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最先進的（西方）文明相比，中華文明明顯含有較多、較強的僞科學成分或非科學知識體系。
比如在古代，我們有河圖、洛書、易經、八卦、中醫、陰陽五行說、推背圖等等；近、現代則有更為發達的風水、氣功、特異功能等等、等等。這些知識系統和實踐方式也許在不同程度上不乏合理、有效甚至（尚待嚴格論證的）科學因素，但蘊含更多的則可能是玄虛、神秘、空洞、不定、假冒、富有欺騙性的成分。
因為我們從來缺乏正信而具有迷信的心理傾向，還因為我們有愛空想又善于自圓其說的習慣，所以在中華文化中僞科學十分發達，而這一現象無疑正是我們科學不發達的重要原因和結果。
中華社會的政治生態自古迄今都有不同程度的人治傳統。即使在當今台灣、香港乃至新加坡的華人社會裏，不論有否真正的民主選舉，人們習慣上對最高當政者都抱有過高的期待，仿佛最高統治者必定有超人的禀賦、能耐和運勢、甚至有大大超過制度本身的作用。
這種人治傳統的成因主要有三：一是華人的“天下”都是“真槍實彈”靠拳頭、靠口水打出來的，最後的勝利者都是有過人之處的“老大”，而服從老大則是國人的基本心理定勢之一。二是祖先崇拜的傳統在較大程度上使國人養成了把人當成神的心理傾向。三是如前所說，我們過于強調人性之善導致我們偏重道德教化的人治，習慣上把法治建設放在較為次要的位置上。
是的，我們心中本無真神，但又太習慣于把人當成（假）神而信之、拜之，從而常常忽視了法治的建設與功能。
早在《三字經》成書之前，也許從孔孟時代開始，我們一直深信、至少被灌輸“人之初、性本善”的信條。
老猿對國學從未做過學術性研習，也算不上是學者，自然無意對人性作哲學上的探討，但也不妨就此作常人之思考與描述：自離開母體，我們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只有“本能”，並無所謂“本性”。像所有其他動物一樣，我們人類無不具有兩大本能，一是自我保護，比如餓了吃、困了睡，碰見危險則躲；二是自我存續，即求偶交配、生養後代或繁衍種族。而所謂為本性，無非是這兩大本能在後天的環境和教育共同作用下逐漸發展而成的，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惡的一面。換句話講，人之初，有本能無善惡。
正是因為我們相信性本善，所以我們有過于強調道德的教化作用、忽視法治建設的傳統。強調道德教化也許對弘揚人性之善頗有助益，但缺乏旨在把人性之惡關進牢籠的法治，顯然是我們的文化不夠先進的重大原因之一。
國人愛空想。
我們往往缺乏實際行動，執行力也不足，因此導致整個文化在演進的過程中容易出現偏頗，常常原地踏步而難有突破。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孔孟之學過于強調“勞心者治人”。也就是說，傳統社會獨尊的儒家太輕視體力勞動，這一傳統在極大程度上導致國人不重視實踐而偏愛空想。另一個原因也許在于我們天生懶散、不願“動手動腳” 。
王陽明的好友“格”竹子三天乃至病倒也一無所得，而他本人連續在竹子之前格了整整一個星期也依然毫無結果，如果換作強調理性、講究邏輯分析、注重實踐工具的西人，他們絕不會心安理得地在竹子前枯坐幹想，一定會試用不同方式方法、把所格之物破開細細分析再深入加以研究。
作為一個經典曆史例證，格竹之舉說明我們自古就有空想的“自然”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