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9日星期一

忧中华215 - 国人的称谓文化

在第一代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时期,我们曾有过“同志”的全民通称,无疑这种倡导和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的文化意义。

可惜,在中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中,“同志”的通称与民国时期“先生”“太太”的时髦称呼都只能算是昙花一现。随着官僚/权贵资本主义的全面兴起并不断深化,国人又恢复了旧时的传统,即在姓氏前加上官衔,包括头衔或职衔,比如趙主任、 錢科长、孫 主席、李书记;如果什么衔也挂不上,也得分出长幼顺序,比如老周、大吳 、鄭兄、 王姐;如果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还得给对方一个虚衔,比如[老]师傅、[老]大哥/姐、[老]大爷/妈、[老]兄/乡等等。

正像“我”有108个之多的自称,对听话人繁杂多变的他称,尤其是精准到位的官称,也说明中华社会称谓文化中包含了太多的虚伪、逢迎、客套或等级森严的封建观念。

2017, 1,22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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