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戀：一個知青的海外生涯》本是我用自创的日记式书信体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是写给初恋的，于2000新年前后一两个月之中草成；下集则是写给初爱的，于2020底一个月内完成。该书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匆匆出版，未曾想成了我的“种子小说”：其后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DETACHING《出走》,THE TUNER《调音哨》), 数十个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倒叙》，以及即将出版的英文三部曲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和散文集RETURN TO THE ROOT《归根集》，都是《致初恋》的英文衍生作品。现在此分期贴出，与其为了分享，不如为了存档，算是俺曾活过的见证，也算是把自个儿上传到网络空间或某个平行世界吧。
作者：袁昌明； 出版社：温哥华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体裁：日记式书信回忆录；字数：28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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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致易明
第9封信
2000年1月22日，星期六
今天霧大，行車不便。我的人生之路也常常雲遮霧罩。不過，我早已學會在撲朔迷離中欣賞朦胧之美。在視線不清的環境裏探索前進，不但可以使行路者變得小心翼翼，還會使人充滿對陽光的期盼。只要你腳不停步地往前走，再濃的霧遲早也會散盡。
後來我終于透過濃霧探出真象，葉姓同事的話不幸而言中：廖蘅湘的母親是堅決反對我和她女兒來往的。我曾到廖家去過幾次，還吃過幾頓我想吃的大米飯。廖伯父是湖南人，有文化，抗美援朝歸國後一直在天津市河東區某機關任科長，偶爾在天津市委的月刊上發表文章。伯母是天津本地人，在某塑料工廠任工會幹部。她嫌我個子太小，比她女兒還矮了一指兒，吃飯、講話都太快，左看右瞧都不順眼。因此，每次在出門前都叮囑她女兒不要再與我來往。母女意見極為不合，娘倆鬥氣常常一起掉眼淚。廖伯父也許同是外鄉人，對我即使好感不大，至少比較同情。他一方面勸我們不要心急，慢慢做伯母的工作，一方面提醒我們不要只顧談情說愛、荒廢了學業。我得知廖伯父的態度感到很受鼓舞。他是一位非常明智、令人敬重的長者。
就外表而言，我的確是不“配”廖蘅湘的，其實從“內心”講我更不配。就是在“高級”知識分子成堆的籌備處，人們大都持這種世俗的看法，但廖蘅湘雖年輕單純、言詞極少，卻默默地頂住了母親的壓力和同事的閑言碎語。她對我說：“一米八的高個也伸手可及，我喜歡的是你的才情與學識。”為了減少不太中聽的議論，她把愛穿的時髦高跟鞋全都處理掉，只穿平底鞋，和我在一起站著的時候也總是故意站在低處（這兩點還是我後來經人提醒才知道、注意到的）。我看到廖蘅湘的態度是堅決的，我便提議盡快登記結婚，以免夜長夢多。她毫不猶豫地同意了。在沒有事先給兩邊父母打招呼的情況下，她趁家中無人把戶口簿從櫃子裏翻出來和我于八三年五月十六日“偷偷”在街道辦事處申領了正式的結婚證。我們從二月七日初次約會到在法律上結為夫婦，前後時間剛好將近一百天。百日之戀時間雖短，但如果愛是真的，又何必去管世俗的偏見和社交的慣例呢? 愛情雖然不是一種商品，卻也應講究質量和強度，你說呢? 我和你的百日之戀同樣也是高質量、高強度的，其結局為什麽只是終生的、令人惋惜遺憾? 其實只要愛是真的，力量和智慧早已包含其中。大丈夫又何患無妻! 我這個矮個的窮小子、野小子從此便有了自己的婆娘。記得在宜都“永別”時，你曾語重心長的對我說：“你是生活中的一個強者。在天津會有一個美麗多情的好姑娘等著你。”事隔二十年後的今天，我們在“陰間”重逢，你尚不知道我的任何情況，卻在第一封信中寫道：“我的朋友，我一直祈禱著上蒼：給你一位善良、美麗、聰慧、安靜的妻子；給你一個調皮可愛的小男孩；給你一個溫暖自在的家；讓你的內心永遠充滿愉悅和甯靜。”謝謝你，我終生難忘的初戀情人，謝謝你無私、善良、高尚的祝福，謝謝你在冥冥之中的引見與撮合! 雖然在我婚後的生活中還有許多曲折、艱難的故事，但畢竟是你的虔誠祝福讓我獲得了愛的新生。
領到結婚證後，我對妻說：“謝謝你，你沒有耽誤我太多的寶貴時間。”八三年夏我弟弟因腰間盤脫出來津治療半月，他離津時我對他說：“告訴爸媽，我現在終于有‘撒驕’的地方了。”聽了這句幽默而飽含辛酸的話，與我同月同日生、整整小我六歲的弟弟哈哈大笑地說：“真沒想到，我老哥還是這麽一個風趣的人。”暑假開始時，我和妻參加了一次別有風味的聚會，與她一生中最要好的三位閨蜜及其丈夫或戀人們把酒相認。席間，何姓女士(現為天津某大學英文教授、系副主任)的丈夫王老師(教中國語文，現為天津某市級中學校長)一臉正經地對我說：“昌明，你在我們四個男人中個頭最小［其它幾位都身高一米八、九，標准的北方大漢］，學問最好，蘅湘卻是四個女人中個頭最高的。她年齡最小，也最單純，結婚後你可不能欺負我們的小妹妹喲。”八月初，我和妻分別到甘肅、陝西招生，工作結束時，我乘飛機在西安與她會合，住在有名的“芷園”，吃過有名的“羊肉泡馍”，晚上休息時我本想趁出差之機順便旅行結婚，但想到自己的心身俱不清白，我猶豫良久，最後還是退出了她的房間，沒有“欺負”她。
八三年九月八日，我們在廖家兩室一廳的房間裏舉行了簡單而熱鬧的婚禮，主婚人是天津頗有名氣的孫姓說唱演員。參加婚禮的只有女方幾個近親代表，我家有個遠親代表。我們當場並沒留下什麽照片，但卻錄了音。婚宴結束後，由妻弟及其幾個年輕表弟騎著自行車陪送我們回到由剛剛正式成立的天津經貿學院給我分的一間僅8.75平米的鬥室(同屋的大房間住的是新婚不久的老室友孫老師)。新婚燕爾，我非常激動，妻首次離開父母也感到十分緊張。入睡前我讓她先上床，她顯然還感到有幾分恐俱。夜深人靜，月光如洗，微風把窗簾吹得如波似浪，我半跪在床前，忏悔地對妻說：
“原諒我，我以前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也因為怕失去你直到今夜才對你說。”
“什麽對不起我的事兒?”妻平靜地問。
“我曾和別的女人…… 睡過。”
“誰? 是不是你常提起的那個易明?”
“不是，是另一個與她男人幾乎同名同姓的女同學。”
“……”
“你能原諒我吧?”
“……”妻沈默了片刻說，“我能原諒你，反正那時我們都還不認識。只要我們今後好就好。”
接著，妻也向我不無忏悔地說：
“我也和以前的男朋友親過嘴。”
“那你為什麽和他分手了?”我問。
“因為他愛動手動腳，不規矩。”(若幹年後，妻曾表示為這點小事和她以前的男友“吹”，其實是“不該的”，即反應過度。)
“我有時也不夠規矩呀?”
“這不一樣，我們早就領了結婚證。”
就這樣，妻以她純潔的內心拯救了我肮髒的靈魂；並在當夜又以她少女的鮮血除掉了我罪身上的汙點。愛情的罪惡只能由純潔的愛情來洗滌。我在你結婚兩年多以後才最終從人生的滾滾濁流中爬上了岸。就像基督徒受洗一樣，我找到了愛人，靈魂從此也有了家。
成家之初，雖不能說家徒四壁，囊中也的確沒幾兩碎銀子。妻的嫁妝全在兩個箱子裏，大多是衣褥。我買了一張床、寫字台及基本炊具，後來父母從湖北托運了幾件家俱。結婚費用當時一般也在萬元左右，因窮我家出資僅2500元，其中弟弟給的五百元還是他從朋友處借來的。我盡量節省，記得年底回湖北省親還給父母千兒八百塊，母親都難過地流了淚。結了婚，人生告一段落，我本想學師大同學馬上聯系出國留學，但一想到連“托福”的十幾、二十多美元都沒有，也無錢去換(我是從來不願開口找人借錢的)，也就只好打消這個念頭。為改善生活，我們必須想辦法賺點外快。妻英文語音語調較好，天津貿院首屆學生進校後一開學就上了講台，而我還要等到學生升上二年級才“有用武之地”，而實際情況是我受到排擠，有人故意讓我坐冷板凳。不管怎樣，我經妻的閨蜜何女士的引薦到河北區職工夜大兼課。不久，我們用攢來的280元錢買了一個二手的13寸黑白電視機。後又到處求人，終于弄到一個煤氣罐，燒火做飯也方便多了。北方冬天來得早，我一個人買煤背煤，累得直不起腰來。妻心疼地勸我幹活緩著點勁，可自下鄉我就奉行自己歸納出來的座右銘：活著幹，死了算!
寫到這裏，青兒玩累了，象小狗似地蜷著身子在我的座椅下睡著了。他哪裏知道，我成家未立業的時候，生活是多麽的清貧而艱辛。鬥室蝸居，天天的北方大白菜加平裝的“恒大”牌香煙已使人苦笑無言，工作上受小人排擠，事業上茫無頭緒更使人感到壓抑、消沈，最令人擔憂的是我竟突然失去了鬥志，新婚的頭一年，也許是夫妻過于恩愛，如魚得水，我好像完全忘了從前的志向，也沒了往日的毅力，整天沈睡于溫柔鄉裏。結能半因縱欲無度，半因舊傷複發，腰腿疼了一年多，每天坐臥都不適。有的醫生說我是坐骨神經痛，有的說可能是腰肌勞損或椎間盤凸出，老年的同事們則欲言又止地笑話我不夠節制。到了農曆八三年年底，我攜妻與在京工作的李姓高中同學夫婦一道乘特快列車回松滋老家，讓並不醜的媳婦第一次見了公婆。因南方天冷家裏也不生爐子，甚至窗戶也不關，妻感到不但人地生疏、語言不通，更是淒冷無比，我只好陪她早睡晚起，一天到晚，裹在兩三層被子裏不願下床。在湖北過完春節，呆了兩周便匆匆地趕回天津上班了。
到了八四年晚春，發現妻仍然沒有身孕，叫我著實沮喪、焦急! 我一直希望人有的，我都要有，可在這件事上，無論我倆怎麽努力都毫無效果。我開始埋怨妻新婚初期不該避什麽孕、不該不肯馬上要孩子，過了半年多再想要也要不成了。我們多方求醫，最後經一位有類似問題、教法語的年輕同事張姓朋友(十幾年前去法國，據說現已成了一個富翁)的推薦，找到河北道中醫院的馬大夫，診斷結果是妻的“宮冷”(我曾懷疑她“性”冷)，我的“精子數少，成活率太低”。我按醫囑堅持喝了二、三十瓶由他自制的“生育一號”糖漿。到了八四年九月，妻被派往北京經貿大學進修半年，掐指一算，在她首次返津探親之際，即九月八日晚十點半，在她那片並不肥沃的北方凍土上，我播下了一粒源于江南、並不壯實的種子。無論這粒種子今後是否成長為參天大樹，或是路邊小草，我都感到無限的慰藉和愉悅，因為我知道，即使我明天就走，我的生命也有了延續。
早在妻懷孕之前半年，我為鍛煉身體，也為自治腰腿痛的病，已開始恢複晨跑，並有意在工作、事業上幹出一番成績。自從走出師大校門，我已靜養了將近一年半。靜極思動，我認識到不能永遠睡在溫柔鄉裏，雖然情勢不允許我再象以前那樣充滿野心，才識也不足以讓我一鳴驚人，我不能無休無止地躺在妻的懷抱裏喃喃細語、自暴自棄。一旦有了決心，機會總是可以創造的。換言之，只要有了鬥志，人生就不會空虛乏味。屬雞的我經過了漫漫長夜，終于盼來了黎明，即使是嗓音嘶啞，不能高歌一曲天下白，至少也該出來覓食了。英諺說得好：只有早起的鳥兒方得食。我自知我的天賦最多只屬中等微偏上，我的運氣從來就不佳，我雖然時時想依靠他人的幫助實際上從來也無人可靠，而我的學識、才智即使與我二流大學研究生的身份也並不相符。我在天津除了妻便無依無靠，要想有所成就，要想豐富、充實自己的人生，唯一的出路在于靠自己的毅力和大腦苦苦拼鬥。
2000年1月23日，星期日
從今天開始，溫市的“中文電台”普通話節目的播放時間正式由以前的每周十八個小時改為每周五十四個小時。以前大部分中文電視、電台節目都是用粵語播放的。近年來，每年平均約有一萬個講普通話(本地隨台灣人的習俗稱之為“國語”)的華人從中國大陸、台灣及世界其它各地移居來溫，與其說給我們講普通話的溫市華人增加了聲勢，倒不如說給精明的生意人帶來了商機。不管動機與效果如何，我都為此感到歡心。我喜歡看方塊漢字，喜歡聽“正宗的”普通話。無論何時何地，我胸中跳動的永遠是一顆中國心。遠離祖國的人最熱愛故國。遠離故鄉的人最眷戀家鄉。這並非因為祖國、故鄉的月更圓、山更青、水更秀，而是因為時間或空間的錯位象萬花筒似地將悠遠的過去幻化為心目中的美好圖景，從而使人感到與故土的人更親、情更切，血更濃。
其實，我當初在國內時並不覺得祖國有多麽可愛，反而感到周圍的人實在太多、太無教養、太不友善、太過貧困。尤其我的工作單位，雖與京、滬、穗三地的經貿學院同為大老板外貿部的四大部屬高等院校，負責培養、培訓華北、西北八省一市的外貿幹部和專業人材，其教職員工卻極為良莠不良，創辦初期連自己的校園也沒有。八三年大約60名首屆入校的大學生滿懷激情的從各地來津就讀全國最熱門的外貿專業，沒想到上課念書、吃喝拉睡竟與七、八十個天天上班的教職工一起擠在從天津外貿中專借來的兩層半樓裏，上至從北京經貿大學教務處長任上調來管教學的寇副院長，下至從民工中隨意招來的燒開水的臨時工，每個人口裏、心中都有一句響亮的失望的感歎：這哪裏象一所大學!
無論怎樣，這的確是八十年代在中國正式成立的一所十分重要的高等學府，對中國曆史上空前的改革開放具有直接的支撐作用。但是，因我院地處市區邊緣，一走出借來的小小校園，滿眼看到的都是塵土臭溝，到處可見驢屎馬糞。尤其是員工隊伍七拼八湊，整體素質極差，完全是文革期間流行的“土法上馬”的搞法。我院自籌備時期開始，人員來源主要有三，主要幹部、業務骨幹調自天津市外貿局，他們是地方軍，也是嫡系部隊、主流派，其最高代表是貿院領導小組組長、時任天津外貿局局長的趙姓領導(後專任院黨委書記，若幹年後死于中國駐秘魯商務參贊任上)，他們可在貿院呼風喚雨，但不懂教學。第二個來源是從以寇副院長為代表的“京派”。他們是正規童子軍，其主要成員是從北京經貿大學陸續分來的大學生，他們人少力薄，但有負責全院實際工作的教學專家寇姓領導為後台，因此大多年少氣盛，不可一世。第三個來源是五花八門的雜牌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無依無靠。我和妻均屬此一吃草拉車的“牛派”。全院的教學單位剛開始僅分外語組和外貿組。兩組及其它各單位的負責人不消說都是“津派”出身。
常言道：好鋼用在刀刃上，可是外語組卻將我當塊廢物扔在路旁。直到八四年初，剛從趙局長夫人科室調來任外語組副組長的王姓外貿業務員對我這個年輕的黨員研究生似乎慧眼獨具，或抱有幾分不平和同情，或想看看我的真章，出出我口語不很好的洋相，在得到寇副院長的首肯後終于讓我也上了講台。為了爭一口氣，我在夜大兼課有意積累了不少經驗，此次上課前還虛心求教，請只上過中專但教學經驗豐富的吳姓老師幫我演練，結果贏得十分挑剔的新大學生們的贊揚和欽佩，從而使對我不利的種種因素或說法不攻自破，連非常注重業務教學的寇副院長對我也一下子另眼相看。不久，看到寇只身一人在津，吃飯有時也象我當時那樣成問題，便和妻商量請他屈尊光臨我們鬥室，吃了一頓飯，席間我趁機就學院裏的教學工作提出了許多富有建設性的意見(這是我自下鄉後就擅長的拿手好戲)，他似乎很有興趣，也聽進了不少，比如如何提高教學質量，管理培訓師資隊伍，確保第一線任課老師不致被年輕氣盛的大學生們轟下台等等。令他似乎更感興趣的是，我這個年輕的元老級人物對經貿學院從籌備到成立的人事變遷所知甚多，而且觀察也較入微到位。
其實，以我豐富的知識、系統的思路、活潑的形式及獨特的風格一下子獲得僅比自己小六、七歲的大學生們一致好評並非偶然。偶然的是我的良好教學效果與其它首次登台授課老師的表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偶然的是因學生與教職員工交往既多而且密切，我的“幹活是一把好手”的名聲通過學生之口一下子幾乎傳遍全院。
即使不認識我的人也聽說過我這位全院獨一無二的研究生，一個“到底是研究”出身的大學老師。也許是出于權力鬥爭的平衡考慮，也許是為了安撫無所依靠的雜牌軍，也許是真正發現了我這個“貨真價實”、“又紅又專”的年輕人才，院領導小組不久就將我指定為英語教學小組負責人。當天津市委外辦主任信主任改任我院院長並正式組建各級領導班子時，我被直接任命為全院最大的基礎英語教研室主任。我頭上雖然有兩位副系主任，但因為我是黨員，且在黨內兼任教務系統黨支部委員，他倆都對我禮讓三分。人事處的趙姓女幹事經常私下告訴我說，院領導對我期望很高。趙書記本人還曾表示有意讓我進入第三梯隊，並提醒我要安心一步一步地上，他說他曆來反對破格提拔。從此，我似乎有點兒一鳴驚人，成了貿院的風雲人物，年輕不足27歲的我不但肩挑重擔，掌管全院半數以上的教師，還直接負責幾乎是全院日常的教學工作(學生升到三、四年級後才逐漸轉入外貿業務的學習)。院領導個人對我都很賞識，各系、處、室、科領導至少在表面上對我也十分客氣，普通老師對我幾乎無不恭。可惜好景不長，也許因為我不通權謀，且天生有反骨，不忍欺下而敢于犯上，再加上樹大招風，暗箭太多，到了八五年之初我已開始自感“失寵”。
導致我“失寵”的直接、主要原因想來可能有二。第一件事有關教學秩序。我院開辦初期的學生人數本就不多，又和寇副院長同住一層樓，他們對哪個老師稍有意見就越級告禦狀，而寇的“耳朵又軟”，每每唯學生的意見是從，經常不事先打招呼就甩開系、室兩級直接負責人更換老師，搞得老師人人自範，再加上寇是學外貿專業的，對外語教學的規律並不掌握，比如他有只重口語、忽視文法的傾向，老師對他其實早就很有意見，有鑒于此，我在系領導及老師們的支持下，對他采取“兵谏”，即我在召開本教研室討論會時請他下來一同與任課老師們研究教學問題。因會上火藥味較濃，聽慣了贊揚話的寇滿臉通紅，但還是極力按捺住自己的情緒向老師們細心解說了他的立場和做法。自從這次不愉快的會結束後，他再也未曾光顧過我們教研室，甚至聽取彙報也避免過來。第二件事則有關教學組織。我看到全院的工作重點都在我們外貿外語系，而我系的工作重點又完全在我室，為合理化起見，我曾建議並鼓吹將我室從外貿外語系中獨立出來，名副其實地統管全院的基礎英語教學工作(當時國內不乏先例，後來在國外看到各大學都有類似做法)，各層領導可能都認為我一心想升官，盡管這也是部分實情。我寫過“論外語教學十大關系”的學術論文，結論是在外語教學中，借用克格勃訓練間諜所采用的“全封閉式”教學法最有效。我想獲得相應的權力後實施這種當時在國內尚無人提出，更無人試驗的大膽做法。幾年後，我才認識到在這兩件事上我犯了官場上的大忌：一是不給領導面子，甚至有“要挾領導”之嫌；二是伸手要官，不懂以退為進。僅此兩條，已注定我的官運將永遠不通，但當時的我並未認識到這一點，更別說做出積極有效的補救。我只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我認為我的事業心于公于己都是好事。除了本人上好課外，我還把負責全院大半教學工作的教研室工作搞得有聲有色，並且連續兩年被評為全院先進教研室；身為教務系統黨支部委員，我一邊參加整黨和各種政治學習，一邊還鼓勵、支持占全院教師總人數一半以上的我室老師申請加入中國共産黨；同時，我絲毫也沒有放松自己在業務時間苦做學問。
八二年九月正式離開師大到八四年九月，整整兩年內我從未主動地深鑽過業務，但我也做了兩件事，一是修改畢業論文，並于八四年十二月赴京到國際關系學院參加學位論文答辯，順利通過後獲該院頒發的編號為“0011”的文學碩士學位(師大外文系當時無碩士授與權)；二是在八四年夏經師大外文系的一位副主任推薦與天津外語學院一位梁姓教授合作將英國作家柯林斯的名著《月亮寶石》譯成漢語。我當時對此項工作非常重視，簡直是廢寢忘食。
八三年我因新婚不久回湖北過年，盡管我的導師唐教授建議讓我這個“快手”回來參與其事，但我的兩個師大同學卻另找他人合譯並出版了一本題為《外星人》的暢銷書，我對此還有點耿耿于懷，認為老同學們真不夠意思。這次與人合譯小說，一可證明我不虧為“快手”，二可借他人之光發表譯著爭口氣。可惜書譯了不到一半，出版社說已有另外兩家出版社不日將別人的譯稿付梓，我們只好被迫停筆。
八四年任教研室主任後，我苦苦思索，寫了我的第一篇學術論文《略論外語教學十大關系》，此文雖投過稿卻無人發表，僅在貿院宣讀過。同年九月，趁妻在京進修，我開始醞釀，經過一個多月苦思冥想，計劃分題撰寫十本專著，爭取35歲之前升副教授，40歲之前提正教授，然後隨心寫作、自由研究。我將這一計劃向本系第二外語教研室主任、比我大一二十歲的法語講師張姓朋友透露了一些，他對我的學術野心及人生安排頗感認同(他後來成為我國最早的符號學家之一，後去法國後失聯)。八四年年底，我已著手撰寫我的第一部專著《英語比較結構》。我每天在家啃面包、吃冷菜、嚼饅頭，妻返津探親才好好吃幾頓飯，三個月就把初稿完成了。我和妻開玩笑說：“我們比賽，看我們誰先把孩子順利地生下來。”此書幾番修改，經寇副院長的引介，最後于一九八八年春由對外貿易教育出版社在北京出版。書薄，僅135頁，印數21，000冊，單價為1元。稿費不多，大約兩千元左右，我當場決定把一半留給了我的審訂者單老師。這本小冊子份量雖然不重，但卻從選題取材到撰寫校閱完全都是我這個“冒牌”的研究生一人所幹，說明28歲不到的我不但有一定的獨立的學術眼光，而且能在工作十二分繁重的情況下分心做學問。當趙書記得知我如此玩命，曾瞧著我消瘦的面孔說：“別玩命，小袁，悠著點幹嘛。”後來開始撰寫論文，我發現自己的學術文章並非無內容、無創見，而是因為我這個作者名不見經傳才難獲發表。于是，我仔細研讀大教授、名專家們的學術文章，盡可能摸仿他們的筆調，將此書的重要內容壓縮為一篇論文，于八五年十月寄往北京，次年突然發表在全國翻譯學界最權威的學術雜志《中國翻譯》第五期(頁14-17)，從而成為我一生中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正好成了我29周歲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八五年六月十日清晨，發現妻的洋水已破，我在她的大肚皮上用手寫出“袁來”二字 —— 望我兒後來居上，然後匆匆從五樓趕下去騎車到貿院求人將她送往市中心婦産科醫院待産。下午五時長子比預産期提前一天出世，看到蜷曲的妻被人用床車推出來，一副虛弱無力的樣子讓我感到一陣心疼，但得知母子一切平安時，驕傲與舒心一下襲上心頭。我也有了夢寐以求的兒子! 我從一個農村來的野小子變成了一個父親! 當晚我陪妻在醫院熬了一夜，第二夜我給她送完催奶的鲫魚湯就回去看我愛看的香港電視連續劇《上海灘》—— 我對任何從社會最底層往上爬的人物或故事饒感興趣。為這件事妻後來一直耿耿于懷。你說我有錯嗎? 長子出世的第三天夜晚我將妻兒接回嶽母家。第一次給他換尿布，我自鳴得意、情不自禁地親了親他的小丁丁。妻在旁看初為人父的我舉動滑稽，不禁也笑了。
我母親冒著酷暑從新安家不久的荊州特意趕到天津服伺兒媳坐月子。看見我不但早已從二樓的九米鬥室搬至頂層五樓的大間(約15平米)，雖仍與別人合住一個單元，條件改善多了，而且我一下子就當上了正科級幹部，與幹了幾十年的父母、嶽父母平起平坐，學問上了路，兒了也有了，母親感到由衷的快慰。只要看到我最敬愛的母親的微笑，我經受的一切委屈和困苦都是值得的。
到了八五年深秋，我又著手撰寫我的第二部專著《英語歧義類型》。有一陣子思路不通，害怕孩子的哭鬧，我將妻、子都趕回嶽母家，一個人又在家裏邊工作，邊吃冷菜，啃面包，邊做學問，不到三個月，初稿又完成了。盡管此書的學術創見自覺許多，選題也新穎，但終因出版銷路有問題、征訂數目太小在各個出版社輾轉數年後至今也從未正式出版。在此書的寫作期間，妻做了一次人工流産，據醫生講也是一個兒子，我的老二就這樣被人為地扼殺了。
八六年開學後不久，我按計劃又開始撰寫我的第三部專著《英語替代用法》。這次沒有獨自留在家裏啃面包，每天都吃著妻做好的熱飯熱菜。為了多掙幾塊錢的稿費，我每天夾著香煙、蹲在椅上想法把句子拉長一點，妻為此經常取笑我。此書大約也只寫了三、四個月，後交北京外貿教育出版社審訂，因銷路及稿費問題也拖了幾年，直到一九九0年初才正式出版，因妻曾積極支持此書的寫作，我將她的姓名也印在封面上，後來該書的摘要形式也曾由一家權威學術刊物發表。看到我完全靠自己走上了學術研究的正道，師大的老同學及室友都感到很羨慕。對此，我自己也十分得意，還在私下常常想：“誰還能說我是冒牌貨！”
就這樣，八五年以來我在工作、學問、家庭生活各方面都獲得了長足進展，周圍的人們對我無不豔羨，妒忌的人也越來越多了。二十八歲不到，我有嬌妻、愛子、黨票、全院唯一最高的碩士學位、學術成就、祿位、院首長的青睐、同僚的敬重、學生的愛戴……
可誰知道，這一切沒有一樁不是靠我艱辛的個人奮鬥得來的。有一天，我在飯廳排隊聽到雷姓教務處長說：“真有你小子的，連生的孩子都是一個胖小子”。在別人看來我是“少年得志”，但其中的過程又有誰知？
2000年1月24日，星期一
早起跑步，霜重天冷，但卻陽光燦爛。過不了幾小時，溫哥華又會溫暖如春。
再回憶起八五年初夏，天氣越來越熱，我的仕途上卻開始出現了寒霜。其時，全院經過大半年整黨後正在醞釀組建黨委。據有些黨員猜測，我的條件優越突出，很有可能入圍。我外表上雖不動聲色，心中卻充滿希望，甚至有點“舍我其誰”的感覺。全院黨委委員名額一共僅三個，如按老中青三結合的傳統模式，除了趙書記、信院長、其它各系、處、科黨員幹部無論從實力還是從政績上看都不能和我這位少年得志的元老級人物相比。如果能進入院黨委，一旦有了權力，我將盡我的智慧和能力在短期內把我院的外語教育學搞得聞名全國，把我們系搞成全學術界最知名的系。我不但在內心深處早有了預案，而且非常自信我的計劃一定能成功。我一直想當系副主任，盡管我覺得兩位系領導能力有限，簡直是屍位素餐，但我上面有新近入黨的趙書記的親信王副主任壓著，一直沒有機會，如果能進入院黨委，我便名副其實地進入“第三梯隊”的行列。前有趙書記的暗示，我感到成為位高權重的院黨委委員指日可待。
令人萬分沮喪的是，進入院黨委的第三梯隊不是我，而是比我大七、八歲的外貿經濟系的一個劉姓教研室主任。他本是天津財經學院派出留學美國的，拿到洋碩士學位後主動聯系于八五年上半年來到我院。他挾著洋文憑，一報到院方就替他分房，調動他愛人的工作，還虛位以待地讓他當了教研室主任。不久我與他一起進京開會，白天與時任經貿部長的李岚清同桌討論外貿大計，晚上與他同臥一室，幾天交往，我發現他學識一般，格調一般，只是談到在美國怎樣省錢時才滔滔不絕。盡管還沒上什麽課，更沒寫出什麽學術文章(後來若幹年他也沒寫出來)，他的一紙洋文憑卻把崇洋媚外的國人鎮得五體投地。統管全院教務的寇副院長本人有三大傾向：一是崇洋，看不起國貨、土學位；二是重外貿經濟專業，輕外語專業；三是偏重口語等門面功夫，忽視筆頭等基本功。他大會小會，逢人便誇劉。而劉本人也下過多年鄉，文革閱曆比我多，對高校官場也更熟，再加上他是本地人、手握美國碩士文憑，三下五除二一下子將我擊潰。進入院黨委沒幾天，他又被提升為外經系副主任。當時他系曾有位黨員幹部余姓教師私下為我不平。他說：“什麽玩藝兒，是驢是馬還沒拉出來溜一圈，用人也太不公平。我們小袁好歹也是自己培養的碩士，工作也很不錯嘛。”我在內心也一直氣悶，但也無可奈何。後來才知道，中國的官場文化自清朝開始就有“甯給外夷，不給家奴”的傳統。正如俗語所說“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在許多國人眼裏，洋和尚都是無需念經的傳道高僧，而沾點洋氣、洋味的假洋和尚才配念真經。
八五年下半年，我被輕易地評定為全院最年輕的講師。因我負責的教研室越來越大，最多的時候有三十多號人，我便將全室教師分為兩個教研組，在征得系院領導同意後指定了各組正副組長。我室副主任張姓老師是個女強人，和丈夫編著過幾部字典和書，與寇副院長的關系非常熱絡。為了更好展開工作，也為對她有所牽制，我極力說服上級讓只念過中專的吳姓朋友擔任“精讀”教研組組長。老吳在天津著名的南開中學教學多年，其教學經驗十分豐富，教學效果也很好，而且能寫會畫，頗有幾分才氣。他比我大十二歲，老練世故，因兩件事和我關系比較近。一是我任室主任初期，曾在某個範圍內背著他說過這麽一句話：“我認為全院中英語語音語調最好的，男的是吳全玉，女的是廖蘅湘。”為此，他曾說我具有古人“舉人不避嫌“的君子之風。另一件事是我曾極力為他爭取補貼，她妻患肝病多年臥床休息，兩個孩子和他的妻全靠他一個人的微薄工資。不過，盡管我和老吳關系較近，仍然屬于工作關系，並無私交，他與張副主任矛盾很深，兩人經常在我面前訴說對方的不是，我總是盡可能地和稀泥、搞平衡。為了處理教學問題，調解室內的各種人事糾紛，二十七、八歲的我常常覺得我的許多精力都被浪費掉了。年紀大的有六十多歲，個個陰陽怪氣，老奸巨滑；年紀小的是剛剛跨出大學校門不久的二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個個嬌聲嗲氣、幼稚無知；中年人更是明爭暗鬥，刀光劍影，唯一令人安慰的是大家表面上都彬彬有禮，言詞溫和，好在我手中有權，只要工作好，我盡量做到公平、賞罰分明。在安排青年教師進修、調整教學陣容、組織備課試講、評審職稱、申請補助、出差休假等各種事上，我盡量維護本室全體人員的利益，相信大家還是基本滿意的，尤其是在主持政治學習時期，我常常故意讓老師們盡快走過場。開事務性會議，我常常都不讓老師們坐下來，三言兩語便結束。我的雷厲風行的作風常常讓人覺得我不夠穩健，他們哪裏知道，我的時間是多麽寶貴！
時間太少，我幹家務活自然也就很少。長子初出世，我和妻分工，由我洗尿布、取奶、買煤、洗碗；她做飯、買菜、帶孩子，洗衣服。為了省時，我將早、中餐的碗筷留在晚飯後一起洗，這一壞習慣一直沿續至今；孩子的尿布也是兩、三天才一次性地洗一次，每次都在大盆裏連揉帶搓地在幾分鍾之內就完事，多年後妻還笑話我這個父親當得不認真；早晨跑步取奶一舉兩得。我最怕的就是買煤，每次從煤店裏用板車拖到家門口已把人累得上氣不接下氣，還要一筐一筐沿著又窄又陡的樓梯爬到頂層五樓，一個幫手也沒有，每次揹完煤後我的腰腿疼痛加重一兩周。我教書備課從不花正時間，只是在蹲廁所時提前看看課本教材，組織一下思路。我把正經時間都用在看書、做學問上。當然，一有好電視節目，我是從不拉下的。
八五年年底之前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在全國創收熱在天津還沒成大勢時，我為了給老師們增加點收入，向系院兩級領導提議由我室組織走向社會，利用教室等硬件在校外招收英語學生教課創收，其時共有四層的整幢中專大樓已由我院借用，教職員工辦工也已部分遷往附近的一所中學。系領導尚有幾分支持，趙書記卻說這是不務正業，間接地批評我“黨性不純”。我的這個絕佳主意不久就被我室張副主任以個人名義實施，在征得天津市府領導的同意後，成立了天津第一所私立外語培訓學校，結果非常成功，一兩年內據說賺了幾十萬，使她成為全天津最早的富婆。八七年後自費去了日本，聽人講已發了大財，入了日本籍。我的一個好主意就這樣使自己吃癟受訓，卻成全了與我明爭暗鬥的副手。從這時起，我已明顯覺得自己實是一個弼馬溫。如果當初不當這個芝麻官，我一定會捷足先登，成為天津最早的富翁。另一件事的結局同樣對我也不利。因首屆學員已升讀三年級，院領導十分重視，特延請我系王副主任及我室“泛讀”教研組汪組長的共同授業老師、全國著名學府南開大學聲名顯赫的英文教授李老師來我院教英語專業三年級的“高級英語”必修課，我自己則教外貿專業同級學生的“高級英語”選修課。也許我生性太過爭強好鬥，也許我是初生牛犢太不怕虎，我竟然在私下與李教授較上了勁，結果聲入洪鍾、名揚天津的他敗給了我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新手——
上他的必修課的學生竟不斷有人偷偷轉到我的選修課來上課。這一事實不久就被系、院領導查知，相信李教授得知真象後一定覺得很失顔面。對他來說，對付一個連在他手下做全國一流名牌大學研究生的資格都沒有的江湖晚輩，勝之不武，敗之受侮。但對我來說，我又有一次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實力、證明我當初考試作弊不過是權宜之計的大好機會。這一回合，我是勝了，勝得令人非常得意；同時也敗了，敗得更是一塌糊塗，因為讓幾位能量不小的人物丟了面子，從而導致在我的對面漸漸形成了一個存心和我作對的聯合陣線。
我一直認為，最積極反對我的主要人物是我系另一教研室（專管外貿業務課）的王姓主任。他個不高，紅光滿面，一直在天津外貿系統的中專工作，最高學曆為中專。他先天不足，但很聰明好學，更善鑽營，非常練達世故。每一句話都是領導想講、想聽的話，每一件事都是領導想幹、要幹的事。瞞上不讓人知，欺下不讓人曉，和和氣氣，總是笑容可掬，盡管他無高知學曆，無業務強項，無科研成果，硬從中專普通老師升至我院室主任，這一簡單事實本身已說明他有能量、有神道。我的副手和老吳與他似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常在系領導面前恰到好處地說他們幾句壞話，還時不時非常“善意”地叫我提醒他們。系領導一共只有兩位付副主任，付副主任年老不愛管事，王副主任從政資曆淺、黨齡奇短，如果再由內部遞升一位系主任，我便是他最大的障礙。基于兩點，我判斷這位室主任是暗中攻擊我的頭號狙擊手。一是我室兩、三個感到受我壓制，對我缺乏好感的人、加上院人事處明顯對我有嫉妒心理的王姓幹事和校園內其它幾個與我素來格格不入的人都與他來往密切；二是無論我在本室有什麽“過格”的言行馬上都會捅到他那邊去。以他為首的勢力與系王副主任似越走越近，而與寇副院長也明顯過從日益密切。由于我鋒芒太露，漏洞太多，在我室主任兩年期滿續聘時竟有人堅持要降我做室副主任，據說還是權重威嚴的趙書記親自過問才算保住了我這個尚不入品的芝麻官。我聽到此事後感慨萬千，在有幾分灰心的同時也感到了反對勢力的強大。
到了八六年初，我依次升任系教學副主任的美夢完全破滅了。趙書記把另一個在天津財院並不得志的黨員王姓老師請來做了我系自史以來的第一位正主任，還對我語帶玄機地打招呼說：“是我給你們請來了一位當家人。”王主任一來就馬上摻沙子，先從中學給我室請來一位常姓教研組長，後又從財院進口了一位業務教研室副主任。從此，本系都認為這位“正主兒”是“皇上”親信，惹不得。可惜這位正主兒虛有其名，口語不如王副主任不說，連筆頭也不行，文章沒發過一篇，書沒寫過一本，教學效果也不突出。只會拉幫結派，大搞“順我則昌”。不知到底是出于工作安排，還是為了排除異己，他將我和老吳送往外地輪流進修，參加由經貿部與聯合國貿易組織在華首次聯合舉辦、為期三個多月的《國際貿易基礎課程》訓練班，還煞有介事地說我倆不懂外貿，院領導特意要栽培我們，為日後能重用我們而彌補不足，這話在當時聽起來還是令我十分受用的。
三月底，我把妻及未滿周歲的來兒送到嶽母家，然後與老吳搭上了開往上海的特快列車。這次進修頭兩個月在上海貿院，後兩個月在廣州貿院，因屬部裏直接舉辦的項目，兩個貿院對我們這些來自全國外貿系統的四十位青年“菁英”特別殷勤。我們每餐都有魚有肉，每夜睡高級招待所，出入有車，待遇優厚，院領導不時來噓寒問暖，簡直讓人覺得不是在進修，而是在療養。除我和老吳年齡最大外，其它都是剛剛走出校園不久的大學生。開班不久，我們被告知，訓練結束後將從學員中派若幹人出國。我並不抱希望，因為專業不對口，怎麽也輪不上我，後來的事實證明我的分析是對的。此次花花公子式的進修經曆除了讓我多了一張無用的“結業證書”，其實乏善可陳。唯一重要的是，因與老吳打開天窗說亮話，每天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對我後來的工作、生活，甚至為人都有一定的影響。
在天津貿院已有四年，從工作關系上講，我一直是老吳的頂頭上司，私下從無來往，這次我們終于摘下面具，彼此成了江湖朋友。我像一個想割據一方的草莽英雄，他自願作我的狗頭軍師。他說我沒搞懂中國官場的遊戲規則，拎不清人際鬥爭中的利害關系。他經常說：“你在院裏的一貫表現給我的印象是，你就是一個鼓起翅膀隨時准備拼鬥的公雞。你更象一個年輕、愛爭強好鬥的武士，隨時隨地都准備拔劍決鬥，殊不知你劍匣裏根本就是空的。真打起來，你誰也鬥不過。”他說我的情況活象一個橫身練硬功的江湖豪客，其實經不起別人寒陰指輕輕一戳。概括起來，他使我認識到我知己，但不知彼；只知進，不知退；只善陽爭，不善陰鬥。他表示願意輔助我在系裏先奪權，再升官，但他也反複表示因為他看透我和他畢竟屬于心軟的善人，最終必定以失敗而告終。他對《三國演義》非常精通，經常一大段一大段地背出來，給我講解心得，使我加深了對中國的政治傳統與文化的了解，他說為了道義願學孔明明知不可為而為之，還勸我既不要學劉備太講面子、太虛僞，也不要學阿鬥“跛驢扶不上橋”。我和他談得很多很深，其內容寫出來簡直可以編成一部適于現代中國社會人際鬥爭、權力鬥爭的兵法書。我對他非常佩服，感到受教良多，受益匪淺。我一生朋友極少，能與之自由自在談得投機痛快的日子也不多。滬穗將近三個月（中間他因妻病返津一個月）與他朝夕深談實是我一生中最惬意的少數幾個片斷之一。
七月自穗返津，發現妻還沒按我早先的叮囑給來兒斷奶，我發了一通脾氣，
嫌她太懶，不願動手動腦想法讓兒子吃好，每天孩子一哭就把本就缺奶的乳頭塞進他嘴裏了事，結果孩子瘦小羸弱，不好好吃東西（至今如此)。妻感到很委屈，她一人在家帶孩子已經非常不易，等我回來還遭一頓埋怨。第二天自嶽母家搬回自己的小家，我硬著心腸強行給來兒斷奶。時至今日我都能聽見兒子看見母奶頭上的黑色芝麻醬傷心大哭的哭聲，而半夜三更摟著哭碲的兒子在陽台上來回走的情景也曆曆在目。
九月開學後，老吳按原計劃首先將系王副主任從我的敵對陣營中分解出來，並與我結成反對系一把手、對抗另一個教研室王姓主任的同盟。這件事由于老吳動用了克格勃慣用的“握人把柄、拖人下水”的辦法而一舉辦成，從而少了一個反對我方的“諸王之一”(老吳曾開玩笑說我在貿院的敵對者碰巧都姓王)。又過了一兩個月，老吳使出 “美人計” 這個殺手锏與趙書記達成反對他的政敵寇副院長的某種默契。所謂美人計，即利用我也教過，吳的得意女弟子、貿院校花馬姓學生向趙書記說項。因該同學太天真，只懂學習(她畢業就考上北大英文系研究生)，幾次說話未盡人意，後由老吳找機會親自出馬圓話。第三步是我出面籠絡師大調來的人，建立勢力山頭後爭取讓信院長“收編”(他的一個親信有師大背景)。這些事現在說來很可笑，但當時的我很想跟著老吳學幾手“陰招”，鍛煉自己，提高人際鬥爭、權力鬥爭的藝術水平，只是每當我在家談及與吳的交往時妻都非常擔心，她說老吳太可怕了，萬一對我不利，我這個學生便會“死”無葬身之地。我安慰她說：“你放心，我會用最簡單的鐵腕對付他最複雜的陰招。”為讓她放心，我很少和她說我與老吳的密謀。
為了便于推行我與老吳的既定方針，我報請系、院領導批准，將老吳聘任為室的第二副主任(第一副主任由從西安調來不久的郭姓副教授出任)。為了鞏固後方，我和吳有時故意在室內、系裏鬧不和，以便甄別那些愛上竄下跳者的真正心向。我們一切進展順利，既最大限度地孤立敵對者，也最大可能地擴大、鞏固了己方的人事地盤。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老吳所說的一切都是真的，在當時的中國境內，幾乎每一個工作單位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一個諸侯混戰的封建王國。真正有本事、有公心、有道德的人很少有出路、有好下場。我一直被上級用而不重、培而不養，正是因為我的優勝之處恰恰是我的致命弱點。多年後，當我在加國翻閱意大利某作家在中古時期寫的有關陰謀政治的書時，我曾掩卷長歎：政治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陰謀，古今中外皆然。
可惜又好景不長。八六年冬，對我早有提拔之意的趙書記被調任中國駐秘魯商務參贊。臨走前去看他，他說：“我本有意帶你走，只可惜你不懂西班牙語。”之後，信、寇兩位院長的權力鬥爭升級，雙方對我這樣的實力少壯派似乎都有戒心，老吳勸我不要心急，要靜觀事態的發展，我對他倆也就耳提面命，樂得回到我的安樂窩去做學問。我的第三本書才剛開始收集資料，而第二本書還沒有落實出版單位，第一本書雖已排版，但仍未開印。同時，為了搞活人際關系，我一方面與系王副主任及一直對我不夠友好、不夠尊重的下屬、右派摘帽的汪組長(兩年後他因出車禍死亡)共同將一部英文《動詞短語詞典》譯成漢語，後據說通過本系學生之父在陝西出版；一方面連同本室的幾個業務骨將一本英人著的《談判技巧》譯成漢語，很多年後終于通過吳的關系在京出版。我本人的科研成果甚豐，在各類刊物上發表的文章雖然數目有限，但在全院教師中還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大約也是在八六年在滬進修“療養”期間，我從報紙上突然看到有關我的老熟人張風波的事迹報道。《中國青年報》有篇頭版文章，通欄標題好像是“在日本轟動日本，回祖國振興中華”，隨後得知《湖北日報》、《長江日報》還有《光明日報》等也報道了他在日本成為京都大學第一位獲得法學博士的中國人的情況。和父母聯系時，他們提起張從日本歸國後還帶點心專門到我家致過謝，得知他在京的地址後，我于八六年秋趁到京出差時去拜訪了他。他住在國務院機關內。一見面他給了我一張名片，上面有兩行響亮的頭銜：上行是“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下行是“日本京都大學客座教授經濟學博士”。他說本可去中科院，但選定待在屬于趙紫陽總理的幕僚機構裏，這樣進可以出仕，退可以做學問。我對他的成就表示非常高興，也為他的打算拍案叫好。他似乎也有極強的從政野心。我鼓勵他說，“既然你現在已是副廳級待遇，為什麽只想當個總幹事、部長? 搞得好，當總理也並非沒有可能啊!也許我道破了他的心思，他很不好意思地說：“那裏，那裏。”一起在食堂吃過晚飯後我們又聊了一陣。他說他當初從上海外院畢業後，分配的工作單位也很不理想，在武漢活動期間，碰巧有機會為一個日本代表團做翻譯，結果被一位日本女教授看中去了日本，但看到僅學日語沒有多大前途，他便改學經濟，並利用數學模型幫日本國鐵解決過一些問題，從而在日本先出了名。這次是我輪到自歎一番了。我說自己才智遠不如他，成就也提不到桌面上來。他說，這是因為各人的機遇不同。後來我好像又見過他一兩次，發現他很忙。了解到我出書難，他愛莫能助地說：“可惜你不是研究經濟的，否則我和你一起合著出書。”然後他頗有幾分得意地說：“我近幾年要出幾本專著，幾家出版社搶著要，我打算讓出《毛澤東選集》的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又說有許多高幹親自為他介紹對象，漂亮的大家閨秀的照片一大堆，我建議他分門別類，縮小範圍，並勸他找一個“秘書兼保健醫生”型的淑女，他頗以為然。聽到他接電話時對別的名教授略帶訓斥的口吻說話，我想起老吳的比喻，心想張風波多半也是一個“日本武士”。
八七年初，我深感亂世由英雄造時勢，治世則由時勢造英雄。我本非英雄，更無機遇，只能安心做一頭野狼。不久，我的生活重心又發生了戲劇性變化，也就不太關心天津貿院的人事、權力糾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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