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戀：一個知青的海外生涯》本是我用自创的日记式书信体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是写给初恋的，于2000新年前后一两个月之中草成；下集则是写给初爱的，于2020底一个月内完成。该书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匆匆出版，未曾想成了我的“种子小说”：其后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DETACHING《出走》,THE TUNER《调音哨》), 数十个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倒叙》，以及即将出版的英文三部曲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和散文集RETURN TO THE ROOT《归根集》，都是《致初恋》的英文衍生作品。现在此分期贴出，与其为了分享，不如为了存档，算是俺曾活过的见证，也算是把自个儿上传到网络空间或某个平行世界吧。
作者：袁昌明； 出版社：温哥华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体裁：日记式书信回忆录；字数：28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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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致易明
第7封信
2000年1月17日，星期一
今早據電視新聞報道，位于東部的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倫多的氣溫為零下42度，而溫市的雪雖還沒有完全化盡，卻陽光燦爛，溫暖如春。我出去跑步，順便給你寄去第六封信。曲指一算，想必你已收到了我的第二封信! 按以往的經驗，寄回湖北的信通常快則八天，慢則十二天。如你及時回信，再過十天左右，我應當能看到你的第二封書信了。我等著、盼著。
新聞裏還說，雲南最近發生地震，上萬棟房屋倒塌，死了許多人，今天又發生徐州大黃山煤礦事故，也死了好多人。世間只有人的生命最寶貴，卻又最脆弱，遠不如大自然的其它生物，一棵小草既使遭人折斷或踐踏也不會突然死去的。
記得十八年前我與月姐談論最多的，除了到北京謀職的事務性話題外，就是兩個我一直都搞不明白的問題：一是命運既然安排我與你相見相愛卻又為什麽不讓我們成為眷屬? 二是我又紅又專、個人條件如此優異，當權者為什麽把我貶分到宜都山溝? 這兩件事是我一生中在事業上、愛情上所遭受的最大打擊，不但發生在同一時期，即一九八0年上半年，而且其強度同樣大得使我痛不欲生，乃至對我以後的人生道路産生了決定性影響。兩者在冥冥之中是否有某種聯系? 這些問題令我十分費解，但至今尚無滿意的答案，也許永遠沒有答案。或者，人生的真義在于追求答案的過程，而非獲得答案本身?
對上海交大基礎部掌權人物最終將我罰配到大三線這件事，我和月姐交談後所獲得的初步結論是，當權人物有意打擊我。我班的輔導員本是一位姓杜的年輕女老師，她教我們一年級聽力課，因我進步大，成績好並名列全專業前茅，相信對我的印象一直不差。但基礎部分管我班和日語班學生的幹部徐某對我不但缺乏好感，還與我有點格格不入。他也是上海人，臉色陰暗，個頭瘦小，沒上過大學，當過兵，愛抽煙。我注意到他經常和兩個班的男生在一起聊天、抽煙。我因為窮，自己都沒錢買煙抽，當然也不能象其他愛抽煙的男生那樣時常給他敬煙；再加上我年紀比較小，世面見得少，不象其它工廠來的、成績通常都較差的學員與他年齡相妨，能和他天南海北、時事女人的無話不談；此外，我還是一個不會講上海話、大三時只關心自己學業的鄉下人，對他總是敬而遠之，因此，只要有機會，相信他是甯願說我壞話，絕不會替我美言的，而他的話在當時仍然很“左”的氣候裏遠比教授、教師的話有份量，甚至舉足輕重、一言九鼎。也許更重要的是，畢業前不久在一次由黨支部書記主持的全班政治學習會上我講了一句不太符合我這個黨支部宣傳委員身份、不符合場景的玩笑話，現已記不清說了什麽，結果在一次由基礎部黨總支領導主持的全班黨員會上逼我做了檢討。整個過程我現已記不十分清楚，但我當時的確感到某種壓力。姓俞的黨支部書記本人、組織委員兼班長的徐姓同學，以及所有黨員在班裏的成績大多屬中等偏下，有的甚至最差，連擔任全專業學習委員的月姐的成績也只達中等，出類拔萃的僅我一人而已。當時提倡要走“又紅又專”的道路，我的一句玩笑話可能得罪了俞某，從而觸發了一些黨員同學的忌妒情緒，最後導致我在類似批鬥的會上當著總支領導、全專業十幾個黨員及輔導員杜老師、分管學生工作的指導員徐某的面違心地批評自己“只專不紅”。我相信沒有人計劃要整我，但一旦有了借口和機會，落井下石的人大有人在。我不知道是那個人或那些人挑起這番攻擊的，我只知道是自己嘴無遮攔，引火燒身。我當時也有猜測，認為是俞某(他年齡比我大六、七歲，在上海某著名造船廠當過團委書記)首先向徐指導員告的狀，然後徐某把黨總支領導推出來整我一通，得知分配方案時我曾私下發誓，如果我三年之內跳不出宜都的大山溝，我就要弄把槍到上海找人報仇。但後來認識並愛上你，也就完全打消了這個念頭。現在看來，我在畢業分配時所受到打擊並非沒有原因，我的落難也並非由一人一事所致，事實上我完全是人際鬥爭中的失敗者、極左政治的犧牲品，如果我象其它黨員的成績一樣差，沒人會在意我的任何玩笑話。換言之，正是因為我“又紅又專”的優越條件使我喪失了進京工作的機會。
功虧一篑，木已成舟。八0年初，我從上海灰溜溜地退回湖北，途經武漢在松滋駐漢辦事處與一位李姓高中同屆同學不期而遇，他本在湖北念書，畢業分配後，正要到北京四機部(即後來的電子工業部)報到工作。他的春風得意與我的一腔悲涼形成鮮明對照，使我倍感自己命途多桀。我請求父親托人找關系，趁我在宜都報到之前將我轉調到武漢。當時我找到了時任湖北省教育廳高教處處長的松滋人周時炎(若幹年後他曾升至國家教委副主任)，他告訴我說張鳳波也分回了湖北，眼下也正在為調動工作的事在武漢活動。聽了我的情況，他對我的處境頗感同情，也覺得我是一個有點真才實學的人，可以到正在重建、即將恢複的中南民族學院任教。他約請有關的另一位處長與我們研究所的人事處交涉，結果在電話中遭到所方堅拒，回到松滋後，我曾對爸媽耍孩子脾氣說：“你們好心腸，幫這麽多外人調動工作都成（爸媽因同情一個在松滋的上海知青為她上下奔波求人，經過四、五年的努力終于將她調回上海），輪到自己的親生兒子就什麽事也辦不了了”。
八0年二月初，經多方努力失敗後，我萬般無奈、滿懷淒怆地帶著簡單行李，坐汽車先到了松滋口碼頭。等船的時候，我看到我所熟悉山林農田 —— 三年前我下鄉插隊的瑪嶼河林場正是松滋口所在的地方。我當時的心情是多麽的沈重啊：“我奮鬥了五、六年又回來了!”“社來社去”的政策又把我趕回我當年艱苦拼鬥、一心想離開的窮山惡水。這樣回來突然使我感到無臉見江東父老。我獨自蹲在碼頭不敢碰見任何認識我的人。我當初護林治蟲時曾流著血汗走過全林場的每一個山頭；山上每一棵松樹都被我為治松毛蟲噴過六六六粉；我也在山間的許多墳堆上枕著石頭睡過覺、打過盹；我曾站在高山之巅、在途經山腳下東流的長江水畔發過願、寫過詩；我還獨自住在深山草棚裏守林，半夜三更聽到狗吠狼嚎就手握一把鏽刺刀熬到天明；太寂寞的我曾在山間小路上邊走邊放聲高歌、吹笛子(後來受到批評，說守林人不應該暴露自己)；大雨滂沱時我曾索索發抖地裹著雨衣在密林深處躲雨；每當我饑餓辘辘又吃不到飯時曾撥茅草根充饑；我還在沒菜的情境下用鹽水拌飯吃，偶爾吃一頓油炸花椒樹葉、橡籽豆腐都感到心滿意足；當我太想父母、或為前程擔憂實在忍不住辛苦時，我還曾在草叢中獨自長歎流淚 …… 所有這一切都曆曆在目。我為跨過城鄉之間的鴻溝吃盡了苦、受盡了罪。“社來社去”卻又使人“惟上智與下愚而不移”。這是人生中多麽殘酷巨大的諷刺! 難道鄉下、小縣城孩子無論怎麽奮鬥，無論有多少才智到頭來都只能回老家，蹲山溝嗎? 我搭上又髒又臭、又亂又擠的小輪船沿江而上，再經過宜都縣城轉車到達大山溝裏的研究所。如你所知，所裏因單身漢少，食堂只開一頓飯，害得我每天連飯都沒著落，要買幾個雞蛋自己做菜還得走幾裏山路。我幾乎完全頹廢了，失去了鬥志，與一些同學、故舊從此都斷了來往，對所裏有熱心人要為我這個名牌大學高材生牽紅線之事也毫無意趣，只是打定主意，等心情平靜後再准備報考研究生 —— 這便是我當時唯一的打算和出路。
沒想到的事，我遇見了你並一見鍾情。剛到所報到那會兒，我本毫無在所裏談戀愛、結婚成家的念頭，因為我還要給自己找機會東山再起，而且，我自視很高，對于一般的女孩子從來不屑一顧。可是，人世間一切美好的事物似乎一下子在你身上突然全都呈現，你婀娜多姿的身形、爽朗清甜的嗓音、妩媚漂亮的臉龐、如草似茵的長發，尤其是你那深湛明亮的眼睛，端莊矜持的神情，使我感到心曠神怡，一瞥而終生難忘。交談不久，得知你也是因“社來社來”被罰配分來的上海醫學院學生，你也下過鄉，而且離我的下鄉之地只有一江之隔。你知書達理、善解人意、練達能幹，又心靈手巧、多才多藝、精明而脫俗、賢慧而純情，你的才女之質與我的文人之氣似乎靈犀相通，尤其是我們似乎同為淪落人，使我堅信你正是上天給我預備的女人，同時也是替我療治心靈創傷、激發我奮鬥不息的醫生。因此，我不管你是否對我有好感，也沒想過你有否自由之身，見面沒幾天我就鼓起勇氣十分唐突地向你遞交了求愛詩 —— 天下只有能激起我寫詩的女人才是我的女人。記得當初劉姓朋友也對你十分愛慕，你一定記得他比我更會獻殷勤，而我的室友察覺到我和你有不正常交往時還笑著說過一句他們巴東縣人的口語：“你們是一個要鍋補，一個要補鍋。” 這種不堪入耳、令人亵渎的話我當然從未對你講。
不久，你與我首次約會，晚飯後在橋邊的公路上一邊散步一邊告訴我說，“可惜太晚了。”你與別的男人已有了婚約。我本想激流勇退，但也許是我認為自己仍然有權追求你，也許你對我的吸引力太強大，也許當時的我需要你在我受到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打擊時給予安慰、關懷和愛護，我稍有猶豫後又全心全意地繼續對你的追求，盡管你在口頭上自始自終從未松過口，但你似乎也很快地愛上了我，而且在當時的我看來也好象愛得並不假、不淺。現在事隔整整二十年，你在信中對我說：“今天我以上帝的名義(今天是聖誕節)鄭重地告訴你：20年前的我是愛你的。”我相信這句話是真的，並非完全是為了滿足我的自尊心或愛惜我的情感才說出來的違心之詞，我當時想，到現在也認為，謝明的解釋多半是對的。
“她為什麽沒有答應嫁給你呢?”月姐也曾問過我，而這也正是我常常向她表示迷惑不解的問題。我對她說，我什麽可能性都想過了。我曾認為你可能已失身甚至獻身于人，為此我反複還向你暗示過，即使你已不是處女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求我的女人婚後對我忠實；我曾想到過可能我的身材長相不如你的男人那樣對你有更強大的異性吸引力，我見過他一次，但沒說過話；或許遠不如他腳踏實地、心靈手巧、忠厚老實、會哄女人，但我發現你並不特別在意男人的外表，我雖個頭矮小但絕不醜陋難看，他雖個高也絕非男子，即使白淨些、英俊些，卻似乎有點女人氣，而生活本領總是誰都能學會的。我曾疑心你擔心我會象絕大數男人一樣婚前百般殷勤、婚後慢慢“算帳”。我曾碰巧偷看過你朋友的一封信，寫信人的年齡顯然比你大，她在信中對你就此提出過善意的警告。但你應該知道我是個癡情型的男子，並非愛獻殷勤的人(事過二十年我對你仍懷念如初，證明我是什麽樣的人?)。我還想到過許許多多其它的可能性，想了一二十年，轉了無數圈子，最後還是回到原點：你並不“愛”我。我愛你可毫不猶豫地為你去死十遍或者以全世界為敵也決不會退縮半步，你“愛”我卻不足以使你為我抛棄幾個外人微不足道的竊竊私語。對不起，我現在無意與你在這一問題上和你糾纏不清，說些貌似怨恨的話也請別介意。我只是在深深的懷念中略表我深深的遺憾。我說過，人生的趣事莫過于追求答案，而答案往往根本就沒有，抑或永遠也無法找到。
我和月姐談論你我之事越多，她似乎對我越一往情深。不久，她對我的情感便溢于言表，等我有所體察時頗有猝不及防的感覺，記得我在師大最後半年一邊要應付學業及考試，一方面還要抽空撰寫碩士論文。我在交大時從未用英文寫東西，作文課一共沒上幾次，每次還是將幾個現成的句子改寫一下然後再串成一段，即所謂“Guided Composition”(可理解為“模擬作文”) —— 這種作文課我後來至今從中國到加國從未再上過，甚至沒聽說過。撰寫學位論文異常艱苦，整天搜腸刮肚也想不出來幾句，偶爾有兩三個念頭一時半天也湊不成合乎文法的英文句子。有一個上海劉姓同學還說她寫得直掉眼淚，而另一個比較幸運的龔姓同學因與洋人教授關系密切，聽說她有好多論點甚至例句都是老外給她打印出來給她的。每天苦于論文的壓力、又對你百般思念的時候，看到月姐情意切切的來信常感到很大的慰藉。有一次，她在北戴河出差期間寫來一封頗有文彩的遊記式情書，結尾處竟然是：“緊握你的手”，和我當初給你寫信的結尾語“吻你”二字一樣令人頓生绮念。見面後我真的主動與她握了握手，她表示希望我能娶她，我說要征求父母意見。同時，我反複問她：“是不是因為我現在是研究生了才愛我?”她說，“早在交大我就對你非常有好感。 “你就坐在身邊，我怎麽從來沒有感覺到這一點啊?”
“你對誰都那麽冷淡，誰敢接近你?”
“我交大畢業分到山溝那會兒，你為啥沒主動和我聯系呢?”
“我知道你那時心情不好，想等我在北京替你找好去處再與你聯絡嘛。”
雖然她的解釋非常牽強，我並不認為她是一個比較勢利的女人，也許是我自己勢利，一心想進北京吧，我不無敷衍地給父母去了一封信，故意明確提出月姐大我約五歲。正如我的期待，母親回書明言斷然反對，說女方年紀太大(月姐比我母親只小十二歲)。我給月姐看了這封信，她問道：“你自己愛不愛我?”我說：“愛啊。”
“那你能不能把父母的地址告訴我?”
“不能。”
“為什麽?”
“……”
我相信“日久生情”的說法。在交大讀書時做夢也從未想到過與月姐成婚，當下有了你這面鏡子，在自尊心、自信心受過一系列沈重打擊後又獲碩士研究生身份的我更沒想到有朝一日要與她結婚成家。但是相處越久，我對她竟也産生出一種越來越深的依戀之情。我得不到你，但必須有一個愛護我的異性聽衆聽我傾吐對你的思念，就象當初的謝明一樣。月姐這位聽衆似乎比謝明更開通，在心理及空間距離上離我也更近，並對我的喃喃思念毫不介意。那時我不知聽誰說你已生了一個女孩，她後來告訴我私下給你寄過一個貴重的洋娃娃，只是至今我也不知道你曾收到否? 我非常感念她的大度和深情。無論在天津，還是在北京，看到她象母親、大姐、妻子一樣的關懷我的起居飲食，我覺得她越來越親近。她瘦小而平凡的外表本來對我毫無吸引力，可時間一久，我也看得很順眼了；她年紀已不小，八年的下鄉生活早已抹去了少女應有的矜持與腼腆，但我對她的大方、能幹、開朗卻比較欣賞。她既不是名門淑女，也談不上是什麽小家碧玉，但她確實用她的真情溫暖了我的心。我雖還沒有最後下決心要娶她(一旦我下決心，全世界人反對也無法改變我的決心)，但也不想傷她的心而堅持拒絕她。我和她似乎都把婚嫁問題暫時擱置一邊，只是一味地放任自己的感情，任其發展下去。
有一次周末她專程來津看我，在我的學生宿舍一直談到晚上十點多鍾。她說該出校園外找旅館了，我突然對她依依不舍地說：“這麽晚了，就在這湊合一夜算了，我睡室友的床，你睡我的床。”我當時本無意勾引她，並自認為對她的“性”趣不大。她欣然同意我的提議，各自上床後，我和她隔著帳子繼續說著話，這時的話題無非還是你、北京、論文這幾個。大半夜後我們都睡不著，我一時沖動鑽進自己的床，她便緊緊地象大人擁抱孩子似地受撫我。這種經曆我很早就有過。當時我除了許多已向她說的，還有許多埋在心裏讓我難受卻又不敢說、不便說、不願說的事，比如我考研究生曾做過弊，比如我渴望你的親吻(在你之前我從未吻過女人)等。在月姐女性的溫柔和激情中，我感到莫大的心理滿足。但是我們雖然象熱戀情人那樣互相依偎一直到天明，卻並無越軌行為，說出來外人一定不信，但事實如此。第二天早晨起床後，我們似乎都有一種罪惡感，我沒有說什麽話，她收拾了一番就匆匆返京了。
過不多久，我因論文的關系到北京中科院語言研究所、按我的指導教授唐老師的囑咐向他早年的學生、全國有名的趙姓語言學家登門求教。知道我這位不速之客的小師弟的來意後，趙研究員看了看唐老師的介紹信，然後慢慢將眼鏡拿下擱在攤開的字典上，然後直截切入主題。
“哦，你也是唐老師的學生?!”
“是是，是。”
“你這個選題（“試論英語中的否定”）實在太大了，大得連我用三本書也寫不完啊。”
“那您看我該怎樣縮小論題範圍呢?”
“你去多看幾本書。”
接著，趙研究員邊哼邊哈地借題發揮，語帶譏诮、不恥地把年輕研究生們都數落了一通，說我們不知天高地厚，書沒看幾本，就想做大學問雲雲，當時國內研究生還極少，書也少，參考資料十分缺乏，學術水平普遍都非常落後。聽話聽音，我感到他有些鬧情緒，讓我下不了台不打緊，對唐老師的面子似乎也不顧。我唯唯喏喏，謝謝他的指教，盡管我從他那任何有益的幫助也沒得到，也只得知趣地蹑手蹑腳、惶恐不安地退了出去。
滿懷委屈、自卑、憤怒的心情，我到月姐住的高樓去找她。她又象過去一樣安慰我。吃過晚飯，她說她兩個室友都不會回來，我可以留在外間過夜，用不著立即回天津或找旅館。這次是我欣然同意她的提議。我們談到晚上八九點多鍾，然後又象上次一樣互相依偎、愛撫。這次我們忍不住一時沖動偷嘗了禁果。十點左右她的一位室友突然回家，我就這樣稀裏糊塗地、在我愛心已碎、年近二十五周歲時破了童身，而她也在三十歲時才真正從一個老女孩變成了一個年輕婦人。盡管我在婚前僅有這一次性經曆，但自此以後，我在心中又多背上了一副沈重的道德的十字架。
我曾經是一個誠實、正直、聰明，外貌不揚，語言木讷，自卑感與自尊心同時很強、上進心與意志力超強的少年，在八0年初到八二年初短短兩年時間內，我先因事業理想受挫而墮入愛河，又因戀愛受挫而考試作弊以求出路，再因失去戀人和學業自信而傷害一個無辜的好姑娘，最後又因懷念戀人和尋回自尊而放縱墮落，以致又失去道德的清白。我似乎已進入某種擺脫不掉的惡性循環。
回到天津後，我感到空前的自責、自卑和自憐，我需要找回自尊、自信與自負才能走出自築的囚牢。我強烈地意識到，我可能是為事業而生的，上天本來就沒有給我安排、准備一個愛人。因此，我初步決定犧牲本就不屬于我應有的愛情(我當時認為和月姐結婚與其是愛情，不如說是道義責任，或者是權宜之舉)。為了全心全意投入事業，為了確保功名之路暢通，為避免最終不得不與月姐成婚，我竟無恥地向她的室友、甚至還向一位我知道在北京的歌星寫信求偶，結果可想而知是遭人恥笑一番或石沈大海。我認定自己只剩下一個解救自己的出路：進京。對我的瘋顛行為，月姐雖然感到很傷心，但她原諒了我，並繼續為我的分配聯系說項。等通過論文答辯時，我得知自己的個人檔案已經上調北京。大功基本告成，我便舒了一大口氣回湖北松滋過暑假去了。
2000年1月18日，星期三
八二年盛夏，我在松滋度假時曾到宜都山溝裏去過一趟，名義上是回原單位看看，感謝有關領導當初放人，其實是想去見見你，我在所裏沒有見到我們的共同熟人劉姓朋友以及我的室友，我也根本沒去看什麽領導，只是與另一姓張的交大同屆同學過了一天。張姓朋友是荊州地區高幹弟子，等他最終只得到宜都717所報到上班時，我早已離開。
他對我在所裏的情況自然不甚了解，我便繞著彎向他打聽你的去處，他不太清楚，只說你已結婚，並可能生了一個女孩(現在一定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吧? 叫什麽名字?)，身體似乎不太好，後來我又問另一個有高幹背景、但沒有找到後門最終晚報到的徐姓交大同學，他說：“你打聽她幹什麽?”我說：“沒什麽，只是一起分來的，想知道一下。”他也說對你的情況不熟，但聽說你當時並不在所裏，可能回家探親去了。第二天，我無精打彩、滿懷失望地回到松滋。這便是我二十年前與你分別後第一次專程去找你的經過。我自知我的內心充滿了醜陋與罪惡，本是毫無臉面去找你、見你的，只是我對你的懷念至深至切，哪怕不讓你知道偷偷看你一眼也好。但是我終是未能如願以償。從此，我們十八年杳無對方的音訊，天各一方，尤如生死相隔兩茫茫。
八二年九月我返回天津師大，途徑北京時找月姐打聽我最終的分配去向，她說我的檔案已被退回天津人事局，北京名額已被別人頂替，我又一次被打懵了頭，精神一下子垮了，等我稍稍平靜後，月姐解釋說她曾通告教育部和天津人事局，說我和她解除了(其實根本不存在的)婚約，因此我又改回由天津地方分配。了解到事情的真相與經過，我幾乎聲色俱厲地質問她：
“為什麽?”
“你回湖北兩個月竟然沒給我寫一封信，是不是在松滋與謝明結婚了?”
“瞎扯!我與她早已解除婚約，還和她結什麽婚，虧你想得出!”
聽了我的話，月姐後悔莫及。她捶胸頓足，幾乎號啕大哭。一氣之下，我轉身匆匆趕回天津。不久月姐也來到天津，以挽回不可挽回的情勢，見過面之後，我對她說：“我本來還在考慮、猶豫，有可能不顧父母反對、親友恥笑和你結婚，現在再沒有什麽可談的了。”月姐回京不久曾來過一封信，說她與我分別的當天並未回北京，獨自在天津海河邊坐了一整夜，還曾想到過自殺。從此至今，我和她再沒有來往，也從來沒有她的消息。我和她自始至終都關系不正常，不是朋友卻比朋友更知心，不是情人比情人還親密過，不是夫妻又在生活上曾有幾天不分彼此過日子。我雖非事先有計劃、有蓄謀，但客觀效果上我為進京謀職利用了她，並且在她身上體驗了你當初對我的心意與情感，即在某種程度上對無辜的她進行了報複。這一經曆實在見不得人、更說不出口，所以一直是我最忌諱的醜事，最令我不安的秘密之一。在內心深處，我常常忏悔，常常感到自己實在太可恥、太醜陋。我還常常想到，以我這樣卑鄙的人格，你拒絕我是實在是先知先覺之舉。女人的直覺往往比男人的洞察力更准確、更可靠。可是我要說，正是因為我還沒得到就已失去你才一步一步走向墮落的。我的墮落全然直接、間接地起因于你，但你本人卻毫無過錯，因此也大可不必自責或歎惜，誰讓我當初並沒有贏得你真正的愛呢? 月姐從來沒有回答我你為什麽“愛”我卻不嫁給我的疑問，但我似乎親身體驗到了這個答案：當初的你並不真正的愛我！在我看來，真正的愛人為對方連自己的生命都可以犧牲，還有什麽不願、不敢、不能克服的呢? 我還是不懂。人生中往往不是沒有答案，只是真正的答案太殘酷無情、太刺傷人，從而也就變得模糊、不准確，或者幹脆消失了。這樣也好，保持答案的神秘或許會使人生更豐富、更充實、更有意義。不是麽?
又是功虧一篑。去北京的強烈願望第二次落空，天津師大也沒臉回、不敢回。我便匆匆找熟人、托人情將我改分至天津市外貿局工作。當時有兩個選擇，一是在情報處當翻譯，二是到前途難蔔的“天津經貿學院籌備處”。我覺得翻譯官象假洋鬼子、狗腿子，有挾洋自重又失去自我的味道，因此，我毅然于八二年十月到經貿籌備處報到。
當時的籌備處一共只有十幾個人，包括七八個老師。處領導及其勤雜人員在局本部大樓辦公，老師們則在遠在與市郊接壤的外貿中專大樓裏分作“英語組”和“外貿組”辦公。因沒有學生，老師們的工作就是整理圖書，學習文件，每天都議論紛紛，翹首期待外貿部正式批文建校。除了前後有幾位正式分來的七七級、七八級本地大學生，其它老師都是在原單位不得志、各顯神通從中學、中專調來的。因我是唯一的研究生，又是黨員，馬上令人刮目相看，個別人甚至感到了極大的威脅。有位並無正式頭銜的余姓領導還在背後陰損無比地說：“什麽研究生，瞧他寫的那幾個把把字兒”——
真是冤枉，我從沒給他看過我寫的字，無論在哪兒，從來也沒人譏笑過我的中文字寫的難看。記得在高中、在交大、在插隊的林場，不少人誇過我的字寫得漂亮，還有人有意學過我的字。從這一句不公正的評語，你可以想象我的處境是多麽孤獨、無奈，又多麽象我從上海交大分到宜都山溝時的情境。尤其是，我和住校的兩位單身每到晚上還得自己解決吃飯問題! 室友姓孫，五十多歲，因早年劃為右派，罰配在內蒙二十多年，未婚，神經有點不正常，每晚象祥林嫂似的對我訴說他二十多年所受的種種磨難。另一個單身是位與我同年的年輕姑娘，名叫孟霞，當過兵，黨員，開朗，歌唱得不錯，相貌長得較好，與我是半個老鄉。北方人以面食為主，每人每月的大米配額只有十斤，而我每撈上一頓大米飯吃就高興得要死。我們三人自稱是單身俱樂部，孫、孟兩人常常笑話我挂在嘴邊的一句話：“爹親娘親不如米飯親。”
新的生活開始了。誰也不知道我的過去，我也想趁機解脫自己，盡力忘卻我過去的一切，盡可能不再去想你。
也許是出于關心，也許是看到我和孟霞彼此互有好感，孫老師經常在我面前稱贊她，話裏話外都有意撮合我們。他本人因正在經曆晚來的初戀，經常出去看他已喪偶但有子女的年老對象，有時很晚才歸“家”。我孤寂難耐，時不時地與孟霞聊聊天。我對她頗有好感，常常暗自將她與我經人介紹、見過一面的姑娘相比，覺得人品還強些，也比在師大的另一喬姓女大學生漂亮、可愛多了(我從沒和喬講過話，後來是龔姓同學告訴我，那位七七級大學生因想接近我曾與龔熱絡了好幾個月)，但這次我不想再失敗、再犯錯、再做虧心事，我想一方面慢慢觀察，二方面改過自新，找一個可以與之白頭偕老的好妻。我把自己的一切都包得很緊，與孟霞閑聊，也是不痛不癢地偶爾談一兩句與我近幾年醜陋、痛苦的人生毫無關聯的往事，比如在湖北老家上中學。
七0年春，正是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因分別時任松滋縣八寶區委秘書及婦聯主任的我父母長期在鄉下蹲點而無法照顧我，加上父親認為我從小應到農村去吃點苦，知道“一粒米一滴汗，鍋是鐵做的”，便將十三歲不到的我寄養在公安縣鎮河公社蓮華大隊二小隊的大姨媽家裏。念初中一年級時因姨父在外地工作，三個婊弟妹都小，我除了上學必須要幫個小體弱的姨母幹許多家務活。生産隊要求每家每戶為革命養豬，我便每天都得尋豬菜、為豬食奔忙。有一次剁豬菜還在左手食指上留下一條深深的永久刀痕；隊裏還要求各戶為革命積肥，我便一放學就拿起葫蘆瓢四處去拾雞糞、牛屎，為了和別人搶，我常常不用木筷、鐵刮，而是卷起袖子用指頭抓、用雙手捧；後來隊裏又號召為革命自己解決生活困難，我便出去砍柴禾、拾麥穗、挖野菜。平時在家，我經常還要幫“抓革命、促生産”的姨母替全家洗衣服，燒火做飯，擔水挑糞。濕草青枝點不著火，濃煙滾滾常常薰得我淚流滿面，而比我腿高、比我人粗的水桶、糞桶每次都壓得我呲牙咧嘴。讓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看見姨母把白米飯、青菜留給比我小五歲的婊弟，而把混有野菜的菜飯和鹹菜留給我吃，不太懂事的我感到委屈極了，一個人躲到大堤下小河邊哭得好傷心。我當時還不願告訴我母親，因為我認為她們姐妹更親，媽媽知道後還會罵我 (因怕媽媽傷心，此事我至今沒向她提起)。那時我深深感到世上沒有一個人愛我，有時還懷疑自己可能是媽媽在路上撿來的野孩子。我一年四季很少看見父母，
而每看見一次，還會遭爸爸打一頓，說我在學校成績太一般，表現也不好。其實，自五歲多上學開始到現在，我一共只與爸媽在一起斷斷續續生活過五年。我從小缺乏母愛，也沒有任何人疼愛我，不知一個人躲在外面傷心落淚過幾多次。
大約是七一年初，剛過十三周歲不久的我因開始變聲、嗓門粗大，被蓮華中學的“紅歌”課老師推薦給學校宣傳隊。當時全國興起演“樣板戲”，學校宣傳隊的胡老師靠一把京胡組成了《沙家浜》劇組，讓我扮演“忠義救國軍”的草包司令胡傳魁，為此我得意了好幾天。我們剛開始只排練了第四場《鬥智》，因演得好，農村人都愛看，不久胡老師雄心勃勃地讓我們排練了全戲，而且先在本大隊各小隊，然後到相鄰大隊、最後在全公社境內巡回演出。因我演得最活脫可愛，不久便成了當地的一個名人，走到哪裏都有人問：“胡司令，救過你命的阿慶嫂呢?“家裏的舅舅們也常開玩笑說，“這下大明［我的乳名］有了本事，在哪兒都能混頓飯吃了。”最後我們還參加了區、縣彙演，著實讓我開心了一段時間。
我在戲中演反派角色，在台下有時也所模仿。說話故意象胡司令那樣吼聲吼氣，有時還偷抽一兩支煙，親友熟人都知道我最怕爸爸，尤怕他揍人。每當他們聽我高聲喊唱郭建光的歌詞：“這幾天，多情況，勤了望”就笑著問我：“怎麽樣，大明，是不是你老子快回來了?”可能是七一年春節期間，爸媽趕回鄉下老家過年，臘月三十那天傍晚，剛到家的爸爸看了我的成績單，說了一聲“總算有點兒進步”，可一看到“有時不遵守紀律”等負面評語時就火冒三丈。他照例立刻讓我跪下來思過，沒過兩分鍾，我趁他回頭不注意，突然一轉念頭沖出家門。二舅馬上出來追我，我一邊跑一邊脫下洗得有些發白的外衣，在昏暗的暮色中消失了。來到三、四裏開外、在《沙》戲中扮演日軍黑田大隊長的李姓好友家，並提出他將我轉移到他的鄰居家裏，半個多小時後，家裏派人到李家打聽我的下落未果。一兩個小時後，我正和朋友聊天打牌，聽到三舅、四舅邊騎車、邊講話地從屋後大堤上經過。不過，三、四個小時後終于在李家被家人抓住帶回，舅舅在路上向我保證爸爸不再打我，這樣我才回家睡覺。可是第二天一大早爸爸一巴掌把我從床上打起來，痛斥我象蔣匪特務躲開家人的追尋。這樁趣事使我終身難忘。
當時因我成了一個小小的知名人士，班上有位比我大一兩歲的周姓女同學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情書”請我的小婊弟交給我，我一看開頭就臉紅心跳，結果沒看完就交給了老師。我很喜歡比我高一屆、大我兩歲、在《沙》劇中扮演新四軍衛生員的張姓女同學，心裏還害過一陣子單相思。不知何時我與班上另一位大我一兩歲的女同學開始約會。記得她名叫程業瓊，個子高挑，瘦削，白淨，漂亮，臉上有顆美人痣，是我家二小隊副隊長的女兒，其兄魁武有力，是鐵匠。可能是我非常需要母愛，也可能是我的單相思無結果而移情別“戀”，我不記得是如何和她建立起約會關系的。我告訴她，只要她下課時聽到我唱郭建光的唱詞：“聽對岸，響數槍聲”就接約赴會。我們的約會地點總是在河邊蘆葦蕩前的沙地上，時間是我發出暗號當天放學後的傍晚。我回想當時我們約會的總次數絕不會超過五次。每次我們都靜靜地坐在一起，她象年輕母親摟孩子似地緊緊擁著我，不時用手撫摸我的頭發和臉頰，誰也沒有雜念，只是默默地聽著彼此的心跳，聽著河裏的水聲，遙望夜空裏的星星。就這樣半個多小時後，我便像吃足了奶的嬰兒心滿意足地和她道別。那種甜密、純真、甯靜、安定、滿意、悠遠的感覺象最美妙的圖畫、詩句和樂曲一樣一直銘記在我的生命裏，每次回憶都令人無限神往。這種感覺記憶好像我伸手可觸、睜眼可見、張耳可聞。我相信這種記憶屬于人間最珍貴的一種記憶，這種感覺也是人間最美妙的一種感覺。我不記得我和她是如何、何時結束這種富有詩情畫意的獨特幽會的。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見過她，恐怕一輩子也不會再見到她、聽到她的消息了。但可以猜想的是，她現在一定仍是湖北鄉下某個角落默默無聞的農婦或母親、甚至祖母。每個人生都有一些只可追憶、難于言傳的美妙經曆，這種經曆本身實是最有價值的財富，如果能慷慨地拿出來與至親好友、甚至陌生人分享，或許能算作精神生活中的一種慈善行為呢? 是的，經曆就是財富。只要你肯去讀，每個人生都是一部美妙的書。這本書中最細膩、最動人的章節，或許就是各人的第一次。比如第一個約會，第一個情人，第一次擁抱，第一次吻，第一次發表處女作，第一次登台演出，第一次為人父母，第一次上班或第一次中獎。
到了七一年暑假，我去探望父母，時逢解放軍正在八寶區招兵。我本想去當文藝兵，好象此路不通。碰上一位團職幹部，說我很機靈，希望我去給他當勤務兵，可是爸媽又認為我太小，不願放我走。為此，我難過了好一陣子。如你所知，那個年代參軍不但最光榮，而且還是改善個人命運的最好途徑。我自從“懂事”、即上小學一年級開始就基本在農村上學、生活，一直認為自己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鄉巴佬。上初中演戲多少見了一點世面，看到鄉鎮街上的孩子那麽神氣，感到十分羨慕、自卑。記得有一個早晨，我和一個同伴將前夜捉來的青蛙剝皮後拿到四、五裏外的鄰鎮上去賣，看到街上的人掏錢給孩子買早點吃感觸很深。我們當時餓著肚子，即使已經賣了大幾毛錢的田雞肉，也舍不得把錢拿出來去買油條、燒餅吃。錢還要攢著今後買煤油點燈呢。我們逮那些青蛙吃了不少苦頭。每次都等到半夜，我才和鄰居大我幾歲的孩子結伴而行，一手持電筒，一手拿著一根梢上插滿大長針的棍子，到水田間、小路旁“打獵”。看到青蛙我用電筒一照它便不動，一伸手准能逮住(有時看不清也可能無意中逮住一個癞蛤蟆)，看見鳝魚用電筒一照也會不動，然後用針耙一耙一個准(有時也會誤耙著一條水蛇)。天亮前回來趕緊剝掉青蛙皮，吃點東西後把鳝魚留在家，背著簍子急急忙忙地趕到鄰鎮去賣拾掇好的田雞肉。為掙幾個燈油錢，瞧我們要吃多少苦！也因為太辛苦，這種打獵活動我一共只幹過兩三次。看到街上的同齡人衣著幹淨，穿著入時的鞋
（我們鄉下孩子通常是打赤腳的，因此腳趾通常間距比城鎮人大），知道他們可以天天看到汽車，家裏有電燈，還可以進電影院看電影 （在鄉下每年我只能看到一兩次露天電影，每次還要走好遠好遠的路），我常常希望能做一個“街上人”，而我初一、直到初二上學期的理想就是日後到縣城裏去當個工人。由此看來，人任何時候都是需要有理想的，只是不同的階段，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理想。能因時因地變更自己的理想，這便是一種成長，這便是真正地適應環境。
參軍的理想破滅後，我不久又失去了繼續演戲的機會。母親發現我學習不夠專心，幫家裏人幹活少了還不打緊，尤令她不能容忍的是，台下的我走路說話也有了胡司令的幾份匪氣。因此，她請求她的母校、她的老師和同學，也就是我的學校和老師停止讓我參加排練、演出。那時，我的成績的確也不太好。比如有一次寫作文，我生造了許多詞語，還鬧出將某“地富反壞右分子”比成“牛糞”的笑話。到了七二年初，我的生活與學習又因父母親調動工作而發生了戲劇性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