休后的人生，佛教的袈裟不过是我们精神上的一件衣裳，即在一生当中可以随时穿戴或脱掉。至于其他的宗教，即使有国人皈依，我看也是出于非纯粹的宗教因素。

2017，8，24 [星期四]

老猿文讯3则-第10次获小推车奖提名

１／11月29日获悉，拙诗'字谜化的美国梦‘ （原载美国网刊《大窗评论〉2017年9月），被该刊提名为美国‘小推车’文学奖的候选诗作。这是我第10次获得该项提名，虽然希望无限小，总是令人高兴之事。现将其转贴如下，算是我今年最有创意的一首诗，许多编辑都有兴趣，但愿能博得华人网友一笑。

Yuan Changming: “American Dream Anagrammed”

Posted on September 29, 2017

２／拙诗‘等待’被《最最佳诗选：十年纪念版》收录，日前刚刚收到成书，印刷精美，封面设计较为别致。这是英文连接：：http://tightropebooks.com/the-best-of-the-best-canadian-poetry-in-english/ 或 http://bestcanadianpoetry.ca/current-edition/bbcp-poets/ 这算是我的写英文诗的3大成就之一 (另一个是有诗被全加中学指定参赛的《朗诵诗文集〉收录）。

3/ 最近同时开建了英文版的脸书及博客网页， Happy Yangsheng [快乐养生]，一来鞭策自己，二来推广文化。虽然有眼疾，电脑技术糟糕透顶，还是想坚持下去，于人于己都有助益。这是英文连接：：
happyyangsheng.blogspot.ca
https://www.facebook.com/happyyangsheng/?ref=bookmarks

忧中华241-中华文化的尊道传统

这个议题显然也太大，但也不妨在此概说一二。

除了儒教，最能反映中华以人、以肉、以我为本的文化特征者非道教莫属。无论是从广义上的黄老思想，还是从形形色色的方术方面来看，道教的影响尤其在民间无所不在，包括与其紧密相连或直接、间接从中衍生出来的各种技能和生活方式，比如风水、占卜、中医、养生等等，这些无一不是中华文化的独有内容。

对统治阶级来说，除了少数王朝（如汉初、李唐）少数历史时期，道教并不受待见，因为它不能象儒教那样有助于强化皇权专制。但是在民间，道教似乎比儒家学说更有市场。一方面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无孔不入，另一方面，对入世出士不感兴趣及一切未能在俗世获得成功的人士无疑比儒教、甚至比佛教更有吸引力。

不是吗，或多或少，有意无意，国人崇儒而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皈道。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40-中华文化的尊儒传统

这个议题显然太大，但也不妨在此略谈。

信仰也许是人类最基本的心理诉求之一，不同的文化族群都有不同类型的信仰对象和体系。西人信奉基督耶稣，中东人礼拜真主阿拉，老外都信神，而我们自古则信人，即以尊孔为主要传统，这一根本区别原因有二：

对统治阶级而言，与任何其他能接触到的教义相比，只有儒家学说才最适用、最有效。儒教不但可以强化其权力本身，还可以帮助他们控制、操纵、教化被其统治者。同时，对民间百姓来说，在没有其他更灵验宗教的前提下，在以人为本的文化环境中，儒教是为积极入世的俗人提供了最吸引人的指导思想。为了成功，为了改善自身的物质生活、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儒教实为国人最贴切、最自然的选择。

毫不奇怪的是，一个典型的国人从小立志，一直奋斗到青壮年，自觉不自觉地、大多走的是儒家的路子。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9-国人恶习的心理基础

大凡是人都会有不良习惯。不同的人群因为某种共同的原因也会具有不同的习惯。国人毫不例外，其全民恶习更是举世闻名。

比如国人爱随地吐痰、乱扔垃圾、大声喧哗。 诸如此类的恶习有几个共同点。一是多在屋外，尤其是在公共场合 -- 国人很少在自己家里这样干；二是只顾自己痛快随意，不管他人的感受。这些共同点说明，国人恶习的心理基础就是在潜意识中把陌生人不当人。

是的，我们许多根深蒂固的恶习大都是因为我们将不相干的他者视为非人。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8-国人最不尊重人

严格地说，在以人为本的中华社会里，我们是非常尊重人的。但是，我们尊重的对象仅仅限于与我们具有关联者，比如亲朋好友、熟人旧识、同乡同学、同事同行，尤其是上司老板、师长父母、老大兄姐等等。如果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们对陌生人是不屑尊重的。在有些场合下，面向陌生人，我们甚至可以对其视而不见，或将其看作非人。

原因很简单：陌生人对我们毫无用处，我们既不指望他们的帮助，也从他们身上得不到任何益处，而其言行举止、态度观感对我们更无意义，一旦我们确定他们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对我们的人生没有能想象的负面影响时，我们便可以肆无忌惮，不必给以丝毫尊重。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7-中华文化以人为本？

与以神为中心的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是把人放在中心的。这种在个人心中、在社会生活中‘以人为本’的文化特点决定国人注重的是肉体的生活，而非灵魂的修养。

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心是人，是人的肉身，是我本人，所以，我们的社会生活及一切人际关系都围绕着‘我’。对我而言，凡是能章显或有助于提升自己社会关系的人事，凡是能满足自身肉体需求的人物都是我追求的对象。比如面子，权位，钱财，房屋等等，不一而足。

是的，在一个以人/肉/我为本的世俗文化氛围里，名利总是被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自私也是天经地义的。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6-中华文化为何缺乏行动家

自古国人好空谈。坐而论道者代有人出，闻鸡起舞者历来人少。 我们为何热衷于夸夸其谈，不屑于脚踏实地呢？

依老猿来看，中华士子古往今来虽然注重三立，但立功比立德实惠， 而立言又比立功容易，为了扬名立万，他们自然选择捷径，先求‘立言‘。说总比做更容易。此外，我们有先贤的榜样，比如孔圣人自己就述而不作，向先贤学习至少不会错。还有，多说少做，只说不做可以不负责任，不承担可能的恶果，只要提放文字狱即可。可是，我们都忘了孔丘当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一辈子奔波，周游列国，岌岌如丧家之犬。

一方面怕苦怕难，另方面又缺乏勇气和毅力，空谈便成了国人、尤其是追逐声名之徒的普遍爱好。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5-中华文化为何难产思想家

古代我们不乏先贤先哲，近现代也有许多哲学家，但中华社会迄今尚未出现过真正的世界级思想家。无论是赫赫有名的先秦诸子，还是后来的大师专家，尽管他们不乏真知灼见和理论建树，但其种种学说都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要么没有体系，要么缺乏创见。

个中根由也许有二：一是语言的局限。作为思想的工具或媒介，汉语的具象性决定了语言使用者的具象倾向；换言之，属于象形文字的汉语很难帮助思想者产生出高度抽象、逻辑严整的思想体系。二是传统的阻碍。中华‘士’人及有关脑力劳动者自古就崇尚微言大义，述而不作。这一传统客观上迎合了思想者的惰性，从而导致他们对真理的零碎追求。

当然，世界上象亚里士多德一样的真正大思想家毕竟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4-中华文化的半’熟’性

国人常常不无自豪地说，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个’早熟’的文明。老猿我搞不懂如何定义这一概念，比如说，与春秋战国相应的古希腊文明算不算也是早熟的文明呢？就其时间和内容而言，好像比中华文明更’早熟’吧。

不管怎样，老猿我认为，中华文化迄今为止根本还是个不成熟、实际上是个半熟的文化。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我们至今1）在思维方式上没有经过理性的启蒙和洗礼；2）在精神领域中缺乏独立人格的夯建；3）在社会生活中，既无成熟的公民，也无真正的法治。

无论年龄大小，一个欠缺理性、不够独立、随时可能任性违法的人一定是个半大孩子，同理，类似的中华文明也注定是个半熟的文明。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3-中华文化的崇洋基因

国人近现代深入骨髓的崇洋媚外之风好像是鸦片战争失败后出现的必然历史现象。但究其实，媚外之风或许是对强者、胜利者或征服者的礼拜，崇洋之风却自古有之。

不知何时开始，国人就喜爱舶来品，人也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也许外人外物过于稀罕，而一切又以稀为贵，所以导致从朝上权贵到黎民百姓对稀少的外人外物趋之若鹜。

很显然，这种崇洋的文化基因可能是由物以稀为贵的经济规律和中华文化的世俗性相互作用而成。对国人而言，凡是既能满足俗人的现实需求、又比较稀罕的外人外物都是值得追逐、崇尚的对象。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2-中华同化力强大的秘密

说得好听些，中华文化乃世上最具包容性、最具同化力的文化。说得难听点，中华文化实为最能藏污纳垢的文化，盖其对一切外来人物都来者不拒，尤其是能满足俗人的物质需求者，更是随时随地可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比如食品服饰，玩物用器，挂一漏万。

正是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低洼（内湖）特性，它对任何人都有一定的吸引力或侵蚀性，即使本来具有较强宗教信仰的外来人，一旦深度接触中华文化，便会在其熏染下逐渐失去‘神’性而日趋‘人’性化、世俗化。

凡人，皆有俗性。中华文化有着无与伦比的同化力，秘密在于其‘以人为本‘ 的世俗性。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1-中华文化的世俗本质

中华文化自古从无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本土所产生的儒道两教实际上并非宗教，前者毫不关心死亡及鬼神之事，后者也只强调在现实生活中自我修练成仙。至于佛教或一切其他外来宗教都必须或多或少地进行本土化，即迷信化世俗化， 否则在中土不能落地生根。由此可见，中华文化乃世上最世俗的文化。

由其文化的世俗性所决定，中华社会是一个人欲横流、最放任人之本性的社会。与其他主要文明如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离神最远，离人最近，简直可以说是‘以人为本’的文明。

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是人类最迎合俗人本性、虽缺乏道德或信仰约束的方式，中华文化带有低俗的胎记。

2017，8，24 [星期四]

忧中华230 - 中华文化为何不够精致？

中华社会为什么没能发展出精致的文化呢？

依老猿观点，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汉语。因为语言是思想的载体，它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思维方式。语言太重直观、太缺乏逻辑，我们的思维也许善于抓住要领、归纳总结、综合整理，但理性不足、逻辑性差、不善分析等等。二是环境。因为先民得天独厚，在东亚的中原大地自给自足，长期的农耕社会也许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属性，从而逐渐使人精于人伦，粗于事物，养成了顽固不化的差不多心态。

不错，任何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环境和语言这两大最最重要的基础。前者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后者决定我们的思维习惯，两者共同作用，造就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人类文明。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29 - 中华文化的粗糙性

何谓先进的文化？在老猿看来，先进的文化必然是优美精致的、平安理性的、尊重个人的、富足便利的。。。

放眼当今世界，唯有西方文明显然比较先进，而我们中华文明并不怎么优美精制。对比而言，中华文化尽管源远流长，但迄今似乎非常粗糙。这种粗糙性可从以下几个大端管窥一二：

1/ 汉语的直观性。我们的书写文字只能是形似，语法缺乏逻辑，不够严谨，用法中也有太多的“大概”即不够准确的表达方式；
2/ 国人的“差不多“心态。我们也许是世界上最缺乏工匠精神的主要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国人无论做什么都是差不多就算了，这一点胡适有专文探讨；
3/ 哲学无严密完整的体系 --  比如思想家们有述而不作的传统，美学上又满足于神似  -- 比如传统的绘画几千年也没能做到形似；
4/ 没能演进出真正的科学 -- 比如数学止于算术，理化止于炼金，医学近乎巫术，但伪科学常常泛滥成灾。等等等等。

由此可以推见，中华文化实际上属于较为落后、非常粗糙的文明。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28 - 中华文化较强的侵蚀性

中华的内湖文化无论是在原地聚集，还是流到外乡，其糟粕成分都对周围的环境具有较强的侵蚀性，它既可以腐蚀岸边的土壤，也可以污染上面的空气。其因何在？

老猿观点：中华内湖文化侵蚀性较强根由主要有二。一是其自私性。中华文化的糟粕部分大多是自私人性的充分发挥。因为是人性最充分的发挥，华人的许多文化恶习很容易传染给非华人。换言之，世界上还没有哪个文化对自私的行为方式具有免疫力的。二是中华文化的世俗性。不管是谁，即使再奉行宗教、再讲究灵性修养，也不得不在世俗间吃、穿、住、行。中华文化中所包含的世俗成分往往早已极致化，对任何人来说无疑都是难以拒绝的。

只要人类的自私性不改，世俗化不变，就有可能遭到内湖文化糟粕的污染。

2017， 1，22 [星期日]

诗讯二则

１／日前获悉，原载尼日利亚英文版《太阴评论》（Lunaris Review)　2016年第４期的小诗 “语法的创生”　（Generative Genesis of Grammar）由该刊向《２０１７年最佳网络诗选〉提名。这是我的诗作第二次获得该项提名－－第一次是去年发表于美国网刊《醉猴》（ Drunk Monkeys）的小诗，标题是“不只一个存在“（‘with more than one being‘），但实际上并未被收录在２０１６选集中。今年我也并不指望能被选中，一是因为早在２０１３年我的“最后一卖”就已经被收录于《最佳网络新诗选》（Best New Poems Online)，二是事实上我已９次被提名获美国‘小推车’年度奖但从无结果，由此我多少已变得有些麻木了。虽然被提名或推荐对我来说都无所谓，但作品能被一些读者、编辑认可总是令人高兴的事。

２／上周美国的弗拉特出版社(Flutter Press) 已经将我的第７部诗集《黑色幻想》 (Dark Phantasms) 列入其出版计划，预计在今年１１月上旬面世。该社２０１３年曾出版过我的另一部诗集《造景》(Landscaping)。反正读者屈指可数，购买者更凤毛麟角，这种出版实际上对我毫无意义。可叹的是，绝大多数诗歌作者都身处此境。

忧中华227 - 中华文化正在侵蚀西方文明

也许有点耸人听闻，但老猿我的确看到，中华的内湖文化不但会、而且正在侵蚀较为先进的西方文明。这可以从两大方面来证实：

一方面，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尤其是来自欧美的白色老外，他们不久便习惯、学会甚至欣赏中华文化的许多丑恶方式/做法，比如请客送礼、好面子、讲排场、不守规矩等等。想想看，在中国的西方人是不是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华文化同化了？再观察一下，是不是凡会说流利中文的老外也或多或少地学会了华人的思想行为模式？

另一方面，在西方某一特定社会，一旦华人人多势众成了气候，本地人对中华文化的糟粕便开始变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 甚至迎合模仿，比如在温哥华，中小学的洋人教师再也不拒绝华人家长的私下宴请或（贵重）礼物，越来越多的官员，尤其是移民官、考牌官，乐于偷偷接受华人的红包[贿赂]。

是的，哪里的华人成堆，哪里就不乏内湖文化的乌烟瘴气。

忧中华226 - 中华文化会污染先进文明么？

随着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恢复历史上的“盛世”而再次成为全球最兴旺发达的社会。基于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思考，老猿我并不担心今天的国人会像古代的蒙古人那样发动战争，热衷于对外邦的征服，从而给人类社会带来黄祸，即血腥和灾难，但是非常担心我们变得强势富足会将中国文化中的糟粕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

近几十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的国人移居国外或出国旅行、工作、经商或求学，尤其随着我们成群结队到西方发达社会扎堆，我们已开始污染当地的文明生态。比如在温哥华，大量的新华人移民正在把中华社会特有的许多文化恶习陋俗渗透到当地的人文环境，其中尤为显著者包括请客送礼、喜爱炫耀、不守规矩、忽视他人隐私、讲究面子排场等等。

由此可见，中华文化（的巨量糟粕）很可能成为先进的西方文明的污染源。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25 - 中华文明缺乏自我净化机制

前说中华文化具有许多重要的内湖特质。就此老猿我不禁要问，中华文明为何没有大海那样的自我净化机制呢？经过反复思索，老猿认为主要原因有三，都与内湖的“低洼性”不无关系：

一是大一统的传统阉割了中华文明应有的内部竞争基因，没有竞争便没有优胜劣汰，缺乏主动的选择和摈弃，更多的是被动的接受，反复不断的被动“包容”。中国历史上最有文化活力的时代比如春秋和民国，不是大一统意识较弱，就是竞争性较强的时期。

二是专制传统迫使全民不得不政治挂帅，在皇权专制的压迫下，为了生存、为了发展，人们的思想情感、言行举止、生活方式都变得扭曲不堪，无论美丑好坏，一切都必须顺应皇权专制或长官意志。

三是世俗传统鼓励人们将所有的时间、精力、资源集中在对世俗事物的追求上，比如权势、食色、名利等等，没有宗教，没有信仰，缺乏道德自律和灵性修养，人们习惯于“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世俗生活。

正是这三大文化传统，使中华文明逐渐丧失了自我净化的机制。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24 - 中华文明是内湖文化

一个先进、富于活力的文明必然有其自我净化的先天机制。在四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常被认为是当今唯一不断延续的古代文明，这一事实表明，中华文明一定有其较为独特的存活及进化机制，比如其内在的包容性及爱好和平、安土重迁等民族本性。

同时，中华文华又被广泛认为是一个巨大的酱缸。这就是说，中华文明不但含有大量糟粕，而且还缺乏自我净化的机制。无论是原生，还是外来，什么好东西、好事物在中华文化内部都会变质，而坏东西、坏事物只会变得更坏、更丑、更恶。

中华文化显然不像大海，准确而言也不像酱缸，实际上更像内湖。因为地处低洼，所以更容易藏污纳垢， 地下的清泉，床底的腐物，远处的雨雪和脏水都来者不拒，时间长了，在缺乏自我净化机制的天然环境中慢慢演变成一个硕大无比的酱缸。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23 - 中华社会的周期性坍塌

自秦汉以来，追求大一统的中华社会一直呈周期性坍塌，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论是大帝国的盛世而衰，还是小王朝的起伏跌宕，两千年来都逃不脱这一规律。

每一个政府都象一座大厦，而贪官污吏就是邪恶的蛀虫，刚开始是一柱一梁的腐烂，随后逐渐形成坍塌之势，最后在风雨之中轰然坍塌。因为地基即政治模式乃由皇朝的奠基者及其御用谋臣所设计，其核心一直是如何维护皇权专制，整体建筑只是更新房屋，并未重新选址打地基，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厦倒了再盖，盖了过后又倒。换言之，中华社会周期性坍塌原因固然有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定包含这两条：一是制度设计有先天性缺陷，二是贪官污吏无法有效遏制。

要避免中华社会的周期性坍塌，也许具有竞争、自治性质的联邦民主政体真的是唯一的、最佳的选择！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22 - 中华文化中的普世价值/2

在中华文化诸多美好的传统价值之中，具有普世意义者究竟何谓？

依老猿看来，真正属于中华原创、又在其文明发展史上极力推崇、并具有普世意义的传统价值也许就只有一个“孝”字，包括它所代表的敬老传统。其他的要么并非中华原创或独倡，要么在中华社会中并未广泛实践，要么在理论上实践上都有较大的局限性。

比如，国人非常推崇“义”，但在实践中讲“义气”的人不是江湖习气太重，就是往往失去应有的原则，以至于不分对错好坏、最终常常害人害己。又比如国人自古强调“忠”，但我们尽忠的对象在大多情况下都是个人 -- 皇帝，上司，老大，丈夫，而非理想、 信仰、国家或爱情本身，因此“忠”“义”实乃无甚区别。至于“仁”，与“博爱”似乎并不等同，而 “信” 、”智”、”礼”等也很难说没有歧义或局限性。别的传统价值比如”勇”绝非中华文化独有，而“节“则可能完全是封建意识和做法。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21 - 中华文化中的普世价值/1

任何文化都有可能滋生或含有某些普世价值。当今最显著者莫过于西方文化创建的“民主”、“平等”、“自由”、“人权”、“博爱”、“科学”等等。这些人类特有的美好价值在古代社会实属可欲不可求，在现代社会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反观中华文明，我们也构建、倡导过不少类似普世价值的事物，比如 “仁”、 “义”、 “礼”、 “智”、 “信”； “忠”、“孝”、“廉”、“耻”等等。

问题是，诸如此类的传统价值其中有哪些能算普世价值，又有哪些属于中华原创呢？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20 - 中华社会的优异个体

忧中华220 - 中华社会的优异个体

每每听到、看到、读到、想到某位国人在某一具体方面获得无与伦比的成就，老猿我禁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感叹，国人中真不乏能人异士！自古以来，中华社会虽然有巨量无数的造粪群众，包括无数生了、活了、死了的老猿先人（及本人）。可幸的是，我们从来不乏优异的个体，正是这些优异的个体实乃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历史动力。

这些个体绝非完人，但堪称超人，是他们善用自己的智慧技能努力拓展、维护了国人的生存空间。 他们不是昏昏噩噩的“人民”，而是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豪杰或革命志士，还有那些在各行各业奋力拼搏或精益求精的顶尖人才。只有他们才真正算是中华社会的精英。

是的，中华社会的精英能量巨大，但人数太少，绝不包括那些仅有头衔、毫无创建的平庸名流。今天的所谓精英，大多不过是自封自捧、欺世盗名的小人小丑而已！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19 - 国人为何与现代发明无缘

在近、现代文明的演进中，中国文化无疑是大大落伍了，无论从硬件还是软件方面来看，我们为人类所作的贡献实在少得可怜。换言之，在具有文明进步意义的产品中，我们只是纯粹的消费者，从来不曾是贡献者或发明创造者。

不无反讽意义的是，国人据说堪属世界上智商最高的民族之一，历史上也曾有过辉煌的贡献，今天的国人也并没有在情智方面退化多少，但是，又是什么深层原因令我们与现代文明的创建与发展无缘呢？

经过长期思索，老猿我认为有三大主要原因：一是政治挂帅的皇权专制，二是功利教育的长期实践，三是中庸之道的文化传统。正是这三座大山，最大限度压制了中华社会的科学进步与国人应有的创新精神。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18 - 中华社会的功利教育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一切教育的中心都是为了科举做官，即使到了今天，无论是公共教学机构，还是私立民办补习中心，我们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为了应考，都是为了一纸文凭。

不肖说，在中华社会的教学实践中，从古代的科举到今天的文凭，我们一直奉行的是功利主义原则。除了极少数个体例外，我们的教育既不是为了培养和发展受教育者的兴趣或爱好，更不是真正为了追求知识或真理。更可悲的是，这种功利教育自孔丘开馆收徒至今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变化。因此，如果中国人今天在许多重要方面失败，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几千年一贯的功利教育。

顺便说一句，亚里斯多德有句名言：“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由此可见，西方教育自古就有追求真理的传统。沿着这一思路，心之官则思的孔丘先生虽属中华社会功利教育的开山鼻祖，实在算不上什么伟大的教育家！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17 - 中华社会的政治挂帅传统

在当今世界，中华社会似乎是唯一的、两千年来一直奉行政治挂帅的社会。在不同时期，其提法有可能不同，在实践中，做法也可能有程度上的区别，但本质基本不变。

原因很简单，因为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我们的社会无论分合、无论和平还是战乱时期所实行的政体都在不同范围、不同程度上一直属于（皇权或人治）专制， 而专制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正是政治挂帅，即唯长官意志是从。如果违背了上级、老大或一把手的意志，如果站错了队、跟错了人，一层一层的“下面”都吃不了兜着走，轻者被穿小鞋，重者被肉体摧毁。

诚然，政治挂帅也许并非一无是处，但过于强调政治挂帅，永远实行全民政治挂帅，必然扭曲人性，压抑人才，从而阻碍社会进步。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16 - 国人中为何鲜有“大师”

除了富有竞争精神的春秋和民国时代，中国历史上不但天才难得一见，就是各行各业真正的大师级人物也极为罕见，更别说世界级的人物，几百年上千年也屈指可数。2017年初万维有篇博文说主要原因在于现在的人才很少有贵族背景或家学渊源，这种解释很有意思，但并不完整到位。

老猿观点：中华文化难产“大师”，其因主要有三：一是政治原因，在皇权专制下，政治挂帅不但压抑人才，还常常摧残人才；二是文化原因，在儒家意识环境内，中庸之道腐蚀破坏了人才滋生的土壤；三是教育原因，在功利主义的教育实践中，应试学习妨碍了人们对兴趣、理想的追求。

由于以上三大原因，中国社会传统上是一个难产大师的社会。

2017， 1，22 [星期日]

忧中华215 - 国人的称谓文化

在第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时期，我们曾有过“同志”的全民通称，无疑这种倡导和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的文化意义。

可惜，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同志”的通称与民国时期“先生”“太太”的时髦称呼都只能算是昙花一现。随着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全面兴起并不断深化，国人又恢复了旧时的传统，即在姓氏前加上官衔，包括头衔或职衔，比如趙主任、 錢科长、孫 主席、李书记；如果什么衔也挂不上，也得分出长幼顺序，比如老周、大吳 、鄭兄、 王姐；如果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还得给对方一个虚衔，比如[老]师傅、[老]大哥/姐、[老]大爷/妈、[老]兄/乡等等。

正像“我”有108个之多的自称，对听话人繁杂多变的他称，尤其是精准到位的官称，也说明中华社会称谓文化中包含了太多的虚伪、逢迎、客套或等级森严的封建观念。

2017， 1，22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