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戀：一個知青的海外生涯》本是我用自创的日记式书信体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是写给初恋的，于2000新年前后一两个月之中草成；下集则是写给初爱的，于2020底一个月内完成。该书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匆匆出版，未曾想成了我的“种子小说”：其后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DETACHING《出走》,THE TUNER《调音哨》), 数十个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倒叙》，以及即将出版的英文三部曲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和散文集RETURN TO THE ROOT《归根集》，都是《致初恋》的英文衍生作品。现在此分期贴出，与其为了分享，不如为了存档，算是俺曾活过的见证，也算是把自个儿上传到网络空间或某个平行世界吧。
作者：袁昌明； 出版社：温哥华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体裁：日记式书信回忆录；字数：28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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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致易明
第11封信
2000年1月29日，星期六
八八年九月初，天津外貿學院派專車從北京將剛剛歸國的我接回早已搬入新址的學校。晚上到家，看到妻已將新分給我們位于五樓的兩室一廳裝飾得十分整潔、明亮，心裏感到豁然開朗，可是三歲多的來兒看見我老長的胡須、疲憊的神情竟然瞪著一雙大眼睛，直往妻身後躲，突然又使我覺得怅然若失。出國整整一年，我掙了一筆在當時看來數目頗為可觀的美金，長了不少見識，交了許多朋友，還多長了幾斤肉，可是覺得自己變傻了，失去了學業上的雄心，為人的傲氣和敏銳的反應能力；還有一百多個一年前就已讓兒子學會的漢字他也完全忘記了。
上班後，看到一張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聽到似親切卻疏遠的聲音，我覺得本已遠遠跳出三界外的我陡然又置身于滾滾紅塵之中。連最知己的老吳也說我完全變了，變得和他、和一切都疏遠了。是啊，還沒有完全恢複時差的我正面對著東西方社會文化的巨大差異，還沒有調整好蒙市藍領苦力與津城大學講師之間的角色距離，更未將窮困潦倒的單身黑工與擁有溫馨妻室的小書生完全合二為一，我同時感到錯锷、超然、麻木而激奮。一方面我好像成了一個萬事不關己的旁觀者，看到貿院從院長到夥夫大家在大千世界微不足道的一個小角落裏你爭我搶，感到既無聊不解，又滑稽可笑；另一方面我又好象變為一個被推向角鬥場的鬥士，無論我是否強壯，是否有利器或技藝在身，都必須與睜眼不見、卻遍地皆是的對手近身肉搏，否則就會被無情地傷殘、踐踏。我本想繼續做一個旁觀者，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不想卷入人事的紛爭也不行。
自從貿院正式遷入自己的新校園，人也多了，機構也健全了，一切都變得井然有序，尤其是等級森嚴。為了摸清院領導的真正意圖，我冒著可能得罪系領導的風險，越級向上彙報了我當訪問學者的經曆。我說在國外擴大了眼界、增長了知識，旁聽了許多課程，但未能展開科研項目。當然，除了妻，我對誰也沒有提及我在蒙市打黑工賺錢這一“見不得人”的經曆。聽了我的業務彙報，寇副院長不但只字未提升我為副系主任的事，還對我這種在國外溜了圈、並未拿到洋文憑、洋科研成果的人隱晦地表示看不起。他的態度使我感到莫大的愚弄、侮辱、欺騙和委屈。他那客氣、冷淡的神情，同情、理解的口吻比直截了當地輕蔑和潮諷更令人難受。我馬上意識到我按期回國的決定雖然沒錯，但我不能再呆在崇洋媚外、淺薄虛榮的環境中。我已經晚了許多年，不能再被弼馬溫的緊箍咒箍著。老吳說得好：貿院領導對我的搞法就像“給狗鼻梁上挂塊肉，讓你跑死也吃不著。”
不久，被經貿部派往中國駐秘魯大使館處理我院原黨委書記趙參贊死後事宜的外語系王主任返津回院，與我同時赴美進修的王副系主任也回國。其間我聽新調來不久管行政的系蔡副主任點到為止地說，王主任趁我在國內之機曾力圖貶我做教研室副主任，並將只有中專學曆的講師老吳從室副主任降為教研組長，以便將王的親信常組長等人升上來，不過，由于對我一直非常有好感的信院長等領導說話，我才保住了我本欲棄之如弊履的芝麻官。老吳早已打過招呼說蔡副主任是“自己人”，我聽到蔡的這些話後更是怒不可遏，同時也更強烈地意識到我在貿院很難再呆下去了。
我清醒地認識到，寇對國産碩士有不可扭轉的偏見。他們對持有洋文憑的人不管是否有真才實學無不奉若神明，不但言詞上褒揚有加，工作上虛位以待，生活上也百般優惠。對我這種工作能力強、教學效果好、科研成果多的國貨只是視而不見，用而不重，培而不養。尤令我難以忍受的是，學院各位領導表面上稱贊，甚至誘騙我按期歸國，私下卻附和一些中下層領導及一般教職員工的意見，認為凡聽話回國的，其實都是沒真本事的人，在國外混不下去才不得已“逃”回來。所有這些做法和議論在很大程度上不無道理。比如貿院初建，需要有名頭響亮的教授、博士、碩士進來撐門面，但對有真才實學且工作頗有成效的創業者不該有意無意地長期壓制，連安撫之言都不願施舍。再者，按期歸國的人並不一定就沒本事，好多人只是根據自己的事業、工作、家庭等實際情況做出了對自己最適當的選擇，這本應無可厚非(比如我拿著萬元美金就不愁沒有留加之道)。但國人之崇洋媚外深入骨髓，這種偏頗、愚昧的社會心理沒有幾代人的艱苦的努力根本就無法糾正。同時，我感到貿院人多以後山頭林立，有院長兼書記派，副院長派，副書記派。在官場上並無任何淵源的我不但在各位院領導心中只是一條會拉磨的驢、一只跑得快的狗，而在系領導看來又是一根肉中刺、眼中釘。因為我有實力，會幹活，他們表面上對我都客客氣氣，笑臉相迎，並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我、依靠我，但在內心我的點數、分數其實低得可憐。我逐漸意識到，我想升官、想掌權後把我系的英語教學搞得全國知名的理想只是不切實際的癡人之夢。我以前常想，如果給我一個室，我可以把它搞得全院第一(這一點我不費吹灰之力早已做到)；如果給我一個系，我可以把它搞得全學界知名；如果給我一個大學，我可以把它搞得全國聞名。這些想法充滿了個人野心色彩，但我的確堅信我有這個能力，更有“士為人知己者死”的古人之風。可是，我不但沒有知己，有的是壓制我、利用我、排擠我、嫉恨我的昏官、庸官與宵小。因此，我回國後不到一個月便已開始准備、聯系自費出國。當然，在未見頭緒之前我沒有絲毫的聲張。
老吳也非常灰心、消沈，甚至上班也不積極。他這個副室主任經常偷懶，我還得在我的另一位副手郭姓教授面前替他圓謊搪塞。老吳說，世道在變，錢才是最可靠、最實惠的玩藝兒。他告訴我在我出國期間，他因倍感排擠，只好到校外想法撈錢。他動用了一個奇妙的計謀(實際上是標准的“克格勃式”的先設圈套、拉人落水後再變相勒索之法)逼迫某名牌大學高官就範，同意與他公私合作，開辦英語、外貿人才培訓班，結果兩個月讓他賺了十幾萬，而且還高薪聘請我到他辦的私班兼課。我欣然同意了。我雖然腰纏萬貫回國，但幾大件、幾小件一買，也只剩下八千不到的美金。人民幣從來就不夠用，尤其是要准備攜妻兒回湖北探親，聯系出國需要大筆的錢，我不得不一邊工作、一邊賺點外快。留著那八千美金壓箱底，以備日後之需。
為了確保我自費留學成功，我必須力爭獲得全額獎學金。這次我充分汲取了前次在加求學未遂的慘痛教訓，九月底我根據歸國前精心收集的信息及定下的計劃，一下子向美加兩國五十所大學的相關系科致函索取申請資料，陸續收到後，我按自己的興趣即發展研究、比較文學、美國學，英文、英語教學將其分成五類，同時又按可能性極大、一般、極小將其分成三等，最後用我自己設計的“矩陣遴選法”挑出二十五個申請單位按輕重緩急准備各種文件。填表是自己可以幹的，我以極大的耐心和細心將每一欄都盡力填得令人滿意；
成績單則必須回師大求人，我便帶著洋煙逐一找人蓋好所有公章。推薦信為了省時省事我做了點手腳。具體做法就是先請師大導師唐教授、貿院外語系前領導傅副教授各寫一份，然後複印再簽二十份，比較文學方面請師大俄語專業李姓教授允許我替他寫好後再讓他簽發二十份，英語教學方面則給留校任教的師大學妹付姓講師(妻之閨蜜，現在美國任職于公立圖書館)打過招呼後幹脆用她的名義代寫、代簽二十份。我先寄出二、三十份大大小小的個人申請材料，再郵出五、六十份形形色色的成績單，為避免露出破綻，便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用不同信封、不同郵票、不同字體將推薦函逐一發出去。等把這一切做好，我早已累得半死，煩得要命，窮得發慌。但我相信這一次一定能成功。年前在加申請學校，我一則太輕信那些識途老馬，一則舍不得掏太多的銀子付申請、手續費，結果僅因申請的學校太少而泡湯。這次人在中國，我可以采用“地毯式轟炸”申請法(聽說我的李姓朋友當初曾申請過五十所、淩姓師兄索取過近百份申請材料、紀姓學姐也與二、三十所大學聯系過)，而且還無需交太多的申請費，因為美加各大學都知道當時大陸的中國人交不起申請費，且因中國有外彙管制一般人也無法弄到美金。我很精明地利用這一事實：我在每一份申請材料中都在信裏提到我的各種優越條件，同時也提到我暫時交不起申請費。僅此一項，我節省了近千美元，所有這一切都是我在蒙市打工期間早已根據自己的教訓預定好即謀定後而動的。
在等待申請結果期間，我一邊照常上班工作，一邊在外兼課賺外快，一邊大搞科研。僅八九年一年時間，我在全國權威學術期刊(如《中國翻譯》等)上連續發表了三篇正式論文(其中有關“英漢修辭比較”的論文因有創見、有份量，我出國後曾被某著名學者收入翻譯學的論文集)，還應邀組織編撰了當時全國最新、最大的《最新漢英對外經貿詞典》。(我是具體負責的“副主編”，編輯中有妻、老吳及幾個關系不錯的同事。我出國後最終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于一九九三年正式發行，定價23.80元，現在國內仍有出售。)我寫的第一部專著也于八八年年底正式發行，第三部專著則于八九年下半年完成校對付梓。在外人看來，我八九年在學術上的豐收似乎是我出國後的收獲，其實都是我回國後現想、現編、現寫的。我的主編、責任編輯、北京經貿大學教授單老師曾對我誇獎說：“我在北京外語教學與出版界呆了這麽多年，也認識這麽多人，很少看到在學術上象你這麽少年有成的人。真可惜，這麽優秀的人才竟然出現在外地。”聽了這話我心中既解恨、出氣，也覺得自己的確是個有真才實學的人。否則，單老師根本就不會舍近求遠，邀我這個天津講師級的三十剛出頭的年青人實際負責編撰對中國改革開放直接發揮作用的大型《經貿詞典》，更不會成為我良師益友。
更令人出氣、解恨的事是，八九年我不僅被評為全院優秀教師，還獲得全院一九八七至一九八九年第一屆“教學科研成果獎”。盡管我受系領導的排擠，院領導的輕視，但我的實力卻得到了人們公正的稱許。我公私兼顧，裏外都忙，一年之內做出了幾個人也很難做出的各種事。可恨的是，我這個無人事淵源、無學術靠山、無洋紙文憑、不會阿谀奉迎、不會討好賣乖的人終究得不到當權者的青睐。也許是上天有意諷刺我不耐等待日益膨脹的個人野心、懲罰我醜陋、灰暗、瘋狂、邪惡的過去，我等了三個月，院方誰也沒有提及給我升職的事，曾給我寫過信的寇似乎從無此事，信院長兼書記對此也似乎從不知曉。我絕望了，我為自己的事業心、理想、報國之志感到悲哀，我為天津貿院感到悲哀。
八九年初，我按正常的工作程序向外語系主任、黨總支負責人方書記(即我任支部委員時的前任教務系統黨支書)平靜地遞交了自費留學的正式申請。實權人物王主任當然欣然同意(我知道我的這個請求對他來說實是一個意外的驚喜)， 但寇副院長不太同意，
對他而言，失去一個幹活的好手並非一樁美事， 好在信院長毫不猶豫地表示理解、支持 —— 他求賢若渴，極需有洋博士頭銜的人幫學院充門面，但他哪裏知道我走的卻是一條不歸的路。為打通關節，我與妻商量給寇送了一個小件，即一個嶄新的洋産隨身聽，又利用清廉的信院長做寇的工作。也許一直主管全院教學業務的寇深知我去意已決，對我內心有愧，再加上“吃人家的口軟，拿人家的手短”，不久便同意我“公派自費留學”。
1月13日，星期日
這幾天，每天早晨霜重，出車前至少得花十分鍾鏟霜熱車，真是浪費時間。青兒病好了還不到兩天，昨晚又開始發燒咳嗽，妻要加班，我周末最忙，只好把他丟在家裏由他哥哥照顧。青兒不愛喝水，咳嗽起來有時上氣不接下氣，還伴有嘔吐症狀。來兒與他年齡懸殊太大，非常討厭他調皮、搗蛋，對他總是聲色俱厲，視如仇敵，真叫我為幼子牽腸挂肚。
八九年年初，我攜妻帶兒回湖北荊州城過年，順便給家裏買了幾件洋産家電、禮品，本來心情還不錯，可適逢弟弟正面臨他的女人鬧不和，把節日的氣氛、團聚的時光攪得烏七八糟。弟媳進門後，我還是第一次見到她，她這樣不顧大體，賭氣回娘家，把剛滿斷奶不久的幼子不管不顧地丟在家裏，害得我和妻一天到晚窩在屋裏替她哄孩子，真叫人氣悶。弟弟雖然有些小毛病，比如有時愛出去和朋友打牌聊天，抽煙喝酒，但對她自始自終都非常疼愛、眷戀。因此，我對她的看法極差。
她本是一個農村姑娘，憑自己幾分長相及父親是公社幹部，高中一畢業就進供銷社工作。與弟弟戀愛成婚後，在家外很會做人，回到屋裏則對丈夫頤指氣使，對公婆假心假意，衣來伸手，飯來張口，整天給家裏人氣受。更令人不可饒恕的是，連對自己的親身幼兒都不疼不愛，實在是一個心狠陰毒的女人。在我看來，女人盡可以對全世界的人殘酷無情，卻不可以不愛護自己的孩子，否則便失去了做母親的資格，也失去了做女人的尊嚴。換言之，作為一個男人，我覺得最不可饒恕的女人就是連自己尚需人身保護的親生骨肉都不愛護的女人。母雞母羊、母蛇母狼、都有護犢之情。當然，男人也應愛護未成年的兒女，贍養年老的父母，這是為人最起碼的道德與責任。
爸媽得知我已決意自費出國留學，開始並不太贊同，認為我已過而立之年，在天津無論是在工作事業、學問及生活方面都已走向正軌，並提前成為小康之家，犯不著再出國受洋罪。但我說單位不會重用我，甚至已容不下我，爸媽非常理解、同情我的境遇。我說經濟上不用擔心，我堅信我成績好，托福分高，有工作及發表經曆，一定可以獲得某種形式的資助。爸媽便說：“那就好。”唯一使對國外情況一無所知的父親最不理解的是：資本主義國家人人唯利是圖，為什麽他們願意掏錢讓社會主義國家去的人為自己念書?
在湖北過完春節回津不久，我收到位于加拿大中西部的薩斯喀徹漫溫大學英文系的錄取通知書。雖然必須重讀英文碩士(中國正牌大學的各種學位在此系一般都獲認可，唯英文專業屬于例外)，但該系正式答應給我全額獎學金，每月九百加元，比當時當地一般全日苦力的月薪還稍多，我喜出望外，心想這次出國留學完全可以成行了。有了這封信，我就可以順利辦簽證，而護照因院方已同意放人也不會出問題。我本希望有更多的選擇，但等所有回函收到後，發現還是薩大最適合，其它雖有更名牌的大學、更有名的都市，或令我更感興趣的專業，但要麽沒有資助，要麽資助太少，或還有附加條件。比如紐約的世界名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錄取我直攻“英語教學”博士，但只給我一千美元獎學金；美國俄亥俄大學錄取我念“發展研究”碩士，卻無資助金，加國卑詩大學錄取我念英文碩士，而且也給資助，但必須讓我每周幹十幾個小時的“助教”工作，一學期不過三、四千加元。我最想去的是哥大，但因獎學金太少，估計辦簽證不會很順利。我第二想去念“發展研究”，回國後一可按國家規定跳槽，二可將經世致用的專業直接用于報國，但沒有資助、掏自己的血汗錢念書太苦，辦簽證也可能不順利，更重要的是，即使念完歸國，也可能象在貿院一樣遇不到“明主”最後在人事件紛爭中浪費我的一腔熱血。為舒適、穩定起見，我最終決定還是到薩大。
至此，一切都按計劃進行得非常順利。可是到了八九年四、五月一場從北京為輻射中心的政治大地震震動了全國，也震驚了全世界。我對當時反腐敗、要民主等口號也感到強烈的共鳴，更為學生的愛國激情所振奮。看到我的一些學生坐車到北京天安門參加抗議活動，又看到一些同事也走出校門上街遊行，我每每有躍躍欲試的沖動。但想到我的護照還沒辦好，還是先等辦好此事以後再說。我一生已有幾次功虧一篑的慘痛教訓，這次應當等拿到簽證、登機後才可以舒一口氣。等到五月底、六月初我一直堅持在崗教學，只是以極富同情的旁觀者心態關注世態的發展。六月四日早晨，我在課堂上聽說開槍了，我的心情異常沈重、複雜。我感到政治的殘酷、小人物的可憐，更為我多難的祖國難受。下完課，老吳見我一反常態，默不作聲，邀我到學校操場上去散步。
走出教學大樓，我和老吳各自點燃一只香煙，狠狠地吸了一口，躲開所有的人群，遠遠地來到操場的一角。我們又象八六年在上海貿院、廣州貿院那樣推心置腹、毫無忌諱地談了起來。
“你老弟是黨員，對今天的事怎麽說?”
“我心裏很亂，說不出什麽。”
“我沒黨票。你當初勸我爭取入黨，其實很讓我為難，老方那（系黨支部書記）我都不願答理，你這兒我也是敷衍。”
“這我知道，你並不想入黨。”
“豈只這樣! 共産黨殺過我的爺爺，對我有殺親之仇。可是我家在解放前也有人跟共産黨鬧革命。文革期間我因出生不好在北京被趕到工廠當工人，可我在生活上有困難也吃過共産黨的救濟。我對共産黨又恨又愛，但主要還是怕，所以我的搞法是敬而遠之。”
“那你到底想講什麽呀?”
“我是想說並不怎麽喜歡現在的共産黨，但是我要對你說中國這麽大，這麽落後，沒有一個黨領導不行，沒有共産黨的領導不行。要國民黨回來更糟，讓那些乳臭未幹的青年學生上台只會天下大亂。大亂對誰都沒有好處，就是你我一樣也沒有好果子吃。”
“這話不錯。可是學生們的願望是好的，國內的政治也的確非常腐敗。”
“你是說不該開槍，不該戒嚴?”
“我也不是這個意思。我的心情很複雜。”
“文革那陣你老弟還小。我在北京見得比你多。每次運動誰知道到底誰對、誰錯? 政治上成者王，敗者寇，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小老百姓永遠都不知真象，誰保證那些大學生不是被人利用?
“你說得對。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今天要勸你的就是少摻乎，不要心血來潮，瞎起哄。咱怕亂，只要不亂，共産黨愛怎樣就怎樣。”
“我這個年輕的老黨員一定聽話。”
“你還是抓緊辦你的護照吧。”
“謹受教！”
不過，由于天安門廣場清場後全國的形勢急轉直下，所有的護照必須重新申辦，最後還得由所在系統的副省、部級以上領導親自批准，同時還得有出境證。我因在六四前後一直堅守崗位，沒參加遊行示威、沒說過過格的話、也不存在“思想上的問題”，所以不但順利重新登記為黨員，系院各級領導、各位領導都對我再次開綠燈放行。等我到了經貿部，我感到非常緊張，六四風波前我在天津外辦辦護照很容易，打著曾任過外辦主任信院長的招牌、又逢大小官員，秘書辦事員先塞幾盒洋煙，兩個小時就把公章蓋齊了，但在經貿部兩眼一摸黑，不管誰只要那天早點吃得不順心，上班心中窩過火，甚至抽煙嗆了嗓子都有可能讓我的事擱淺、泡湯。非常幸運的是，有一個年輕辦事員認出我是天津外貿學院的老師，趕忙走過來問我認不認識他，我說一時認不出來，他說是津貿分配至京的大學生，我曾教過他“高級英語”。我雖然還是對不上號，但客氣地說：“對對對，沒想到你分到部裏來了。”他了解我的情況後，立即四處張羅，逢辦事員就喊：“哥們兒，這位是我們全天津外貿學院最棒的老師，請各位一定多多關照。”不到兩個小時，這位好心，能幹的學生居然從教育處到人事局，從人事局又到秘書處，從秘書處到部長辦公室，把所需蓋的公章全部蓋齊了。為此我無以為謝，只是發了一聲長歎：“我是托了學生的福啊!”同時，我也非常悲哀的想到：“可愛的天津外貿學院，我不得不忍痛與你永別了!
好像是回到天津當晚或不久，一個平時非常尊敬我的男生神情緊張地找到我的住處，說他在京遊行期間不知怎麽弄到一把軍用手槍，聽了這話讓我和妻感到既惱火、又緊張，還有幾分同情。他不該在這個節骨眼上給我添這種麻煩。我如果上報，肯定能立功受獎，可是我不忍出賣、傷害心地單純、簡單，對我十分信賴、愛戴的學生；如果知情不報，萬一泄露我自己不但出不了國，還可能被公安帶走，而落井下石的人隨時隨地都有。我左右為難，尋思良久，然後嚴肅地對這位學生說：
“你是十八歲以上的成年人，我也一直把你的當成人看待。我提兩條意見，你自己做決定，後果由你自負。
同學說：“請老師快講。”
“一是立即上交公安部門，把來龍去脈講清楚，相信會對你酌情寬大處理。”
“那第二條路呢?”
“如果你自信這把手槍誰也不知道在你手上，你今夜就把它扔進海河、永不提起。不過，我懷疑你這把槍的事真的只有天知、你知、我知。”
此事我後來沒有、也不敢再過問，他過了一兩個月返校上課，為我送行也沒再提到此事。當然，至今我也不知他當時到底是怎麽處理的。
放暑假時，我一邊等簽證，一邊經人推薦替一家天津與西班牙合資的工廠翻譯合同等有關文件。兩個星期不到，賺的錢比我這個馬上可以提副教授的講師四個月的正工資還多。考慮到護照已正式簽發，一切文件齊備、過硬，加國使館遲早一定會給我學生簽證，我便攜妻帶兒首次自費出去遊玩。我們先到北戴河。第一次撲進蔚蘭色的大海簡直令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我從小向往大海、欣賞大海的深沈、開闊、充滿能量和神秘。在我兒時的夢中、青少年時期的想像裏，大海總是強烈地意味著宇宙間一種無窮無盡、浪漫無比的永恒力量。我在水裏曾經死過一次。我想像假如我有朝一日死于大海，那將是一種永生：將我脆弱的生命、渺小的身體、灼熱的內心、不安的靈魂一起溶進大海，按照物質不滅的定律，在宇宙間安息、長存，豈不是人生最好的歸宿! 我想起了初唐四傑之一，去海南探父途中渡海溺水而死的王勃，又想起英國十九世紀偉大浪漫詩人、二十九歲在大海中溺斃的雪萊，只有無邊無際、洶湧澎湃的大海才配接納、安葬一顆孤獨而偉大的心靈。看到不久則滿四周歲的兒子興致勃勃地在海水與沙灘接吻處撈著海草，我一步步推著不會遊泳的妻往沒有人迹的大海深處走去。在遠離人群的水域，我突然興奮沖動起來，以蒼穹為帳，以海洋為床，不顧妻願與願意，就在幹淨、溫暖的海水裏與她交合，把我的生命、希望、力量、意志、沮喪、失意、憤怒，豪情與雅致、自卑與自憐一道全渲泄進她陰柔的肉體，全渲泄進沈靜的大海。我感到放縱的莫大快感。這次不無亵渎的痛快經曆使我終身難忘。
後來又去山海關，獨自登上長城的入海處。我從小激賞毛澤東的偉大詩句：“不到長城非好漢”。我一直故意不去遊長城，因為我覺得自己根本算不上一條好漢，絕無資格到長城去登高望遠。可是，我很可能要離開我可愛的祖國山水了，我要到異國他鄉去奮鬥，我願象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中的李玉和那樣，喝一碗母親斟的酒，去對付天下最殘暴的刑罰。我特意到海水與城頭接合處抱著長城親吻，然後我反過身來，靈機一動做好耶酥被釘上十字架上的姿勢，請一個陌生的遊客給我照了一張像，遊客看到我這種奇怪而滑稽的姿勢，以為我有精神病，這個姿態顯然不優美，但卻蘊寓了連我自己都不能完全領會的意義。這一不倫不類、惡作劇式的黑色幽默實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構想之一。
返津不久，簽證下來了，我訂好九月十五日出國的機票，因名義上尚屬“公派”，貿院出錢替我買的票；
然後請父母從湖北來津與我道別。母親看到貿院院、系各級領導絡繹不絕來我家祝賀，為我感到非常自豪、慰藉。我的洋學位還未到手，全院大小官員似乎突然把我當成了外來的和尚。
我覺得十分出氣、尤其當過教師節我拿到“優秀教師”獎品時，我內心的快感簡直難以言狀。我把獎品(手表)送給了爸爸作紀念。九月十四日夜，妻、兒掉著眼淚、嗓音哽咽地應我的要求給我錄了一盤錄音帶。次日，我內心哼唱著“風蕭蕭兮易水寒”，第二次離開了我可愛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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