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哥華情箋【連載-4】

溫哥華情箋

——獻給天下所有的初戀情人

[作者按︰這是一封真實的，以日记的形式，在我為生計日夜打拼時抽空分17次寫完的長信， 現在雖然人事心態，生活環境均有大變，我依舊原封不動地將其貼出，既為存檔，也為紀念， 更為忘卻。]

二０００年一月八日，星期六

易明：

我的青儿仍然发烧，几天没怎么吃，脸庞都瘦了一圈，夜里高烧不断，看见药就哭，要想再去看我们的家庭医生，刘大夫，还得等到下星期二。刘大夫和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中国女性，但属土生华人，连中文也不会说。她是大温地区最好的家庭医生之一，尤擅长妇幼科，本地电视台曾经专门为她开设过两年的专题讲座节目。加拿大的大夫属主流社会中的上层人士，年均收入在11万加币左右，这是去年的统计。加国的医疗体制非常优越，理论上每人都须买医疗保险，但低收入者、即家庭年收入低于三万加币的人可以免费享受公费医疗，高收入者按比率每年交保险费。在加国看病不需掏门诊、挂号费，凡需住院的病人也可享受免费治疗，吃住都不花钱，但买药要自己掏腰包，这种支出有的可以冲税，有好工作单位的还可以部分报销。因为所有医院、大夫都由政府拨款(在卑诗省，大夫每看一个病人可从政府处拿50加币)，现在加国紧缩开支，病床变得十分紧张，看急症也要排长队，动手术大多情况下要等半年至两年。所以，医疗体制再好，技术、药品无论多么先进，最好别害病。天津人有句老话：没什么都行别没钱，有什么都行别有病。

人常说，肉体的病有药治，心灵的病无医看。我觉得此话未必全对。比如说，时间可以让任何创伤愈合。但由爱所致的病也许只可由爱来医治。换言之，爱的创伤只能由温情来弥合。就是怀着这种理念我才在八一年初决定和谢明订婚的。我知道当时的她对我是比较爱慕的，而我在认识你之前也对她非常有好感，而且也滋生过爱慕之心。我和她并不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但总是知根知底。七四年九月至七七年元月下乡插队，她是县委党群战线干部子女知青队长，我是文教战线知青队长。五十年代初，我父亲还给她父亲当过“勤务员”，八十年代初，她爸又是我们全家的父母官。谢明本人也很有教养，和我们同年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分至四川宜宾市某军机零件工厂工作。她面貌娇好，为人诚挚。我的一个高中程姓同班同学是她的初中、小学同学，今年元旦期间和我通电话还质问我：“老伙计，谢明从小就是有名的美人胚子，心眼又好，你是哪根筋长错了，竟然最后没娶她?”(我这位同学也是我下乡的知青战友，前几年也来到加拿大，博士没读完就找到了工作。下周三，即元月十二日将经过温市从加东飞赴美国西雅图某软件公司任高级程序设计师，年薪约八万美金。)至于为什么没娶谢明，我在去年圣诞节期间与她本人通电话时作了初步解释，如你能耐着性子继续读我这封也许是世上最长的信，你会发现我后来的一切作为都与我对你的初恋有关，就这一点说，除了生命，我这个人基本上是你重塑的。

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或许就是撕毁了与谢明订的婚约。我对她一辈子都怀有内疚感，今生今世也还不清欠她的情债。好在她现在的生活应验了我父亲当时的一句话：“我看相(即相面)她今后一定是有大福之人。”她的丈夫是我下乡时接替我的第二任知青大队长，现在欧洲荷兰获博士学位后任美国一家驻欧公司工程师，年薪十万荷兰盾。他和谢明生有一子，今年十四岁，学习优异，英挺聪明，会讲世界上七种主要语言。她现在是一个典型“闲赋”在家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生活优裕而安稳。三年前她主动打电话找到了我，我本是一生无脸再见她的，听到女人讲家乡话，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说她能理解我，也原谅了我的背叛行为。我告诉她说：“我没娶你倒使你因祸得福，而我却少了许多福分。”现在每年我和她都会打一两次长途电话给对方，以表关怀。不过，这位老同学和她我都是至今十几年未曾见过一面。

谢明当初是在我“落难”，即我因在上海交通大学与那个混蛋徐姓的转业军人、学生指导员合不来而被贬分到我们那个山沟沟研究所时，向她妈妈透露出对我的心意的。就此而言，和她结为伉俪并非我刻意的主动追求，但一定会是恩爱、患难夫妻。如果你不能给我爱的满足，难道我也不能给她爱的满足吗?我父母非常喜欢她，尤其是我妈妈早已把她视为己出。谢明在千禧年之际也说她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做我妈妈的儿媳。她说我妈妈是世上最好的妈妈，最好的婆婆。父母欢心，双方情投意合，我于八一年暑假匆匆赶回湖北老家等她从四川返城。在一起我们当然有许多共同语言，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人事地理环境，共同的成长过程。我们计划等我研究生毕业后回武汉工作，再调她出川入汉，或者靠她父亲的关系先将她调回武汉，以便我离津返汉。我发现她本人温良、体贴、大方、能干。她家父母兄长也对我待如上宾、关怀备至，她说她最爱我的是从小诚实、聪明、有志气。我们没有如痴如狂的爱，但有的是温情脉脉、谈笑风生。

我们经常回忆我们当年是如何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离开父母、离开县城加入全国中学生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的。我告诉她刚下乡我因在校时过于高傲而非常孤立，后来我刻意向带队贺姓干部表现出我点子多、有组织能力，从而被指定增“选”为知青组副组长。我干农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受到经常偷偷观察我们的生产队长的高度评价。讲话发言，尤其是写批林批孔批周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文章，字句具佳，贫下中农说只有我才象个真高中生。后来，男女知青组合并成立林场知青大队，我又被任命为大队长。那时，我以非常人的毅力努力表现自己。我深知要(象张铁生那样被工农大众推荐)上大学，就必须注意听当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我父亲的话：想别人想不出来的事，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我无论伐树扛木、育苗种田，总是第一个上工，最后一个收工。逢年过节，我主动独自看守场部。有一次开荒，我手中连打了几个血泡也不直腰，等满手溢出了鲜血才被党支书看见拉下去包扎。还有一次，我当护林员时为救火奋不顾身，几乎被火墙压死。到了炎热的夏季，为彻底消灭毛虫，我又当机务员，又当抬机的喷药手(即粉状六六六有毒农药)，每天早晨一点起床，穿山越岭，十点左右等露水渐干时才吃早中饭，下午别人可以休息，我还要保养机械，准备药物，晚上则参加或组织“斗私批修”会，学党章，学报纸，自我批评。就是那个时候，我学会了抽烟，且抽的是贱的“红花”牌香烟(九分一盒)比一角五分的“大公鸡”还贱)。一九七五年我因长期心律不齐、风湿疼痛住院治疗三个月。医生当时误诊，私下认为我可能活不了几年就会死于风心病。在病床上获知我已被批准为全知青大队第一个正式中共党员时，我才刚满十八周岁。在申请入党期间，有同学的讥讽，有同志在背后捣鬼、有党支部各委员的种种考察，但我终于‘排除万难’，以我惊人的毅力，取得了党票——当时上大学最重要的资格。写到此，我多么羡慕现在的高中生，只要关在屋里温习功课就行了。他们竞讥笑我们这些为上大学几乎累死在山沟的工农兵学员，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

另一方面，我尽可能好好照顾同学们，让他们吃足、不受当地恶势力的欺侮。夏天，女同学们的宿舍外常出现不三不四的混混儿，我就伙同几个男生露睡在她们屋门前。为此许多女生家长都非常感激我。没有油吃，我趁在外地运送棉籽时偷回一袋芝麻，结果好心的带队干部叫我用大字报写好检讨让他偷偷亲自送给榨油厂领导。进出农场场部没有路，我就带领知青大队“业余”开山、冒雨筑了一条可以通汽车的我命名的“共青路”的泥石路。鉴于我们的杰出表现，我个人被评为全县的知青红旗手，我们知青队也被评为全县红旗知青队。我的先进事迹可从松滋县委有关宣传材料上推知一二。别人的材料由宣传部和大队伍採写，而我的材料是自己亲自撰写的(见附件)。

但尽管如此，我想方设法避免在“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正式决心书上签字。我的目的是要进大城市、上名牌大学，并作为红色青年干部接班——自己不得志的带队干部曾告诉我，如我留在本县，可能被提拔为县林业局副局长。但我想上大学，有更大的野心。我和当时的挚友曾密谋，我们为上大学可以苦干两三年，五年后如无希望就去组织犯罪，一旦天下大乱就揭竿而起。我的一个又横又楞的潘姓朋友还发誓效忠我，要跟随我‘打天下’，做我的“卫队长”，可惜因他心胸狭小，狂妄的梦想与残酷的现实不能调合，不久就精神失常，逢人便说：“我怕袁昌明。”我另一个很帅的同学非常欣赏当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他说他今后想当外交家，而我却常常谈毛泽东著作的兵法部分。现在看来，当时的思想与行为既可笑又可悲，还危险恶毒。你尽可以说我当时是一个十足的小两面派、野心家。不过，我现在觉得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一代人心身上的必然反映，并非完全是我们本人的疯狂与偏激。与此有关的时代及环境因素，我不想在这里与你谈。

有两件小事足以说明我是一个地道的文革式的两面派。我嘴里高呼毛泽东万岁，心里常常在逆反心理的驱使下高喊“反动口号”。我似乎同情林彪，认为老的不死，后人怎么上去?就是因为我内心常常和我嘴上的东西不一样，我最怕我会说梦活，尽管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还有一次，因近半年未吃到一块肉，我和一个吴姓同学偷偷把老百姓的一头猪崽宰掉吃了。我更是一个小野心家，越批林批周公，我越为林的失败而惋惜。我当时并不懂中国政治，更不懂高层的权力斗争，我只是欣赏一切靠个人奋斗成功的人，尤想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出人头地。记得当时我非常喜欢一个叫周红的女同学，她也可能随时期待我向她示爱，虽然两情相悦，我还是以极大的意志力抑制住这种情感。我认为我是一个要办大事、成大器的非常青年，不能象周围的庸人一样忍不住和女孩子打情卖俏、纠缠不清。即使当初我遇见你，我相信也不会舍下我的野心去向你求爱的。而同时也正在长江北岸下乡插队的你，是不是也被环境扭曲了心灵? 我知道你下乡曾有一段悲惨的经历，为了不让你自揭伤疤，不让你回忆起不愉快的往事，我以前从没有问及当时你是怎么‘被世人抛弃的’? 我也因此从没向你提及我上山下乡的种种经历。其实，经历不论多么苦涩，回忆都不乏一丝淡淡的甜美。

一月九日，星期日

早晨起床，发现温市又降了一场小雪，因怕开车不安全，上午就呆在家里，等雪化了再出车。温市是全加唯一的温暖城市，即使下雪，往往当日就可化尽。我是自己的老板，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实是一个自由的人。不管东西，只要有老板、有上司，人就失去了至少一半的政治及经济自由。

在感情方面，我和谢明的交往也是自由自在的。我畅所欲言，除了和她常常回忆下乡的经历，讲的最多的还是你。我象一个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每逢知己必谈易明。谢明似乎不太介意，她非常理解我，并说：“你这么念念不忘她，正说明你是一个重感情的男人。”听了这句体己话，我直言不讳地告诉她我曾对你是多么地钟情。那时我给你写了不少情诗，和你在同一本日记本上替对方写日记，这些东西你也许早已烧掉，或扔进长江了吧?

在717研究所那几个月里，我每分每秒都思念你，想见你。在子弟中学代课，只要要下课铃一响，我便走出教室遥望桥那边你所工作的医务室门前，每看见白大褂一幌，我都如醉如迷地伸长脖子，学生们看我发呆，常常过来问我：“老师怎么了?”我们每一次偷情似的吻，都让我留下梦幻般的诗。我们相处一共不过三、四个月时间，从见面到分手，我们总共只亲吻过几次，每次都让我热血沸腾，绮念横生，但我每次都极力克制自己，不愿亵渎你完美无暇的肉体，更不愿预支我新婚之夜应有的欢乐。我和你常常有些神秘的默契。记得我赴天津参加研究生口试回家，父亲劝我主动向谢明求婚而我断然拒绝，他一气之下竟然隔着饭桌打了我一巴掌，说我不知好歹，不可理喻。我当即甩下碗筷，不顾母亲含泪的呼喊，匆匆离家赶回宜都山沟里的研究所，希望一下车就能见到你，没料到你真的已步行几里远，在汽车站附近等着我。当时如果没有另一个人在场，我会一头扑进你的怀抱，诉说我的委屈。

我还向谢明谈到你的种种可爱之处。我说实在不懂你为什么真的忍心不嫁我而同时伤人害己，谢明的解释是，你爱我，但不那么深。我当时却自认为你是爱我的，而且爱得并不肤浅、做作，除非你如江似湖的泪水都是事先靠辣椒和药物刺激出来的，除非你写给我的诗句都是从国内尚未出版过的情书大全里抄出来的。谢明开玩笑说：“她那个明‘不识好货’，我这个‘明’非你莫嫁”。我问谢明，“你以前的名字不是叫一鸣惊人的‘鸣’吗?”她答道：“小傻瓜，我喜欢你这个‘明’，早就改了呗。”现在回想起来，我实在对不起谢明，我对她太残忍了。我吻她的时候，心中有时想的是你。我只顾自己喃喃念叨对你的爱，却忘了十九年前的她也是深深爱着我的。如果当初不曾见到你，我很可能对她也萌生出爱的激情，从而不顾一切与她喜结莲理，白头偕老。可是命运安排让我见着了你，并从此再也不会忘记。

谢明用她那纯洁的心、忠实深厚的爱，包扎了我心灵的创伤，但我毕竟不能用同等的心情回报她的眷顾。爱可以医治爱的创伤，但只可治表，不可除根。八一年八月底和谢明告别的前一夜，我和我终生最好的朋友郭健聊了一通宵。因他父亲也是县委主要领导，对谢明全家有偏见，坚决反对我娶她，而他自己则最后告诉我：“到底是好朋友，‘英雄所遇略同’，但我俩人初恋的经历可概括为：在地球的两个无名的小角落，在两对热烈的男女之间发生了情节惊人相同的故事。两个唯一不同的细节是，我和我的初恋情人睡过觉，尝过禁果。我拿到父亲的枪，但没能把我的情人骗上山。”我要从小立场当作家的他，把我们的爱情故事写进他的小说。他说这种情感太细腻，恐怕写不出。他虽然高中毕业十九岁就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第一篇小说，后来二十多年里尽管也发表不少作品，但终究未能写出我们的共同初恋。第二天凌晨回到家，看到谢明和我妈妈等了我一夜，我当时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因此感到深深的内疚和自责。我吃了早点，就搭上长途公共汽车到汉口，然后再转火车回天津上学。从那以后，我至今没有见过谢明一面。

我真是一个无耻的负心汉。与我同车到武汉的有一位罗姓高中女同学(她的姓名还是上次谢明打电话提醒我的)，我以前从未注意到她，因为从小晕车，每次旅行都感到生不如死，与她没有搭讪，但看到她端庄、矜持的神情颇有几分像你，便在武汉找老同学打听出她的姓名、地址。返回天津后我立即给她去了一封表示好感类似求爱的短信，但她从未回信，我也从来没把这事放在心上。要不是谢明重新提起这桩在家乡老同学中传说过的荒唐往事，我一辈子也不会想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多么疯痴、偏执!只要在我的生活中出现在某方面象你的女性，我都情不自禁、半真半假地要去追求一番。没有你，我实在不能独自活下去。除了你，谁也不能再真正完全占据我的心。一个疯狂的爱过别人的人，永远也走不出其初恋情人的阴影。为了忘记你，二十年前我忍痛退回了你的玉照，但你的芳容倩形早已成为我心室圣堂壁上的浮雕，每一次思念都象刀的雕凿一样使之更加凸显。

意识到我当时对谢明的依恋之情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我进一步想到，即使成婚，我多半还会背叛她，一定会做出许多令人尴尬伤心的丑事。我并不希望出现这种情景，我向往安稳甜蜜的小家庭生活。另一方面，我发现离开了她，没有地方去诉说我的委屈、痛苦和烦恼。没有女性的爱抚，我本快弥合的伤口又会感染化脓，即使我大声呻吟，人们也听而不闻。与其长期等待和她团聚，不如现实一点就地在津京地区找一个好姑娘安居立业。武汉太热，人也太野，等若干年与谢明在汉结婚成家，生活在父母故旧眼皮底下，实在是对我自小立有远离家乡独自闯天下之志的尖刻讽刺。如等她调入天津，两个南蛮子在北方无亲无友，别说发展无望，生存也难。天津地震后，到处都是临时建筑，我的老师、系主任都住地震棚，我和谢明将无以安身。思来想去，我终于打定主意趁早与她解除婚约，既在道义上可以解放自己，也不致于耽误了她。