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9日星期一

忧中华215 - 国人的称谓文化

在第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时期,我们曾有过“同志”的全民通称,无疑这种倡导和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的文化意义。

可惜,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同志”的通称与民国时期“先生”“太太”的时髦称呼都只能算是昙花一现。随着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全面兴起并不断深化,国人又恢复了旧时的传统,即在姓氏前加上官衔,包括头衔或职衔,比如趙主任、 錢科长、孫 主席、李书记;如果什么衔也挂不上,也得分出长幼顺序,比如老周、大吳 、鄭兄、 王姐;如果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还得给对方一个虚衔,比如[老]师傅、[老]大哥/姐、[老]大爷/妈、[老]兄/乡等等。

正像“我”有108个之多的自称,对听话人繁杂多变的他称,尤其是精准到位的官称,也说明中华社会称谓文化中包含了太多的虚伪、逢迎、客套或等级森严的封建观念。

2017, 1,22 [星期日]

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

忧中华214 - 国人冷漠的文化基因

除了较强的妒忌心,我们似乎特有的、把建立在别人苦难之上的幸福感还衍生出另外一种负面心理,那就是我们对外人的冷漠。

因为与我们毫无关联,即对我们的幸福感毫无作用,所有其他的陌生人,即使是我们同文同种的同胞,即使在面对人类公敌的时候,我们都具有“先天性”的冷漠。

所以,在确定没有熟人、故旧的人际环境下,我们冷漠的本性便会得到充分的展现。比如,我们不会主动与陌生人打招呼,对不认识的同胞缺乏同情心,对外族的苦难倾向于漠视,无动于衷。

是的,国人如外人观察的那样冷漠、缺乏同情心、并具有强烈的东方式的妒忌心,其文化基因在于我们的幸福感自古就主要源于、或大致等于我们的比较成就感。

2017, 1,22 [星期日]

2017年5月19日星期五

袁昌明诗讯一则

昨日获悉,原载《达尔豪斯评论》后选录2012年《加拿大最佳诗选》的敝诗“等待” (awaiting),日前被选录今年七月即将面世的《最佳最佳加拿大诗选:十年记念版》(best of the best canadian poetry in english: tenth anniversary edition),对此,老猿我不消说非常感恩!这一荣幸堪比拙作分别被选录2009、2012、2014《加拿大最佳诗选》(best canadian poetry) 以及全加高中生统一指定的《朗诵诗选》(poetry in voice)。

迄今为止,我已在39个国家1309个刊物上发表了近1600首英文原创诗,其中不乏各国顶级文学杂志,但令人沮丧不解的是,40多年前自负少年诗才的我在国内投了10多次稿件无一不石沉大海, 最终只好默默在文学创作上自暴自弃。即使现在自认为在英诗创作上成就不菲,当我把最好的作品自译成中文,连续5年给国内(包括台湾)上百家刊物投稿,至今也只有3家录用,其他连个简短的礼貌性的标准退稿函也没曾收到过,唯一值得玩味的是,我的诗作在新加坡、香港及海外中文诗刊还是能得到一定认可的。

有意思的是,我只要回国回到故乡,我既不会讲英文,也写不出半行诗。也许我的诗才与中文、与中国无缘?

2017年5月15日星期一

忧中华213 - 国人的妒忌心

很显然,由于国人自古就生活在一个高度社会化的人际环境中,更注意人伦关系、更强调个人的社会属性,因此,我们的幸福感更多地都属于相对型,即与他人的比较成就感。

正是因为我们这种幸福感的相对性,我们具有较强的妒忌心,每当看到有关的别人在某些、甚至某一方面比自己优胜就会感到失落、难受、沮丧,妒忌。尤其在与兄弟姐妹、亲朋同学等“同辈”相比时,自己吃菜,便看不得别人吃肉;即使自己吃肉,看见别人吃菜还不痛快,巴不得别人连菜也没的吃,只有当别人讨米要饭自己再大方地施舍一二次才能过足心瘾。

这就是国人“先天性”妒忌心的来源于表现。

2017, 1,22 [星期日]

2017年5月8日星期一

忧中华212 - 国人的幸福感

不肖说,作为一种情智状态,幸福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是相对幸福感,二是自我幸福感。

相对型幸福感源于与他人相比而产生的成就感。这个“他人”通常是亲戚、朋友、熟人、旧识、同学、邻居或一切有直接关联并有一定对比基础的人士。在与其相比中如果自觉在各方面、或特定方面有优人之出,或滋生出沾沾自喜的成就感,这就是相对幸福感。与之相比,如果成就感或满足感源于自我梦想或理想的实现,这便是自我型幸福感。

但凡是人,无论东西南北,黑白红黄,其幸福感非此即彼,或此多彼少。不过,就国人而言,我们的幸福感似乎更多地属于相对型。难道我们不是大都通过与他人相比而获得幸福吗?

2017, 1,22 [星期日]

2017年5月1日星期一

忧中华211 - 国人为何热衷拉帮结派


在华人社会中,最具凝聚力者非权势莫属。因为权位有限,在无法得到权位的同时,国人便求其次追逐“势力”,即团伙的力量。在华人社会的人际斗争中,势力与权位即使不统一,也有最为密切的关系。

国人之所以热衷于拉帮结派,本质上是追求“人多势众”之力。为了自保,为了谋取私利,人们不得不抱团去暖,尽管各怀鬼胎者多,同心协力者少,但依附于某一有权有势者,至少可以得到心理上平衡。

正是这种权势的结合,正是这种拉帮结派的倾向,国人在社会生活中大都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2017, 1,22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