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種意義上說，除了當今的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華人社會自古從來就沒有實行真正的法治。
通觀曆史，傳統中華社會裏壓根兒就沒有“民法”，而僅有的律法本質上也不過是皇帝的意志、官僚手中的玩物；近、當代雖有憲法，但也只是存在于理論或文獻之中，在實踐中既不完善，更未嚴格執行過。
對特別重視人情的國人而言，法律從未真正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就是說，我們並無法大于人的共識、信念和傳統。在古代因為從來只有刑法，沒有憲法，所以國人的文化基因裏也就沒有所謂的憲法精神。而近當代的憲法，因並未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從而缺乏應有的絕對權威。正是這種曆史傳統和現實，導致法治仍然只是部分國人的一種理想。
很顯然，今天（大陸的）中華社會要實行真正的法治，如果不一定非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不可，至少應在制度上有所突破或創建，否則法律永遠是權力的玩物。
[2020年7月29日星期6写于温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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