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猿忧中华382-國人與法治

在某種意義上說，除了當今的台灣，香港和新加坡，華人社會自古從來就沒有實行真正的法治。

 

通觀曆史，傳統中華社會裏壓根兒就沒有“民法”，而僅有的律法本質上也不過是皇帝的意志、官僚手中的玩物；近、當代雖有憲法，但也只是存在于理論或文獻之中，在實踐中既不完善，更未嚴格執行過。

 

對特別重視人情的國人而言，法律從未真正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也就是說，我們並無法大于人的共識、信念和傳統。在古代因為從來只有刑法，沒有憲法，所以國人的文化基因裏也就沒有所謂的憲法精神。而近當代的憲法，因並未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從而缺乏應有的絕對權威。正是這種曆史傳統和現實，導致法治仍然只是部分國人的一種理想。

 

很顯然，今天（大陸的）中華社會要實行真正的法治，如果不一定非走民主政治的道路不可，至少應在制度上有所突破或創建，否則法律永遠是權力的玩物。

 [2020年7月29日星期6写于温哥华]

老猿忧中华381-國人與人情

基于農耕文明，我們自古就是一個高度社會化的族群，所以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典型的、很可能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人情社會”。

 

因為人人都特別注重人情，我們具有輕視事理、將一切事務人情化的自然傾向。為了講人情，國人可以予法律原則、規章制度以不顧，比如常常給親戚朋友、老鄉同學、上司下屬違例的待遇；為了講人情，我們可以大搞裙帶關系、任人唯親、唯近，如不管大小飯碗、肥缺美差、實權高位，我們總是只給或優先給與“自己人”、不給外人；為了講人情，我們可以委屈求全，打腫臉充胖子，違背本意、恓牲自己的時間、金錢和精力都在所不惜，比如請客送禮、聚會陪遊等等。

 

過于講人情的必然結果就是事事人情化，人事不分，因人廢理，以人誤事。

 [2020年7月29日星期6写于温哥华] 

老猿忧中华380-國人的教育觀

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們的第一教育大家孔子既授業解惑、也精心傳道。在幾十年教育實踐中，他雖注重、但絕不止于知識和技藝的傳承，更強調的是對其弟子加以性情的感化或教誨。在當代，我們也曾大聲疾呼過要“教書育人”。

但對普通國人、甚至對大多數教授、導師及父母來說，教育的主要、抑或唯一的目的就是“教知識、專業或技能”。換句話說，國人的教育觀在于專業、知識或技能的傳承。由這種觀點所局限，父母培養自家孩子、老師在校授課都重在讓學子“學會”某一特定的內容。與此相對應，學生也習慣于被動接受老師的灌輸，習慣于對書本知識的死記硬背，習慣于特定技能的機械訓練；至于性情、愛好、興趣、審美、感性、創新、獨立思考、有效溝通、團隊合作、動手做工等重要教育內容均不在學習字典之內。

 

正是因為國人偏頗的教育觀，很大程度上導致我們的學子大多淪為學習的機器，很少能成真正的學人，更別說世界級的大師了。

[2020年7月29日星期6写于温哥华]

老猿忧中华378-國人之軍事觀

無需贅言，《孫子兵法》不但代表我國古代兵學的頂峯，也是當今世界奉為至寶的軍事著作之一。如從十三篇精論中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軍事觀點，老猿認為或許就是“不戰而勝”四個字，也可按孫子本意簡稱之為“詭道”。

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國人自古就特別推崇智謀的運用，在曆代統兵打仗的名將中，項羽、呂布式的人物或許令人欽佩膽寒，但絕不能與張良、諸葛亮、劉伯溫之類的軍師同日而語，我們對後者不但敬愛有加，更是推崇備至、奉若神明。正是我們曆來重智謀即“上兵伐謀”的傳統導致我們忽略了武器的改進與創新，火藥用了一千多年也未能射出一粒槍彈。

與我大不相同的是，西人的軍事觀似可用“戰無不勝”四字來概括。為了確保戰爭的勝利，他們不單注重官兵的素質訓練，更是不遺余力地不斷改進武器裝備、提高軍事技術水平。其結果是，他們不但發明並最先使用了全世界最先進、最具殺傷力的武器裝備系統。

曆史演進到今天，我們面對“戰無不勝”的西方能“不戰而勝”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