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戀：一個知青的海外生涯》本是我用自创的日记式书信体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是写给初恋的，于2000新年前后一两个月之中草成；下集则是写给初爱的，于2020底一个月内完成。该书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匆匆出版，未曾想成了我的“种子小说”：其后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DETACHING《出走》,THE TUNER《调音哨》), 数十个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倒叙》，以及即将出版的英文三部曲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和散文集RETURN TO THE ROOT《归根集》，都是《致初恋》的英文衍生作品。现在此分期贴出，与其为了分享，不如为了存档，算是俺曾活过的见证，也算是把自个儿上传到网络空间或某个平行世界吧。
作者：袁昌明； 出版社：温哥华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体裁：日记式书信回忆录；字数：28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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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致易明
2000年1月13日，星期四
因為信超重，早晨送妻上班，順便到郵局發信。把青兒一個人留在家裏半個多小時，這在加拿大是違法的，(加國法例規定，年滿十二歲以下的兒童必須有成人陪著)。不過，小家夥身體隨我，過了四歲生日以後開始暈車，現在哪怕坐10分鍾以上的車就吐得滿車都是，夠他受罪的。我猶豫了一個多星期，終于買了一盒煙，在戒煙40個月以後的今天，把自己關在自家辦公室裏抽著煙給你接著寫信，真是一種莫大的改變! 吸第一口煙使我感到嗆喉、頭暈。你放心，我意志較強，會隨時再戒的。我昨天對老同學說，我現在有四大愛好，一是胡思亂想，二是博覽“閑”書，三是自由研究，四是隨意寫作。
據今日《溫哥華太陽報》頭版及工商版報道，溫哥華與瑞士的伯爾尼、蘇黎士及奧地利的維也納近日又被英國獨立研究機構“麥氏人力資源咨詢公司”評為全世界最佳居住城市，其評比參數有39項之多，包括政治安定、個人安全、經濟、環境、公共服務、醫療保健、教育、運輸、交通等因素，參加此一調查評比的城市在全球有218個之多，得分最低的為剛果首都。除了人文條件優越，溫市的地理氣候也得天獨厚，全球中只有在溫市可以同時劃船放舟、溜冰滑雪、打高爾夫球。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全球的華人，尤其是港台澳、東南亞富商巨賈以及大陸高知和科技人士都紛紛來溫，中國的偷渡客也想方設法先到溫哥華落腳，然後隱姓埋名地偷渡到美國紐約、硌杉矶等大城市去打工賺錢，以便盡快贖身(通常為3—7萬美元)。迄今為止，大溫地區的華人已近三十萬，在三分之一的主要市區裏，各類華裔華人所占本市區人口的比例已達22%～33%。我常和妻及開始懂事的青兒說：“我從湖北農村充滿螞蝗的水田裏，經過幾十年個人奮鬥，把你們帶到世界最佳城市生活、學習，你們要明白這來之不易，一定要珍惜啊!”
但十八年前，我是不顧一切、努力尋找機會到北京去發展的。當時，我有幾個異常執著的念頭。首先，盡管天津是中國民風最純樸、生活條件最宜人(夏不太熱、冬冷卻有暖氣、火爐、實比南方好過得多)的大城市、直轄市之一，但萬一我靠考試作弊入讀師大之事不能被一紙文憑包住而見光，我便立即會身敗名裂，因此，我必須設法離開天津。同時，我從小在文化大革命中培養出來的從政野心，盡管在大學畢業分配工作後被擊得粉碎，現在死灰複燃，又重新獲得年輕、高學曆的資本與機會，我一定要到近在咫尺的京城去闖。我相信，以我吃苦的精神，堅強的毅力、靈敏的頭腦、超常的適應能力、年歲不大資曆不淺的共産黨員招牌、雖貨假但價實的研究生身份和無牽無挂的肉身，只要到了北京，我就有機會像我從小就佩服、具有超常意志的個人奮鬥者，如司湯達筆下的于連、羅馬國時期的斯巴達克思、《牛氓》中的亞瑟、科西嘉島上的小個子拿破侖、甚至維也納街頭的流浪漢希特勒那樣痛痛快快地奮鬥一場。事實上，我下鄉當知青不久就想從政，不過我並不僅僅是為了過過官瘾，滿足個人的權欲，而是想為祖國的強大做出自己的貢獻，尤想為清朝晚期以來的種種屈辱而雪恥(我從小就有強烈的愛國心及愛國理想，這裏不便詳談)。即使我一官半職也撈不上，至少可以退而求其次 —— 做學問。而要把學問做到頂尖水平也必須到北京去。只要我能到北京，即使我前無大樹，後無涼亭，我也能一試身手，無論是從政或搞學問，我都可以更快地往上爬。記得下鄉後期在大山溝裏與一個野心同樣膨脹的知青戰友離別時，十九歲的我曾意氣風發地最後對他說：“北京見”。如果我能在京城闖出名號，也可向你證明，是命運讓你打敗了我，徹底打敗了一個堅強的勝利者。意志越堅強的人，其感情越脆弱。沙場上的鬥士往往是情場上的羔羊。
當你看到這些以及我將向你連續寄去的書信文字，你一定會發覺我既熟悉、又陌生。其實，你當時只知道我瘋狂地愛你，有一定的才情，但絕不知我到底是什麽樣的一個人。當我落難時又遭到愛人的拒絕，這種雙重的致命打擊是如此殘酷，我又能向誰訴說呢? 既然弦已斷，還有誰來聽呢? 也許你現在能理解，我當時為什麽沈默寡言，為什麽極少提及我過去的經曆、未來的理想與打算，甚至我當時的心態。而這一切，世上只有妻若幹年後才在我的不斷自嘲中了解一二。
八一年寒假我回湖北松滋過年，除了與老友郭健聚聚，很少出門。我本就不是一個愛張揚、喜交際的孤獨者，與謝家斷交鬧得滿城風雨，自知是一個冒牌貨、心事重重的我只好“閉門思過”。等我匆匆返津，我已有了到北京去鑽營的初步方案。我是師大學生，按政策只能在津分配工作，或回原單位。但原單位是千萬回不得的，一則學不致用，二是我討厭窮山惡水，三是我懼怕那個傷心之地 —— 我以為你仍在原研究所醫務所工作。但我身上揣有寒假期間弄來的一封“介紹信”，寫信人本為松滋縣城關中學教英語的支老師，收信人是他以前武漢大學的同學，時在國家教育部學生處任職的胡同志，我想通過他幫忙，給天津人事局撥給一個到京分配工作的研究生名額。“月姐”對北京中下層官場較熟悉，她陪我找人送信，並在京替我跑腿聯系。後來名額下來了，但天津方面不放人，又是月姐專程來津親自先向我的系主任說項，然後到人事局與主管處長交涉，結果該官同意放人，並屆時將我的個人檔案轉至教育部，最終准備將我分至新華社駐外記者部。要不是我人生中一段我最忌諱的插曲導致此事發生戲劇性變化，我千辛萬苦掙來的那個名額就不會由南開大學一個本地劉姓女研究生撿便宜、喜從天降地頂替我，被分到外貿部(後聽說不久與其夫在駐加使官團聚)。
前已說過，月姐是作為一個老同學、新朋友、重新出現在我的生活中的，我在心中自然沒有向她設防。她來津看我無論專程還是順便，一共也不超過五六次。但每次相見，我們都談得很多、也很投機。頭一兩次，我們暢談了在上海交大的同學生涯，而我在交大的三年是極不得志、性情大變的幾年。
七七年春天首次離開湖北，乘船抵達上海，一路上躊躇滿志，內心本來得意非凡。是啊，二十七個月在長江邊上的碼峪河林場流了不少血和汗，甚至把命幾乎丟在那裏，真可謂吃盡了人所難吃的苦，忍住了人所難忍的淚，終于走出了農村，到中國最大的城市入讀中國最有名的高等學府之一。記得在被推薦上大學時，我因表現突出，各方面條件在全縣不是數一，也可算在前三名之內，加上父親時任縣招生辦公室主任，全國名牌大學招生人員在松滋看到我的先進事迹，尤其得知我是成績優良的高中畢業生、根紅苗壯、年輕有為的黨員幹部，都爭相搶取，什麽清華、天大、武大、交大等院校，簡直可以讓我隨便挑。可惜北大，人大當時沒在松滋招生，武大新聞系、外文系又是後來才有的名額，我只好選了當時唯一能選到的名校文科：上海交大基礎部(科技)英語專業，送申請表前父親半夜曾與我“談心”，說我母親體弱多病，爺爺奶奶解放前分別只有二十六、三十九歲就病故，勸我等一等，改報武漢醫學院申請學醫，而我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堅信只有學文才有從政提幹的希望，盡管爸爸因勸說無果而傷心得落淚，我也毫不動心，還是選定了英文這一行。為了進交大後能順利渡過摸底考試關及體檢關，我盡力作了准備。其時，毛主席早已逝世數月余，我唯一耳熟能詳的英文句子“Long live Chairman Mao”是派不上用場了。我便重新把26個英文字母背得爛熟，還死記了好幾十個英文單詞 —— 那時我從未見過任何英漢字典和鉛印課本。為了消除因下鄉勞累過度而患上的風濕抗O過高、心律窦性不齊、血壓偏高及眼睛本來弱視、閃光等問題，爸媽領著我多方求人求醫，最後還是請本縣楊林市公社鄉下一位大膽中醫叫我大量吃三七片、並在眼窩裏注射胎盤組織漿、在臀部注射一種農藥，才稀裏糊塗地把血壓降了下來。進校不久，體檢關平安渡過，摸底考試全專業二十九名工農兵學員，我大約排在二十三名左右。也許因為我英文底子太差，也許因為我是湖北偏遠小縣城出來的鄉巴佬，也許是班上上海人太多，他們又天生有太強的優越感和排外情緒，也許大家都在工廠農村幹出過一番業績，且年齡資曆都比我高(僅兩位同學比我小)，結果我只被工宣隊指定為英語專業班(後分為兩小班上課)黨支部宣委兼團支部書記，沒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樣當上班長或黨支書。第一次在輔導員主持下開黨支部委員擴大會，出席會議的人竟無一人想到我一句上海話也聽不懂，只顧自己叽叽喳喳，“阿拉阿拉”地給我坐了一通冷板凳，叫人著實氣悶。我想努力改變這種“人小言微”的困境，又像初下鄉時那樣動腦筋，事實上我也幹過幾件事, 如組織全專業的團員到杭州集體一遊, 結果使我領導的團支部不久被評為全校先進團支部之一。盡管如此，我在學習及政治方面的處境仍很尴尬，後來籌組系、校學生會，也和我完全無緣，當時正爭取入黨、英語成績比我好得多的安一鳴一直對我很尊敬，但自進入系學生會後便讓我感到她在態度上有微妙的變化，就是這一感覺使我日後一直對她抱有很深的成見。
隨著對“四人幫”展開深入的批判，二十歲的我覺得整個社會在政治層面似乎有了某種變化，這種變化越來越大，明顯地不再搞政治挂帥了，同時感到也得不到同學的尊重。因我一開口講話就是滿嘴湖北腔，舌頭自覺又短又粗，在短期的語音、語調學習過程中，常常受到老師的批評、同學的調侃。記得我因方言習慣，分不出“n”和“l”的發音差別，老師還專門指定一位杜姓上海女同學幫我糾音，兩三個多月後，我的語言語調還是令人不敢恭維。即使不是為了爭強好勝，為了維護自尊心也應把學習搞好，因此，我逐漸把注意力放在英文上，政治熱情也就隨之降溫了。七七年暑假，我為省錢沒有回家，白天與一位學日語的白姓室友在學校打小工搬磚，業余時間溫習功課、看看閑書。
2000年1月14日，星期五
當時市面上充斥各類文革、政治讀物，很少有令我感興趣的書。不知何時，也不知從哪借到一本《斯巴達克思》的漢譯本。我一口氣將書念完，心中久久不能平靜，一個被浮的奴隸，一個供人觀賞的角鬥士，為了改變自己的卑賤身份、改善自己的人生，竟然靠個人的智慧毅力幾乎推翻了整個羅馬帝國，其男子漢大丈夫的品格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當時我想，要不是他深愛蘇拉的女人而招致另一個女人(可能叫英姬華達?)的嫉恨，他的軍團也許不會分裂而最終被各個擊破。在我心中，他一直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造反英雄，在中國史上，也許把項羽的氣概、愛情和石達開的意志、壯烈加起來才可與之相比。後來在師大念研究生，我之所以獨對密爾頓《失樂園》中的撒旦深感興趣，原因可能在于我在文學與曆史中找到了某種令人回腸蕩氣的造反共相。
在交大期間另一本使我感興趣的書是《拿破侖傳》的漢譯本，主人翁本是法國屬地科西嘉島上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窮小子，可是由于他善用火炮，結果從士兵到元帥，從軍人到皇帝，從蕞爾小島上的小個子成了世界大帝國的大英主。其豪言壯語、雄偉氣魄、奇思異想及精明強幹給我以很大的啓發。偉大的心靈常常蘊于渺小的軀體，雄壯的身岸、英俊的面目、顯赫的家世、崇高的地位都比不上個人的性格魅力。或許當時也在上海醫學院念書的你還記得，上海當時曾有一則很轟動的人物報道，說某大單位團委領導一切都出衆，就是因為個頭太小而使姑娘們敬而遠之。這一消息實際上反映了不止一個時代或一個社會的風氣。就是昨晚我在開車時還聽溫市英文電台報道說，據最新調查表明，高個男人比矮個男人對女人更具有吸引力，甚至史前的人類社會也是如此，因為個高個男人可以給女人提供更多的肉體保護。此事對于常被人讪笑個小的我震動很大，我想，身體外表是父母給的，心靈卻可以由自己來塑造。如果不以心性才智取人，那是多麽愚蠢的事!
最後一本令我終生難忘的閑書是《田中角榮傳》的中譯本，那時中日建交不久，交大放高倉健主演的《追捕》，我是每場都看的，影片中男主人翁的冷峻、沈默、機智、堅毅、富有正義感，使我想到現代東方的男子漢大丈夫本該如此，也感到和周圍的男人們(如室友、同學)大都是些女裏女氣的小白臉，平凡無志，沒有性格，沒有一個真正令我欣賞、可以與之交友談心，而從平民到首相的田中角榮為求取功名刻苦學習、背字典的故事，不僅使我異常感動、欽佩，而且導致我在現實生活中大加模仿。可以這樣說，對我的事業乃至人生之路有最大開啓性影響的，莫過于此書、此事。
在大學一年級，尤其是在以英語語音語調學習為重點的第一學期，我的口語始終不如人意。盡管我像其它刻苦用功的同學一樣自學美式英語《九百句》和英國英語《靈格風教程》，每天課後在教室裏聽錄音，反複摸仿(當時全班只有一台老式錄音機)，我的口語及聽力成績不遭老師、同學的譏笑都不錯了。我鹦鹉學舌的能力實在太差，十分好強的我感到非常自惱、自卑，對那些常受老師表揚的上海同學、及包括安一鳴在內的基礎較好的同學感到非常羨慕、佩服。但隨著專業學習的深入，因我理解力強、記性好，很快就與先進同學縮短差距，當時的課文也的確簡單，無非是批林批孔類的口號，《半夜雞叫》、《劉胡蘭》等。在一年級期末考試時，我的分數已在全班前三名之內。大約是在二年級開始後不久，我每天早晨提前二十分鍾進教室，別的同學都在操場上邊走邊讀課文，念發音對話，我一個人在教室內背字典。記得當時市面上沒有什麽字典，全國有名、一直暢銷由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新英漢詞典》于七九年三月才正式出版，九月份我才弄到一本。在此之前，我不知從哪弄來的一本小字典，不厚，橘黃色硬封面。我學田中角榮，每天撕一頁，逼迫自己記下當頁自認為有用的詞彙。我曾試過，有一天早晨，我花了一個多小時，竟然記住了近200個生詞。不過，到周末只剩下三十幾個了。看我的強記能力這麽好，一位周姓同學和我開玩笑說：“你替我記單詞怎麽樣，一毛錢一個?”除了記生詞，我還默讀課文，並將每篇強記在心。我實在不懂為什麽大多數同學記性這麽不中用(其實是因為他們大多數比我年長，以前缺乏記憶訓練)，更不懂為什麽老師把學生當傻瓜似的不斷反複講解同一個語言點。老師鼓勵甚至要求全班同學自己找對手(通常是男找女)每天練口語、會話，我除了對安一鳴有好感外，不想與別的女生(也懶得做這種沒話找話的無聊作業)，而安好像故意表現出只喜歡與我在交大唯一較好的周姓同學操練，我便時不時地在心中和自己對講幾句。室友看我經常一個人躺在床上發楞，其實，我是在默記課文、生詞、與自己練習英語對話。
二年級時我自學了一套英人編的教材，名叫《Essential English》。此套教材遠遠超出我的水平，碰到許多問題想問老師，無奈年輕一點的只是比我們早畢業幾年的工農兵學員，往往答不出來；而年紀大一點的楊姓女老師是文革前念過研究生的講師、戴老師也是從清華調回的講師，但他們在回答問題時要麽不夠耐心，要麽不得要領，使我非常失望。我想，老師的英文知識也是從書本裏來的，如果我找到同樣的書，我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達到老師的水平、甚至更高。于是，我把當時全國唯一的一本權威書，即張道真編著的《英語實用文法》仔細通讀了一遍，連一個標點符號和注解也不放過，結果使我的英文文法獲得長足進展。老師有一次給我們出了一道英文文法遊戲題，把四個that並列在一起造一個句，我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當場就造出來了。從此，我對自己的英文文法功底深懷自信。盡管這樣，老師們還是對我這個滿嘴湖北腔、孤廦寡言的學生有成見，大多不怎麽喜歡我，而每當楊老師重複、拖堂，與“月姐”同坐在最後一排的我就煩得直搖桌子，恨不得從背後離地面四層高的窗子裏跳出去。三年級時，我又堅持自學了一套叫《Discovering English》的教材，也是問題多多。不過，終是咬著牙吭哧吭哧地學了一遍。此外，還每天到圖書館借閱葛傳榘教授編寫的英文《慣用法》，和港人錢歌川編寫的幾本英語學習教材(這是那幾年市面上僅有的幾本書)。我看過的英文課外讀物除了狄更斯的《雙城記》、《大衛·科玻菲爾》、《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等簡寫本外，名著原著只看了一本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不過，此書看了兩遍也令我似懂非懂，隔霧觀花，只是覺得不是傲男就是怨女，鎖碎，無聊，表面上，有幾分像《紅樓夢》。
從二年級開始，我每次大小考試的成績不是全班第一就是第二，而且每次考試我都頭一個交卷。記得每次全校統一期末考試，我總是提前半個至一個小時出場，然後一個人跑到學校空蕩蕩的大食堂等開飯。賣飯的大多是年輕的女師傅，知道我這麽早出場，料定我一定是高材生，有幾次還先誇我一句再故意多給一點菜。但我的好成績從沒得到負責我班教學的楊老師的表揚。她每次給我高分似乎都很不情願，經常把我的分數算少了，名次也變了。她明顯對一位成績在全班最多能排前十名，從湖北來的劉姓男同學特別欣賞，每次提問總忘不了叫他，而他無論說什麽都給予肯定，還似乎故意撮合他與另一位面貌姣好、但身材欠佳、眼睛略凸、從四川來的溫姓女同學相好(他倆後來結婚，可能現在武漢定居)，楊老師在課上問問題或做練習極少叫我，對此，我還提過意見。我覺得她有失為師之公正之道。後來我在溫哥華請她吃過一頓飯，以盡地主學生之情。對我有好感的只有兩位老師，一位是從廈門大學調到交大的徐老師。我本來也很喜歡他，但他看我聰明、學習好竟說“你真像一個上海人”，聽了這話我覺得受到某種侮辱(難道外地人只能是笨蛋?)。另一位是年逾花甲的副教授葛老師，她對我的口語及造句能力頗有微詞，但卻比較公正，後來為我的畢業分配還說過幾句公道話，她根本不知道，我自上高中以來的作業本一直都非常難看，總是紅杠杠、大叉叉。因為我總想用另一種方式答題或做練習，往往錯誤多多。其實，我當然知道老師講過、課本中出現過的正確或安穩的方法，我只是想多學一點而故意冒險采用其它的方式方法。不過，我在考試時還是用最保險、最正確的做法，因此，分數當然也低不了。我的這種學習方法一直沿用到我在加國結束學生生涯為止，爾後也常常向我的學生們推薦。也許這是我當學生成功的秘訣之一：平時練習不要默守成規，盡可冒險發揮，考試時應采用絕對“正確”、保險的方法。
在上海念書期間，我幾乎從未遲到曠課。記得有一次我的美尼爾氏綜合症發了，天旋地轉，頭暈嘔吐，我也照常去上課，在課上雖然很少聽到有趣的知識或講解，大多是一些我已自學過的東西，但一方面為了驗證我自學的效果如何，一方面想在心裏解答別人向老師提出的各種問題，同時也課堂上的英語對話，所以我養成了從不遲到曠課的習慣。到了最後一年，成績好一點的幾位同學都蠢蠢欲動，經常談到畢業後准備複習考研究生，我更是默不作聲地積極用功。班上有位姓李的上海女同學，不知出于好感或是同情，神神秘秘地給我弄來一份研究生考卷做了，不久我也參加了系裏首次舉辦的“托福”模擬考試。當時這些事在全國範圍內才剛剛開始，我總感到霧裏看花，無從下力，但自信還是有一定的真功夫的。畢業的實習項目是課堂教學，我給本校七八級學生上了半小時課，結果還算滿意。口語實習是陪同來交大參加文革後首屆校友聯歡會的華僑以及到交大來訪的外賓。當時我曾有過出國的一閃念，但也僅僅是一閃而過的念頭而已。公派根本輪不上我們工農兵大學生，“自費出國”還是幾年以後才聽說過的。在此期間我做了一個難忘的夢，夢見我獨自置身于擠滿洋人的大會堂，正站著聽某人在台上講演，我現在還能曆曆在目地回憶起夢中的畫面。記得夢中的自己個頭非常瘦小，身旁站著的許多人高低不齊，但都比我高許多。在當年，即使在赫赫有名的上海交大，出國留學(更別說移民國外)也只是一種隱隱的傳說，一般的大學生們連想也不敢想。我也沒想到過，新的社會潮流，正在蓄勢待發，敏感的青年學子如果幸運總是可以捷足先登的，而我因工農兵學員的身份而先天不足，不但沒有抓住時機使自己成大器，早成器，結果一拖再拖，幾乎趕了個末班車。五十年代“入伍“(參加新政權工作)，六十年代當兵，七十年代上大學，八十年代出國，九十年代經商，這是中國有為青年的潮流和理想，可惜我的好多美夢都白做了。
2000年1月15日，星期六
周末一直是我最忙、也最辛苦的時候。現在是下午三點，因安排上出問題，我有兩個小時的空檔，回家一趟沒有意義，只好呆在冷車裏靠在方向盤上給你寫信，打發時間，也好暖暖心頭。事實上，你很難想象我常常是在什麽情況下給你寫這封長信的。有時在自家，有時在車裏，許多時候都是我在別人家一邊給學生上課一邊寫的。好多年來，我已習慣同時看幾本書、同時幹幾件事，而且從不亂套。
車裏車外都非常冷清，使我聯想起當時在交大我也常常是形影相吊，周圍沒有一個值得我去追的女生，也沒有一個值得我去深交的男生。劉姓同學既是我的湖北老鄉，又是睡我下鋪的室友，我們常在一起散步、閑扯，但我內心十分討厭他的人品，他家裏有錢卻總愛有意無意地占我這個窮人的小便宜 —— 我的每一張菜票都是算好了用的，他常常借了不還，我又不好意思催，使我感到極為氣悶。尤其是他愛纏女生，每天上教室前都像女人一樣對著鏡子打扮半個小時，自以為是美男子。我討厭這種纨绔子弟的做派，有一次我忍不住惡作劇似地在他的大鏡子上寫下“王八”二字，但他還是照起來沒完；
我注意到他只要和女生坐在同一個座位，總是和人越坐越近，直到對方無處可挪最後只好起身。他的優點是很用功，每天在外練口語，有時在夢中也叽哩咕噜地講英文，畢業前的那一學期，他經常與女生纏混，每晚都是熄燈鈴響後才溜回來，因他的習慣影響我們休息，同屋其它五位室友都很煩他，我們常常故意把他關在外面。另有一個周姓室友，知道我是一個人窮志大的人，和我相處最好，我們每天早晨一起跑步，為鍛煉身體、強化意志，我們還堅持每天清晨用涼水沖澡，即使冬天也不例外。晚飯後我倆也常常在一起散步、聊天，他年齡比我稍大、正直、有同情心，學習很用功，但成績一直不好，很有自卑感。他很喜愛安一鳴，害了一兩年的相思病。我先是鼓勵他去追，他說毫無希望，我對他說：“如果我真的看上哪個女孩子，我會不顧一切去追的。”但他說：“安一鳴成績比我好得多，人又這麽漂亮，怎麽會看上我呢?”我看他始終沒勇氣，到畢業前就不再鼓勵他，只是偶爾拿他的單相思善意地開開玩笑。也許他深知我和他並不是同一種男人，他說過一句令我很難堪又感概的話：“我知道我不配做你的朋友，只是你現在沒有朋友，把我充個數”。他的手頭比較寬裕，而我為買一台時值50多元的紅梅牌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學英語，一下將半年的小用錢用光，一直不敢和他上街，連電影也沒錢看一場。有一次，他聽我講起我母親生病住院便說：你把地址告訴我，我給你媽寄點錢去。盡管我沒接下文，當時我卻感動得眼淚都快冒出來了。我從小就是一個人窮志不窮的人，壓根兒也不會讓他去做，同時也許他也只是說說而已。就是這句話，我一輩子都感念他，前年與他取得聯系，得知他現在江西財大當教授。
另一位黃姓室友，也是湖北(武漢)人，高大，白淨，濃眉大眼，當過（文藝）兵，能歌善舞，父為高幹，女友和他同班，都是學日語的，其父是武漢軍區領導，早年為駐蘇使館的武官。他或許像他交往的那批高幹子女一樣，本來很看不起我們這些一般幹部或工農子弟，但處處表現得“平宜近人”。在宿舍裏對我這個英文專業的班幹部、高材生一直很客氣，但我們從來就沒有推心置腹地談過一句話。我之所以提到他，是因為我們中間發生過一次使我終身感到受侮、但又無機會雪恥的事。有一次，他說他戴的什麽高級手表不見了，他好像認定我就是賊，很長時期內對我旁敲側擊。此事至今想來都令人生氣。也就是從這件事上，我切身體會到人窮了就沒有尊嚴。至少，窮人的尊嚴是可以被富人隨意淩辱的。
我本想與徐姓同班同學交朋友，他聰明、成績優秀、有思、，知識面也較廣，但我覺得他有點孩子氣 —— 他十六歲多上大學，比我還小三歲! 尤其是為了表示自己人小但識廣，他常愛高談闊論，而我從來就不太喜歡太炫耀自己的人。我一直認為，喜笑怒罵隨時形于色，說的話比想的、做的事還多的人，都是膚淺之輩，缺乏男子漢大丈夫應有的深沈氣概。再者，我與他同屬全專業成績最好的兩個人，我是黨員，但他更年輕，畢業分配一定要面臨競爭，因此，有一次當他明言表示要和我做好朋友時，我卻顧左右而言其它。我現雖知他早已在美定居，且育有三子，但想等到今後再隨緣與他敘舊。
我在交大之外僅僅只有一個嚴格說來並不能稱之為老朋友的老朋友。他叫張風波，湖北荊州人，中等個，濃眉大眼，頭顯得略偏，聰明，記憶力超強。我和他本來是根本不認識的。因他也在松滋下鄉，申請大學時雖然沒有貧下中農的極力推薦，父母也不過是荊州地區血防站的普通幹部，但他帶著用英文寫的長達三頁的申請材料來到我家，沒有見到時任招辦主任的我父親，卻給我母親留下了上佳的印象，後由于我父母都堅信他是個難得的人才，便努力破格將他錄為上海外院日語專業的學員。我們第一面不知是在何時何地相見的，不過我父母常誇他有真才實學，要我一定向他學習。這也難怪，他父母很有文化，家又住在荊州城，文革期間聽說他爸媽對他的學業抓得很緊，加上他天資聰穎，在下鄉知青中出類拔萃並不足奇。我父親為錄取他而拒絕了地區軍分區某領導的兒子，結果在長途電話裏被人指名道姓地破口罵娘。我父親當時的態度是：即使丟烏紗帽，我也要把這個真正的人才送上去。為此，張風波一直心存感激。有一次我到上海外院他那兒去玩，張說外院是個小妹妹，名聲遠不如交大。不久他也應我之邀來交大住了一晚，對交大的氣派頗有幾分向往。在那年寒假，我們都趁機背字典，三個星期我只背了幾百、一千不到的生字，他卻背了一本大約有五千多個詞彙的小字典，我表示非常敬佩他的記憶力，他說：“日語裏有許多漢字，比英文單詞好背”。還有一次在上海青年宮遊玩與他不期相遇，他告訴我他猜中了好多獎。我說對這些事興趣不大，人也較笨。大三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已考上北京外交學院的研究生，因不願留校任教，決定繼續在上海求學，並說他想留在上海。若幹年後，他成了全國名噪一時的風雲人物，後來我在北京還見過他幾次。
2000年1月16日，星期四
早晨起來本要准備開車出去上課，一看窗外又是大雪紛飛，全市銀裝素裹，一片甯靜的景象叫人真想伸出手去盡情撫摸一番。因為積雪太厚，上午我就呆在家裏，等路況改善後再出車。
自從開始寫這封信，我的性情一改常態，變得越來越祥和，妻感到非常開心，這些日子也變得格外溫柔體貼。出國這麽多年，我們這還是第一次恩愛如初，好似新婚燕爾一般。昨夜還說了不少的床頭話。結婚十七年來，她首次擔心別的女人會把我從她手中“搶走”。我說：“不會的，要是我再結一次婚，還是會娶你的。”妻說：“這話我愛聽。”我接著開玩笑說：“要是在舊社會，我這個情孽深重的人一定會像武俠小說中的某個大俠，娶兩三個老婆。”妻說：“和幾個人分，那該多難受啊。幸虧這不是解放前的舊中國了。幸虧易明離得遠。”
我有時懷疑自己是否有點兒心理變態，為什麽我可以“一心二用”、甚至同時熱愛兩个女人呢? 也許是我在交大學拉手風琴的後果吧。那時，我感到非常寂寞、孤獨。身邊既無值得我去追的姑娘，也無值得深交的朋友。失望之際，我開始自學拉手風琴。 我對音樂一直非常愛好。剛上高中時，我曾用一個晚上學會了吹口琴，之後經常和郭健等人在一起合奏。高一快結束時，我本想學拉小提琴，但我媽媽一生最好的朋友的丈夫、曾在某軍樂團當過小提琴手的李姓叔叔說我的手指太短、太粗，只好作罷，改學吹笛子。下鄉後又自學拉二胡，每逢下雨不能上工，我和七、八個知青隊友坐在屋裏齊奏“賽馬曲”或其它文革期間流行的歌曲，我們私下常常唱各種“知青戀歌”—— 我最愛唱的是“紅旗渠”的主題歌曲，但歌詞的開頭幾句是：“昨晚上，我夢見，媽媽來到我床前。雙手摸著孩兒的頭，眼淚往外流”。最後兩句我最喜歡：“只要你勇敢地擡起頭，苦水就會變美酒”。這些填入新詞的舊曲很能表達我們當時渴望跳出山溝、回城與父母團聚的情感，但因其“小資産階級情調”，我被人打小報告，受到過知青隊帶隊幹部及黨支書的嚴肅批評。後來不敢唱了，只能一個人偷偷地哼哼。下鄉時，因我們屬于林場工人，月薪十八元，交完夥食費，手上就剩下一兩塊錢了。我家窮，不忍找爸媽要，也就從來沒錢買一把二胡，但潘姓室友買了一把，我借他的學，竟然還比他先學會。在交大時我們班及同室室友有三、四個男生一起學拉手風琴，沒有人教，也沒有教材課本，只有我一個人算是堅持下來而且算是學會了。我練琴成癖，也有的是時間，每天都在宿舍裏拉一兩個小時，但考試期間常常遭別人抗議。為了學拉分譜，我每天瞎練兩三個小時琴。這種要求左右手配合、一心須二用的技巧有很高的難度，其它幾位一個都沒學會，我竟然也慢慢無師自通了。後來本班和日語班搞演唱會，還趕鴨子上架叫我伴奏過。盡管如此，我拉琴最多只可自娛，上台面實在不行。因我拉琴不再是一種噪音，後來提抗議的人也就少了，有時還能逗引幾個不相識的同好湊在一起切磋琴技，過過琴瘾。記得七八級有兩個曾在正式宣傳隊幹過的學生給我印象很深，他們的琴技是職業水平，有一位“騎兵進行曲”、“土耳其進行曲”和“快樂的寡婦”等歐洲名曲拉得美妙極了，可惜他們因學習太忙，僅與我交往過一兩次。自從學會拉分譜後，我便覺得自己有時可以在某種程度上一心二用。比如我現在有時一邊給你寫信，一邊給學生們上課，誰也覺察不出來我同時正幹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事。回想起來，學拉手風琴的經曆對我以後的生活實在有很大裨益。一方面，我找到了排解憂傷及落寞情感的方式，一方面也培養了我一心二用、高效率工作的本領。
到了七九年下半年，全國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對越反擊戰一事。對于越南當局恩將仇報的小人行為，尤其是對他們迫害華僑的殘酷手法，我當時聽到校園大喇叭廣播反擊作戰的消息後，感到十分痛快，心裏激動了好幾天。不過，隨著畢業分配問題的提出，我和同學們一樣開始感到非常緊張、焦慮。在大上海學習、生活了三年，突然想到很可能要滾蛋，留念之情油然而生。我們班有三分之二的學員來自外省市，其中還有許多是上海知青，幾乎人人都不想走，我們761班是上海交大有史以來第一屆英語專業班，雖名有“科技”二字，實際上是屬基礎部領導的師資班。與你同屬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的我當然知道，由于七七年已恢複高考，我們的身價一落千丈。教育部聽說有明文規定，一律不准留校，原則上仍按原招生政策所規定的“社來社去”方式分配工作。有門路的高幹弟子泰然無事，有心計的同學則四處活動。當時班裏流傳說全班將有兩個外省市學員到北京六機部工作的名額，有兩名上海知青在滬就地分配的名額，其它則“社來社去”。我聽了感到莫大鼓舞。我是全專業最年輕的黨員班幹部、成績優異，除了語音語調略差，各科考分，包括口語考分在全班一直數一數二，自信到北京去的名額非我莫屬。許多同學也認為理所當然，更有一位王姓同學和我打賭，說我一定會去北京，否則他輸我一塊手表。表面上我不動聲色，精神卻激動得一天到晚砰砰心跳。在上海倍感壓抑、孤獨整整三年，一切都將得到加倍的補償。一旦到北京我就可以續做下鄉期間培養出來的從政夢，這比留在大上海還令我欣喜若狂。不管從哪個方面考慮，我堅信自己一定是首選，但公布分配方案時，我得知我被分在位于宜都縣境內深山大溝的六機部七一七研究所時，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清楚地記得，那是一個寒冷的下午，我聽到分配方案當場時立刻感到天昏地暗，整個下午至晚上我一句話也說不出，由于過度震驚我整個心身抖了一個多小時，連煙都點不著，拿不穩。當晚傳來消息，說某系高幹子弟聽到分至陝西大三線，竟然上台要打系領導，還高喊：“老子三天之內回武漢。”他們有人靠，可我又能靠誰呢? 轉天稍稍平靜，打聽出公布分配方案當天的上午我還是到北京去的人，不知為什麽突然有了大變動。好心的葛老師還專門對我及他的另一得意門生徐姓同學語重心長地說：“沒有辦法，我們說話沒份量，今後靠你們自己了。”我自己從來也沒弄懂過，為什麽我從下鄉開始就一心一意按“黨組織”的希望，各方面培養自己、鍛煉自己，真正使自己又紅又專，到頭來黨組織卻這麽不公平，甚至連一個解釋也從來沒有? 我絕望，我不解，我憤怒，但我已無能為力，只能被動地接受這一冷酷的事實。這是我一生中所受的最重大的、影響最深遠的打擊，我當時幾乎都快瘋了，我按捺住對愛情的渴望而狂熱的追求事業、我一直賴以生存的自信心和希望，被人家在名單上就這麽輕描淡寫，漫不經心地一劃便全化為烏有。我敗了，我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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