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初戀：一個知青的海外生涯》本是我用自创的日记式书信体所写的自传或回忆录，全书分上下两集，上集是写给初恋的，于2000新年前后一两个月之中草成；下集则是写给初爱的，于2020底一个月内完成。该书在新冠疫情的高峰期间匆匆出版，未曾想成了我的“种子小说”：其后出版的英文长篇小说（DETACHING《出走》,THE TUNER《调音哨》), 数十个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集FLASHBACKS《倒叙》，以及即将出版的英文三部曲PARADISE REGAINED《复乐园》和散文集RETURN TO THE ROOT《归根集》，都是《致初恋》的英文衍生作品。现在此分期贴出，与其为了分享，不如为了存档，算是俺曾活过的见证，也算是把自个儿上传到网络空间或某个平行世界吧。
作者：袁昌明； 出版社：温哥华太平洋诗歌出版社；出版日期：2021年；体裁：日记式书信回忆录；字数：28万；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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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集: 致易明
第15封信
這幾日我和青兒的病症完全一樣，看著我們爺倆在家爭先恐後地咳嗽、打噴嚏，比賽流眼淚、擦鼻水、發燒，真叫人哭笑不得。我們一家四口人體質都很弱，相較之下，妻和長子稍健，我與幼兒稍差。關于我和青兒的抵抗力誰高誰底，再過幾天可見分曉，就請你能給我們父子做裁判吧。
記得青兒兩歲半以前從未生過任何病。可是九五年辭工後，我和妻都很辛苦，她每天獨自帶孩子、做家務；我除了細心揣摹薩大主考官的立場、觀點及要求不停地反複修改、打印論文，還要掙錢養家。那時從中國出來的留學移民幾乎清一色都是白手起家，有工作、有“鐵”飯碗的每天擔心被老板炒鱿魚；沒工作的人最怕靠取存款度日。我微薄的失業救濟不多，交完房租、吃飯、加油的錢都不太夠，我不得不想法給幼兒再掙點兒尿布錢，一個月要花上百加元呢。
十月下旬，我找機會一個人只花了兩個星期就翻譯了三千加元的公司資料，因是天津貿院王姓老同事拉的活，我們三、七開，分給了她九百。又一次嘗到腦力勞動價值高的甜頭，我本想成立翻譯公司，可是一來我不會搞市場，二來我更不願去花錢上課考加國的中英翻譯執照。對我來說，要我這個教授級的翻譯去考執照簡直是對我的教育經曆和學養實力的莫大諷刺！我認為自己給加國的在校中文翻譯老師當先生還綽綽有余，被逼去給他們當學生完全是一種教育、文化上的歧視行為，或者說簡直是一種侮辱，因此我甯願不要這種合法的執照。十一月我根據報紙廣告應聘同時為兩家私立專上學院教“托福”課。因我的實力雄厚、名頭響(“英文博士候選人”)，當地最大的中文日報之一、香港在溫新辦的加版《明報》邀請我撰寫專欄文章“托福講座”。我前後寫了大約十幾期，後因改版停刊才作罷。到了九五年底、九六年初，因我的教學態度好，實力雄厚，又關心學生，頗有師德，經熟人、同學介紹已有了十位左右的“托福”或英文私塾門生，雖然一個月內大約只工作了二十小時左右，收入卻超過我打工的月薪。在此期間，有兩位學生值得一提，因為他們對我此後的工作乃至生存方式都有一定的影響。
一個是台灣來的留學生，姓趙，年二十六、七歲，當過兵，個小，自己承認從小到參軍一直是個“小混混”。他是我在哈佛學院任教時的學生，因嫌學校進度太慢、洋人老師磨洋工，主動請我給他個別突擊輔導，結果上了大半年課，他幾乎從一個英文文盲水平(托福初試不足400分)提高到專業水平，于九五年夏以647的高分托福成績進入屬于美國常春藤大學之一的布朗大學。他當時因與我年紀相差不算太大，和我幾乎成了朋友。他學我背字典，按我的方法自學為主、補習為輔，居然是“浪子回頭金不換”，變成了一個“大器晚成”的人。大約是九六年初，他從美國首次打電話來給我拜年，說他學習很緊張，但仍然靠我給他的那套東西替別人補習“托福”，以此賺點煙錢。他表示非常佩服我上托福的本領，建議我多收些學生，並說台灣有許多“托福”名師每年的收入不少于一般的小生意人，如開補習學校更能與一個上好的生意相比。我當時告訴他，我一邊教托福、替人補習英文，一邊准備博士論文，畢業後還是想找工作。
另一個學生是新加坡華人，比我略大幾歲，個小，健朗，膚色微黑，稱李小姐，初中文化，靠自己白手起家，成了新加坡中型化妝品進出口及生産公司的老板娘，英語口語非常好，但筆頭、文法較差。因在加有房地産，每年回加在社區學院學幾個月英文。幾次接觸後，我對她非常欽佩她靠自己的真本事白手起家創業有成。除了教、學英文，我們在一起有時也偶爾拉幾句家常。她是一個非常正派的女人，對男人頗有戒心，她不象其它學生讓老師到家中上課，而是安排我在她親戚剛剛投資蓋好的高級旅店或住宅去上課。有一天，天氣頗冷，新裝的暖氣未全開，我們都感到很冷。快結束時我們又聊了起來。她提到她本有丈夫，是一個電氣工程師，在赴台工作時包了二奶，因此，她與他雖名為夫妻，實已仳離多年，近幾年面也未曾見過。她說著說著難過地流下了眼淚，說男人都是好色之徒、無情之輩。我一時沖動，本想替她擦眼淚，剛擡起胳膊突然意識到我有妻，盡管我與她常常鬧得很不愉快，盡管我對她感到很不滿，但我在內心還是愛她的，不願做出可能導致家庭破裂的錯事。因此，我呐呐地說了幾句不痛不癢的話，並沒有起身去為李小姐拭淚。我非常同情她的處境：事業上成功了，但沒有家庭，沒有愛情。在我給她每周上兩次課的幾個月裏，我在心中常常把她看作月姐、霞姐式的女性，因為我在她那仿佛能獲得了某種保護。但我始終止步于對她的好感、甚至是依戀之情。我知道她非常有戒心，而我覺得她對我的戒心不啻是一種侮辱，因為我對她的好感、同情甚至依戀並非因為她有錢，而是我在情感生活上因妻的曾經動心而需要理解、同情、甚至保護。如果她以為我是看中了她的財産，那她根本就看扁了我。我當時的確需要一位“大姐”，但我深知這位大姐只能、也只應是第二個霞姐，絕非第二個月姐。我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人可窮，但志不可短。
我父母家為什麽幾十年來一直倍受貧寒的壓迫呢? 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媽媽娘家家大口闊，二是父親一輩子樂善好施，三是荊州的人情太重。我爸媽同為領薪的國家幹部，工資雖然不高，但養好兩個兒子應不算困難。但我媽媽有兩個本屬胞親的窮娘家。她養母這邊全是偏遠農村的窮親戚，雖支援不多，但即使略表心意也很費錢財。將養母、養父養老送終後，我媽媽又轉而盡力支援她在偏遠農村的生母一家。我的親外祖母因夫早死再嫁，一家共有十幾個人，僅孩子前後就有十三個，最小的比我還小兩歲。媽媽年輕時，其繼父早已失去掙錢養家的能力，長期在家臥床養病，大舅因母改嫁不認繼父，而且自顧不暇(他七十年代初因貧窮貪汙而投河自盡)，二舅十歲就辍學開始務農，挑起養家的沈重負擔，二姨從小被送給別人，其它一堆年幼的舅、姨都張著嘴要吃飯。很講孝心的媽媽盡可能地克儉自己，把擠出來的每一分、一毛錢都拿出來貼給娘家。記得在八寶區時，機關食堂打牙祭，媽媽如買下一盤肉或魚都要騎自行車趕十八裏地連夜送回娘家，而我們自己卻吃青菜、蘿蔔。這種窮苦的家境直到七十年代初才開始緩解。七二年冬，我陪爸爸在單位過年值班，他曾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長大後找對象千萬別找娘家人口太多、關系太複雜的姑娘。”這話我後來雖未刻意奉行，但給剛滿十五歲的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也與我妻娘家的情況“不謀而合”。在此，我好奇地順便問一句，你娘家人口多、關系複雜嗎? 我記得也不是。
七十年代中期，我媽媽娘家的弟妹逐漸能夠自食其力，母親的壓力稍稍減輕，可父親的樂善好施又逐漸發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我爺爺是漢陽鄉下人，二十六歲病死時我父親剛出世沒幾天。祖母守寡，獨養兩女一子。我父親十三歲那年冬天，年僅三十幾歲的祖母因病無錢醫治，痛苦難當，半夜趁孩子們熟睡時，只穿著單薄的內衣，自己偷偷爬到廚房將頭伸進水缸自溺而亡。自殺前還將自己的衣服盡可能的改留給爸爸及兩個姑姑穿。每講到此，爸爸就為偉大的母愛感動得涕泗橫流，而我也為此覺得哽咽。父親十三歲成為孤兒開始獨自流浪。有一次生病發高燒，他爬向一個泥塘，自己挖冷泥敷身子降溫，諸如此類的悲慘事等到共産黨奪取政權讓他參加革命工作才完全結束。以他的出身與經曆，父親的樂善好施是有深刻的“階級根源”和感情基礎的。在我的記憶中，他曾經脫下鞋子給乞丐穿，自己光著腳上山下鄉到農村蹲點。他身上哪怕還有5分錢也一定要施舍出去。有次領著我在武漢治眼睛，他把口袋裏的五毛錢車費全給街角裏的乞丐，拉著十二歲的我走了好遠好遠。八十年代中期搬到荊州後，他常常逢年過節從家裏把錢“偷”出去私自請乞丐們一起下館子，弄得自家人缺吃少用。他總是抽最劣質的香煙，好一點的香煙總是留下來敬人，而且一只連一只地敬，因此有些愛占便宜的人就常到我家來過煙瘾，抽個痛快，他最後因缺錢吃飯，只得于1978年戒煙。他異常勤快、幹淨，下鄉蹲點或出差，常常為下級洗衣服、疊被子。人常稱他為“袁菩薩”。媽媽常說：“你爸爸在外面得了個好名聲，可把自家人弄苦了。”他如此不能自控、常年累月地樂善好施無疑使我們家越發貧寒，也給可憐的母親帶來了數不盡的憂愁。
荊州人，尤其是我最熟悉的松滋縣人，似乎特別講究送禮。每逢節慶假日，上下級之間、同事之間、親戚故友之間總喜歡你來我往，送東送西。我爸媽一生奉行“甯可人負我，我絕不負人”的做人原則，除了在工作上、處事上克己奉公、克己讓人，在送禮方面也是如此。爸媽如收人兩元的東西，一定要還人三元；收人十元的東西，一定在還人十五元。這樣總是超額還禮，到最後用媽媽的話說“又是一個大洞”。因此，我從小對那些例行公事式的、虛情假義的人際往來深惡痛絕，也對松滋人的這一反理性陋習深感無聊、憤恨。
三座使我家貧窮的大山從小壓得我們擡不起頭來，負債累累的爸媽好不容易于八十年代晚期還清所有債務，九十年代初因弟弟下海蒙受巨額經濟損失又使一家人愁雲慘霧，本只想、也只善于求“功名”、做學問的我，每時每刻都深感賺錢的壓力。無論是為我自己的小家在加國生存，還是為父母弟弟在中國翻身，我都必須去忘我地去掙錢。錢，是當今全世界公認的成功標法，也是日常現實生活中必不可缺的東西，更是高雅精神生活的物質基礎。
也許是因為李小姐對別人的戒備或失望，也許是因為我自己覺得受到某種誤解或屈辱，我對她“霞姐式”的依戀不久就隨她返新而風吹雲散而再無聯系。但她出生貧寒，受教育不多，卻十分耐勞能幹，尤具商人的精明與智慧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幫助了我，也“保護”了我。她說話不多，只言片語地提醒我注意英文補習的市場商機雖然有限，但事在人為。她勸我一方面盡可能多收學生，一方面盡可能壓低開銷。她給我提出了一個因地制宜、很適合我心態、性情的好主意，即辦“流動的”英文補習學校。大溫地區港台有錢人新移民多，其子女和許多國際學生都需要優秀的教師為他們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服務。換言之，溫市有許多華人子女要補習英文。考慮到城市太大，居住太分散，集中租教室辦校固可冒風險賺大錢，但租金、管理費用、辦公費用、廣告費用、人事費用等開銷大，生源並非絕對穩定可靠，從而會有尾大不掉的拖累，不如以學生自家為教室，就近組辦家教班更簡單有效。我覺得這個建議正合吾意，操心最少，費用最低，一個班僅需一個白板或若幹彩筆，真可謂薄利多銷，開、停方便。可是，這種不靠廣告，只靠口碑，不靠吹噓，只靠實力，不靠形式，只靠效果的硬打硬拼的方式並非人人能做到，個個能成功。我只有摸索著往前走，爭取在補習學校林立、私立專上學院多如牛毛、補習老師比學生還多的大溫市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我在國內下過鄉，插過隊，當過吃盡人間苦的“知青”；在國外我也打過工，賣過血汗，做過流盡心中淚的“苦力”，現已年近不惑，就業前景暗淡，妻小要靠我養活，我在人生途中又陷入背水一戰的境地。
以我幾乎是自學成才的經曆及加國正宗英文博士生的實力，加上我豐富的教學經驗和獨特的性格特征，我很快成為老板的“搖錢樹”，也受到學生及家長的好評。但我任課的世紀管理學院的老板、台灣人李姓博士經常在背後謾罵、挖苦大陸讀書人，說我們沒有他連一口飯也吃不上。對此，我耳不聽，心不煩。可是他對我說話不算數。我教了三個月，于九六年初，學期結束後就沒再去了。他當初曾說，班上開班時僅八個人，若超過十個就將我的時薪從20加元升到22.5元，可是我班上的人增至14人他一分也未給我加。我平生最討厭食言的人，覺得他為人太差，辦學如開店(台灣人稱此類學校為“學店”)，我只好退而遠之。等到離開世紀管理學院時，有幾個學生請求我私下再單獨替他們補習，這對我來說當然正中下懷。
海外華人似乎特別注重外表、排場、衣飾等在我看來非常庸俗膚淺的東西，我的衣飾、汽車曾受到過好心人的挑剔，我廉價租來的陋室當然在有錢人眼裏也慘不忍睹。為擴大生源，便于教學，我在沒有任何就業前景、即沒有任何穩定收入的情況下決定買房。我想如多付首款就可少交利息；如能有租客，再加上把房子當教室或教學中心，一省一賺，可攻可守，非常合算。九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淩晨一點，我經過廣泛的調研考查及十分艱苦地討價還價之後，終于以24.7萬加元成交，買下了我一生中第一幢、在各方面都滿足我的要求的別墅型“獨立屋”，也就是我現在仍在居住的房子。這個房子意義重大，它標志著我一生中最近、最好、也是最大的轉折點。對于北美人來說，買房是每一個人夢寐以求的最大家事，這既需要經濟實力，更需要膽略、眼光和智慧。溫市是全加房地産最昂貴的城市，也是全北美最昂貴的城市之一。下決心買已是一件大事，能否買著更是一件大事。我無固定收入，妻無收入，銀行均不願貸款。我便通過貸款經紀給我在全市找，終于找到一家小信用社願意冒險給我貸款，為了滿足我事先訂下的有關地點、房型、價位、再賣前景等各項要求，我象尋找你一樣費盡了心思與周折。四月的最後一天，我只身一人接管房子，獨自在自家住了頭一夜。
這一夜使我久久難眠。一方面我感到三個月的努力沒有白費，終于順利辦完各種手續買下了最適合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我也感到自豪。從1989年開始原始積累，
我在經濟方面多年來獨斷專行，不顧妻的反對與數落，攢下了足夠的首款。這證明我在家庭計劃與發展上所作的一切決定都是對的。現在從中國農村一個地地道道的“貧下中農”、無産階級分子一舉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地主或房東，我的奮鬥精神、適應能力、意志與魄力在短短七年裏給我帶來了大多數本地白人一輩子也難獲得的成功。房子在北美是有産階級或中産階級的象征，也是房主的獨立王國 —— 我有權叫警察驅趕任何闖入我財産禁地的、或不受歡迎的人！大多數中國留學人員即使剛剛找到好工作也沒有這個實力和膽量在溫市這種城市置業，我一無工作、二無生意、甚至還沒拿到學位已在經濟實力上比我的導師們都過硬。為了怕妻懷疑我懷有二心，即為了讓她放心，我不怕麻煩、不顧稅務上的虧損而將她同時在法律文件上列為房主。與此同時，我也感到巨大的壓力。分期付款對有固定收入的雙職工家庭來說在經濟上、心理上都是一個最重大的包袱，對于我，更是一個沈重無比的負擔。我不但要養老婆、兩個兒子、車，還要獨自面對還放貸的挑戰。
九六年五月一日，當你正在國內享受“勞動節”時，我請學生幫忙搬入了新居。房子坐南朝北，處于甯靜、安全的街區中段。地皮面積比溫哥華市標准地(33英尺×122英尺)略短，有後巷，前有圍欄、草坪，後有大陽台，可眺望山林風景，小停車場同時可泊六輛車，而我以前曾因無地停車被拖車、罰款多次。房子分兩層，上層三室一廳，廚房、廁所非常寬敞，其中一個大寢室用作我的辦公室兼教室；樓下有2/5在地面以下(北美獨立屋通常都有地下室)，共兩室一廳，另有出入口，廚、廁齊全，還有鍋爐，供暖供水供電等各種設備，陽台下是洗衣房兼儲藏室，外帶兩個有頂的露天泊車位。樓下續租給一對洋人中年男女，每月所交租金幫我們還一半當月的銀行貸款。租客非常好，草坪由他們替我打理，連垃圾也主動替我們倒，有外人來還自覺為我們守護房産。不象絕大多數初買房的中國留學移民，我們一進屋就住在主樓，而不是住地下室將主樓出租以房養房。多年來，每當朋友談及我這個房子，都有人說：“倒底是博士的腦子，幹事就是漂亮”。對此，妻感到非常高興，但用我自己巨大的內心壓力換來妻小愉快的笑容，本是我作為人夫、人父的責任，你說是嗎?
2月10日，星期四
昨晚非常高興。一是我通過登廣告終于找到了新房客，是一個電影演員，西皮士之類的洋人音樂家。空置兩個月的一間屋子有租可收了，從而暫時驅除了一個小小的心病。第二是我今年第一個家庭英文教學班(即“家教班”)，也是我第40個類似的小班正式開辦並當場收全了當月的學費，按國內說法，我這是正月初五“開門紅”。
第三件使我既喜出望外又百感交集的事是，妻等我下課半夜回家上床與我情意纏綿，突然半真半假地主動說：“我知道你有一個夢，我想讓你圓這個夢。”“什麽夢?”“我今後允許你與易明過一夜。”
聽了此話，我一時竟感動得無以對答。我不知道其中的道德、社會、家庭、倫理等各個方面的含義如何，更不知道你的思緒和情感怎樣，但我深知我的妻現在又變得象當初一樣可愛，甚至更可愛了。我非常感激她對我的理解與同情。我說自己的“小資産階級情調”太嚴重，生命中有太多的“封建糟粕”，情思中有太濃的“舊中國文化之沈澱”。你和她都可以痛罵我異想天開、腆不知恥，可是我無論怎樣也擺脫不了這雙重的愛。我愛妻，也愛你。我對妻說，“其實，易明並不象你是一個敢想、敢愛的女人(其實妻也不是)。我只是有時暗暗希望今後有朝一日，在請求你的應允後，吻一吻我的初戀情人。”“親嘴沒關系，你去親易明好了。”可是，你想、你願意、你敢讓我象二十年前那樣與你長吻不醒嗎?
如果說眼下我能與妻重度蜜月全賴你的成全，那麽九六年初春我與她相愛如初則全因我們的感情有了一定的生活保障和物質基礎。我知道妻絕不是一個真正勢利、輕浮的人，她只是不適應、不喜歡貧窮與艱苦而已。經過一番努力，我雖無正式工作，但同時在幾個學校兼課，又有自己的私徒，每月的進項不但已接近、幾乎達到中等水平，而且還比較平均穩定。當然，我整天東奔西跑，非常辛苦。為節約時間，盡可能地多賺錢，我飯在車上吃，屎在家裏拉，每天晚上到家我都餓得發慌、又憋得要命，有時還一邊進食、一邊如廁，讓妻看得直好笑。我常想，太忙的人是賺小錢的人，不忙的人是不賺錢的人，忙中有閑、閑中有忙才是賺大錢的人。我與上市公司、股票市場脫節，沒有賺大錢的機會，現在只能走拼命苦幹的路子。此所謂“大富由天，小富由勤”。
稍稍得意，我又想讓妻添丁。從小孤獨缺愛，我喜歡有自己的大家庭。妻不工作，在家兩個孩子一起帶，人雖辛苦，但效率較高。尤想到我生青兒、來兒都是靠吃中藥幫的忙，我渴望有個百分之百的“自然孩子”。經過動員，妻總算同意了。不久，妻居然有了身孕，可惜十周左右後發現胎兒並未繼續長大，結果醫生推斷胎死腹中，在萬般無奈、無限遺憾之中只好又讓妻做了人流。這大約也是九六年春的事。
到了初夏，薩大來函通知我說本校及外校主考官均已簽字同意讓我准備進行口頭答辯。我在溫匆匆准備了一下，又乘長途“灰狗”汽車到薩城住進老孫家。答辯場所的布置及所有人員的穿戴都十分莊嚴，其過程卻比我想像中順利得多。在立論觀點、論證方法及論據闡釋等與內容有關的重大方面並未遭到本校主考官勞德雷教授的故意刁難。事實上，他們對于我有某種彌補性的高擡貴手的做法。在文字、語言、修辭等形式方面，也沒有人提出批評。記得我在進行碩士論文答辯時，有個教授說我每頁有兩、三個文法(實為修辭)錯誤。換言之，一篇百余頁的論文竟有兩、三百個“文法”錯誤。他曾說：“我知道英語是你的外語，但在英文系，不管你從哪兒來，也不管你以前受過什麽教育，我們對文字水平的要求不能降低。”聽完這話，我當時臉一下子漲得通紅：我為自己的低水平感到羞恥，我也為這種不公平的要求感到憤怒。我的導師面上也很不好過。這次寫博士論文，我投機取巧，在文字上下了不少功夫，考官們無錯可挑本是意料之中的事。唯一讓我當場認錯的一點是，一個女考官指責我在文中有使用“性別歧視語言”之嫌，比如我在談與詩人有關的理論問題時，常常僅用“他”、很少用“她”來替指詩人。女考官象大多數屬于女權人士的教授一樣為此很反感。我表示答事後立即解決這一我早有預感的難題。答辯進行了將近兩個小時，三個主考官與我的導師及系研究生主人背靠我討論了一番，然後通知惶恐不安、十分興奮的我回場，並對我宣判：“本答辯委員會一致建議薩大正式授予你哲學博士學位。”讀完判詞，勞德雷教授熱情地伸出手向我道賀，並成為我一生中第一位稱我為“袁博士”的人。返溫不久，我按答辯委員會的書面意見最後修訂全稿，請我的朋友、薩大社會學系宗教授代我裝訂四套給薩大，按慣例將其中一套給主導師，一套留系資料室，一套交薩大圖書館，一套送加拿大國家圖書館存檔。我在扉頁上同時用英中文寫下如下字樣：“獻給我的父母親袁宏啓、劉瑜”。要知道，我至少有五十次想棄讀博士學位，因為它實在太難拿到手。一篇文學博士論文實是一部皇皇專著，寫起來太耗精力。我每一個字幾乎都是搜腸刮肚刨出來的。不太懂文科的數學博士生老孫曾開玩笑說：“昌明就象盜古墓的小毛賊。千百年來，古墓早被曆史上的巨盜偷得片瓦無存，你現在還要挖地三尺想再刨出點磚渣什麽的，真是難為你了。”對搞古典文學研究的人來說，老孫的話簡直字字生動、句句屬實。另一個使我常常産生放棄的念頭是，學銜是最高，卻一無用處。千辛萬苦得來的東西填在履曆表上不但不會為己增光，而且還會一眼讓人覺得“資曆過高”。除了能在大學任教；哲學博士在社會上不是恐龍就是無用的“白象”。我教洋人英文，工作一定會勝任愉快，記得在教學實習中我曾分別教過大學一年級及四年級英文專業的洋學生，每次結下課都贏得台下學生的鼓掌喝彩，此為明證。但我沒有機會，也不願去碰壁受辱。要不是為了我的初衷，要不是父母、尤其是爸爸的熱切鼓勵和殷殷期望，我很難在邊打苦工、邊賣命養家時堅持把論文寫完的。因此，我將碩士論文獻給陪讀的妻及來兒，把博士論文獻給生我養我的父母，也算是為了“光宗耀祖”、感念父母“望子成龍”之心吧。
九六年秋，薩大給我寄來正式的博士文憑和校友通訊名錄。在已獲正宗洋博士的物證到手後，我在枕邊終于向妻吐露出我已隱埋十六年半的秘密：我當初上師大報考研究生時曾做弊。我說，“這麽多年來我在學問上力求上進、力求超越同輩，目的之一就是向自己、向你、向世人證明我並非沒有實力，而當初的作弊行為實在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妻似乎無動于衷：“你本來就是一個會念書、會做學問的人。”聽到這話我感到非常舒心，長歎了一聲。我心想，為了沒能得到易明你，我“情”急跳牆，作弊而去；為了除去我良知上這一不為人知的汙點，我整整苦鬥了十六年半! 我還對妻說：“薩大英文系念博士，曆史上統計平均需時八年，而我在這麽艱難、繁雜的情況下一共只用了五年，連系裏的有關老師和研究生秘書都誇我真了不起。”你知道我念書成功的秘訣在什麽地方嗎?
我常常告訴我已上大學的一些學生們，在北美大學(文科)念書有四大“生存技巧”。一是“投其所好”(不輕易違背老師的學術立場、觀點，寫他們想看愛看又知之不多的東西)；二是“提前抓分”(切實按實際的分數比重分配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重點項目或作業一定要提前按要求准備好)；三是“趨花避刺”(與有關的老師、同學搞好人際關系，盡可能躲避那些“專制”型老師和愛搗鬼的同學)；四是“一稿多用”(用相同的資料寫出不同的學期論文)。我第一、第四兩大技巧用得很好，尤其是第四技巧我用得簡直出神入化、又天衣無縫。早在剛進入博士課程學習的初期，我就將博士論文大綱的腹稿打好了，然後按這一腹稿選課，每一篇學期論文實際上就是我論文的一個主要章節，等選課結束時，我不但已寫出幾乎是論文的五分之三的內容，而且還經過任課老師的“批評”掌握了導師、甚至預想到考官的反應。因此，我常得意地說，我並非一個十分聰明，但卻十分精明的學生。我並非一個非常優異、但卻非常成功的學生。把我的學習心得、成功之道寫出來，一方面是想讓你分享我的過去，二方面但願你告訴你的女兒或其它親友以備後用。
九六年夏秋之交還有兩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天津有位王姓大款的太太為了出國，便以給丈夫的胞姐當保姆為名來溫，其姐在川本有丈夫，早年出國後先後與幾個洋人同居，弄出幾個難看的混血兒後又被抛棄，後獨自打工養一堆“五顔六色”的孩子十分艱難，因此有計劃、有預謀地騙取她親弟媳的一萬元美金，使王太太偶然想起我這個她在國內打聽來的天津老鄉。聽完她的故事，我非常同情她的遭遇，更不恥她那為移民加國而“獻身”的大姑姐，便讓妻在家多照顧她，並在百忙中親自陪她到她姑姐工廠給她施加壓力、到中國駐溫領館活動並與警方聯系，終于在我的“窮追猛打”下幫王太太把美金如數追回。王太太夫婦可能認為我這麽做是為了巴結富人，因此長期以來總想支使我們，以致于我下決心與其斷絕來往。其實，我當初根本就不知道王家是“大款”，我只是同情不懂英語的她因幾個臭錢被富人摒棄在異國他鄉。更重要的是，她的外貌如日後妻所指出的那樣有幾分像你。我見過許多有錢人，所教過的每一個學生都是來自台灣的大富之家。我從來最看不起巴結人的人。妻有時一再堅持對他們示好，拉不下情面，每次被我訓得一楞一楞的。直到這幾天，她才對那些利用窮人愛巴結富戶的卑賤心理而支使別人、同時又不尊重別人的有錢人有了深刻認識。另一件事是，我自專門替富家子女補習托福以來的第一個學生僅一次就以高分順利通過托福考試，結果皆大歡喜。風聲傳出去，我的生源也就慢慢多了起來。在沒登任何廣告的情況下，我于九六年秋在家正式開辦了一個無限期循環的“托福應考班”(直到去年聖誕節前才結束)，同時在外也開辦了兩個“英文家教班”。到了九七年初，我已完全自立門戶，自己做老板，成立了“昌明英英文教學中心”。教室、辦公室就設在自家，還專門買了複印機，而傳真機、電腦及激光打印機等現代化辦公用品已在此之前逐一購齊。我對妻說，按計劃來，一年添幾件辦公用品，辦幾件事，這樣的話，我們的生活會芝麻開花節節高的。從此，我也不再過問妻怎麽購物，只是要求她月一次性開支超過50元以上、購買非食用品時給我打聲招呼。我因忙得吃飯、喝水、拉屎放屁的時候都沒有，一切家務自然就歸妻一人承擔了。
到了九七年仲春，我考慮到全家的生計完全靠我一個人不妥，萬一我天天出車碰到不幸，一家人生計無著，房子也會被銀行拍賣收回。考慮到妻不願再生孩子在家“賦閑”實是浪費人力，她又懶得找工作，也找不著，找著了也保不住，根本不適合替別人打工，我便決定買個適合妻一人打理的生意做。經廣泛調研考查，根據自己的經驗，我知道買十萬加元以上的小生意有八、九分賺錢的機率；買五萬左右的生意有五、六分賺錢的機率，買三萬元以下的僅有三分以下的機率。但只要有眼光，三萬以下的生意也能賺錢。我們有位趙姓朋友，他們夫婦以一萬五千加元買下一個咖啡店，後經兩人精心打理，每月淨入達三千以上，幾年後標價七萬還有人搶著要。我不信我就毫無生意眼光。五月初，我只身一人抽空看了一家自助洗衣店，當場就交訂金以2.85萬加元成交。半月後辦完一切手續，我一天之內將妻從家庭主婦變成了老板娘。
在加國，我和妻的生存方式實際上是令人滿意的。我是在家辦公的自雇或自由職業者，用國內術語，可被稱為“教育個體戶”；妻則是小生意的老板娘。據前兩年多倫多市一項民意調查結果，絕大多數被訪者都認為“自雇小經營者”是最應受到社會尊敬的人士，我們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技能、知識和體力自食其力，不但不依靠社會，發展得好，還可能對社會大有貢獻。據統計，加國絕大多數受雇者都是從中小工商業實體領工錢交所得稅的。我一直不想發展，一來考慮稅重，二來想省麻煩。洗衣店共有十一台水洗洗衣機，七台烘幹機。妻會縫紉，我替她買了縫紉機替別人改衣。再加上代人幹洗、水洗等服務，一月剛開始除去水、電、租各種費用，淨入僅一千四、五百元。與打工的收入差距不大，但更辛苦。每天早9：30開門，晚上6：30關門。家中僅有一輛車，因要自己照看一個兩歲多的兒子，我常常安排學生作課堂練習，以便自己偷偷趁機把青兒送到妻處接管或接她下班回家，這樣做時要分秒不誤地配合才兩不誤。她一回來就做飯、洗碗、做家務。我白天力爭在家一邊看孩子、一邊給學生上課，晚上就出車到學生家登門輔導，這樣收費才能高一些。
開店除了辛勞，還有心煩、肮髒、受騙、危險等苦衷。顧客大多很友善，但也有刁鑽、無禮、油滑的家夥。因為怕惹事，我們曾忍疼替別人陪了一百多元一條的高級意大利牛仔褲，盡管是幹洗店、並非我們水洗店的錯。最令人頭疼的事是機器老舊，常常停轉耍癞，洋人技術員每次來都敲竹杠，十分鍾的活足足要拖上半天間或兩日，以便多騙我們的工錢。我這人心不靈、手不巧，除了會拍拍打打、踢踢捶捶就無法可施，只得求人。妻常抱怨我連個釘子都釘不直。開了這麽多年車，自己動手修理的能力還是遠遠比不上工科出身的人。有次我想下決心自己換根皮帶，結果下下來又裝不上去，最後還是得請人幫忙。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對這些事實在沒興趣學，也沒時間，不如我多賺幾個錢請人更便利些。好在毗鄰的電器維修店後來易主，換成台灣來的劉先生，我們主動替他們翻譯，他則常常替我們修理。除了讓我們自買零件，他總是收最低的人工錢，有時甚至免費。
店裏的主要收入來源只有兩個，一是為一個慈善組織開辦的類似童子軍、少年宮之類的學校代洗運動衣、褲，二是替二、三十個男女或家庭均按一機四元收費的標准代洗衣服。這種服務包括洗、烘、疊、裝、送五個環節，最讓人哭笑不得的就是，妻整天疊別的臭男人的臭內褲、襪子和被子；我給她幫忙時也要替別的懶婆娘疊胸罩、褲衩等亂七八糟、叫不出名的婦幼用品。周末忙的時候，簡直把人累得暈頭轉向。每天兩人回到家裏都已萬分疲憊。因工作、習慣有變，我自妻懷上青兒就與她基本分床。我要麽睡沙發，要麽睡地板。人苦心煩，兩個人都怨聲載道，動辄發怒、生氣、相互指責，魚水之歡一個月也僅有三、兩次。
與時常遭搶被偷的雜貨店、餐館相比，洗衣店內全是笨重破舊機器，只有硬幣小票，所以本應是比較安全的。妻在店裏被偷過兩、三次。有次她趁沒人上了趟廁所，兩分鍾不到，辛苦一天的收入全被人偷走了。最令人怒不可遏的是，有一個夏天的下午，店裏只有妻一人在門口的櫃台後休息，一個年輕的洋混蛋闖進門來，擡手朝妻臉上噴辣椒水，然後趁妻灼熱疼痛難忍、雙手捂抹眼睛時竟將她拖向店內欲以強暴，妻雖力小，好在她一手拼命拽住機器，一手與他奮力搏鬥，同時高喊救命，最終使惡徒狼狽逃走。警察到場後直誇妻是一個勇敢的女人。我得知消息馬上趕到店裏，為自己無能保護妻而感到深深內疚，更為歹徒白天行凶怒火難當，我當時想，如果我在場，我一定會想法廢了他，但警察說再碰到此事也不可防衛過當。我與妻後來詳細研究出幾套應變方案，我還教了她幾手與人肉博的武術招式。這種暴徒當然屬于膽大的。還有好色無膽的家夥有時和妻套近乎、變相示愛，但妻說：“我可是有丈夫的人”，從而讓其知我而退。這裏我聯想到中國留學生中有兩個很值得注意且頗為普遍的現象。一是許多男女出國後拒不實講、或從不主動講自己在國內已有配偶甚至子女這一事實(這種人無疑想在國外尋花問柳、偷人找漢，或者想水漲船高，見異思遷)，另一個傾向就是個人的行蹤去向極少告訴別人，甚至友人也要等到臨別當日才略知一二(對此我至今也不明其中玄妙)。想到忠實的妻為保持自己的的幹淨曾與形形色色的洋混蛋打交道，我感到自己實在無能、有愧。昨晚妻還提到，一個她見過幾次面、來自上海的小癟三兩年前有次趁她不注意還摸過她的手，就跟你當初在宜都有男人偷看你洗腳一樣。古今中外，無聊、低能、有色膽沒出息的男人還真他媽的多。兩個兒子加上我，三個男人未能保護好全家唯一的女人，實在令人可惱。
九七年夏，經朋友推薦，我花了三個月時間將一本很厚的英文書譯成中文，于當年十月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題目為《鄧小平的遺産，江澤民的困境》。為紀念我英年早亡的爺爺，我是用他的名字發表的。翻譯此書的稿酬只與我一個星期掙的錢差不多，但我想借機逼自己重新打磨一下我的翻譯技巧。出國八年一直極少用中文寫字造句，我怕時間太長會把我親愛的母語“忘”了。事實證明，我的中文的確荒疏了。好多字已不會寫，好多成語、典故、詞彙、句型都想不起來。如果不是常常翻漢語字典，我的譯速可能快得更令人驚訝。不過，翻譯此書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想借此以知識、技能略表我的愛國之心。在我看來，西方傳媒界對我中國政府從來就是要麽神秘化，要麽妖魔化；而對我中華民族從來不是漠不關心，就是揶揄鄙視，因此在造成西方人對中國人缺乏正確的理性態度這一曆史社會進程中起到了至關重大的負面作用。我希望通過我的譯著，讓同胞更加了解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心態，同時也更加了解自己。只有知己知彼，雖不能戰無不勝，卻至少可好自為之。可惜這本書在大陸看不見，帶回去還可能被當成不友善的讀物。我聽我一個北京來的學生說，她舅舅曾在香港買了一本帶回北京，關心時事的中年人都很喜歡看。當然，他們不知道此書的譯者就是我。
我就像一個不斷吹氣的大氣球，終于有一天爆成碎片。但我倒下來並非由于病魔的折磨，而是意外事故所致。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照常在五分鍾之內“吃”完晚飯匆匆趕到一個學生家去上課。天下著毛毛細雨，路面很滑，視線不清，七點二十分左右，大約三、四十米左右的前方路口由紅燈變為黃燈，我為搶時間照例一踩油門從正常的市內最高時速60公裏加到70公裏沖過去，沒料到正前方一輛美國造的大面包車突然在黃燈下左轉，與我撞個正著。只聽砰然一聲悶響，刺骨的金屬聲好像猛然劃過我木玻璃似的神經，我一想“今天完了”便在刹那間失去了知覺。大約幾分鍾後，我隱隱約約覺得胸悶，呼吸非常困難，全身似已癱瘓，四肢及各部位好象都已被那道金屬聲刺得麻木一片，我一動也不能動，相信不久就會有人來救我。我等著，等著，呼吸越來越弱，我漸漸感到窒息，大約又過了幾分鍾，我聽到有人在旁邊用英語說：“Are you OK?”(你怎麽樣?) 我感到一陣慰籍，趕忙有氣無聲地答道：“O…K”。不久，救護人員到場，我慢慢睜開雙眼，發覺胸前的方向盤已連根斷裂。我被幾個人小心翼翼地從車中慢慢擡出來，四肢及脖子套上夾板、夾套，救護人員一邊替我輸氧，一邊催著趕快平著將我擡進救護車。到了醫院，醫生檢查我的全身，發現除了幾處青腫，並未見血，然後又拍片，也並未見到明顯骨折現象，于是讓我休息了幾個鍾頭，同時叮囑護士注意觀察，向警察了解出事的經過。淩晨一點左右，得知自己並沒有傷殘，只是感覺遲鈍、恍恍惚惚，我便自己乘公共汽車回家，進屋妻和兒子們都早已入睡，我對妻說出了點車禍回來晚了，然後便各自安寢。我想是我專門挑選的愛車救了我，是奶奶的在天之靈保佑了我。我安然活下來了。
2月11日，星期五
近兩三個星期，因咳嗽發燒，早已再次戒煙，也沒有出門跑步，一天到晚不是工作，就是寫信，晚上與妻講講“髒話”，暢談幻想。今天上午去看病，青兒和我都可能是過敏性哮喘性咳嗽，准備再約專科大夫看看。只要肺音清晰，就不必憂慮了，是麽，我的易大夫?
出車禍後的頭一星期，除了神志非常恍惚、頭暈眼花、頭腦遲鈍外，尚無其它明顯感覺。我匆匆租了一輛日産小車，仍然堅持外出上課，焦急地等待有關單位對事故的判決。後獲通知，錯完全在對方，我便長長舒了一口氣，如果是我的錯，將有一連串有累積效果的經濟損失。卑詩省汽車保險局急不可待地給我賠償了一筆錢，包括“車輛全損”費、兩周的收入損失等，後來有朋友說我太傻、太老實，我應該以“腦震蕩”為由至少敲保險公司三、五萬，但我不想賺這種錢，覺得自身無大損，經濟上不虧有賺，我很知足了。何況我還要按自己的計劃行事。
第二個星期，我開始覺得全身疼，尤其是脖子不能偏轉，一動就疼，晚上睡覺無論采取什麽姿勢也疼痛難眠，腰、背更是令人坐臥不安。開車尚能正常操作，但心理上已明顯有障礙，總覺得有把鋸子在不停地鋸著我本已麻木的神經。看看堅持不住，我急急忙忙地又買了一輛與被撞全毀的紅車屬同一型號的道奇牌美國車，但顔色是蘭灰色，無空調，裏數不足十萬公裏。這輛車至少買貴了兩千元，且買後給我們還添了不少心事和麻煩。至今我們還開著它。這是我買的第六輛車，也是唯一從車行裏買來的。因推銷員、車行做假騙人都是職業水平，我們又急著買同類型信得過熟牌車，只能自認倒黴。好在我後來幾經交涉，終于逼他們免費換了新電池及新啓動器。現在車是沒什麽大問題了，可我從此討厭任何推銷員，凡登門推銷者，無論生人“朋友”，我一概冷言打發或閉門不見。
自九五年我就一直希望父母能從湖北來加探親，結果加方仍然拒簽，又讓我爸媽從荊州到北京白跑了兩趟。花錢事小，浪費精力、撲滅希望事大。我對加國駐華使館這種勢利、虛僞、殘忍、無理的做法恨得咬牙切齒。僅僅因為我們是自雇人士，沒有響亮的公司、高額的工薪，他們便鼻子一哼，拒絕讓母子、祖孫相見。他們哪講半點“人權”? 連起碼的良知及同情都沒有。如果你有錢(如港台人士)，他們會派高官四處遊說，求爺爺告奶奶似的請你來加投資、來加移民；如果你口袋空空如中國“人蛇”難民，他們就用警棍、手铐先把你關進監獄再說。人世間是非常邪惡的，誰的拳頭硬，誰的錢多，誰就是真理或老大。
沒有辦法請父母來加，我便按原定計劃攜幼兒，在“八年抗戰”勝利後于九七年十二月上旬首次返華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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