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戀：一個知青的海外生涯》本是我用自创的日记式书信体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是写给初恋的，于2000新年前后一两个月之中草成；下集则是写给初爱的，于2020底一个月内完成。该书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匆匆出版，未曾想成了我的“种子小说”：其后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DETACHING《出走》,THE TUNER《调音哨》), 数十个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倒叙》，以及即将出版的英文三部曲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和散文集RETURN TO THE ROOT《归根集》，都是《致初恋》的英文衍生作品。现在此分期贴出，与其为了分享，不如为了存档，算是俺曾活过的见证，也算是把自个儿上传到网络空间或某个平行世界吧。
作者：袁昌明； 出版社：温哥华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体裁：日记式书信回忆录；字数：28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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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致易明
第13封信
2000年2月4日，星期四
早晨一起床，我就對妻說：“為什麽易明在根本不知道我的任何情況時從當初到現在都認定我有一個美麗、‘甯靜’的妻子、‘可愛、調皮’的男孩?”妻笑笑答道：“你這個人哪，非要讓別人說好，自己才覺得好。”在外面替車鏟霜、然後送妻上班時，我喋喋不不休地說了許多話。我說，出國十年來，這是我第一次感到十分舒心、愉快，夫妻和睦相愛；也是二十年來我第一次感到真正美滿、幸福，人生值得留戀：我同時擁有兩個異常聰明的兒子，兩個可愛的女人 —— 你們從未見面，但我相信今後有朝一日相遇一定會感到似曾相識、十分融洽的。我還聯想到在中國人的世界裏，之所以有數以千萬計的武俠小說迷，是因為作為成人童話，武俠小說以意淫的方式滿足了人們對舊中國文化傳統某些方面的向往與懷念之情。比如每一部武俠小說的主人翁都是在功成名就後擁嬌妻、抱美妾歸隱林泉，過吟詩作畫、含饴弄孫的閑適生活。這些意識裏面也許含有最純正的，但不一定都符合現代標准的中國文化基因：儒家的積極入世，道家的逍遙自在，地主的妻妾林田及智者的甯靜淡泊，在當今網絡信息時代，正如你所說，一切都似乎變了，唯有沒變、也不會變的是人類在情感世界裏的需求和追尋，也就是親情和愛情，而友情似乎需重新界說、人情也今非昔比。我老實地對妻說：我也經常有些在世人看來很不健康、很不道德的“wild fantasy”(狂野的幻想)，比如我希望象武俠小說的主人翁一樣，“同時娶你和易明為妻，你給我生一堆兒子，她給我生一堆女兒，咱們一起過與世無爭、與人無爭的隱士生活。”“虧你想得出，看你怎麽玩得轉。”我當然知道，今生今世我不可能在物質世界裏再與你結合，但在精神世界裏，無論你現在怎麽想，我是把你當“正妻”的。再過一年半載，我也許真的會過上現代隱士的生活。二十年來我最向往的境界正是你經常為我祈禱的“甯靜”—— 你不愧是我的知音。
九年前還在薩大求學時，對主編《莎省華報》的我，看中文武俠小說簡直是一種精神奢侈，生活中也拿得有片刻的甯靜。九一年初夏，中國駐加使館楊姓教育參贊到薩大按慣例看望中國留學人員，我因辦報需要更多的免費資料，也許因我是薩城華界的知名人士，他邀我在其市中心某個酒店的下塌處會見。我與他談辦報經過和所需資料，還問到他的上司、時任教委副主任的我的湖北松滋同鄉鄒時炎的近況。本想與他談談我對“政治移民”的看法及內心的矛盾，但看到他在態度上已把我們無一例外地當作加國新移民(我當時尚未拿到“楓葉卡”，甚至還沒作任何有關的最終決定)，又看到在場還有其它兩三個人(顯然是黨員或聯誼會頭頭)，我只是與他寒喧了一番便回到家裏。因忙著准備開學，很快將此次會見之事忘了。
但是，加國政府當局對此卻牢記在心。大約是會見後的第二、三天傍晚，我突然接到一個陌生的洋人男子從省城裏賈拉市打來的長途電話，他要求于次日來我家相見。我感到事有蹊跷，但還不至于驚慌，便泰然應允。翌日見面時，他彬彬有禮地遞上一張名片。我看了一眼，上面除了他的姓名“B.D.(Brian)Peacock”外，沒有任何頭銜和身份，只有兩行電話號碼，其中一個還是北美長途免費專線，下面的地址是屬于代號性質的信箱。該位皮考克先生自我介紹說他是“加拿大國家安全局”(即秘密警察)的調查官。等我充分意識到談話的嚴肅性後，他和我便開始了下面的對話：
“據我們所知，你幾天前曾到酒店會見過一位楊先生?”
“您怎麽知道?”
“這是我們的工作。我們還知道你與中國外交官談了會兒話。” “那又怎樣?”
“你現居加國，我們有責任保護你。”
“……?”
“中國外交官有沒有試圖強迫你做什麽事?”
沒有啊。我只是為辦社區報紙請他協助提供有關中華文化方面的資料。”
“這個我們知道。他有沒有強迫你接受什麽意見?”
“沒有。”
“這麽說吧。他有沒有……呃，比如說，要求你登載什麽文章以影響本地華人的意見?”
“沒有。”
…………
“我們沒有別的意思，只是為了保護在加國居住的人，防止你受到外國勢力的脅迫。”
“謝謝，謝謝。我沒有。”
“請你有時間時回憶回憶，如想起什麽務必隨時給我打……呃，這個免費電話。”
“一定，一定。”
送走客人後，我緊張得直冒冷汗，第一，我不知他們真正意圖是什麽? 第二，我不知道此事對我們一家的移民申請有何種程度的負面影響? 我唯一知道的是此事絕不可伸張。我囑咐妻對任何人也別提及此事。她感歎我這人總是會碰上些怪人怪事。盡管我仍未最終決定是否在加定居，但移民申請如能批准，畢竟多了一個選擇，眼下已聽說許多人的“永久居民證”(即“楓葉卡”)已陸續批下來，我們一家三口的申請仍處在“犯罪與安全審查”過程之中，在這個當口被加國反間諜、反顛覆的秘密警察盯上實在令人感到惶惶不安。
我認真回憶了一番我和他的談話過程，自信即使如他所暗示他們從頭到尾都曾監聽、監視過我與楊的會見，我對皮氏的簡短回答也無懈可擊：既無任何帶有暗示意義的字眼，也與事實過程嚴格吻合。獨自思考良久，我決定只可對兩個人說，一是報社劉董事，他是加國公民，又是我老板之一；二是薩大國際學生處處長。皈依基徒多年的劉董事很體諒地對我說：“你只是報社雇員，他們若再找你，你就請他們來找我。”薩大處長則說：“你可以放寬心，他們是例行公事，經常跑到國際學生家調查調查，你別少見多怪。以我的經驗，保證對你沒有任何不利影響。”後經我仔細、周密分析，此事的症結一定是這樣：楊參贊來薩省前，剛好有幾名加國國會議員在訪華期間因“六·四”之事冒犯中方導致被驅逐，加方為反擊報複便跟蹤中方在加的高級外交官，一旦發現有“不軌”言行就將其立刻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我作為《莎省華報》的主編身份特殊，從而身不由己地成了中外一場外交戰中舉足輕重的小人物。想到此，我覺得豁然開朗，慶幸自己反應敏捷、言詞得當，沒有做對不起祖國的事。要知道我那時很看不起那些為自己早日獲得楓葉卡不惜出賣祖國、出賣良知而向加方告密害人邀功請賞的小人。(後聽說薩大某一遲姓夫婦與另一個人就因被人誣告為“中共密探”而遲遲未獲楓葉卡。) 我還想到，別說中方沒有任何“過格”的言行，就是有，身為中國人的我也不能當漢奸(我終身憎恨漢奸，有時還想寫一本“漢奸論”的小冊子呢。
與我主辦《莎省華報》有關的另一件值得一提的小事發生在九一年冬。蘇聯崇洋媚外的政治低能兒戈爾巴喬夫因推行所謂的“新思維”而使國家解體、民族分裂、自己也被掃出曆史舞台。西方媒體對他“好話連篇”，我卻對他“恨之入骨”：他不但因向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卑躬曲膝、舉手投降而使偉大的蘇聯人民遭難受辱，更可恨的是他的盲目崇洋與政治低能把我的祖國一下子推到風口浪尖處。我一直希望由好鬥講狠的蘇聯與邪惡虛僞的美國繼續對峙，以便我們中國臥薪嘗膽、趁機振興起來。但我的這一顯然過于“自私”的國際政治希望被無情地打破了。自己從來人小言微，再說因學業、工作兩忙，實在無時間、精力寫社論，即使寫出來老板也不一定讓發，為了出出憋在心中幾個月的這口鳥氣，我在一則綜合報道中毫無真憑實據地加了幾句：此間也有許多西方媒體報道戈氏實是一個昙花一現的跳梁小醜雲雲。我不知道我的讀者有何反應，但從此事中我深深體會到在當今的信息時代，誰掌握了媒體，誰就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這與新聞、輿論的體制或自由度並無多大關系。在我看來，以美國政界為首的西方反華勢力的主力軍正是高喊新聞自由的各大媒體。
我的政治立場和社會文化觀點是與我的學術論點一致的。在衆多的文藝理論中，我對以唯物主義為哲學基礎的“新曆史主義”情有獨鍾，而對“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精神分析法”、“讀者理論”、“文本批評”等五花八門的其它主義雖有接觸，終是興趣不大。有時我懷疑自己是否因從小受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薰陶而人雲亦雲，但我的回答是否定的。我是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最終認同“新曆史主義”的。我的碩士論文題目是“濟慈詩歌中的社會政治內容面面觀”。導師為哈丁教授。九一年夏秋之交，我不但順利地通過了論文答辯而獲英文碩士學位，我雖因早已有碩士學位對此毫無興奮之情，但對贏得全額獎學金(每月1，300加元)從而成為本系第一個、也是唯一念博士的東方人而倍感榮幸。我其實並不非常聰明，更談不上格外用功。我常對我的學生說：“最用功的學生絕不是屬于成績最好的學生，而成績最好的學生絕不是最用功的人。關鍵在效率和方法。”我還說，“會念書的學生並非是異常聰明的，更非最用功的，但一定是最細心、最認真的人。”就我所知，在當時整個加國中西部念正宗英文博士的中國人似乎僅一兩個人而已。其它在國內念英文的人出國後大都改念比較文學、漢學、語言學、英語教學法等被台灣朋友老蔡稱之為“旁門左道”的專業。能與洋人拼實力、爭獎學金的我之所以成功在于圓熟地使用了四大招術：一是“笨鳥先飛”(下真功夫)，二是“投機取巧”(我有許多偷懶妙法)，三是“搞好關系”(我與所有有關的老師、同學都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四是“表現實力”(比如在獎學金申請材料上突出表明我一邊念書，一邊辦報，還一邊在國內發表學術作品，盡管事實上我在國外念書幾年中先後被國內轉載、出版的文章或書籍都是我早在出國前就已寫好了的)。換言之，九一年下半年我的心情稍稍松馳了一下，只要將平均成績維持在八十分以上，博士獎學金便可以延續三年，對此我覺得有八、九分勝算。這段時間裏我最感舒心的時候就是晚飯後幹完家務再帶著上小學的來兒到外面散步。
來兒小時非常可愛，而且有點早慧。前已提及，他兩歲已能認將近兩百個漢字，學說話也較早，口齒非常清楚。他學走路時，我總是晚飯後帶他出去散步，每次看他摔跤，我都臭罵自己一頓。有次在家隔著椅背摔在水泥地板上，長期讓我擔心他的智力是否因此受到影響。他每次下樓玩就不願回家。我因要做學問、寫文章，常常死拉硬拽地把他拖回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硬把他扛回家，他在我肩上亂蹬亂踢地大聲對我乞求道：“爸爸，爸爸，讓我在外面玩一會兒好吧，就五分鍾！”可是當時我把時間看作生命，竟然連五分鍾都不願給他。
來加後，我和妻上學、打工，經常違法地把五歲的來兒獨自留在家裏，他很懂事，聽我們的話一個人在家時不亂爬亂跳，不玩電玩水，不接電話，不給陌生人開門。他總能自己找到某種遊戲方式，比如用牙簽拼漢字。我每天教他一個漢字，周末休息再用粗筆寫在紙上貼到牆上，以便讓他隨時複習。我每個月讓他背一首唐詩或宋詞。剛開始幾個月，一首五言詩要領讀上百遍。在國內從沒教他一個英文單詞，第一次送他到幼兒園，看他戰戰驚驚地走進陌生的洋環境，想到他也要象我一樣從小吃苦受窮，我難過地一邊流淚、一邊趕緊推著自行車走了。他出過一次水痘，我們沒想到要捆住他的手，結果他睡著後因奇癢搔臉面後留下幾點痕迹。冬天大下雪，有時車打不起火，只有接他步行回家，門前的雪常常厚達兩尺，無路可走，他有時連滾帶爬地淌過去。有次在超市偷拿了幾塊糖，回來讓我發現後責罰他跪一個小時，後因妻說孩子太小改為半小時。他非常友愛，總喜歡伸手撫摸別人表示和睦，但這個習慣竟然使他受到傷害。有次在學校他可能伸手去撫摸別的洋孩子，結果讓凶狠壯實的洋孩子撕破了他的嘴角，至今還有傷痕。九一年冬，他上一年級時與洋孩子們一起演戲，扮一個老頭，樣子逗極了。我在薩城中文學校兼課，他非常喜歡和我一起去上學。因從小沒玩伴，生活在身份未定、清貧無助的留學生家，使我對他倍感憐愛。
2月4日，星期五
今天是除夕，早上接到我父母從武漢發了點小財的親戚家打來的長途電話，可想而知國內一定是億萬燈火，普天同樂。我們在加國十余年，因春節不是法定假日，再加上忙、累，我們家從無過年的氣氛；聖誕節這裏是很熱鬧，但除了近幾年為敷衍孩子們，裝飾聖誕樹、挂彩燈、松樹圈外我只是趁機與故舊聯系，寄寄聖誕卡而已。不過，九一年聖誕節前兩天，我曾代表薩城中國留學生接受英文《鳳凰星》日報的采訪，向當地洋人社會介紹了中國人過年的傳統。我除了表示思念故土與親人外，還希望加國能讓少數族裔有法定假日慶祝自己的節日，從而豐富加國的多元化文化生活。現複印一份采訪報道寄給你，算是給你拜年的禮物，請笑納 -- 看我九年前的照片，你能想象出我現在是胖、還是瘦了? 在此，我也祝你健康、健康、再健康些!來信告訴我，千禧年的第一個春節，你是怎麽過的? 向你的家人致意!
大約是在九二年初，我們全家順利地拿到了加國“綠卡”，從而成為合法的“永久居民”。同時也逼使我回答我一直不願回答的問題：是永遠留加過抑或屆時返華? 如果定居加國，我和妻均無專長、無體力、無金錢資本、無就業機會、無親、無友、無好運。非純文科類專業人士畢業後遲早可以去當教授、當工程師，進公司、進主流社會、進政府機構；有本錢的可以去開店、做生意；年輕的、無妻小的可以改學好專業，另謀發展；有親友、有好運的遲早也都會拱出一條路。但年過34歲的我只有一個事事靠我的妻、幼小體弱的兒及不足三萬加元的全部積蓄，別說發展無望，連生存下去都有困難。如果學成歸國，人們又會無情地嘲笑我無能，說我在外國混不下去才敗回中國，而且找一個稱心的新工作單位也不容易。再說，不出國我早可提升副教授，拿了洋博士頭銜回去反倒還得等一年；各種待遇已不象早幾年歸國搶位置的人那樣可以得天獨厚，碰上幾個奸官又會受壓受擠；與天津貿院雖然感情深厚，可是院方人事環境改善不大，系裏更是順“王”則昌，(妻曾說我出國後由王主任親信常姓教研組長取代我當室主任，一年不到竟給她穿過幾次小鞋)。在這種進退兩難的情景下，我決定先按初衷拿下博士學位再說。獎學金得來不易，我可利用眼前無資助之憂的條件想法在專業上偏向漢學，因為對中國文科留學人員來說，在北美如果學中國曆史、政治、語言、文學、社會宗教、哲學甚至各種比較學科反倒有點兒優勢，畢業後到大學謀職多少有些希望。我想起中國農村的一句老話：騎驢看帳本，走著瞧吧!
這幾天咳嗽太厲害，醫生診斷我這是花粉過敏，徹夜難眠，從左腦後、脖子直到肩部都有熱痛感，頭暈目眩，今天就暫此擱筆。
2月5日，星期六
按天津習俗，大年初一拜父母，初二回娘家，初三看朋友。就飲食而言，是“初一的餃子、初二的面、初三的合子往家轉”。我是海河的女婿，更是長江的兒子，現在太平洋彼岸，遙祝我的古老祖國和初戀情人龍年吉祥、康安無恙。八年前當一家三口都辦妥加國的“綠卡”後，我雖然沒有做長遠的重大決定，但卻有兩項眼前的安排，第一件事就是給妻做思想工作，讓她答應再生一個孩子，我有兩個考慮，一是無論日後何去何從，添一個加拿大兒子對家庭、後代的發展都多一條路；二是我從小感到孤單缺愛，身邊的至親少，經常羨慕別人有兄弟姐妹，我們在加一共只有三個人，再加一個不但今後“人多好辦事”，來兒長大不致在我和妻死後又孤苦伶仃地在北美獨自面對全世界。妻好不容易被我說服了，可是也許因為我鐵心腸要兒子(我總怕生女兒象我不好看)，怎麽努力妻都懷不上。我開始認為薩城天氣太冷，湖北的種子過于潮熱，無法在異國他鄉的氣候裏落土生根。後來我私下認為妻不但可能子宮冷，更可能情意冷，因此，裏外都是嚴寒冰霜，我的心無論怎麽熱也化不開周天寒徹。我想起九一年夏，拿到駕照不久的我立即教妻開車，我因學徒是自己的老婆便很不耐心，看見一個小錯就大動肝火；妻因教練是自己男人也沒好聲好氣，時不時與我怒目相向。有一次練車快到家門口，妻忍無可忍雙手一甩把車停在路中間，我看她毫無理智，耍小姐脾氣，氣得我語無倫次，一揮手打了她一巴掌，她看我第一次竟然出手打人，也象惡貓一樣對我又咬又抓，手臂都見了血，至今留有印痕。正當我一邊開車一邊和妻大吵大罵回到家門前時，擡頭看見可憐的來兒一人正趴在窗前等我們回來，我的心一下子碎了。後來聽人說夫妻出國最忌互相教開車，為學車甚至有些夫妻還鬧離婚。不管怎樣，我當時已後悔不該對妻動粗，更不該讓孩子看見我和妻經常吵架。我想一切都是因為貧窮，我們主動選擇丟掉了國內優裕、舒適的體面生活，在異國他鄉又白手起家，靠著希望過日子，因此也常常回憶起電影《列甯在十月》中瓦西裏對其幼子所說的話：“面包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為了更有效地進行原始積累，我堅持對家裏的財務實施統籌安排。想到妻向來比較糊塗，有時連自己的帳戶情況都搞不清楚，手也松，只有我才能精打細算，所以我牢牢掌握財權，由此妻更無安全感，經常為此與我拌嘴鬥氣，強烈要求分開賬戶各自存取。我說：“你別學台灣的方太太，專想法子對付自己的丈夫。“我在給父母的信中曾談及由我堅持當家管錢的想法，爸爸來信說：“昌明從小節儉，還是建議讓他理財。”妻看了這句話勃然動怒，說我爸爸多嘴多舌、“幹涉內政”。後得知她不久還私下寫信給我爸爸，質問他、指責他不該多管閑事，我爸爸看過信氣得心髒病發作，還住了一段時間醫院，
差一點因家貧鬧出人命慘案。對妻這種動不動就殃及魚池的做法，對她在外適應能力差，在家與我爭嘴鬥氣(她話語雖少，但說出來往往可以把人噎得半死)的現狀，對她似乎不能與我共同吃苦奮鬥的心態，我感到非常的失望和苦悶，甚至不無後悔。這時，我越來越多地想起謝明。她下過鄉、吃過苦，我相信她一定能與我患難與共。我也更多地懷念你。在我精神不振、為前途耽憂，為現實焦慮的當口，相信你一定會給我安慰和鼓勵。你不但因下過鄉能吃苦，而且因你的醫學專業好根本就不致于完全靠我一個人的智慧和體力為全家生計操勞。例如，蒙市老李的妻和你一樣是工農兵學員，一到加國就找到了高薪工作。當然，我是被你早已扔掉的爛包袱，懷念你不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幻思。但謝明當初卻是鐵定會嫁給我的。她學的是工科，有一點闖勁。我有時非常羨慕那些因妻子專業好，能幹而會掙錢的留學人員。他們可以在妻的全力支持下改學更好、更實用的專業，最終謀得高薪職位，從而使家庭進入良性循環。我不但絲毫不能指望妻的幫助和支持，還時常和她陰雨綿綿，互相鬥氣，因此，我常忍不住在朋友老孫處說妻的壞話，借以排解心中的苦悶。在家對妻、乃至對兒的態度也逐漸開始變得惡劣起來。
中國在北美的留學人員是否能在國外生存和發展，其決定因素離不開名校、名師、“名”專業(即比較實際、熱門、易找工作的專業，現在如電腦、工程等)。比如我在薩大商學院的湖北同鄉鄧教授本是湖北華中工學院念英語的，因八0年就出國，最後在哈佛商學院畢業，剛拿到文憑就被波士頓某大學聘為助理教授(相當于國內講師)，後在澳洲呆了一段時間，轉到加國薩大當了正教授(現聽說已放棄教職，在北京外企當一名高薪主管)。另一位是我在天津師大的淩姓師兄，因其導師在短短幾年內成為全美亞裔文學研究界泰鬥，經他推薦，畢業于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淩一下子被聘為加州大學洛杉矶分校英文系助理教授(現已成為副教授)。“名”專業畢業的留學人員一出校門就被高薪回聘的例子也大有其人。大凡有實力、專業那怕比較冷門，機會好的也可找到好工作。比如我的朋友宗姓博士生在薩大社會學系拿到學位後在其華人導師的協助下竟然受聘為莎大本系的助理教授。這些例子就發生在我身邊，有的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我常說出國留學的中國人雖非人人“菁英”，個個優秀，但其智力水平相差並無天壤之別，大家都不笨、也很少有人不用功，關鍵在于四個字：“早”(出國越早越好)，“少”(出國時越年輕越好)，“名”(在名校追隨名師或選攻“名”專業)，“遇”(遇到“貴人”或機會)。當然，成功的概念難以界說，在大學任教只是一種方式，凡能進入主流社會、能有高收入或許都該算入“成功”之列。
想到自己，我出國至少晚了六年，也就是說年紀比一般留學人員至少大了六歲，一輩子除了一次死裏逃生的“好運”外從無任何機遇，而我所學的專業、所從的導師、所讀的學校與“名“字也沾不上邊，因為薩大屬加國一流大學的末流，哈丁教授在北美浪漫文學界雖不無名氣，但畢竟只是一個無權的書生，而“英文”專業對我來說“正宗”得使我毫無就業希望。在必須確保薩大獎學金這一全家乃以生存的經濟來源的前提下，我四處“鑽營”，終于找出一條權宜之計，我通過薩大與位于溫哥華的卑詩大學（今年剛剛被評為全加一流大學的第二名）訂立的“研究生院長交流計劃“，申請到卑大修讀學分，同時將我的博士論文選題定在英漢比較文學範疇。經過我的說服論證，系研究生委員會除了一人有保留意見外（該教授可能因我未按他的期待選修他的課對我泄私憤），其它人，包括我的英文導師哈丁教授都完全同意，而且因我在學術上有闖勁對我不無贊許。最後，我將選題定為《政治與詩藝：濟慈與李賀的比較研究》，詳細論綱也在六月順利獲得通過。我這樣做有兩點考慮，一是通過專業偏向沾點“名”字的邊，二是到華人較多的大城市找機會。
九二年七月底，我將八月期的《莎省華報》編排好，將剛換不久的一輛較貴、較豪華的美國車登廣告賣掉，又在家舉辦“搬遷攤賣”把不便帶走的東西全部處理完，于八月一日在老孫全家的熱情款待相送後，攜妻帶子坐了二十幾小時的“灰狗”長途汽車到達我們“兩眼一抹黑”的溫哥華。
我之所以不顧妻的反對將汽車賣掉，主要出于安全與節約方面的考慮。我們一家人都暈車，我又有美尼爾氏綜合症，時有陣發性頭暈目眩，車技也很一般，兩千多公裏的路程太遠，車卻不絕對可靠，為全家三口安全計，坐車實為上。我們在薩城收入雖不高，但精打細算，加上生活費用很低，車買得起，也開得起，而在溫市僅一年的保險費都可在薩城買兩部二手車。當然，妻當時也不能完全體會我的用心，只是一味指責我“太扣門”。我因她的意見常常不對、欠考慮，頭腦簡單，有時也懶得耐心向她解釋。不消說，我的“專橫跋扈”和“一意孤行”使我們的夫妻關系開始進入某種程度的惡性循環。
到溫的第一夜，我們一家住在事先托人替我們租好的公寓裏，月租550元，比薩城的房租貴一倍多，因無床無墊，我和妻剛剛坐了二十多小時的汽車，趴在地毯上怎麽也睡不著，半夜兩、三點妻實在熬不下去，我提議出去撿舊床墊。妻雖不情願也只得同意。我們象夜賊似地從半裏之外分兩次拾回一套有六層新的雙人床墊，折騰大半夜總算在天亮之前睡著了。第二天上午十一點左右起床，為裝電話我去叫鄰居的門，結果一個粗暴無禮、半醉不醒、不白、不黑、不黃的單身大漢冒出來厲聲拒絕了我，後又與公寓管理員、一個講蹩腳英語的法裔爛婆娘交涉，結果也遭到她的粗暴對待，我與她吵了幾句，末了砰地一聲使勁在身後關上門。她氣得大嚷要去叫警察，我回頭吼了一聲：“Go ahead! Go to hell!”（“你去叫好了，見你媽的鬼去吧！”）這便是我們到全世界最宜居之城頭二十小時之內發生的事。我又一次深深體會到，貧窮與尊嚴不可兩者兼有。口袋癟的時候就應當把自尊心悄悄裝進去。
因兒子好動，樓上樓下、左鄰右舍常提抗議，我們于九月便遷入了月租僅340元的、非常方便合算的新居。當然，無親無友，不愛求人，又好省錢的我是用自己的兩只手徒步搬的家。妻也吃了不少苦。我雖然有時對她“凶狠”，心裏常常覺得自己太沒本事。也許，正是因為我時年不佳、幹看著別人事事順心（比如有一年曾看到宗姓朋友“八喜臨門”）而倍感自己窩囊、無能才經常在妻、兒身上出氣的。剛剛在薩城混出點兒名堂，又為前途計不得不毅然放棄薩城的“田園詩式”生活來大到城市重新開始。
開學不久，我順利找到卑大亞洲學系德國人施密特教授，請他兼做我博士論文的中文導師。在台灣呆過多年、娶的台灣太太、會講流利國語的施教授，雖然從中得不到什麽好處卻欣然應允，這使我走出了第一步。第二步本想轉至卑大漢學中國古典文學專業，但經過打聽，亞洲學系人際鬥爭異常激烈，八年來未給一個大陸中國人博士學位，唯一獲博士學位的是系主任的台灣夫人，在感到此路不道的情況下，我又與卑大比較文學系系主任接洽，但談得不投機，加之經濟資助少，妻一時又無工作，最後只好安心在卑大做“交換研究生”，打消了轉學、轉專業的強烈念頭。因我是無人事關系的外校生，英文又不錯，上施教授的“唐詩宋詞欣賞”課（北美的漢學全用英文講評、寫作，只是看中文原著），分數兩學期都是“A”，這對我保住獎學金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比較文學系感覺很不好。上學年選修系主任克勞勒教授親自上的一門基礎理論課，第一次因教學風格的差異給她留下挺不好的印象。她好象也是德國人，非常嚴謹或古板，希望學生按講稿念，而不提倡隨意發揮。我認為既然是口頭作業，就沒有充分深思熟慮，更未全部付諸文字，結果沒讓我把話講完就叫停，使我內心感到莫大的侮辱。她特別喜歡新加坡來的一個年輕、英文特好的華橋，就像上海交大楊老師對待劉姓同學一樣，似乎他的每一個字、每一個表情都令她萬分欣賞，期末結束，我雖然分數較好，但我知道她與我實在是在學問上格格不入。我懷疑也許因我是外校生，她多給了我兩分的“面子”分。
第二學期在比較文學系修的是曾在薩大英文系任過教的卡維爾教授主講的“西方文藝理論史”。該教授年輕氣盛，有強烈的文化沙文主義傾向，對西方的文藝思想推崇備至，尤對現代西方文藝思潮津津樂道，我對此非常反感。因此，自認非常愛國的我每次在必須上交且算入期末總分的“學術周記”上故意用古代中國文藝思想的燦爛火花間接地“壓”他、“壓”西方的文學理論，讓他不要以為世界上只有亞星斯多德和尼采。他似乎感到非常不以為然，對我十分冷落。最有趣的是，他將我的期末學期論文（相當于期末考試）改完後故弄玄虛地對我說：
“你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什麽？”
“你無需再幹什麽，現在就可拿到分數。但分數不夠高。”
“是多麽低呢？”
“不及格。”
“其實您是說我只有一個選擇吧？”
“不錯。你回去寫一篇‘自我檢討’，我再給你打分。”
“請問這篇‘自我檢討’應當如何寫？”
“你的這些論點不恰當，很有問題。”
“哦，我明白了。謝謝您，我馬上回去寫。”
我知道卡維爾教授的理論立場是摻有“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尤其是“解構主義“等各種“唯心”學派觀點的大雜燴，而我論文中的立場是純正的、“唯物”的“新曆史主義”。為了獲得對保住獎金至關重要的分數，我不但違心地迎合他的立場，而且耍小聰明站在他的理論立場上，以權威、居高臨下的揶揄諷刺筆調把我固有的學術觀點批判得體無完膚（多虧文革教會了我寫“自我批評”和“大批判”的技巧）。這篇檢討我只花了兩個多鍾頭，連草稿都沒打，結果交上去給我換回了我在薩大一年都難得的一個“A”。這件事讓我深深體會到，“弱國[豈止]無外交”，甚至連人文學術也沒有！
我想起在薩大選修索普教授“英國浪漫主義時期自傳體小說選讀”一課的經曆。盡管我和另外一位來自上海、曾在英國上大學的印姓學妹（她在英有一個同學後來成了大大有名的華裔女作家，另一個則與妻在天津也曾是同學）每次口頭報告都獲得洋人同學的喝采或掌聲，但因老師對我們講的中國東西明顯不感興趣，結果我倆“口頭報告”的分數都遠遠低于預想水平，由此可見，我在“歐洲中心論”及文化沙文主義最盛行的英文系孤軍奮戰（印姓學妹未曾升讀博士）是多麽的艱難與悲壯！在這一點上，也許只有我的導師哈丁教授為我感到（有保留的）同情。但他也常常對我說，我在北美尋求教職完全是天方夜譚。我深知，以我中國留學生身份拿到博士頭銜後如在大學教英國文學，那將是一個違反邏輯的，對清一色白人學界的侮辱。加國研究少數族裔問題的社會學家宗姓朋友常感慨地說：“北美正牌大學幾乎哪個系都有華人教授，至少有少數族裔教授，只有英文系是清一色的白人。”（但我在加大英文教亞裔文學的淩姓師兄似乎是個神迹式的例外。）
西方或北美大學有許多黑暗面或弊端，其中之一就是教授對學生有絕對的“生殺奪予”大權（此點我今後再給你細說一二）。另一點就是教授在很大程度上“良莠不良”（這與國內情況頗為相似）。在幾年學生生涯中，我學會了將老師分為“專制型”與“民主型”兩種，前者是那些年少力盛、多年媳婦熬成婆、唯我獨尊、或心術不正的人，他們對學生一方面苛嚴無比，給作業奇多，給分數極低；一方面又對學生毫無幫助，既提不出或不提具體的改進意見，又不容學生提出不同的意見或看法。他們手中的殺手锏就是其具有絕對力量的打分權或簽字權。卑大的卡維爾教授堪屬此類，在薩大我也曾碰見過幾個。“民主型”教授大都是敦厚、老實、善良、友好的真學者。他們了解、同情、樂于幫助學生，在學生術上一方面要求嚴格，一方面善于包容異己。薩大的哈丁教授應算此類。正因為這樣，我先後才請他做我的碩士及博士論文主要導師。可惜，這類學者似乎是少數派。
既然轉校、改行都無望，我便在“業余”時間注意交際，以便尋找生存的機會。在國外留學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會以同學、同鄉、同行、同“時”（即同批到達同一日的地的人）、“同志”（志同道合者）、同“好”或同“利”（有共同的利益追求者）而“物”以類聚。也許因為從小重友誼，長大後對朋友“要求”過高，我一生中雖象尋求戀人一樣刻意結交過不少朋友，但真正的朋友現在幾乎可以說少之又少（這正是我長期苦悶的原因之一）。我講究君子之交談如水，遇事先替朋友著想。但我看到的、碰到的大多是一些有利則來，無利則去的各種勢利小人。為此我已主動與至少五人斷絕了往來，他們也許常常為能利用我這種“精明人”而得意非凡、沾沾自喜，我卻為友情的變質與墮落感到悲憤與衰歎。世道在變，人心不古，我這個“現代齊人”惟有安心與你這位“妻”和我的發“妾”厮守“寒舍”。也正因為如此，我常勸來兒趁在中學期間多交朋友，一旦上大學，進入社會，因利益沖突或勢利就不會再有真正朋友。想到自己，我的“一妻一妾”可能是我余生的唯一慰藉和情趣。想想真是衷豔至極！
初到卑大，我與台灣友人老蔡邂逅相遇。他開著奔馳車帶我逛了幾圈。不久可惜他又因與同學、老師關系處理不當，被人在後面搞鬼而失去了博士候選人資格，新學期剛開始他便改行到美國名牌大學南加大學攻讀建築碩士去了。後打電話來因妻忘了記下他的號碼從此永遠失去了聯系。我非常懷念這位朋友，蒙市老李在美國找到高薪工作後也與我錯過聯系機會而至今杳無音訊。薩城老孫與宗姓友人與我見面機會也極少，只是到了聖誕節才卡片上寒喧幾句。在溫市已有八年，我費盡心機，委曲求全，但至今仍未交到半個真正知己。不過，九二年一到溫我經人介紹到一家私立英語學校兼了將近一年的課，又與一幫組織起來合買六合彩、投資房的男女朋友交往了幾年（其中一位王姓女士能量奇大，與中、加總理都合過影，以前還是經過我的手調入天津貿院的，後來出國被定性為“叛逃”）。現在，這個俱樂部早已解散，但大家似乎都還混得不錯，有回國開公司、做獨資生意的，有在加打工賣體力的，也有兩邊飛，當“太空人”的，還有的已打入加國的高薪階層。
九三年六月初，來自薩大、在溫找到好工作的一位黃姓朋友攜妻來我的陋室商討借兩千加元，我對他印象很不錯，就破例地答應了。我問他幹什麽用，他說他太太的公司有股票上市，最近可能有動作，想賭賭運氣，我一聽當場決定跟進。我給他先借了兩千，然後去看望我新交的、與他同鄉同姓的上海人朋友（他在美曾拿過名牌大學的舞台設計最高藝術學位，現在溫辦進出口貿易公司，業務很不錯，但與我近幾年很少來往，也許因有了點錢，想“把肉埋在碗裏”自個兒吃吧），從不敢買股票的他那替自己又借了一千。因事出倉促，手頭沒有現金，當月的租金我還是從另一天津老鄉處借的，自元月上旬到七月上旬，我連續投入了八千加幣，可是不多久股票市值下跌一倍，使我感到吃不下，睡不覺，好在妻並沒有責怪。我咬牙硬挺著，當時留學人員中，尤其是在校學生中還極少有要買股票的，而當時從國內出來的人對股市都一竅不通。我向來心不夠細，“膽卻賊大”。其實，更准確地說，我是“狗急跳牆，窮則思變”。不懂股票，又怕上當受騙，我第一次去找一個姓趙的台灣經紀還不懂裝懂，謊稱自己以前買過股票。學業上，到了十月底我已按要求在半年之內靠偷懶妙法看了將近兩、三百本英文作品及其評論專著後，回薩城住老孫新買的洋房，參加了博士資格大考。筆試為開卷，在七個小時內（包括中間有一小時休息、吃飯、上廁所）必須寫出四篇即席論文。我因提前猜中三個選題，准備比較充分，一口氣寫出兩篇，上了一次廁所，邊吃邊喝一口氣寫完剩下的兩篇而順利通過，其間多虧老孫為我省時預備了便當及10袋高麗人參茶。不日口試也只出了點小疵漏而一舉通過。
正當我複習迎考期間，爸媽來信說弟弟因受單位領導逼迫經商創收虧損十八萬元人民幣。這對當時的我家簡直是天文數字！我回信請家人自己想法，我同時要求弟弟：甯願坐牢，也沒錢賠，若幹年才深知，其實受騙虧損高達38萬元，當時我的母親象伍子胥一樣一夜急白了頭，爸爸心髒病發作住了幾次醫院，弟弟為減輕家人負擔曾靜坐長江江畔幾次想學我大舅一死了之。他們知道我在外正在為生存艱苦奮鬥，對此事只是輕描淡寫，怕我著急，後來才知道，弟弟遭難，其因在于單位領導用人不當：我弟弟長大後發奮讀書，成為全湖北省中國銀行系統非常出色的會計師，還給全省一些幹部上過課，自己也出過書，但他太厚道、太老實，不是經商的料子，一上陣就上當受騙。因此在我看來，應由單位負責承擔損失。天下哪有這種道理：你賺了，拿回來大家分紅；你虧了，由你一個承擔後果負責賠償？! 另一個原因是弟弟的惡妻相逼。她在我整個家族的全力支持下年年超額完成工作指標而升了官，回頭又嫌我弟弟既未升官，又未發財，于是不顧爸媽堅決反對，在家整日逼弟弟下海。結果遭損後她又更加與弟離心離德，直至九八年初狠心地扔下十歲不到的兒子，卷起約有十萬“私房錢”與弟離婚，為自己謀福利去了。可憐命苦的弟弟至今仍“鳏居”、落落寡歡。
你瞧，真是屋漏偏遇連陰雨，船破又迎頂頭風。我自己雖已有三、四萬加元的積蓄，可那是一家三口在異國他鄉的保命錢。我的獎學金最多只能維持到九四年八月，兼課也賺得少，尤其是畢業後毫無就業希望。妻到溫後吃了半年失業救濟，學了個秘書專業，好不容易找了個工作，天天被華人老板呵斥，熬了三個月又辭了，然後一直到九四年初夏也只能斷斷續續地打點零工。好在我冒險投資終于柳暗花明，在我才薩城返溫之前，妻按囑將上漲的股票全部抛出，結果淨賺了兩、三萬加元，我回家後旋即給父母寄了點錢，打理各種關系，後經全家族成員的大力支持，弟弟終于九八年初將大部分債款還清，還恢複了工作，領一半薪水，直到現在才完全走出工作、經濟方面的層層陰影。此時此刻，我也想到了你可愛的小妹，她一切可好?
今天大年初一，晚上薩大在溫的校友舉行會餐，原想別後多年首次去湊湊熱鬧，但妻要上班，我和青兒都咳嗽不止，來兒要做作業，只好作罷。其實，今天給你寫了這麽多文字，感覺與你非常親近，遠比任何其它的過年方式都令人惬意。
2月6日，星期日
昨晚發燒流虛汗，輾轉難眠。今晨一量體溫，仍有低燒，咳嗽不止。但我不顧妻的體貼，仍堅持照常工作10小時，開車一百公裏。我想一鼓作氣，趕快完成自定的經濟指標，然後過“全隱半退”的生活。我現在突然開始覺得人生雖艱苦，還是非常值得留戀的。我怕自己剛剛可以享樂、過過安定、平靜、舒心的日子時又病魔纏身。這也許是上天的好意，我一生中每當快活得得意忘形時，總是給我增加點病痛或其它什麽大煞“情”景的事。我的人生好像有個規律，每隔兩、三年都從低谷走向一個波峰或從一個波峰走向一個低谷，這種頻繁的、呈正弦曲線的周期性變化，決定了我的人生可能豐富、充實，但成就終是不高。唯一令人慰籍的是，我沒有虛度年華。
九三年年底順利通過博士資格大考，投資股票初戰告捷後，我一邊開始撰寫博士論文，一邊繼續開掘生財之道。這兩件事同時進行不悖，熟悉我的人都感歎我精力充沛，其實我只是按自定的“活著拼命幹，死了算玩完”的原則生存，對絕大多數留學人員來說，這兩件事任何一件都必須至少付出全部的時間和精力。好多人最後未能拿到博士頭銜，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為要掙錢而太“分心”。
手上有了近七萬的積蓄，我想以“投資加自住”即可攻可守的原則買房，我大量收集、分析溫市房地産行情，也看了許多房子，終因銀行看我無工作、妻無收入拒絕貸款而作罷。此路不通，我又開始轉向我其實並不太明白的股市。九四年年初，我在報上看到一個加方小型投資分司在安徽與中方合資興建行動電話網的小廣告，我立即意識到電訊在中國的前景異常廣闊，便打電話給這家我後來將其譯為“最曠達”的投資有限公司”，了解情況後我先壓價直接從公司總裁麥辛吉先生處買了一點股票，一個朋友得知後也隨我跟進買了一點。為謹慎起見，我要求見見總裁。我的目的達到了。我不但親自調查到該公司並非完全騙人的皮包公司，而且推銷自己也見到了成效。麥辛吉抱怨說公司的中文宣傳資料見報後買股票的人仍不踴躍，我便自告奮勇一試，結果因我措辭得當打動了讀者，一下子使股票明顯呈上升趨勢。麥辛吉大喜過望，當即決定改讓我翻譯所有的文件資料，還請我替公司提供咨詢服務，負責公共關系事務。我一方面索要高價的翻譯費(四個月內僅此一項零星額外收入近八千加元)，一方面帶領一批熟人入市，從而使股價節節攀升。唯利是圖的商人麥辛吉把我當成搖錢樹，不但給我專門裝了全北美免費的長途無線電話，還按行情中最高的比例准時用比市價低幾倍的股票形式給我咨詢費。我因自己堅信股票會不斷上漲，幾乎把全部理想和熱情都發揮出來，曾經在溫市內僅用了三天時間就替他集資十幾萬。在市面上，成批的散戶爭相入市，小小公司一時成了北美有錢華人的寵物，記得洛杉矶有個大華商要高價收購總裁手中的全部股票，結果因麥氏太貪未能成交，我也隨之失去一個可賺40萬加元的機會。
在替最曠達公司工作時，覺得自己對股市的有關知識、經驗、技巧都遠遠不夠，我就虛心請教我台灣來的經紀。他建議我看看有關的書籍。我毫不猶豫地放下手中的古代浪漫文學研究，仔細研讀有關北美股市運作方面的英文原著。我逐漸發現狡猾精明的猶太人麥辛吉一方面竭盡全力推銷他的公司“業務”，一方面卻在另一白人專職推銷員的配合下大量出售手中的股票。我意識到他完全是在利用我出貨，我便主動給台灣經紀好處，讓他配合我在股市上與麥氏暗中鬥法，因為我自己不願虧蝕，也不願看因我而入市的華人散戶吃虧。就這樣，為了收高股市即欺騙股民，麥氏常常被我“逼”著將本已按較低價售出的股票又以較高的價買回去。在炒作過程中，我盡快抛售他應給我、但尚未給我的低價股。有一次，他面色鐵青、旁敲側擊地勸我不要帶頭抛售手中的股票。我相信他雖可電腦跟蹤分析，他並不能絕對肯定是我從中“搗鬼”，便說市面上出現敵意對抗並不奇怪、也沒辦法，只要把股價推上去就行。我本想效忠于他，但看他“只准自己賺錢，不准別人賺錢”的搞法太自私了，他不“仁”在前，我“不義”在後便無所顧忌了。
當時，加拿大正在修改投資稅法，我便趁期限之前幾乎將凡是贈我的股票以類似“賣空”的方式全部抛出。短短三、四個月之內，我大約淨賺了八萬加元，包括翻譯、咨詢及股利等與“最曠達”有關的所有收入，其中一萬元是我在十分鍾之內打完一個免費長途電話淨賺的，另有八千是我三天之內因業務集資所得的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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