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戀：一個知青的海外生涯》本是我用自创的日记式书信体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是写给初恋的，于2000新年前后一两个月之中草成；下集则是写给初爱的，于2020底一个月内完成。该书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匆匆出版，未曾想成了我的“种子小说”：其后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DETACHING《出走》,THE TUNER《调音哨》), 数十个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倒叙》，以及即将出版的英文三部曲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和散文集RETURN TO THE ROOT《归根集》，都是《致初恋》的英文衍生作品。现在此分期贴出，与其为了分享，不如为了存档，算是俺曾活过的见证，也算是把自个儿上传到网络空间或某个平行世界吧。
作者：袁昌明； 出版社：温哥华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体裁：日记式书信回忆录；字数：28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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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致易明
第12封信
2000年1月31日，星期一
今天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月的最後一天，窗外淅淅瀝瀝地下著雨，正是讓人回顧、沈思的良辰美景，我未加思索地想到，千禧年後頭一個月內所發生的世界頭等大事應該算元月十日的一則報道：美國曆史上最悠久、最成功、最龐大的多媒體王國“時代華納”公司與美國實力最強、客戶最多、規模最大的高科技網絡公司“美國在線”同時宣布合並，從而成為全球最大的企業同盟。這本是工商、經濟界的重大新聞，我卻認為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和廣泛的社會意義。在信息時代，最強大的政治勢力莫過于媒體王國，對人們的生活(包括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影響力最大的莫過于電腦網絡。這種強強相加的結果不但對當今世界頭號強國本身有巨大、深刻的現實影響，而且對整個時代和世界都必將會産生難以預想的影響。在當今世界，政治與經濟幾乎已崁合成同一板塊。令人感歎的是，當有識之士和強大組織正在積極鼓吹、實施整合、加盟的同時，一些眼光短淺者或弱小的實體卻在提倡獨立、大搞分裂。我相信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是走向大同、走向強盛、走向繁榮。
就我個人而言，在千禧年後第一個月內所發生的頭等大事莫過于收到你的回信。盡管迄今為止，我已先後給你寄出了總數至少有十萬字的十封信而仍未看到你的第二封回信，我相信你的存在不但極大地影響了我過去的二十年，還會極大地影響我未來的（如果我還有的話）二十年。正當我處于苦悶、傍徨、孤獨、空虛、脾氣惡劣、身體病弱而又異常忙碌、倍感“內外交困”的中年危機時期，我找到了你這位大夫 —— 世上對我的病史、病根、病症、病理最熟悉、最能理解、最具同情心、最能予以治療的大夫。
青兒發燒、咳嗽得非常厲害。他一邊自己對著塑料盆幹嘔，一邊流著眼淚要媽媽。我已約好另一位家庭醫生，下午兩點半帶他去看大夫。其實我自己有些病也應該去檢查、治療了。我的嗓音昏濁不清，喉嚨疼痛已有大半年，每隔一年半左右就要咳嗽三、四個月(現在正在咳嗽)，經常幹嘔想吐，長期胸悶氣脹、脫發尿頻，經常失眠多夢，幾年前出車禍受傷至今頸脖不適、腰酸背痛。但我相信自己無大病，死不了，只是活受罪而已。就象我對待自家的小汽車一樣，只要在運行，不耽誤事，及時加油趕路，等熄火抛錨再說吧。
八九年九月中旬到達薩大所在城市薩斯卡通，匆匆與另外一老一少兩位公派訪問學者合租一間地下室。我一個熟人也沒有，還是搭新交室友老鄉的便車才把兩箱行李搬到新居。因學校已經上了兩周課，我趕忙到銀行開戶頭，到超市買米、菜，到系裏報到、選課。為表示感謝，我分別給系研究生主任、系主任、系秘書及有關任課老師在國內就已精心挑選好的見面禮。這件事非常必要，除了表示感謝，更重要的是先打好一個人事基礎。後來幾年的經曆表明，中國留學生這種慣用的做法是非常精明、有效的。
為了適應環境，先看看自己的實力，我只選了兩門課，一是劍橋學派哈丁教授的“英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選”，一是邁瑟遜教授的“英美諷刺小說選讀”。各上了一堂課後，我馬上意識到我面臨的將是平生最艱苦的學業。在天津師大念書期間，盡管我因先天不足而學習壓力較大、隨時都有身敗名裂的憂慮，再加上情感生活波瀾起伏，我感到度日如年。但中國的教授教有人情味，中國的大學難進卻易出，只要充分發揮我的那點小聰明，熬下來的勝算畢竟至少還有六成。但是，以我工農兵大學生的底子，加上兩年不精不專的研究生學習，我連加國英文系大學三年極的水平也不到。上課聽講最多只能懂五、六成，課下看小說最多只能看明白六、七成的文字，看詩歌則只有兩三成左右。北美大學的人文學科特重“學期論文”，我的英文寫作功底限于十句以內的應用性文字，文學評論在此之前連看都沒有看過。換言之，我的研究及動筆能力在一百分中最多只能得三十分。再加上我對文學欣賞雖感興趣，卻特別反感理性研究，尤討厭、甚至深惡痛絕枯燥乏味的文藝理論。自八二年秋結束學生生涯後，我一直在當老師、管老師，現在事隔七年再重新低頭做學生，心理上實在不適應。總觀自己的知識、智慧和技能，我的綜合勝算最多只有四成。在正宗的英文系做研究生，70分才算及格，而我必須保證總平均成績在80分以上才能保住來之不易、絕不可失去的全額獎學金，系研究主任曾說過，薩大成立近百年，英文系研究生曆史上最高分僅為89!
在背水一戰的情勢下，我只能使出渾身解數。一方面我請妻盡快寄來面面俱到的、由台灣著名學者梁實秋用中文編著的三大冊《英國文學史》，從中窺探英文原著的主旨、人物、情節及出版背景；一方面看英美文學評論家近年寫的、富有影響的專論，並從其似懂非懂的文字中尋找選題和啓發；一方面降低任課教授對自己的期望值，即把我的苦、難、弱、短處告訴老師，就像國內官場上下級故意在上級面前把要做的事形容得比登天還難，而把自己的實力、有趣的論點及用功的程度隱而不說；最後一方面是厲行“笨鳥先飛”的原則。室友一早到學校去搞實驗，我就趴在臥室裏的地毯上翻來覆去地冥思苦想，用半天寫一句的蝸牛速度開始造句。室友每天看我眼望天花板發呆的樣子，取笑我是一只下不出蛋的公雞。上課分數比重小，我就做表面文章應付。經過一個多月的挖腸刮肚，我終于湊出了平生用英文撰寫的第一篇文章。臨近限期的前三天，我又虛心地讓“受寵若驚”的洋人同學看看，給我提修改意見。但他們認為我是拿獎學金的“高材生”，對我文章的觀點、結構、例證毫無異議，只是非常客氣地指出我的文句不夠通暢、筆法僵硬、格式不太符合規範。我連夜按他們(一對戀人)的意見修改，一切准備停當後，我一個人在系辦裏以奇慢的速度、錯誤百出的指法將長十二頁的文章用打字機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敲打出來(當時電腦還不十分普及，我也不會用)，花了兩天一夜才完工。交給老師後，我一邊等待結果，一邊如法炮制，把另一篇論文也琢磨出來。等成績出來，詩歌課居然得了82分，小說課也得78分，平均分數剛好保住獎學金。初戰告捷，
我的艱苦努力加投機取巧使我終于“生存”下來了。
我清楚地記得，八九年九月的最後一日，薩城下了第一場雪。我感到新奇、寒冷之際，才注意到該城的美麗。全城約20萬人，最大的族群是二十世紀初來的烏克蘭人，華僑只有三幾千人，沒有唐人街，只有半條華人街，而在校的中國學生大多集中在工學院、農學院(薩大以農科聞名于世)，人數約有一百二、三十人。全城座落在美麗、多魚的薩斯喀徹溫河兩岸。因城內橋多，在加國有“橋城”之譽。城內綠樹成蔭，花草遍地，房舍雅致，街道整潔，人們和藹可親，對外來寄居的人尤其友好。但是，在薩大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內部，大家並不友好，尤其是對我們“六·四”之後出國的人似乎還充滿了懷疑或敵意。
十·一國慶那天，薩大中國聯誼會當局為紀念“六·四”組織同學們到兩小時車程以外、位于薩省省府、曾是薩大分校的裏賈拉大學與其中國聯誼會聯合舉辦什麽“燭光晚會”。我對“六·四”風波早有自己的定見，當然沒去參加。當有人請求我為他們修改英文演講稿以便向當地媒體宣示時，我以學習緊張為由非常策略地拒絕了。經過幾次接觸，比如聯誼會組織放中國電影、開會等，我認識到無論是國內、國外的中國“民主精英”，大多是一些象我當年下鄉時一樣的個人野心家、象我在天津貿院那樣的失意受壓制者、或者是象半年後不得不那樣的、為移民加拿大想方設法替自己增加“政治難民”點數的投機者。這些人使我想起了當初在蒙市麥大發迹、現在國外聲名狼藉的王姓著名“民運家”。他們真正為之奮鬥的究其實百分之九十九是個人的名利，並非我中華民族的福祉。我常對室友大發議論說：“他們要是真的為中國、為芸芸衆生，就應該學年輕時的毛澤東、周恩來，回國鬧革命、搞民主，那我會佩服得五體投地。”
由于我的觀點與立場和別人格格不入，再加上我學習忙，對那些為利用別人而交友的精明人懷有很高的警覺，我在薩大頭一年裏幾乎一個稍稍知心的朋友都沒有。同時，我也觀察到薩大的中國人象文革期間一樣互相嚴密提防，似乎每人都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十月下旬的一天，蒙市蒙特利爾大學工學院大教室突然闖進一個冷血殺手，用自動步槍對著學生掃射，結果死了十余個女生，傷人也不少，此事轟動了全北美。那天晚上，我們一邊做飯、吃飯，一邊看電視新聞議論此事。我說在蒙時曾多次去過蒙大，還差一點做蒙大英文系的博士候選人，張姓小室友說他擔心蒙大的親戚。我說天下事哪有這麽湊巧，蒙大有九個工學院，誰知是哪一個。不久，電話鈴聲響起，蒙市警方打長途說室友的女親戚是受傷者中唯一的中國女生，過了一兩天，我也想到打長途電話給蒙市的好友老李。他聽到我的聲音簡直不相信，感歎我有好本事後，他提到加國當局在六·四後立即向中國學生、學者宣布了提供類似政治避難(實際為搶奪人才)的特別移民部長會議，對所有在加的中國人來說，這無疑是餓漢擡頭突見天上掉下大餡餅來。大家公開地、隱秘地、成群結隊地、獨自一人地、不管前途如何地、也不管自己的理想、初衷和感情地幾乎百分之百遞了申請。有少數民運口號喊得最響的人甚至已經獲得正式的移民部長特許證(相當于美國的綠卡)。老李問我申請沒有，我說知之不詳，尚未申請。老李好像也是在這次電話中曾同情地提到，我們“六•四”後出來的人可能不符合條件，為時也過晚，我這個學文科的即使移民也難以在加國生存下去。後經細細打聽，薩城情況果真如此，但大家因懷疑有幾人可能是中共密探，在未被批准之前誰也不敢聲張、透露，誰也不承認自己也遞了申請。後傳說原來是個別人為泄私憤或撈取“反共”資本而故意陷害、誣告他人的。我們新來乍到、不無中共密探嫌疑的人自然對這些事又瞎又聾。
和老李通電話後不久，我不聲不響直接到薩市移民局去證實加方對中國人是否有特別移民項目。接待我的移民官非常明確地表示有些計劃，雖然期限已過，中國留學生仍可以申請，但受不受理、批不批、何時批，誰也不知道。他反複表示，他本人及地方當局對有關特別移民部長會議的決策頗持保留態度，甚至非常反對。為了解事實過程，也為備不時之需，我不管移民官並不歡迎的態度，未加思索地要了一份申請書，打算拿回家仔細考量，並與妻從長計議。
趁室友都不在家時，我仔細看了幾遍申請材料。雖屬“政治避難”性質，但並沒有要求申請者填寫反華、反共的欄目。除了絞盡腦汁寫學期論文，有兩三個星期內我的全部業余心思都集中在這一簡單問題上：填不填表? 如果申請移民，我的政治條件並不符合：我沒有證據表明我在六四期間參加過遊行或受到清查。後聽說有許多人曾為此提供過假照片、假文件、假證據。更重要的是，加國各地似乎因地方反對設有不同期限，而薩市的受理期限已過，如果最終不批准，我會在政治上、良知上留下一個足以致命的汙點；如果批准，我這個學純文科的如許多人所知是無法在加國生存下去的。最主要的是，我自費留學的初衷只是為了拿個洋博士學位，對國外情況已非常了解的我如果為移民一開始就不會選學薩大英文專業。我還記得初到薩大注冊時，一個官員看到我這個黑頭發、黃皮膚的外國人到這學英國文學，還笑著對我說了一句令人終身難忘的話：“Are you crazy?”(意即：“你腦子不正常吧?”)。從本質上分析，我第二次自費出國留學實是一種賭氣行為，即與貿院的寇副院長賭氣、與國內崇洋媚外的人事大環境賭氣，同時也是為了滿足妻的心願。她本是學英文專業的，小學因成績優異而在五所小學中脫穎而出，不是象許多天津高幹或有路子的人走後門，而是靠保送進了人人想進的天津外語學校，結果連普通中學、高中都沒上過，後又在天津外院本科學習四年。她的英文功底其實比我這個自學速成的半吊子冒牌貨好得多，其語音語調還特別好。但是因為她在我手下工作，而身為全院最大、最主要的教研室主任為避嫌我又不能推薦她出國進修，唯一的辦法就是靠我私費把她帶出來。正因為如此，我出國前貿院各級領導都欣然同意讓她馬上申辦護照，隨後來加陪讀。
尤令我內心鬥爭激烈的是，我從小在家裏、在學校、在黨內所受的愛國主義教育、我從小萌發出來的雄心壯志以及我的一切經驗、才智和能力，都決定我本應是、也最適合做一個報效祖國的人。移民申請表上雖然沒有讓人寫《紅岩》書中“甫志高式”的“悔過書”，但靠“六·四”移民，我強烈地覺得我將背叛自己本來的立場，而且勢必要背叛黨和祖國，即成為以前曾口洙筆伐過的“叛黨投敵”及“裏通外國”分子。我一生中與之直接打過交道的共産黨人絕大部分要麽是滿嘴黨紀黨性、私底下卻是自私妄為的僞君子，要麽是無才低能的幸運兒，要麽是老實巴焦的可憐蟲。但是，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和社會理想我是認同的，共産黨的章程和領袖、尤其是第一代革命家早期為中華民族卓絕奮鬥的精神我是欽佩的，父母一生都是焦裕祿式的共産黨基層幹部，我父親不知得過多少獎，我母親的先進事迹在退休前還見諸湖北省一級的報刊雜志，而他們從小對我的薰陶我是感念的。我很珍惜自己幾乎用我年輕的生命換來的中共黨藉，更眷念祖國的大漢文化。如果我帶著洋博士頭銜回國，找一個較好的工作單位，即使遇不上小伯樂，我這匹百裏馬至少能自己跑出一條路來。我過去的經曆表明，僅憑我個人的實力，一定會在國內有所作為。因此，我初步決定不填表、不申請移民。
到了八九年年底、九０年年初，妻的護照正式到手，辦簽證已提到議事日程。這時，我開始關心、打聽家眷辦簽證的過程及成功的規律或機率，在給妻的信中也經常提到在加留學生申請移民的事。當時有兩件事令我心情又亂又壞。一是聽說只有已申請移民的人的家眷才能成功獲得簽證，對此我起初既不相信也不希望這樣。另一件事是，我因在信中經常談及有關移民、簽證之事，妻常常收信很不及時，而且還出現過一次郵失現象。有人說這很可能是國內安檢部門盯上了我。我認為盯上我倒沒關系，但不能耽誤正常的郵遞工作。我一方面企盼妻盡快辦成簽證來加，一方面還常要她給我寄一些學習資料，這兩樁事對我的生活和學習都是至關重要、刻不容緩的。想到此，我為郵路不通暢感到非常惱火，為避嫌，我有幾次幹脆改用明信片給妻寫“公開信”。結果也一樣。室友老薛同情地開玩笑說：“你寄明信片更有鬼，安檢部門得花更多的時間破你們的謎碼。”九０年春節前妻上京申辦簽證，結果真的被拒簽。拒簽當天她在北京按約給我打來長途電話，我當晚就匆匆填好移民申請表，第二天一早便爭分奪秒地交給了薩市移民局。接待的官員語帶譏諷、頗不友好，為了盡快辦妻來加，我就顧不得那麽多了。
妻辦簽證被拒，我為此格外生氣。這是第一次領略到西方政府的虛僞性。他們一天到晚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到處指手劃腳，連最最起碼的夫妻團聚權都不給我。在西方社會文化中，夫妻團聚實是最神聖、最基本的人權之一。憤怒之余，我給加國當時的外交部長寫信，收到的當然是一封無懈可擊的官式公函，我又上告薩大英文系系主任、系研究生主任，他們為我專程聯袂找國會議員，並出面質問移民局官員，結果讓他們碰了一鼻子灰，說我已委托律師與移民部門打官司，叫兩位好心的、頗有身份的大學教授少管閑事。其實我並未請律師。原來，我的導師哈丁教授得知我的處境後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便在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准備私自掏腰包叫我向他的“朋友”（即他自己的私人律師)咨詢。談過一次話後，他的朋友（為了賺錢）非常熱情地叫我把有關文件給他，囑咐我有問題應隨時給他打電話。我便與他在電話上又聯系了幾次。結果哈丁教授很不高興，很委婉地叫我別再找他朋友了。經多方認真分析，才知道哈丁教授只出了、也只准備為我一次性地暗自掏腰包付律師咨詢費，可我自始自終不知內情，客觀上無異于利用他的同情，“逼”他為我多付了律師費。想到這一層，我覺得全完了。作為我的碩士論文導師，他對我的學業有“生殺”大權”；又作為系研究生委員會秘書，他對續發給我賴以生存的獎學金也有“奪予”大權，得罪了他，我精心打下的人事基礎就會全部崩潰。我一想到此，就緊張得直冒冷汗。于是，我趕忙與哈丁教授解釋溝通，一再賠禮道歉，堅持自付所有的律師費。也許是我的過激反應令他難堪，抑或律師費本就不高，他和律師兩人閉口不談數字，我只好找機會請哈丁上餐館，加送重禮。盡管如此補救，本對我極好的哈丁從此明顯地讓我覺得他在某些方面“提防”我。我和他的“蜜月”雖因此宣告結束，他還是善意地向兩位系領導解釋我並不知道自己雇請了律師。這件事所産生的師生陰影至今也未能完全排除。這都怪我膽大心不細。我就是這麽個人，一旦對某事真卯上了心勁，我會不顧一切、不計後果地窮追猛逐，直到我碰得頭破血流或達到目標。因此，我常常覺得自己是一頭孤獨的、不停地奔跑著的野狼，常常想站在荒山之巅仰天長嚎。
2月1日，星期二
今天早晨出車送妻上班前，我在九點零五分終于在郵箱裏看到了你的第二封來信。我告訴妻說：“易明來信了!噍，我對你毫無隱瞞。”上午帶著青兒出去給人付了油漆工錢，又到聖-約瑟夫醫院給他拍胸片，然後到溫市市府大樓付了將近三千元的首期地稅，再跑到衛生所請藥劑師示範怎麽給青兒噴藥霧。轉了一圈回來，讓青兒喝了一碗稀飯，教過一個漢字(“怪”)，已中午一點了。
你的信我開車等紅燈時看了幾眼，在醫院裏看了三遍。讓我最感慰藉的是你不但及時給我回了信，而且允許我向你訴說我的一切。我最欣賞的一句話是：“我答應你，在你我的精神世界裏相互守望，直到永遠。”我覺得比較別扭的半句話是後面緊接著的文字：“我們好好地做朋友。”——
我從來就沒有把你當什麽朋友(人到中年，我也不可能再有什麽真正的好朋友)，現在、今後也不願做你的什麽朋友，也許你忘了，二十年前幾乎使我精神失常、從而對我以後的人生産生深重的負面影響的就是你的這半句話! 二十年前，你是我無限熱愛的初戀情人，二十年後的現在，你是我心儀神往的精神伴侶，二十年後的將來我無法預想，但我相信今生來世也不會做你的什麽朋友! 請你千萬別再用這樣帶有“朋友”倒鈎的矛，刺透我並無實體的精神之盾，再挑開我二十年未曾完全彌合的傷口。
我感到最親切的文字是你娟秀的落款：“你的 明”。記得二十年前，每看到這三個字我都如癡如夢，你現在祝願我的心理、生理都健康，但我一直懷疑自己有點精神失常：我尚不足43歲，內心卻早已過古稀之年；我明明豐衣足食，卻常常自比乞丐；你從來就未曾屬于我，我卻總是臆斷你完完全全是我的；我的頭其實比平常人還略小，可是我的心卻比兩顆常人心之和還大得多。不是嗎，我現在對妻的愛已超出一個普通丈夫對妻的愛，可是我對你的思念也超過一個普通情人對初戀情人的思念。我是不是在同時深深地眷戀著兩個女人：一個已是我的，一個本是我的? 這可能麽? 這種心理狀態或精神境界難道屬于正常範疇嗎? 怪!
為了與你這位大夫配合治療我的精神病，更進一步減輕我的“中年綜合症”，還是讓我先自述病史吧。九０年初春，我第一次切身品嘗到加拿大的酷寒。薩市下雪最早可以早到九月底，最晚可以晚到五月上旬才化盡。為了省錢，
我這個從小就過慣了斯巴達式艱苦生活的清教徒並沒有象絕大多數得到可觀資助的留學生那樣買小汽車。在奇冷的加拿大冬天，每年都有因汽車途中抛錨都而凍死司機的報道，薩大前幾年聽說就有一個中國留學生因此亡命，而根本就沒有汽車的人更有可能被凍得半死不活。零下十幾、二十度在薩市是司空見慣的溫度。有一天黃昏，我騎車回家，在有坡度的路上滑倒，讓我連人帶車摔出一、二十米遠，疼得我呲牙咧嘴，一下子爬不起來，一個好心的路人看見後趕忙跑過來說：“Are you OK?”(“沒事吧?”) 他一邊扶我起身一邊好像還解釋說，不管是否摔傷都要盡快爬起來，時間一長，如果沒人，不凍死也會凍傷。最冷的一次是零下三十九度，我把全身裹得嚴嚴實實，步行約20分鍾去上課。走了十二、三分鍾以後，眉毛、胡子全凍成了冰塊，兩頰和鼻子被寒風吹得像千刀萬剮一樣難受，呼吸困難，仿佛隨時都要倒斃路旁。我突然精神抖擻大吼一聲，高聲怒罵了一句：“真他媽的冷!”總算憑著意志走進了溫暖的教學樓。其實我本可以去搭別人的便車，也可以掏一、兩塊錢坐公車，但我不願求人，也舍不得花錢，有意與天鬥鬥狠，更想體驗體驗加拿大的隆冬到底是什麽滋味。
等過完加拿大第一個，也是我一生中所遇見的最寒冷的冬天，我已通過自己的業余活動使薩大商學院與天津外貿學院結成姊妹學院。不久，貿院新任主管教學的周副院長帶著兩系的系主任來薩大訪問。外語系王主任替我帶來幾條妻捎來的、我愛抽的天津“恒大”牌香煙，在此之前我為省錢一直抽的也都是國內捎來的煙。在津時我常常開玩笑說：我就是喜歡“恒大”才留在天津做女婿的。另一個令人覺得不無諷刺的消息是：只愛聽奉承話、極端盲目崇洋的寇副院長雖然因調任商務參贊而圓了自己的出國夢，去的卻是中東或非州某一不知名的蕞爾小國，級別仍是副局級。
按加國駐華使館規定，拒簽半年之後才可再次申請簽證。九０年七月初，妻分秒不誤地赴京再次申辦手續，果然因我在薩已遞交移民申請而一帆風順，當場拿到簽證。同月二十二日，妻攜剛滿五周歲的來兒平安抵薩。從此，無親無友、無專業特長(我們的英語專業在加國當然不能算專業)、無好運機遇、無本錢的我們為在異國他鄉生存開始了漫長、艱難、曲折而辛酸的打拼。
重逢如新婚。妻、兒與我同住在地下室約十五平米的客廳裏，與國內自家提前進入小康水平的條件相比有著天壤之別。在這兒幾乎無家電、無家具、無炊具，兒子睡沙發，夫妻睡又舊又破的單人床，還要與另外兩個男人共用廁所、洗澡間和廚房。盡管從小沒吃過苦、沒受過窮的妻很不適應，但首次出國的新鮮感、與我團聚的恩愛情使她和我依然魚水兩歡。我希望她再為我在加國生一個兒子，這樣等我拿到學位即使按初衷回國，小兒子長大後還可移居加國發展。按照加國法令的規定，凡在加出生的都算加國公民。兩年前我在蒙市就非常羨慕這種在中國留學生中很多人想、但很少人幹成的事。可惜妻象她當初新婚後一樣，不願生孩子，我表面上並未表示強烈不滿，但心裏卻很失望，因為她的任性將打亂我的整個家庭、人生、事業的計劃。其長遠影響當時還看不清楚，現實影響卻睜眼可見。想到無論日後是在加生存，還是學成回國發展，我們都必須象所有的中國留學、訪問人員一樣盡可能地開源節流。事實上，除了少數一些年輕的單身漢或不善精打細算的中國人外，所有在加留學的人員都只關心兩件事：學位、金錢。至于移民之事，不消說幾乎人人都翹首以待。妻休息了兩周，我就催她象大多數陪讀家眷一樣托人引薦出去打工。
2月2日，星期三
今天我只需工作兩個小時，青兒發燒，咳嗽得非常厲害，我決定不出門，讓妻自己開車上班去了。她很喜歡自己開車上、下班。可是，九０年八月上旬她首次乘公車到薩城一家洋人開的縫紉廠去做工作服時是極不情願的。她抱怨說我有點心狠，剛到兩周就讓她出去打苦力工。我說：“有許多家屬時差還沒倒過來就急著出去掙錢，你又不想生孩子，還是幹點事好。”她剛出國，期望值很高。在想像中曾經是非常浪漫、豐富的異國情調被貧寒、辛苦、奔波、受氣的無情現實所替代。衣、食、住、行遠遠趕不上國內的水平還不說，更無主人翁的尊嚴地位、待遇和舒泰。在被批准為永久居民之前，中國留學生們本人都是連二等公民都算不上、寄居他人籬下的高級“乞丐”或思想、知識難民，我們的妻、兒更是生活在加國最底層的可憐人。一方面我要應付學業、力爭保住獎學金，僅此一項幾乎要占去我的全部精力和時間；一方面也得找路子掙點外快，還要帶孩子、做家務。妻看到我不夠體貼她，逐漸開始積怨。她嫌我太“吝啬”：上超市買食品專揀降價貨；衣物用品、玩具家具等除了從國內帶來的，所有在加購置的東西全都是二手貨、舊東西；一家人擠在一間並不寬敞的地下室，連一部便宜點的二手車也舍不得買。我常常對她說：“會精打細算的中國留學生個個這樣，家家如此，別人能適應，你為什麽就不能呢?”因為曾經異常貧窮，我很善于精打細算，也習慣過艱苦的生活。她雖非高貴出生的大家閨秀，但從沒缺用少穿、省吃儉用過，我買食品的原則不是想吃什麽買什麽，而是什麽降價買什麽，反正超市各種食品按期輪流降價，想吃的東西總能輪著，只是等一等罷了。我單身時曾有一個月夥食開銷不到40加元的最高記錄，連同屋自認最省的訪問學者小張也感歎我特能省。我答應妻盡快換房，但必須找到非常劃算的。在國外，房屋租金是最大的一筆支出，也是節流最關鍵的項目。我認為在吃上面可省錢，但不能省營養，在住上面上則必須盡可能地節省。我們一家三口一月租金僅120加元，比別人多節約120元，不到半年，就可把省下的錢拿來買一部便宜的二手車。至于物用方面，反正屬暫時的寄居性質，無需講究新、舊品牌，只要功能有效即可。北美非常時興周末“車庫(或後院)攤賣”：一個家庭如有多余、無用的物品就選一個天氣好的周末把它們全擺在門前草坪或後院、車庫裏賤賣，買方可以放膽壓價，這種做法實是北美人講究理性、功能的獨特行為，其結果不但物盡其用，而且買賣雙方都不虧有賺，但願國人今後也興起這種做法。國內出來的留學生每人都愛逛這種家居小攤，有的人甚至長期有此奢好。機會好的話，有時幾塊錢可以買到價值幾百元的好東西。我曾用八塊錢買了一個組合音響，用了六、七年都沒問題。還用85元買了一個比一些全新産品的效果還好的大彩電。幾年後我離開薩城時也擺了個家居攤，這架電視機我還多賣了10元，直到前幾年我們還在後悔不該賣掉它。盡管我對自己比別人更會精打細算而沾沾自喜，妻卻不以為然，還常常為買東西與我鬧別扭、生悶氣。為了緩和氣氛，也為稍加改善生活環境，我們于九０年十一月搬入一個一室一廳的公寓，月租240元。妻因實在覺得辛苦，工錢也不多(周薪約200加元)，搬入新居後就辭去了工作。休息了幾天，我又催她去找工作。她非常不情願，又加上她實是典型的、傳統的中國女人，性格極為內向，適應能力較差，缺乏闖勁，會講英語卻怎麽也找不著工作。有幾次還是我事先都准備好說詞把她硬推進門的。過了兩三周，經新交不久的好朋友、天津南大來的宗姓博士生(現為薩大社會學系副教授，全加知名的華人問題專家)夫婦引介，妻在一家中餐館找了份女侍工作，但工錢按最低時薪給，額外的小費也並不多，
一個月收入約六、七百元。
妻仍然很不高興，總在車的問題上和我鬧意見。其實，她到加不到兩周我就花了一百元買了一部老、舊的“富豪”車。她嫌這輛老爺車太破舊，我說先學會了再換。你現在已知道，我從小就暈車，坐敞蓬大卡車，迎面吹著風還可以堅持一兩個小時，坐小汽車等于下地獄，一分一秒都難熬。在國內每次坐車我都覺得生不如死。因此，在內心我就排拒小汽車。後聽人家說，再暈車的人自己開車也不會暈。我一試果然如此。考駕駛執照分兩步，一是筆試，一是路試。筆試很容易，我一次通過。領到學習駕照後可以上車實習，但身旁須有正式駕照持有人陪駕。為省錢，我象大多數留學人員一樣不上正式駕校，也不請教習，自己登車甩方向盤。我因結交少，也不願求人，讓一個熟人教過一次基本動作後幹脆鬥膽違法獨自練車。剛剛學會換擋、倒車、拐彎，我就上了大路。為了滿足妻希望象別人那樣有車接送的願望，十月初的一個傍晚，時逢薩城下第一場小雪，我膽大妄為，准備開車過橋、穿過市區去接她。結果在橋上因車快、路滑、視線不清、刹車不及時而撞上前面因撞車而停下來的一部小車。我嚇得冷汗直流，一想這下闖了大禍，我違法開車撞別人，搞得不好可能還得卷鋪蓋回國。但下車一看撞得並不厲害，對方苦笑著對我說他自己反正今天認倒黴，沒有按常規要求我出示駕照就放了我。也許，這可以算作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
就我的觀察，中國留學人員之間在北美聊天按不同階段共有四部主題變奏曲：第一是就是車庫攤賣；二是買車、賣車、開車、修車；三是學位和工作；四是定居、買房、添子、撈錢。很顯然，第四部曲與老一代華僑追求的“五子登科”相似，即“房子、車子、爭子、妻子、兒子”。九一年元旦前後我為車的問題傷了幾乎半年的腦筋。“富豪”車經常是三天抛四次錨，修又修不起，找朋友又一怕欠人情，二怕解決不了問題。挨到九０年十二月我便登廣告把車賣了，除去廣告費用，算下來除了學會開車還淨嫌了80元。九一年六月份我咬牙花了600元從內蒙來的一個徐姓小子手中買了一部自認為非常合算的揭背式“日産”車，可轉天發現自動變速箱漏油，不得不忍疼花了250元修車，心裏覺得這麽精明幹練的我竟被一個學工的同胞小子騙了，氣得我一個多星期吃不香、睡不著。考駕照也很不順利，第一次因太緊張，剛上路三分鍾考官就逼我下車讓他把我送回薩省汽車保險局，結果連分都沒給我打。第二次考車因平行停車的技術不過關、車速不勻等問題不及格。直到九一年五月，我才真正有了合法的駕照。我那部修過的日本車還比較可靠，但外觀實在太差，妻坐在車裏每每覺得臉上難看。有個夜晚太冷，零下一、二十度，我考慮到自己無合法駕照，車技本身也不過硬，又怕車不爭氣中途抛錨，還怕來兒一人在家讓人不放心，我只得讓妻晚上十點多下班後步行回家，反正行程不超過15分鍾。她的一位洋妞工友得知後曾對她同情地說：你怎麽嫁了這麽個丈夫? 此事當然在妻心中的“賬本”上成了最粗大的黑點之一。
我的學習壓力從沒絲毫減輕過。同系的另一個來自大連的女生讀得常掉眼淚。幾位為數不多的、我認識的、知道的、在加攻讀正宗英文專業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都有掉眼淚的時候。當然，男兒有淚不輕彈。我一生從沒為工作、事業、學問、吃苦、受窮掉過淚，我掉淚都是因為愛情和親情，孤獨和悲傷。我常想，意志越堅強的人，感情越脆弱。越是堅毅、頑強的大丈夫，越需要懦弱、膽怯的小女人的呵護和愛撫。面臨在異國他鄉孤軍血戰的困境，我和妻本應更加心手相連，同甘共苦，但因我積極主張“原始積累”，厲行“勤儉節約”的原則，對妻闖勁小、能力差不夠體諒，我們常常相互鬥氣。她有時一連幾天不理我，我有時“小肚雞腸”，不夠大度也有時一連幾天不理她。這在天津婚後的頭六、七年裏是從未有過的。我開始認為她能與我同甘、不能共苦。不能幹、掙錢少沒關系，但她作為我的女人，必須要有與我共同奮鬥的吃苦精神。每到氣悶難受時，我就訓斥她不要在生活上總是向高水平看齊，在能力上總是向低水平看齊。她或許誤解我是埋怨她掙錢少，因此感到非常委屈、煩惱。象許多留學生家庭一樣，由于貧窮，夫妻常常鬧矛盾、搞冷戰。我不但貧窮，而且還比絕大多數人都更節儉。有一次妻憤怒地指責我說：“這麽多中國留學生，就數你存的錢最多！”其實，我並不是守財奴。我想到我的專業不好，今後若須在加生存，根本無望找到正式的對口工作，也不可能象別人那樣指望妻的能力，唯一的生計在于自己多攢點錢，有備無患。妻當時對這一重大問題幾乎完全沒有認識。作為丈夫、父親，我必須一意孤行，為全家作長遠打算。
到了九０年年底，我向當地幾個為掙錢正籌備建立小型私立學校的幾個華僑提建議辦報，一下子說到他們心坎上。他們說雖有心，但沒人。我回憶起蒙市老劉辦報的情景便毛遂自薦，荒稱自己有過辦報經曆。他們感到喜出望外，當即要我開出辦報購置最基本工具的所需費用，以便他們一起編列預算，權衡得失，同時我趁寒假未完和他們一起開了十幾小時長途汽車到加國中部最大城市溫尼辟去取經。為了裝內行學本領，我一開學就抽時間到薩大學生會會報編輯部當義工，兩、三次就基本掌握了我以前在蒙市唐人街只粗看過一眼、並未留心觀察學習的辦報過程和編輯技術，再加上我在國內的出版經曆，憑著自己的幾分才學和聰明勁，居然很成功地于九一年元月中旬在全省發行了第一期《莎省華報》。這是一件非常令人自豪的事，該報不但是薩城第一份中文報紙，也是全省當時一萬五千個華人的首份中文報紙。薩省英文日報《鳳凰星報》還專門派記者采訪了我，登了我的工作照。全省的華僑、華人也都為之拍手叫好。因我的文筆、編排內容很對華人口味，有許多人稱贊我的報紙象個“老報人”辦的，還聽說有的人將某些豐富的版面當資料保存。不消說，我不但因此成了薩省華界的小名人，也受到薩大英文系有關師長的贊賞，從而對保住我的獎學金也起到了“加分”的作用，系裏認為我不但學習好，還闖勁大，能力強。
與當時當地打工，即男洗盤子、女做衛生等在留學生中最“流行”的苦力活相比，我的辦報收入當然更高。每完成一期我一個月大約需要投入六、七十個小時，但我可以自己安排使用時間，平均算起來，時薪大約6.75加元，而洗盤子不過4元，最多5元。換言之，每一期發行後，我的老板、香港新投資移民趙先生給我400元作為報酬。我常常得意地與妻開玩笑說，沒機會得自己創機會，打工掙錢也應該想法打白領工。我只幹三、四天掙的錢，她要幹三個星期才能掙到。認識我、知道我的人都很羨慕我，誇我有闖勁、有本事、精力充沛。但誰能真正了解其中艱苦!
《莎省華報》不但是我親自創辦的，也可以說是我一人操辦的。剛開始僅八個版面，第三期擴為十二個，象北美許多社區或少數族裔的報紙那樣都屬免費贈閱的讀物。為迎合大多數讀者，我排版采用繁體字、豎行、行文從左向右；每月上旬發行，每版發行500份：薩城地區此時約有8000華人，發行300份，省城有7000華人左右，發行200份。老板負責送至全省各城鎮華人常光顧的商店、中文學校、聯誼會、圖書館、餐廳、華人集體宿舍等場所。經費來源有二：一是公司撥點款，二是靠當地廣告。我是主編，只管組稿、排版，不管印發和廣告。辦公室雖離家車程約20分鍾，但寬大，停車也方便。硬件包括趙先生從家裏搬來的一台舊286電腦，從香港買來的中文軟件(當時市面上很少，而且極不好用)。董事之一劉先生是小金銀首飾店老板，心靈手巧，硬是按我的比劃自己動手制作了一個簡便的、經過改良的工作台，其他的工具就是一把鐵尺，一塊膠板，幾把刀片，幾張花邊貼花，一個複印機還是租的。我平時的工作是分門別類地收集各種資料，主要來源為加國的英文報刊，香港的“四海通訊”社，中國的駐加使館，及我在國內的父母雙親。有些免費來源當然是我為報社省錢而挖出來的。每到月底的最後一個周末，我就開車帶著各個版面的資料袋，妻做的包子或其它便當和兒子到報社工作。我經常是一天二十四小時內就幹二十小活，連續兩、三天廢寢忘食地一直把各版排好，五歲多的兒子在旁邊看，看膩了就下樓自己一個人去打球，打累了就自己一個人躺在沙發上睡，睡醒了吃點東西又看我幹活。如果不等廣告，我通常一個周末40個小時左右就可完工。可是經常要等廣告等到最後一天，而且經常需要反複根據客戶的要求修改廣告，有時還主要靠我自己打字，因此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得幹五、六十個小時活。每月第一天由劉董事負責把報稿拿出去印發。
《莎省華報》的報頭是我請當地一個台灣早期來的方姓先生寫的，他因打雙份好工作掙錢多而在薩城華界頗有影響，很熱心，但脾氣極壞，與其妻常鬧得不可開交，與我在加最好的朋友天津人老孫的關系特別密切，他們都愛杯中物，但我一生滴酒不沾。為方便讀者聯系，展示個人負責精神，我把自己的小名也用最小號的字框在報頭之內。第一版為加國、薩省重大新聞，為讓生活困難的人賺點小外快，我讓報社出錢請一個王姓上海人先將新聞譯自英文報紙，然後由我自己潤色定稿；第二版為薩省華界動態加一個“投資專欄”。此兩版、還有最後一版及所有廣告內容需要打字，其它各版都是現成的中文印刷資料，我根據版面情況擴大縮小、剪剪貼貼。第三版為中、港、台新聞集錦。第四版為“旅遊之窗”，介紹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第五版為“生財有道”，每次從一本書中節選幾段，介紹華僑做生意的心得、招術(此書本是我第二次出國前從天津貿院老吳處借的，覺得可能有用，一直未還)。第六版為“世界影視珍聞”。第七版為廣告版。第八版為文化、文藝版，其中的幾則幽默及散布各版的漫畫、笑話非常受歡迎。第九版為“醫藥保健”，該版的中英文對照“美點佳肴”(菜譜)連不懂中文的洋人也曾有過好評。第十版為宗教生活。第十一版為“百科之窗”，知識性、趣味性極強。最後一版為不定期的“人物志”。介紹薩省有影響、有成就的華人，由我本人撰稿。從這些版面的內容簡介，你一定可以想象我一個個、一篇篇地收集、整理資料有多麽辛苦、繁難。每一期發行後，最熱心的讀者當然是我自己。每一條花邊，每一個標題，每一段文字都是我勞動的結果。我看起來當然情最真、意最切。正象我每每出版一本書一樣，每一期報紙發行後，我都給我父母寄了一份。我給爸媽寄錢不多，但我非常講究精神孝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